2020年美國大選日已經臨近。本次大選是否會重演2016年那一幕：民調不看好的一方勝出，而民調看好的一方反而敗落？
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選前各種民調顯示，希拉裏將輕鬆擊敗特朗普，入主白宮。然而，後來的結果卻大出意外，特朗普擊敗希拉裏，贏得了大選。那些民調機構、民調專家和一眾主流媒體被無情打臉，羞愧難言。
事後有人發現，導致民調失真的原因是因為存在著一些“害羞的特朗普選民”。他們在民意調查中，不願意承認自己支持特朗普，但在選舉中卻投票給他。
這種“害羞選民”（Shy voter）理論，源自英國的“害羞的保守黨效應”（Shy Tory Effect），該現象發現英國保守派的的實際表現超過其民意測驗數字。
Leib Litman博士等人在《研究：2020年選舉民意調查的受訪者是否對自己的投票誠實？》（Study: Are Election 2020 Poll Respondents Honest About Their Vote?）一文中提到他們最近所作的民調研究顯示：
11.7％的共和黨人表示，他們不會在電話民意測驗中報告對首選總統候選人的真實看法。
相比之下，隻有5.4％的民主黨人表示他們不願透露自己的真實投票意圖 - 大約是不願在電話民意測驗上講真相的共和黨人的一半。
10.5％的獨立人士屬於“害羞選民”類別，僅比共和黨人對電話民意調查的反應低一個百分點。
為什麽會有人不願說出自己的真實意向，研究者發現，歸納起來，“害羞的選民”提到了六個問題：
1. 缺乏對電話民意調查的信任。
2. 擔心將其電話號碼與被記錄的回答相關聯。
3. 擔心他們的回答將以某種方式公開。
4. 如果他們的政治見解廣為人知，則擔心對他們的財務，社會和家庭生活造成報複和相關的不利影響。
5. 人們普遍不喜歡電話民意調查。
6. 由於對媒體和政治專家的普遍不信任，故而有意誤導、作弄民意調查。
如果說在專製國家，公開說出不支持某個政治人物，可能會帶來大麻煩，在美國這樣一個自由的國家，似乎人們並沒有必要隱瞞自己的觀點。
其實不然。許多移民初到美國，往往喜歡問同事、朋友，投誰的票，卻常常被人以隱私而回絕。他們不明白，在美國，許多人將自己的投票意向當成自己的隱私，不願與人分享。
那些投票站內弄成一個個小間隔，目的也是為了消除投票人的擔心：被人偷看到自己投了誰的票。
在一些人看來，無論在同事、朋友、甚至家人、親戚中談論政治問題或投票意向，可能都會引起爭端或不快，因為人們的看法是不一樣的。為了人際和諧，不說為佳。
即便是接聽和回答一個電話調查，對方是陌生人，但是，當回答問題時，旁邊可能就有室友、朋友或家人，這對被調查者，就是一個可能會考慮的人際壓力。
即便旁邊沒有任何人，電話被錄音，似乎也有某種潛在的因素值得擔心。
關於“害羞選民”的研究，雖然發現了民調失真的事實，但是並沒有回答為什麽在特朗普和共和黨的支持者中的“害羞選民”會比拜登和民主黨中的“害羞選民”多出一倍。
這個問題，我認為與政治正確的大環境有關。
人按本性，會傾向於按社會中被認為是正確和錯誤的標準來回答或回避問題，至於實際行動如何，則可能是另一回事。
人們會較少擔心自己說出政治正確的話，或分享政治正確的投票意向，但會較多擔心一旦自己說出政治不正確的話，或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投票意向不那麽政治正確，可能會令人不快，或受到指責。
在當今的美國，帶有左翼傾向的政治正確已經具有幾分文化專製的特征，已經成了支配主流媒體、大學校園、文化精英、教育體係和大眾時尚的一套準社會規範和話語體係。任何公開與此相反或不同的言論都會受到無情的碾壓。當Black Lives Matter成了政治正確的口號，甚至連呼喊All Lives Matter 都成了種族主義而似乎是大逆不道。當多元化成了政治正確，甚至連向人致詞“聖誕快樂”都似乎是政治不正確，需要用“節日快樂”來替代。
盡管許多人憑直覺而感到，那種政治正確似乎走過了頭，未必真的正確，但是在這種大的社會氛圍下，沒有必要自尋煩惱，讓人知道自己政治不正確。既然投票是保密的，我投誰，你總管不著吧。
這就是為什麽，一直被主流媒體描述為代表政治不正確的特朗普一方，會有較多的“害羞選民”。
不過，應當看到，雖然由於政治正確的社會氛圍會導致某一方會有較多的“害羞選民”，但就總數而言，“害羞選民”所占的比例，並不是很多。當競選雙方的民調數據相差很大時，縱有“害羞選民”的存在，也不足以改變大勢。隻有當民調數據相差不很大時，這種隱蔽選民可能才有意義。
目前，特朗普和拜登的民調數據差距已由兩位數縮小到個位數，已接近4年前特朗普對希拉裏的數據波動區間。
對本次大選，各民調機構是否已經汲取了上次的教訓，是否考慮到了“害羞選民”的數據偏差，而對之作了某種加權調整，或者還是老一套？這可能需要到大選之後才會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