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蹤俠影江湖遠
萍蹤俠影江湖遠
新中國建立後，定馬列主義為一尊，一切向蘇聯模式學習。
斯大林的民族理論，理所當然地成為指導民族工作的“聖經”。
但解放初的民族識別工作，其實並沒有嚴格按照斯大林的理論。
因為國情太不一樣了。
如果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義，中國除了漢族就沒有別的民族了。
中國廣大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都還沒有進入資本主義階段。按照斯大林理論，它們沒有共同的經濟生活，都隻是封建部落和部族，不成其為民族。
但中國的民族識別必須要搞，這是一項政治任務。
因為新政權需要豎立一個管理多民族國家的新的治理框架，並重建其對邊疆地區的統治合法性。
自從清朝滅亡後，漢族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合法性就遇到很大問題。
和明朝不同，清朝是異族入關統治，其統治疆域之廣大，遠遠超出了傳統漢族帝國的邊界。
清朝統治者本身就是少數民族，要管理好比他們人口多得多的主體民族（漢族），還要安撫好新征服的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可謂任務艱巨。
但他們找到了非常有效的治理框架，通過聯姻和宗教等多種手段，成功地在邊疆地區建立了中央政府對當地民族的統治合法性，基本確保了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區的各民族相安無事。
辛亥革命爆發，清帝遜位，新形態國家建立。清朝既亡，舊帝國對邊疆地區的統治合法性等於自行告廢。而民國時期，政局動蕩，連年內戰，連漢族地區都是軍閥林立，紛紛搞地方自治，中央政府虛弱無力。連中央政府自己的合法性都被屢屢質疑，更何談在少數民族地區重建其合法性？
國民黨經過北伐和內戰，終於定鼎南京，中國名義上重歸統一。但中央政府的權威仍然不穩，尚未完全恢複，又遭遇了抗日戰爭。
結果西藏蒙古等地，相繼事實獨立。新疆也被滲透顛覆，先後成立兩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
1943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已經進入了第六年，此時太平洋戰爭已經開打一年多。在美國絕對優勢的碾壓之下，日本已顯疲態，明眼人都能看出日本必敗。堅持到此的中國終於看到一絲勝利的曙光了。正是在這一年，由蔣介石寫作，陶希聖助筆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馬上獲得巨大的反響。
蔣介石寫作此書的初衷，就是他看到抗日戰爭勝利在望，而二戰之後的國際政治格局將對中國極為有利。歐美列強不僅將廢除所有關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而且中國會以四強之一（美蘇英中）的形象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在這麽好的外部環境下，為了戰後的內部重建需要做好理論準備，並統一全民思想。
蔣介石想將全國人民重新團結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下！
這本書被他寄予厚望！
但可悲的是，事與願違，這本書完全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很多曆史學家認為，蔣介石喪失知識分子的支持，和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整體左轉，自《中國之命運》始。
比如聞一多，他在1942年對蔣介石還是充滿讚許之詞。但到1943年讀了《中國之命運》後，他直接崩潰了： “《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裏麵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崩潰之後，就是左轉，最終完全和國民黨決裂。
這本書很複雜，我們隻談其中關於民族的部分。
《中國之命運》這本書中最大的理論創新，就是隻承認中國有一個民族，即“中華民族”，而不承認中國有少數民族。
蔣介石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而非單一民族的集合！
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國人民有宗族之分支，無種族之區別……古之所謂四夷四裔，固無一而非炎黃子孫，近世所謂滿蒙回藏，亦複如此，要皆中華民族也。”
毋庸置疑，蔣介石想用這套理論來重新統一中國，重建中央政府在邊疆地區的統治合法性。
大家都是中華民族，都是一家人了，都平等的，就不要分裂了！
這個觀點，在2020年的我們看來，具有極大的先進性，原因另述。
當時有些人對此觀點衷心讚同，比如時任貴州省主席的四川軍閥楊森。他說 ：“凡中華國族，不分漢滿蒙回藏苗夷任何宗支族，均應一律平等。總裁繼承遺誌，手著《中國之命運》，亦反覆叮嚀國人，中華民族領土內，所有之宗支族，同出一源，均宜一致團結，共禦外侮。”
但大部分自由派知識分子對蔣介石的觀點嗤之以鼻。
和蔣介石不同，共產黨始終堅持給國內各少數民族以“民族”的地位，並指責國民黨否認中國存在多個民族是對少數民族的壓迫和剝削。共產黨的這個立場這很容易理解。作為革命者，從民族的角度出發，可以削弱國民黨中央政府的統治合法性。另外，共產黨長期被國民黨圍剿，為了生存，經常寄身於民族混雜的邊疆地區。支持少數民族的權利訴求，有利於獲得當地實力派和群眾的支持和幫助。而在更極端的情況下，支持少數民族地區獨立，更是能起到削弱中央政府的作用。
《中國之命運》出版數月之後，共產黨抓住機會，直接將這本書當成了一個萬箭穿心的靶子。
1943 年7 月20 日，經毛澤東授意，共產黨的筆杆子陳伯達在解放日報發表《評〈中國之命運〉》一文，對書中觀點予以痛斥。
陳伯達將蔣介石的觀點定性為“大漢族主義”。他指出：“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所以要捏造這種單一民族論，其目的就在於提倡大漢族主義，欺壓國內弱小民族。”
1943 年8 月16 日，周恩來親自批評說：“蔣介石的民族觀，是徹頭徹尾的大漢族主義。在名義上，他簡直將蒙、回、藏、苗等稱為邊民，而不承認其為民族。在行動上，也實行民族的歧視和壓迫。”
然後共產黨全麵展開了輿論攻勢。在短短2個月的時間內，發表超過百萬字的批判文章，可謂疾風驟雨。
在這場論戰中，共產黨采用了一個偷換概念的攻擊手段。將“中國隻有一個中華民族”的表述，改成“中國隻有一個漢族”，將“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宗支”的表述，改成“其他民族都是漢族的大小宗支”。
偷換概念之後，蔣的觀點就成了大漢族主義，罪大惡極，百口莫辯。
這種通過偷換概念，歪曲對方觀點，然後加以批判的伎倆，在今日美國極為常見。
比如，川普在演講中曾說過：“Fake news media is the real enemy of the people!（造假的媒體是人民真正的敵人）”。在美國主流媒體的報道中就變成了：“President called the media ‘the enemy of the people’（總統說媒體是人民的敵人！）”這就是通過偷換概念，將fake news media換成media，以達到混淆視聽，抹黑對方觀點，煽動仇恨的目的。諸如此類，美國主流媒體樂此不疲。
在輿論戰中，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我稱之為“平等即是壓迫”。
一方所宣揚的“平等”，被另一方汙名化為“壓迫”。
蔣介石的民族觀，著重 “民族融合”與“民族平等”。雖然不劃分少數民族了，但所有人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員，大家不分彼此，都是平等的。
按理說，平等應該是所有民族的最終訴求，無可爭辯，天經地義。
執平等論者，不說無懈可擊，起碼不應有道德劣勢。
民族平等，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和”。
和諧，融合。
但在革命者眼中，這種“和”就是最大的反動。
革命者是現有社會秩序的顛覆者。如果世人都同意“和”了，並就此達成共識，共同向著平等的方向努力，社會和諧了，革命者就沒有興風作浪的機會了。
革命者必須找到對立麵。
“和”的對立麵，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破”。
必須求“破”！
用“破”來割裂社會，區分民族和階級，強調矛盾，挑動鬥爭，革命者才有機會弄潮而上。
對於民族關係，共產黨的訴求是蔣介石所宣揚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平等的對立麵，即區別（給予少數民族特殊地位）和優待（民族自治，給予少數民族優待政策）。
首先要通過民族識別，給予少數民族特殊地位。
其次要有具體的優待政策。無論是區域自治，還是財政補助，都要落實在具體處。
和切實利益相比，平等和公平這些虛無縹緲的東西，很容易被拋棄。
革命者最厲害的是創造出一種嶄新的革命語境。在這種語境中，平等走向了自己的反麵。
平等即壓迫！
革命者們不承認民族平等是一個普世概念，認為所謂平等，隻不過是統治階級壓迫人民的工具和幻象。
隻有革命者恩準的平等，才是平等。其他人所宣揚的平等都是虛假的，都是壓迫！
誰擅自宣揚民族平等，誰就是支持暴政，是統治階級的幫凶，是反革命。
這套語境給當權者造成了極大的道德困境。繼續宣揚平等，對方已經找到了汙名化它的辦法。放棄平等，更等於快速自殺。
平等，不再是一個超越左右的客觀理念和共識基準，而成了革命者能肆意揮舞的大棒。
以平等之名行不平等之事，直到天下之人不敢言平等二字。
這絕對是一個有巨大殺傷力的武器，被革命者們所熟練掌握及運用，以造成社會分裂，共識崩塌，令當權者陷入道德困境。
這和美國現在的BLM運動類似。在如火如荼的 BLM（Black Lives Matter，黑命貴）運動中，如果你認為不應該對黑人特殊對待，膽敢喊出All Lives Matter（眾生平等），那你就是邪惡的種族主義者。
以平等之名行不平等之事，直到天下之人不敢言平等二字。
當年的這場輿論戰，也是共產黨完勝！
很多“進步”青年學生，多年以後回憶到當時的情景，仍然興味盎然。他們非常不情願地被強迫閱讀了蔣的書，感到味同嚼蠟，然後讀到陳伯達等人的駁斥文章，頓感醍醐灌頂，暢快淋漓。有一種戰場單挑，隻一個回合，就將對方刺下馬來的快感。伴隨著學生們的閱讀體驗，蔣介石的光輝領袖形象轟然倒地。
承認少數民族的民族地位，給予民族自治，是共產黨在打江山過程中，為了最大程度地分化瓦解敵人，團結所有能團結的力量，給各民族人民所描繪的美麗藍圖和莊嚴承諾。
取得了政權後，這一切都需要兌現。
首先搞清楚各少數民族的情況，然後論功行賞，劃地自治。
因此，民族識別必須搞。它是承諾的兌現，更是新中國重建邊疆地區統治合法性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可如果直接照搬斯大林理論，民族識別工作就無法開展。
非常可笑的是，按照斯大林理論，恰恰得出了蔣介石的結論，中國沒有少數民族。
而挑戰斯大林理論，更是無法想象！在當時被扣上反蘇反共的帽子可不是玩兒的。
這個矛盾如何解決？
中國人是高超的實用主義者！
據姥爺說毛澤東在1953年對民族識別工作說了一句話，解決了問題。
他說政策可以這樣，但是實際上也要靈活。
這意思就是我們表麵上尊奉斯大林理論。但在實際工作中，就不用管它。
於是大家解放思想，卸掉包袱，靈活運用，將斯大林的那個四大共同的必要條件取消了。
斯大林如果知道我們對他心愛的理論（斯大林一生對他的民族論文鍾愛有加，幾十年中不斷修訂完善）是這麽陽奉陰違的，估計胡子都要氣歪。
難怪斯大林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認為中國革命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革命，而是農民革命。毛澤東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個農民民族主義者。
據說1949年毛澤東在訪問蘇聯的時候，被當時的蘇聯領導人之一莫洛托夫當麵質問是否讀過馬克思主義的聖經《資本論》，毛說自己沒讀過。
這麽無禮地當麵挑釁另一個共產黨大國的一把手，作為蘇聯名義上二把手但實際從未掌握實權的莫洛托夫，估計沒有這個膽子。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斯大林授意而為。
斯大林以正統馬列主義的傳承發揚者自居，中國革命者們做的事情，偏偏是超出他的理論體係範疇的。
難怪他和毛澤東談不到一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