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民族學研究往事——邊疆考察

邊疆考察

 

姥爺在燕京學習的幾年，真正安坐書齋的時間很少，在外麵跑的時間卻很多。

對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來說，需要長時間在“外麵跑”的田野調查（fieldwork）都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田野調查，是社會人類學巨匠，長期任教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波蘭裔學者勃洛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Bronis?aw Malinowski）在1920年代所創立的一套研究方法。當時被西方國家的學者用來研究他們所不熟悉的世界各地尚處於蠻荒狀態的土著的生活和社會形態。

後來這套研究方法被他的學生費孝通引入中國，並用來研究中國的少數民族。

建國伊始，百廢待興，在民族關係和民族政策領域有無數迫切需要解決的棘手問題和需要真抓實幹的事情。到處都在向中央要人，人才極度緊缺。

姥爺1950年剛入燕京，坐席未暖，就被派到內蒙古參加了民族調查團的工作。

第一次是調查“旗縣並存”問題。第二次是去呼倫貝爾盟，考察“驅梅站”的工作。

關於驅梅站，姥爺講述了一個令人驚悚的畫麵。

在內蒙古克魯倫河畔的一片平地上，一個晚上的時間，幾千個蒙古包被豎立起來，形成了一座流動的城市。在夜色中，幾千個帳篷中燈火閃爍，與星光相輝映。

不明就裏的人，看到此情此景，會很自然地聯想起納蘭性德的名句“夜深千帳燈”。

然而在這片詩情畫意之下，卻隱藏著蒙古近百年的悲慘命運和令人歎息的社會現象。

因為每一座蒙古包中，都有梅毒患者，在等待醫生的救治。

這流動的城市，實際上是一座梅毒之城，是解放後在內蒙古設立的驅梅站之一。

驅梅站，全稱是“驅除梅毒工作站”。

類似的驅梅站，在內蒙古還有很多。

蒙古人口從乾隆朝就開始下降，一直到解放後2年才恢複增長。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一時期，全國人口從乾隆朝的2億人增加到解放前的5億人，翻了一倍不止。

梅毒，是造成蒙古人口減少的罪魁禍首。

因為梅毒可以通過母嬰傳播，造成蒙古的嬰兒死亡率極高。“隻見娘懷胎，不見兒走路”。

病毒侵蝕了一個民族的肢體，使得這個曾經征服了大半個歐亞大陸的強悍民族，變得無比的孱弱，甚至滑向滅種的邊緣。

而梅毒在蒙古的肆虐，是有其深刻的曆史和政治原因的。

入主中原的清朝統治者，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傳統的北方邊患問題，用心良苦地將黃教（中國藏傳佛教格魯派，著黃冠）引入蒙古，“崇釋以製其生”，毀滅性地破壞了當地的傳統家庭結構，造成人口劇減。

據馮玉祥《外蒙古行記》中描述：“滿清利用喇嘛教以統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須當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須當喇嘛。僅有一人可為娶妻生子的平民。當喇嘛者有紅黃緞子穿，又可坐享優厚的俸祿。”

馮玉祥的描述可能有誇張的地方，但基本事實是正確的。黃教禁止娶妻，大量蒙古男丁被清政府的優惠政策吸收進寺廟，成為不事生產的寄生人口。此舉更破壞了草原上穩定的家庭結構，使得男女比例嚴重失調。

更嚴重的是，黃教的喇嘛們並不遵守清規戒律。草原之上，性濫交成風。在沒有青黴素的年代裏，這導致性病泛濫，梅毒肆虐。馮玉祥當年所見，連很多活佛都因為染上梅毒而爛塌了鼻子。

完整穩定的家庭結構，對一個社會的生存和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走筆至此，不禁聯想起今日美國的黑人區。

在芝加哥南部的黑人區，民生凋敝、罪犯猖獗、毒品泛濫、槍擊不斷。正常人談之色變，避之唯恐不及。如果有誰壯著膽子，開車進入，隻見一片斷壁殘垣，有如二戰之後尚未重建的歐洲。此情此景，會出現在高度發達的世界第一強國美國，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左派人士幾十年一貫地將所有問題歸因於種族歧視。

右派人士則認為是1960年代以來，黑人社會傳統家庭結構的崩塌，普遍的單親化，導致諸多社會問題的發生。

在1960年，隻有22%的黑人孩子成長於單親家庭。而現在超過70%的黑人孩子是單親家庭。傳統的擁有健全雙親的家庭結構遭到了極大破壞。黑人女性靠生孩子獲得每月的國家生育補助，作為主要收入來源。黑人青少年則在成長中完全缺乏父親的庇護和指導，一代一代走上歧途。

很多右派人士認為重建家庭是解決美國黑人問題的關鍵。然而傳統家庭結構一旦被打碎，要想重建，難度重重。因為傳統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一旦被破壞，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恢複的。

而更令人不安的是近年來，隨著各種“進步”思潮的流行，媒體、學界、和政客們高舉LGBTQ等大旗，從小就給兒童們灌輸傳統家庭結構已經過時的觀念。這種從根本上毀滅傳統家庭結構的努力，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奏效，導致所有歐美國家的極低生育率。

而我們的鄰居韓國，更在2018年成為全球第一個生育率跌破1的國家，人口負增長指日可待。

梅毒可以用青黴素等現代藥物加以防治，但一種社會思潮或者趨勢，則就沒有任何靈丹妙藥可以解決了。

北上之後，就是南下。

如果說北上蒙古隻是一個實習，而南下則是真正投入到民族識別工作中。

這項工作從1950年開始，於1954年正式冠名“民族識別”，到1956年為止。向全國各地大範圍多批次派出了各種調查團，研究分析當地少數民族狀況。

各調查團的領隊都是著名學者。比如內蒙古調查團由翁獨健帶隊，他是蒙元史專家。雲南調查團的領隊則是費孝通。

作為一個學術後輩，姥爺有幸被任命為福建調查團的領隊。

他還參加了海南和雲南的訪問調查團。

從這個角度看，姥爺是幸運的。他被時代大潮所選中，在很年輕的時候，就作為骨幹，投入了民族識別這項史無前例而且後無來者的龐大的社會學工程。

很有意思的是，在姥爺的回憶中，北方富庶，南方艱苦。

內蒙古雖然人口凋敝，但自然資源豐厚。

對當地牛羊肉之高質、牛肉粥之鮮美、牛奶配砂糖之充足，他幾十年後仍然印象深刻，描述起來繪聲繪色，令人禁不住唾津的潛溢。

在南方山區的考察，則艱苦得多。

因為他們去的都是雲南和福建最偏遠的山區。

那時候沒有高速公路，很多地方甚至沒有盤山公路。一行人騎著馬，翻越崇山峻嶺，深山老林，到達與世隔絕的少數民族村落。

當年少數民族選擇聚居於此，就是為了利用天然險阻，躲避漢族基層政權。

能夠讓當地的基層政權都犯難，可以想象這些地方的偏僻、險峻、難以到達。

用費孝通的話說，很多地方根本就沒有路——“山壁峭立處竟疑無路”。

姥爺去的一個地方，叫“山羊隔”。

山羊攀岩的本領，令人歎為觀止。現在網上有很多山羊攀岩的視頻，吸引了很多眼球。

那個地方，號稱連山羊都過不去，可以想象其艱險。

姥爺在山區幾次遇險，驚馬（在陡峭的山路上，一麵是萬丈深淵。如果馬驚了，衝撞到人，那真是要粉骨碎身了），落水，下巴上留下了永久的傷痕。

費孝通的第一任妻子王同惠，也是燕京大學社會學係的，就是在廣西大瑤山進行民族考察時落水遇難。

這些少數民族當時極為困苦。到了村落裏麵，肯定是沒有內蒙古那麽好的待遇，早餐能有牛奶配砂糖和牛肉粥喝了。野菜是標配。調查團一項重要的任務是帶一些糧食救濟這些村落，自然也不好意思自己吃這些救濟糧食，所以吃得比內蒙古差遠了。對南方艱苦的印象，就是這麽來的。

田野調查，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需要有極大的精神力量和長期頑強的毅力，才能貫徹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