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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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服：責任和擔當
來到檢疫係統以後不久，單位就給我發了製服。好大一堆衣服啊！不僅有帽子，有冬裝製服和春秋裝製服，也有夏天穿的長袖和短袖襯衣。另外還有工作服、皮帶、領帶和皮鞋。甚至還有裏麵穿的毛線衣和毛線背心。我提著這幾大包四季穿的衣服回到家裏。小樊看到幾乎每一種都有三、四件，驚訝地問：“你一年能穿得完這麽多衣服嗎？幾年都穿不完吧？”我點點頭說：“這是一年用的。領導說我們這是窗口行業，要代表國家的形象。不能穿舊的、破的、髒的衣服上班，所以每年都會發這麽多衣服給我們。”小樊笑著說：“那好。我正發愁不知道該給你買什麽衣服合適呢。這下好了，我不用操心了。那你原來在武漢穿的衣服就拿出來給山區扶貧去吧。”於是，我們把原先在武漢穿的那些衣服分幾批都捐獻出去了。這樣，衣櫃裏除了製服幾乎就沒有什麽別的衣服。
穿上製服後，我左看右看，感到非常神氣，腰杆都挺直不少。穿上製服走到外麵，最明顯的感受就是人們，特別是我不認識的人們對我特別客氣和“容忍”。即便我說錯了什麽或者做錯了什麽，他們也隻是用有點“憤怒”的眼光看著我。而在水生所時，從來沒有這種很“舒服”的感覺。
當然，也有需要收斂的地方。比如有次跟動檢處的黃處長一起在外麵工作後，要去一個餐館吃飯。處長一邊摘下自己的肩章，一邊看看我說：“把肩章摘下來吧，免得別人說我們吃霸王餐。”我詫異地看著他，心裏想：“我又不可能用槍比著餐館老板，難道戴著肩章吃飯就可以不要錢？”不過還是很聽話地取下了肩章。
後來的一次經曆給我了很大的震動。那是我回武漢，老同學請我去餐館吃飯。吃到一半時，他看到我製服上的肩章，突然詭異地笑著說：“你看我跟餐館的人開個玩笑。”等服務員來結賬時，他指著我說：“你給我們打個折吧。你看這個稅務局的人來吃飯你不優惠一點？”我嚇了一跳，呆呆地看著他。服務員根本就分不清楚哪是哪，可能也不敢仔細看，就給我們打了七折。走出餐館，老同學嘿嘿地笑了起來。我打了他一巴掌：“你這玩笑開大了！”但是我分明感覺到：穿著製服是可以吃霸王餐的！後來我自己在外麵吃飯時，也會盡量不穿製服。
然而越到後來，我越是感覺到我們的權利和責任是不對等的。如果沒有職業道德和自我約束，權利要轉變成自己的個人利益確實是非常容易的事。比如說，當一批魚從國外進口到中國來，而你發現魚帶有某種禁止攜帶的病原而當時外表看起來又是“健康”的。如果你應貨主的請求把這批魚放行，貨主會非常感謝你，你可能會得到一定的好處。而在我國目前的管理條件下，也不會有任何人會發現。但對我國的水產養殖業將會帶來極大的危害。“放行”？還是“不放”？這完全是你的權利。而對其後果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因為沒有任何製約因素。
九六年底，從台灣進來了九十頭種豬。經過檢疫發現其中三十七頭帶有藍耳病病毒。於是采取了撲殺措施，並將剩下的豬繼續隔離檢查，看是否還有被漏檢的病豬。台灣商人坐不住了。一會說“心髒病發了，受不了了。”一會到處找人活動，最後找到中央國台辦的官員。他們以“要搞好與台灣的關係”為由，強迫深圳局將剩下的豬放行。實驗室的同事們傷心地說：“我們這是在犯罪啊，將來要害人的。國台辦的人收了台灣老板什麽好處，連國家利益都不要了？”
果然，二零零六年，高致病性豬藍耳病在全國爆發和流行，使我國養豬業遭遇了一次沉重打擊，損失巨大。據報紙報道，豬群的發病率50～100%，而病死率達到20%～100%，至今已成為嚴重危害養豬業的第一大疫病。誰也不知道九七年初放進來的那些病豬在其中起到什麽作用，有多大作用。也沒有人追問，那些國台辦的官員應當負什麽責任。
從那以後，我看著衣服上的肩章和領章，看著帽子上的國徽，心裏感到有很大的壓力。以前，我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感覺。而一次又一次的經曆，令我對這個問題的體會越發深刻。
二零零零年九月十四日，海關送來一些小鱷魚的皮，叫我鑒定真偽。我拿過來一看，皮子上連鱷魚皮的紋理和爪印都清晰可見，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做假的痕跡。我剪下一小塊放在酒精燈上燒，一股燒蛋白質的焦臭氣味馬上就擴散開來。看來這是真皮了？我左看右看，總覺得有些不對頭。哪裏不對頭呢？我翻來覆去的看。直到晚上，我突然想到，可以用水煮一下試試。於是把“鱷魚皮”放在水裏煮了一個小時，才發現皮子側麵出現了一點點縫隙，我用鑷子小心地撕開，看到中間夾了一層牛皮紙。看來這是把什麽動物皮的碎片粘在牛皮紙上，然後壓上鱷魚皮的紋理，才做得如此像真正的鱷魚皮？我高興極了，完全忘記已是半夜。在鑒定證書上寫到：“……可以肯定地說：這兩張皮不是從鱷魚身上剝下來的整張皮。是否有利用皮張碎片加紙壓製成仿鱷魚皮的可能？需要詢問皮革加工的有關人員……。”有人說：“你那麽認真幹什麽？讓海關自己去判，要是罰錯了貨主也該他倒黴。”然而，我不認可為了保護國家利益寧可讓貨主倒黴的說法。如果貨主沒有錯，隻是做了些仿真鱷魚皮，被錯誤罰款，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不是一樣有影響嗎？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海關送來一批幹海參要求鑒定品種，以確定稅收標準。當貨主提著海關用密碼鎖封好的樣品箱過來時，陪著笑臉對我說：“我們老板托我帶給你一封信。”等我有空打開一看，原來是兩千元錢。我把錢放在一邊，仔細地拿著圖譜核對海參的品種，第二天早上還特地跑到農貿市場去，看看這幾種海參的價格。當第二天貨主來取鑒定結果報告單時，我順便也遞給他一個裝了錢的信封說：“這是我給你老板的回信，帶回去吧。”貨主用手一捏就明白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我看著他那漲得通紅的臉說：“我把品種的價值定高了，你們要多交稅受損失，我如果定低了，國家稅收受損失。所以我唯一的辦法隻有準確地鑒定出它們的品種，這不是拿錢能解決問題的。”小史在一旁聽見，忍不住笑了起來。
二零零二年初，韓國負責水產檢疫的幾個官員來到深圳，考察了我們的實驗室。回去後向質檢總局提出建議：凡是從中國出口到韓國的鱸魚一律要經過深圳水生室檢疫、簽字並出具報告單。國家局接受了這個建議並向各口岸發出通知。一時間，各地的鱸魚樣品紛紛送來深圳檢疫。一天傍晚，一個山東的貨主親自帶著樣品來到我們實驗室。一進門就大著嗓門說：“哎呀，不知道你江老師有這麽大的名氣！沒有你的簽字鱸魚就不能出口到韓國啊。要是我的字這麽值錢，我就什麽事情也不幹，專門去簽字算了。”我忍不住笑起來：“哈哈，要是什麽事都不做專門去簽字，那簽字一定就會變得不值錢了啊！”考慮到他從山東趕過來，我們連夜加班做試驗，把結果報告單給打出來，以便他第二天能趕回去。晚上回家，看到隨身帶文件的袋子裏麵被他偷偷放了一個信封，裏麵有五千塊錢。第二天清早我趁他還沒離開，趕到酒店對他說：“你不用這樣啊。如果檢疫結果有病，我給你開個合格的證明，到韓國後一樣能查出來。如果檢疫結果沒病，我也不可能給你寫有病的結論。你說是不是？”
……，
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好幾次。這種事情確實很難從“規定”層麵上消除，就好像海關把不允許過關的貨物放行一樣，申報單上肯定不會寫：這是違法的東西。所以過了就過了，沒有人知道，也無法查找，靠的隻是職業道德。我開始認識到：深圳檢疫局和武漢水生所之間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前者有權而後者無權。在執法人員的責任後麵，跟著兩個東西：權力和利益。前者是為了方便工作，完成責任而授予你的，後者呢，則是隨權力而滋生的東西。但有些人隻看中了後者……。
進入NACA的專家委員會後，我參加的國際會議不再僅僅是學術會議。也不僅僅是以學者身份出現，在很多情況下也是代表國家在說話。每天開完一整天會，晚上回到酒店的房間，服務員早就把第二天要用的一大摞文件放在你的桌子上。你必須看完，並在明天需要討論甚至辯論的地方做上記號。由於英語畢竟不是母語，每天都要看到半夜才能看完，有時還要起草發言的提綱。幾天下來，人被搞得精疲力竭。當然，你第二天可以坐在那裏一言不發，沒有誰會責怪你。但那就意味著中國放棄了表達意見的權利和機會。雖然，沒有誰會因為你說的什麽不對頭而指責你。實際上那裏就我一個中國人，也沒有人知道我講了些什麽。但總覺得應當盡自己的責任去做。這時我才體會到為什麽帽子上要有個國徽。那代表了你的責任和擔當。
這就是我穿上製服後的感覺。很累，但我還是喜歡穿著它。有時同事們笑我：怎麽一天到晚穿著製服，不換一換？我有時自己也在思考這個問題：我為什麽喜歡穿著製服？其實很多時候可以不穿。當我穿上製服時，頭上頂著國徽，就感到自己責任重大。隻要人民需要，就什麽事情都敢做。這和那些戴著大蓋帽就敢騎在人民頭上拉屎的人完全兩碼事！
主動索賄， 重罰！
社會文化、教育、法製體係就是要層層的篩選出江老師這樣的人從事公職。有幸江老師到深圳有所發揮。不僅僅是知識技能上，更是道德品行上。雖然他連公務員都不是。
當年大清朝的海關是包給洋人的。現在依然需要如此。
可惜每一個江老師都對應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