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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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獸醫公共衛生工作坊
二零零四年底，我正在實驗室裏檢查最近一段時間的實驗記錄，突然辦公桌上的電話鈴響了。我拿起話筒一聽，裏麵傳來帶有廣東腔調的普通話：“是江教授嗎？”我很奇怪地問：“你是哪裏？”那邊很客氣地說：“我們是香港食環署。想請你在今年舉辦的獸醫公共衛生工作坊上做一個學術報告，不知道行不行？”我一聽是從香港打來的電話，就很小心地問：“能詳細介紹一下情況嗎？”對方告訴我。香港食環署和香港獸醫學會每年會舉行一次工作坊，請幾個專家就當年感興趣的問題做幾個報告，今年打算請美國、法國、荷蘭和中國大陸的四位專家來講課。聽說我對水產病害方麵比較有經驗，想請我來做水生動物病害和診斷方麵的報告。時間大約是三到四個小時。希望我能接受邀請。
原來是這樣！我噓了一口氣，這不是那些喜歡偷窺的記者們的電話。於是我說：“沒有問題。你告訴我有什麽要求，我來準備吧。”那人說：“好的，我過兩天把有關信息發給你。”
第二天，那邊又來電話：“江教授，你可以用普通話做報告，我們有同聲翻譯可以翻譯成英語和廣東話。”我一聽不禁笑起來：“我又不是沒有在國外做過講座，講英語有什麽不行？不必為我一個人準備同聲翻譯。”那人趕快解釋：“不是這個意思。那幾個外國人的報告我們也需要用同聲翻譯轉成廣東話和普通話，不是單單為你一個人準備的。”我一聽原來是這樣，就說：“那好，那我就用普通話做報告吧。”
十二月六號，食環署發來工作坊的海報。我仔細看了一下，有四個人做報告：美國農業部FSIS處長Armia Tawadrous，講的題目是《介紹美國官方獸醫在食品安全和獸醫公共衛生方麵所擔當的角色》；法國駐北京的獸醫代表Etienne Bonbon，講的題目是《針對動物源性食品的食品安全控製組織：法國的例子》；荷蘭食品部門的首席獸醫代表Aad van sprang，講的題目是《荷蘭有關動物源性食品的安全管製》。他們都是講的食品安全問題，隻有我講的是魚病：《中國和東南亞的常見水生動物病害及其診斷與檢驗方法》。時間是十二月十六至十七日，每個人安排講半天。於是我花了幾天的時間準備講稿，最後一共做了二百二十多張幻燈片。嗯，講三、四個小時應當足夠了。
十五號是全國水生動物疫病檢疫協作組在深圳開年會的時間。上午，我介紹了今年的SVC監測情況，以及江蘇新沂的SVC爆發與處理情況。然後趕快趕到香港食環署報到。
晚上，食環署的頭招待我們到跑馬場隔壁的餐廳吃飯。我們坐在緊靠玻璃牆的桌子旁邊，能清楚地看到外麵跑馬場的一切。主人介紹說，其實跑馬場主要並不是看別人賽馬，而是賭博的地方。先讓你看看每匹馬跑的情況，然後公布將要比賽的幾匹馬和騎手的名字。等你下了注後，就開始比賽。根據你預測的準確與否決定你是贏錢還是輸錢。食環署的頭問我們：“你們願意下注嗎？十分鍾後就能兌現。” 我們都搖搖頭。隻有那個法國人比較浪漫，拿很少的錢試了一次，不過十分鍾後就顯示他輸了。我們都笑起來：“看來贏錢的機率很低呀！”食環署的人說：“這個不能光看哪匹馬會跑，哪個騎手會騎馬。也有時候好騎手被收買了，故意跑慢的。這裏麵水很深啊！”
第二天，工作坊在銅鑼灣的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行。臨開始前，主持人過來對我說：“江教授，雖然在海報上是把你安排在第一個，但有很多對你的報告感興趣的人明天才能來。我們臨時做了調整，把你安排在明天下午最後講，行嗎？”我聳聳肩說：“無所謂啊，哪天講不都一樣嗎？”
第一天是法國人和荷蘭人做報告。我閑的無聊，把同聲翻譯的耳機拿來聽了聽。滿耳的廣東話啊，還不如直接聽英語還能多聽懂一些。不過轉念一想：我講普通話，他們再同聲翻譯成廣東話，每個香港人都能聽懂，這樣也不錯啊。
晚上，會務組帶我們去吃烤肉，還去港島看夜景。那半生不熟的烤肉真難吃！他們都要的大份，還吃得津津有味。我要的小份，隻吃了一半不到就放下了。我感到很鬱悶。聽到他們在談論大陸的一些八卦，不想參加他們的談話，就裝作打瞌睡。可能他們認為我聽不懂他們講話吧，也就不來打擾我。
第三天下午，我用普通話做了三個半小時的講座。考慮到翻譯們不一定懂專業，我的幻燈片全部是用英文做的，這樣他們聽聽中文再對照著看看英文就能明白了。那天下午會場裏好多人啊，坐得滿滿的。報告結束後，我們四個人都坐在最前麵，等待聽眾的提問。美國人坐在我旁邊，他在提問結束後驚訝地說：“我發現中文的信息量好大啊！”我好奇地問他：“為什麽？”他對我解釋說：“你看啊，當別人用英語問了半天，同聲翻譯一句話就講完了。我開始還以為翻譯一定是漏掉了一些內容沒有翻譯，但是聽到回答完全和問話對得上去，說明翻譯是準確的。而且中文回答時又是隻講了兩句，翻譯又是用英語講了好半天。中文真的好了不起！”我不由得大笑起來，這個美國人心挺細的！
我剛從演講廳走出來，就有一群人圍了上來。原來都是剛才的聽眾，他們問了我好多專業上的問題，還希望我將來能有機會多來香港，給他們講講魚病問題：“我們香港會搞魚病的人真的很少，也很少聽到你這樣的報告啊。”我隻好說：“我沒有問題，但是要你們請我過來才行，我自己不能來呀。”也許就是這次工作坊後，我的報告給他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零零八年九月，香港食環署邀請我加入那一屆的食品安全專家委員會，任期兩年。漁護署則在二零零九年通過NACA邀請我從九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去那裏做了三個月的顧問。
工作坊下午就結束了。由於深圳局邀請那個美國人順便來深圳做個食品安全方麵的講座，而法國人和荷蘭人想順便去中國內地看看，我則十八號下午要趕去北京，我們幾個都要馬上去深圳。食環署派了一輛麵包車送我們過去。可能是出於禮貌，還派了幾個人陪同我們一起走。
車很快到了落馬洲，對麵的皇崗口岸燈火通明。下車後，我們發現香港居民和其他人要從不同的通道過關。食環署的幾個人都從那邊走了。我們幾個剛朝前走了幾步，我發現前麵隻有法國人和荷蘭人，沒看到美國人在哪裏。回頭一看，隻見那個美國人正一瘸一拐的，在很艱難地前行。原來他的腿部有殘疾！我趕快返回去扶著他說：“來，慢慢走，不著急。我幫你拿箱子吧。”他四周看看，大家都跑到前麵去了，就一把推開我：“你先走吧，不要管我。這箱子的把手斷了，不好拉，我自己慢慢來。” 我一看，箱子上麵的把手斷了。不能拖著走，隻能推著或者從另外一邊拎起來才能走。天呐，一個殘疾人帶著一個壞了的大箱子怎麽能自己走？我搖搖頭說：“不行，我不能丟下自己的朋友一個人跑掉。我們一定要一起走。”他看著我的眼睛，過了幾秒鍾才慢慢鬆開拉著箱子的手。我們費力地走到關口。我先來到過關的窗口，遞上自己的證件後對值班官員說：“這個美國人是我們請的客人。他是殘疾人，箱子又壞了。我必須跟他一起！”那個官員看了看那個美國人，點點頭，朝他招了招手。我返回去把他扶過來，一起來到窗口。值班官員查看了我們的證件後笑著對我說：“好了，過去吧。”
深圳局的領導和同事們早就在皇崗口岸等候多時。實驗室裏的劉葒也來了。明天的報告安排她來做翻譯，這樣她也能在接待中有機會先跟美國人接觸一下，熟悉熟悉口音。由於已經很晚了，我們還沒有吃晚飯。就先把我們帶到餐館，安排了一頓豐盛的晚餐。
在吃飯時，劉葒就坐在美國人和食環署的人之間。大家都很放鬆，在那裏很愉快的交談。過了一會，食環署的人問劉葒：“你的英語說得真好，是在哪裏學的？”劉葒指了指我：“他是我的老師。”那人一聽呆住了。他回過頭來看著我，一隻螃蟹腿含在嘴裏半天沒動。我裝作沒有聽見，趕快把頭扭到另一邊，跟別人講話。我心裏感到有點好笑：他是不是覺得昨晚自己說話有點太放肆了？
第二天上午，我來到局裏的大會議室。裏麵已經坐滿了人。動檢處的黃處長看到我來了，就走過來對我說：“江老師啊，那個美國人對你印象真好，很感激你啊。”我驚訝地問：“怎麽啦？”黃處長說：“他把昨天你們過關的事情跟我說了。當時沒有一個人理睬他，他幾次把你推開，叫你先走，但你始終不肯丟下他，堅持要一起走。他很感動。他說，這樣的人是值得信任的。”我摸摸腦袋說：“這事啊，我都忘記了。不就是順手的事情嗎？”
講座開始了。講了有一會，我發現在報告中反複出現safety和security這兩個詞。估計聽的人不大注意這兩者的差別，就對那個美國人說：“稍停幾分鍾好嗎？我想對聽眾解釋一下你的報告。”接著我轉過身來對大家說：“請大家注意這裏兩個單詞的區別。food safety這個詞組是把食品當作被害者看待的，是在評估食品被汙染的可能風險。而food security則是把食品當作害人者看待的，是在評估這些有問題的食品對食用者的有害可能性及程度的。雖然中文都翻譯成安全，但所指是相反的。”不少人聽後恍然大悟：“我是說啊，兩個單詞意思差不多，為什麽有時用這個，有時又用那一個。”
等美國人做完報告，我立刻出發去機場，趕往北京去了。
香港人真瞧不起大陸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