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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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合一”—— 融合
三檢合一了。雖然形式上合並很快，也發了新的製服和帽子，叫新的名稱，但要從心裏“合一”，還有很遠的路要走。就好比把三塊不同餡子的月餅塞到一個盒子裏，怎麽看也還是三塊。在那時，人們的思維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原來的係統。看別人也首先是看他原先是哪裏的。
一天下午，技術中心開會。我一進會場，他們就給我介紹：“這就是我們的張局長。”“這就是我們的魚病專家江育林。”張局長看到我，笑嗬嗬地叫我坐下:“早就聽說你的名字了。你好像是唯一填表說要求來實驗室工作的人啊。據說還有一個在國外沒有回來……。”我笑笑說：“嗯，那是我的學生。”張局長歎了口氣說：“實驗室需要專家和技術人員呀，都去當公務員，誰來實驗室呢？我們這個係統搞的是技術執法，離開技術這個後盾，我們什麽也不是啊。”我老老實實地說：“我倒不是不想當公務員。但我搞了一輩子研究，也隻能在實驗室做點事情。不能趕鴨子上架呀。”張局長一聽哈哈大笑起來：“是啊，物盡其用。我相信你在實驗室裏一定能做出比當公務員大得多的貢獻。”
幾天後，深圳局人事處發來通知：給我的職務定為副處級。說像我這樣的專家應當有個頭銜，開展工作比較方便。嗯嗯，也可能吧。想起以前到國家局幫忙起草文件，後來聽說那文件下發了，上麵標注著：“僅傳達到副科以上”。小鄭和小陳都發了一份，而我被排除在“可以閱讀的人”外。我倒沒有什麽別的感覺，隻是感到沒資格看自己起草的文件似乎有些可笑，他們兩個倒是覺得尷尬極了。這也許是把我提為副處的主要原因吧，反正這跟我現在的工資一點關係也沒有。但是從此以後，凡是局裏召開“副處以上”必須參加的會議我都不得不去了，令人不厭其煩。特別是我這個搞科技工作的頭腦，根本搞不清楚哪些該說，哪些不該說。因此在會議上鬧出不少令人尷尬的事。這是後話了。
夏天到了。合並後的深圳局找來各實驗室的專家，把大家帶到金沙灣開會。成立了深圳局科技委，同時順便對近兩年的科技成果進行評獎。
開始評獎了。每個人推薦的都是自己原來所在係統的項目，即便那個項目做的並不是很好。其實，不同專業並不是主要問題，工作做的水平如何還是能看出來的。顯然大家都沒有跳出合並前的框框。
張局長對此也無可奈何，就說：“那，我們就表決？”看到這樣，我舉起手來說：“我有個建議。”張局長看著我：“說吧。”我站起來說：“我覺得食檢實驗室做的關於貝毒的科研項目不錯，建議評為一等獎。”每個人都抬起頭，驚訝地看著我，會場頓時安靜下來。我繼續說：“我有兩個理由：第一，我在參加國家局評獎時認真看過這個項目的技術報告，確實做得很有水平。當時就推薦申報國家局的一等獎。但是由於名額有限，沒有評上。我覺得評深圳局的一等獎應當沒有問題。第二，雖然這個項目是由四個單位共同完成的，但實際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是深圳做的。其他單位隻是做了些輔助試驗，所以要評獎應當在深圳局評。”
我說完了，會場上非常安靜，似乎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見。張局長看著我點了點頭。也許，他沒有想到，一個搞動檢的專家會提議原商檢的食檢項目為一等獎。但我覺得沒有什麽，如果科技人員考慮問題不是從科學實際出發，而是從人的關係出發，那就不是真正搞科學的了。
最後表決的結果是，食檢實驗室的貝毒項目獲得了深圳局的一等獎。會後，張局長走過來，握著我的手，高興地說：“江老師，你為我們的科技委開了一個好頭。好！”我看看他：“科學家不應當講真話嗎？”張局長摸摸腦袋，朝天上看了看，又看看我說：“說是這麽說，不過……。嗬嗬！”
合並後，張局長一個個基層單位來調查，調整，逐步進行深度的融合。可能因為動植物檢疫是國家強製性檢疫，是屬於保護國家安全的範疇。和商檢的性質不同，那是為了維護產品質量。所以他很重視動植檢的工作。不到一年，他在大會上提到禽流感、口蹄疫、瘋牛病等動檢的問題時講得頭頭是道。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軍人出身，不了解的人簡直以為他是獸醫出身的。看來專業不是造成隔閡的原因，關鍵還是部門之間的山頭在作怪。
動植食技術中心現在由動檢、植檢、食檢和水生四個實驗室組成。水生室最小，人也最少，但在外麵名聲最大。設備不是最好，甚至是最差的，但技術能力和水平顯然是最高的。
技術中心成立後，各個實驗室的任務不可避免會有些交叉。例如魚是水生動物，但也可以算是食品，也可以算是動物。所以實驗室之間還是有些競爭，好像彼此都有點在爭業務。我感到有些好笑：把自己的事情幹好就行了。我們不是在流水線上幹活，又不計件，爭什麽業務？然而其他人不是這麽想的。於是動檢的人就有些著急了。
一天，中心主任老金找到我這裏來：“江老師，你能不能把你們實驗室的名稱改一下？”我感到有點奇怪：“怎麽改？”老金認真地說：“把那個病字去掉吧，這樣業務範圍可以大一些。”我不禁感到好笑：“為了爭業務就把實驗室的特點都不要了？我們的強項就是搞病，而不是搞水生動物。如果去掉病，能擴大什麽呢？藥殘？品質檢驗？這都是我們的短板，是食檢的強項。如果去掉病，很多局的實驗室都會瞧不起我們，我們的優勢會很快丟掉。這個名字絕不能改！”後來的幾屆領導也都提出過類似的建議，都被我一一拒絕了。
而動檢的領導不這麽想。一年後，局裏征求意見：水產品的藥殘檢測任務誰願意接下來？動檢的人找到我：“江老師，你幹不幹？”我搖搖頭：“不幹，我做不了這事。這應當是食檢的工作啊。”動檢的人巴不得我這樣說：“那我們做了啊，你可不要後悔。”我笑笑：“把自己不會做的事情推出去有什麽後悔？難道你們真想接這個業務？”他們滿懷信心地說：“當然，要不就給食檢拿去了。”
幾年下來，事實證明我的決定是正確的：動檢實驗室為了搞藥殘，重新搭建了一個平台。花了一百多萬元買了一台氣相色譜儀，還從南京聘請了一個人來調整這台儀器。結果搞了兩年還是沒能正常運轉，畢竟隔行隔得太遠。結果投入了大量人力財力，還老挨局長的批評。最後隻好把儀器放到食檢實驗室去，自己搞起用試劑盒初篩藥殘，發現超標的樣品再送到食檢去複核。有人笑稱是“為食檢拎草鞋”。幾乎把整個動檢實驗室的方向都要搞偏了，費好大力氣才再轉過來。看到這些，我不由得慶幸自己：動檢實驗室人多，還能應付，水生室要是也這樣折騰，早就被整垮了啊！
看來，這“三檢”要真正完全的“合一”，還得下一番功夫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