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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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病防控的發展方向
一九九三年底，水生所再次分房，我有幸分到新建的十八棟六樓的一套兩室半一廳的房子。這是我第一次分到新房子。雖然是在頂樓，但到處是幹幹淨淨的，廚房和廁所也鋪好了瓷磚。看到其他人還在把房子敲敲打打，大張旗鼓地裝修，我覺得簡直是多此一舉。稍稍打掃了一下，第二天就搬進去了。真舒服啊！
我隔壁對門是小桂和小張他們一家。他們兩口子都是武大畢業的，小張還是我們同班同學。原來分配到病毒所，後來去美國進修還沒有回來，小桂也準備不久去美國。臨走時他找到我：“老江啊，我夫人明年就要回來。她想來水生所和我一起，但如果要來水生所需要有個接收單位。你那裏能不能收下她？”我說：“行啊，她如果想來水生所，就來這裏吧，這裏需要搞病毒的人。”小桂高興地說：“那就這樣定了啊，手續我去辦。”
小張九四年九月從美國回來了。而我那時剛好去美國西雅圖開會，等我從美國回來才見到她。她原來就有個女兒，後來在美國又生了一個女兒，家裏比我們熱鬧多了。
小張來到病毒組後，就開始認真地查資料，準備開展研究。過了一段時間後，我逐漸發現我們對實驗室發展方向的看法不太一樣。她完全是擺開在實驗室裏搞研究的架勢，沒有到漁場搞魚病的意思。而我則越來越覺得去漁場的重要，特別對解決魚病的問題非常感興趣。當然，搞基礎研究也是挺不錯的。但僅僅是發現幾個新病毒，研究幾個病毒的特性，寫文章可以，但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顯然在實驗室的發展方向上，我們的看法不太一樣。雖然我們並沒有公開地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都還在思考，但能看出來是有差別的。其實，這是一場沒有是非的討論，搞基礎研究和搞應用研究都是要人做的。各人的興趣和特長不同，會有不同的選擇，不存在“對”或者“錯”的問題。隻是各人認為實驗室應當怎樣發展，或者“我”想去做什麽。
在那個年代，看魚病完全是憑眼睛和靠經驗，幾乎沒有什麽技術手段來支撐。所謂魚醫，就是站在池塘邊上看看，再拿幾條魚來解剖，然後就拍板說這是什麽病，要用什麽藥來治療。可在給人看病的醫院裏，醫生雖然也是在憑經驗觀察分析，但畢竟也需要查血、查尿、透視、做心電圖之類的檢查來確認啊。如果是寄生蟲病，看看倒也沒問題，而細菌病看不見，種類又多，治療方法是不一樣的。特別是，如果魚得了病毒病而沒有診斷出來的話，用藥其實就是在浪費錢。不僅治不好病，而且對魚有毒性，影響康複，還汙染水環境。
顯然，看魚病要發展，要走向科學化、現代化，建立各種診斷方法是必須的！而這些診斷方法和在實驗室裏用的那些精確而又準確的方法不一樣，它需要的是能迅速的初步診斷，需要快速而且簡單。而這，應當屬於應用研究，最多屬於應用基礎研究的範疇。它可能發表不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而這是在科學院工作的人所需要的。但具體該怎麽做，我也說不上來，我還在繼續思考。
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世界糧農組織（FAO）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舉行《亞太地區水產養殖健康管理專家論證會》，邀請我去做一個專題報告。那時我正帶著兩個學生在廈門做蝦病試驗。正好從那裏直接飛去吉隆坡。
飛機很晚才到，接我的小車穿過吉隆坡市區，直接到了馬來西亞農業大學。第二天清早，大家都在一起吃早餐。我看到一個比較陌生的，長著一臉大胡子的麵孔，就問他：“請問你是哪裏來的。”那人一怔：“加拿大啊。”我看著他說：“我以前認識一個從加拿大來的人，叫Arthur先生，你認識他嗎？”那人瞪著眼睛看著我：“我就是Arthur!”我吃驚地幾乎要把叉子掉在桌子上:“不可能的，那個Arthur是個光下巴。”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江先生，胡子是可以長出來的。”我很尷尬地說：“嘿嘿，抱歉，我實在是認不出來了。”
一九八八年（左）和一九九五年（右）的Arthur先生
在會上，我做了《在中國傳統與創新的水產養殖健康管理》的專題報告，也聽到了亞太各國的介紹。這次會議給我很多啟發。對魚病的控製，絕不能從生病後開始。一是要搞好健康養殖，讓魚有比較好的抗病力；另外就是要加強對流通的控製，避免病原隨魚的運輸而到處傳播，這就是檢疫！而檢疫和看魚病一樣，也需要有科學的診斷技術。所不同的是：檢測技術除了需要快速，還需要靈敏和高通量，這樣才能把攜帶了病原但還沒有生病，即外表健康的魚迅速地找出來。
我的思路逐漸清晰起來：要控製魚病，或者是進行健康養殖，或者是進行檢疫控製，這都需要有好的檢測技術來支撐。我知道自己應當做什麽了。
晚上，Rohana找來幾個要好的朋友，其中有我一個。他神神秘秘地把我們帶到房間裏，拿出一個鐵盒子，一邊打開一邊說：“每個人隻能有一塊啊！”蓋子一打開，我幾乎要被熏昏過去：原來是一盒剝了皮的榴蓮！我連忙捏著鼻子衝了出去：“我棄權！我棄權！”後麵傳來一陣笑聲。
三天後的清晨，天還蒙蒙亮，汽車就把我送往吉隆坡機場。就這樣，我算是來過一次馬來西亞，但連這裏是什麽樣子都沒有看清楚就走了。然而我感到非常滿足，因為我這次很有收獲，特別是理順了我的思路。
記得我剛從德國回來時，看到改革開放後我國從世界各地引種來很多水生動物，同時也帶進來各種病原，導致各種疾病在國內流行。我心裏非常著急，就寫了一封建議加強對進口水生動物管理和控製的建議信。我想當然地認為，這事應當歸海關管，就在信封寫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收”，就這樣發出去了。半年後，一封發信地址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動植物檢疫局”的信送到我手中：“江先生，你寫給海關的信被轉到我們這裏來了。我們是負責管理進出口水生動物的部門……。”嘿嘿，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有個叫“檢疫局”的部門。來信很耐心地告訴我：在出入境時，邊防檢查是管人的，海關是管貨物的，而檢疫局則是管活的動植物。信中坦率地承認，我國目前幾乎沒有能力檢疫水生動物。希望能保持聯係，得到我的支持。
而在幾年後，Ahne教授送給我們一批胎牛血清。由於在報關時需要出具檢疫證明，我又一次接觸到檢疫局。我問他們：“你們打算檢疫血清的什麽東西？打算怎麽檢？”檢疫局的官員搖搖頭說：“我們才成立幾年，根本沒法檢這些東西，隻能開箱子看看就放過去算了。”我看著他們沒有吭聲，但心裏想：“病原就是這樣帶進來的啊！”這次打交道給我心裏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九五年十月九號至十三號，魚病研究會在長春解放軍農牧大學召開第四次魚病研討會。我在舉持開幕式的同時，做了題為《國際水生動物病害研究動態》的專題報告。這時我的思路已經比較清楚了：
以前，人們是靠擴大養殖麵積、提高單產來增加產量，而現在病害流行已使這條路走不通。病害已經成為水產養殖能否快速、持續發展的主要製約因素。
人為引種讓魚攜帶病原到處傳播，是造成疾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人為活動造成的後果隻有對其進行製約才能加以控製。這就是檢疫的必要性。
檢疫控製了疾病的傳播，可以保護我國養殖業的安全，保護生態環境的穩定，保護人們的健康，也能保護正常的貿易。這就是檢疫的重要性。
我開始問自己：我能作什麽？我應當做什麽？
這個思路用在人類身上一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