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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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人生活
我的工人生活就這樣開始了，我一點一點地適應這種生活。文革時期坐公交是很可怕的。那時的公共汽車很不規律，誰也不知道什麽時候七、八輛汽車會排著隊一起開過來，然後半個小時看不到一輛車。每天清早，要擠一個半到兩個小時的汽車上班。而且來了也未必能擠得上去，要看誰的力氣大。下午再這樣筋疲力盡地擠回家。我經常在車上呼呼地睡上一覺，而從來沒有因此坐過站，可見路途之遙遠。每天乘坐公共汽車就像是一場戰鬥。車還沒到，人就開始不要命地朝車靠過去，然後就開始有人跳上去，貼在車門上——那個年代，不管男女好像都會跳上正在開著的汽車——當車停靠到車站時，上麵已經貼滿了人。有時候司機看到貼上去的人太多，根本不停就跑掉了，那一大堆人就這樣掛在車門口進不去，成了一大風景。在上班的路上幾乎天天都能看到或聽到死人的交通事故。那時候，武鋼正在建軋鋼廠，有很多德國技術人員來這裏做事。他們看到公共汽車的一邊掛了一大堆人，歪歪倒倒地往前走，嚇得直畫十字，祈求上帝保佑。可我們已經見怪不怪了。有一天下班時，我站在正狂跑著的車裏，看見一個工人掛在車外已經快兩站了。車上裝滿了人，根本就沒有停下來的意思。他騰出一隻手，拿出一毛錢伸進車窗說：“買張八分的車票。”那個女售票員大概從來沒有從正在開著的車朝窗外麵收過錢，看了他一眼，沒有理睬。車內的人轟地一聲笑了起來：“算了吧，你能不能活到下車還是個問題啊！買什麽票！” 嗬嗬，那時候我們被戲稱為“武漢市民間雜技團”。
這就是當時的上班生涯！
到了部件班，我才知道我的工種叫“鉗工”。我的理解，所謂鉗工，就是手工操作的工人。你看，開車床的叫車工，開刨床的叫刨工，開磨床的叫磨工，開銑床的叫銑工……。我們沒有機器開，天天拿著銼刀、錘子之類的工具，最經常用的機器就是鑽床，但沒有人叫我們“鑽工”。不過，通常鉗工應當會用各種機器，因此是屬於“技術工種”而不是“熟練工種”。熟練工種兩年甚至一年就能轉正定級，而技術工種要三年才能轉正。一天在吃晚飯的時候，爸爸聽說我是鉗工，就問我：“那你是開鉗床吧？” 爸爸從來沒有接觸過機械工廠，對工廠的情況一竅不通。我不由得笑了起來：“哪裏有什麽鉗床，就是手工勞動。”看到爸爸一副失望的樣子，我解釋到：“那些開機器的是熟練工種，鉗工是屬於技術工種，幹的是技術活啊！”爸爸半信半疑地看著我。
一天，人事股的安師傅來找我：“要建檔案了，你來填個表吧。”我跟她去了辦公室，仔細地看了一下要填寫的材料。其實就是填一份履曆表，要求從小學開始一直填到現在，而且都要有證明人。我把表帶回家裏，晚上非常小心地填寫。除了小學的證明人寫爸爸外，其它一律寫的是中學同班同學張崇武。然後，我把所有的填表都照抄了一遍留底。到現在我才放下心來：看來沒有人在意我們這些從農村回來的人為什麽沒有檔案。一切都重新清零了，我有了一個新的檔案，裏麵沒有什麽亂七八糟的東西。但後來的事實告訴我，我高興得太早了。那些人隨時都能把各種材料重新放進我的檔案裏。七、八年後，我發現自己的檔案裏又裝滿了那些叫人生不如死的材料。
鄧師傅是個很老的技術工人。他的手工活非常厲害，像這樣的老工人在廠裏還有好幾個。據說大躍進年代，大家要造手表。這些老工人硬是用銼刀把手表零件一個個地加工出來，做成了一塊手表。據先來的工人們說。廠裏造了一個壓手表後蓋的模具。那是個正十二邊形的凸模和一個正十二邊形的凹模。師傅們做的模具能隨便把哪一邊對齊，把凸模往凹模的孔中放下，能夠做到既不輕鬆地往下掉，也不會用力才能擠下去，而是自動慢慢地順著孔往下滑進去。可見其準確度與精確度之高。這絕非一日之功！
慢慢地我們才知道，廠裏那些老師傅之所以手工活那麽有本事，原來都是修手表的師傅。大都是從司門口的修表門市部調過來的，個個都是修手表的高手。於是，廠裏不少年輕人對手表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紛紛向老師傅學習修表，並“勇敢”地把自己或者家裏人的手表偷偷拆開來練習。但最常見的結果是：手表被拆開後不知道怎麽再裝配還原，或者裝還原後不能走動，還多出幾個零件來。隻好把一大堆亂七八糟拆散了的零件用手帕一包，拿到廠裏求師傅們來收拾殘局。師傅們倒也寬容，遇到這種情況通常會臭罵他們幾句，然後還是幫忙還原。一般徒弟們帶塊手表來求師傅修理修理，或者洗洗油，他們也都不會拒絕。
誰知爸爸聽說這事後，隔三差五地從熟人那裏拿塊手表，叫我拿到師傅那裏去洗油，有時居然一次拿來三塊手表。天哪！一個師傅有好幾個徒弟，如果大家都像我這樣，師傅不用上班，就天天給別人修手表算了。我哭笑不得，隻好先收起來，盡量隔些時才拿一塊表去。實在沒有辦法，隻有偷偷拿到修理門市部去，自己掏錢去洗油。哪知道爸爸居然還不滿意，還在催我快點搞好了拿回來。我忍住氣，對爸爸解釋說：“師傅還要上班啊，怎麽可以專門給我們修表呢？不就是幾塊錢的事情嗎，為什麽不能自己拿到表店去洗油呢？”。爸爸一聽，立刻就翻臉大怒，大聲責罵我不肯為家裏賣力，這點小事都不肯幫忙雲雲。我看著滿臉怒氣的爸爸，不覺心裏一陣涼氣，真的感到非常失望：我在家裏實在是個多餘的人啊！的確，我已經二十七歲，早就應當自己獨立生活了。但我每月隻有二十二元的工資，買乘公交車的月票兩元，吃飯要十二元，剩下的錢能租房子住嗎？現在我實在沒有這個能力呀。我真的感到很無奈。但，這是我的責任嗎？如果不是文革中把我們趕到農村“勞改”六年多，以我的能耐，今天會是這個樣子嗎？
我深深體會到古話說的：金窩銀窩，不如自己家的草窩這句話的含義。雖然爸爸媽媽的家從理論上講也是自己的家，但我感覺不到絲毫的溫暖。我不由得心裏暗暗發誓：隻要有一點可能，我一定搬出去自己住。從那時起，我從不亂花一分錢，夏天再熱，也不喝一瓶汽水，不吃一根冰棍。咬著牙齒積攢每一分錢。結果三年後，到我上大學前，我竟然存了三百多元 —— 我在做最壞的準備。而這個準備後來對我上大學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卻是我當時沒有料到的。這就是後話了。
鄧師傅對人非常和氣，對我們這些新工人也很寬容和照顧。慢慢地，我感到鄧師傅其實並不像小說裏描寫的“師傅”那般嚴厲和凶狠。有一次，我上午要出去有點事情，跟鄧師傅打個招呼就出去了。沒想到快到下午一點鍾才回來。看到我回來，鄧師傅從一包衣服中拿出一個飯盒來：“我跟你打了一份飯，你趕快趁熱吃了吧。”。我不禁呆住了。周昕告訴我：上午車間王書記到處找我，還問鄧師傅我跑哪裏去了。鄧師傅從眼鏡片後麵看了書記一眼，愛理不理地說：“是我叫他到外麵買東西去了。”王書記也不敢多問，隻好走了。聽到這些，我從心裏感激鄧師傅。
鄧師傅家裏其實並不富裕，他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日子過得比較艱難。有幾天，大家發現鄧師傅心情很壞，坐在那裏歎氣，後來連班也不上了。車間主任告訴我們：他的小兒子在醫院住院，而且是病危。那天下午，我們幾個人一起到三醫院去探望。一進病房，就看到鄧師傅正傷心地站在病床前，他的小兒子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原來很久以前，他的小兒子在和別人一起踢足球時，被足球狠狠地踢在腰上。因為家裏很窮，不敢跟家裏說，就一直強忍著，直到後來實在無法忍受了，才去醫院檢查，但兩個腎已經全都壞了。對他們家庭而言，換腎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他小兒子實際上就是在醫院裏等死。據說小兒子曾經眼巴巴地求他的姐姐：“好姐姐,你能不能給我個腎，救救我啊！”。他姐姐也無可奈何地說：“就是給你個腎，也要十幾萬才能動這個手術呀，我們家怎麽出得起！”。
聽到這個消息，大家心裏都很沉重。但都沒有什麽辦法，也不知道該怎麽來安慰鄧師傅。這時候，病人已經因肝昏迷開始說胡話，並抓住醫生的手罵人。鄧師傅驚慌地用手捂住小兒子的嘴，眼睛裏飽含著淚水，連連對醫生作揖說：“對不住啊，小孩子不懂事，你不要往心裏去呀！”。醫生搖搖頭，拍著鄧師傅的肩膀說：“沒關係，病人現在是不清醒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麽。你自己保重身體要緊！”大家心裏都難受極了，再也看不下去，趕快離開了醫院。過了兩天，鄧師傅又來上班了。他含著眼淚告訴我，小兒子已經死了。經受了這次打擊，鄧師傅明顯地蒼老了很多，也沒有心思上班，不久就退休了。我們大家都很想念他。
剛進廠頭一年，當工人的日子確實是快樂的。特別是我們這些老知青，總是下意識地和農村的生活相比較，自然就有到了天堂的感覺。工廠的工作本身就比農村輕鬆得多，幹六天後就能休息一天。不像在農村，一個月最多兩天休息，遇上農忙就什麽假也沒有了。而且這裏隔三差五地總有遊泳、打球之類的活動，或者坐下來政治學習。到年底，偶爾還發張電影票。在“文革”後期，除了八個樣板戲外，開始有了些其它的文藝節目。如老三片（指地雷戰、地道戰、南征北戰），也開始有了國外的電影，像越南，阿爾巴尼亞和朝鮮的電影。但都不是很好看，人們說它們是“朝鮮的哭哭笑笑，越南的飛機大炮，羅馬尼亞的莫名其妙，阿爾巴尼亞的蟋蟀叫”。總之沒有多少新意。
一天，劉慧瓊從外麵跑進來，手裏拿著一疊電影票，大聲叫道：“發電影票啦！今天晚上有南斯拉夫的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這可是很難得的電影票啊，大家高興極了。周昕皺著眉頭說：“看完電影快十二點了，怎麽回家啊？”。原來她每天是坐公共汽車上班的，但公共汽車晚上十點半以後就收班了。我滿不在乎地說：“沒事，我不是騎自行車嗎？我們是順路的啊，我帶你回去。”於是吃了晚飯後，我高高興興地騎車到傅家坡接周昕，看完電影後又高高興興地把她送回家。這對我們知青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在農村，一個男知青如果看到一個女知青在走夜路，就會送她到家。然後……，也許就把這事給忘記了。
但在工廠裏可不是這樣。第二天，呂靜很神秘地跑過來問我：“昨天你用自行車帶周昕去看電影了嗎？”“是啊！”我完全沒有在意。誰知道那天竟然有五、六個人過來，問我同樣的問題，而且臉上都掛著同樣莫名其妙的表情。這也算是新聞嗎？我這才意識到情況似乎不太妙：這個廠裏百分之七十是女性，工人中百分之七十是年輕人。因此不多的幾個未婚男性工人，雖不能說屬於“稀缺資源”，至少也屬於被大家關注的對象。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人們的眼皮底下，昨天晚上，我把一個女孩放到自行車後麵，就給了大家極大的談論和想象的空間。啊呀！
於是，我有意無意地把我和小妹談戀愛的情況透露給車間的同事。我告訴他們：我在等待還在荊門農村裏的小妹。於是很快地，我的耳朵變得清靜多了。
啊，我第一年的工人生活還算是快樂的。
各位讀者，你們好！
感謝大家的評論和交流。特別希望有人能指出文章裏的錯誤和疑問。因為回憶錄的真實和準確是最重要的。可能還是會有些在輸入時出現的印刷錯誤。上次已經有些讀者看出來並加以糾正了。所以這次發現的問題少多了，但可能還是有的。感謝大家能和我交流。可惜我不會翻牆，所以隻能通過郵件轉達大家都意見，然後再回複。請大家見諒。
感謝大家提出出書的建議。雖然現在出書比以前容易很多，不過在國內這樣的審查製度下，說真話的書是很難出的。這本回憶錄一共有九個部分，好像有九十多萬字，一直寫到2008年我六十歲退休。所以回憶錄的副標題叫（六十年的軌跡）。其中有很多審查者看不順眼的東西，如對一些“最高指示”的看法，“我所聽到的六四”，關於氣功的看法，等等等等，除非哪位有本事能幫我混過這一關，否則去試著出版有點冒險。我也覺得有點遺憾，但也想不出什麽解決的辦法。
感謝大家的交流！
江育林
2019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