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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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爺爺們
之所以叫“爺爺們”，肯定是不止一個啦。據說我的爺爺那輩一共有兄弟姐妹十人。想必當時是不考慮計劃生育的，隻要家庭條件好，養得活，小孩就一定很多。但是我所知道的隻有兩個：一個是正統的爺爺，即爸爸的爸爸，而他恰好是老大。另一個則恰好是老幺，我們叫他“四爺爺”。通過簡單的數學計算就能知道，爺爺他們那一輩一共有四男六女，四爺爺排第十。其他八人我完全搞不清楚在哪裏。有幾個好像曾經在哪裏見過一麵，連名字都叫不上來。
我的爺爺江鴻恩活了六十九歲。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去世。以前在湖北省郵電管理局工作。據說還是個什麽頭目。反正從解放前到解放後，他一直都是在那裏工作。我想他一定不會是“局長”、“書記”之類的頭。否則解放後就要被槍斃了，不會還穩穩當當的坐在那裏。
爺爺有兩個兒子，爸爸是老大。抗日戰爭時期政府號召青年從軍抗日，爸爸英語好，就到美軍顧問團當了翻譯，隨軍去緬甸和印度開辟第二戰場。叔叔身體好，參加了空軍，和美國的飛虎隊（即第十四航空隊）共同組成的中美混合聯隊與日本空軍進行了近二百次空戰，獲得九枚金質獎章。由於是隸屬國民黨的空軍，解放前夕，叔叔怕被殺頭，跑到台灣去了。爺爺死活不願走。而爸爸是文職人員，看來不會被殺頭，就留下來照顧爺爺。就這樣，兄弟二人就此分離，直到四十年後才在美國重逢。
我對爺爺的印象來自每個星期天。住在烈士街的那幾年，爸爸幾乎每到周末，雷打不動的一定要帶我們到漢口去看望爺爺。直到我們搬到廣埠屯以後。
從武昌的漢陽門碼頭坐輪渡到漢口武漢關碼頭，然後走上十分鍾，在黃石路一個叫浦儀裏的地方，有一排很老的木板樓房，爺爺就住在二樓的一套光線很暗的房子裏。一切都很老式，但是有個陽台。那是我們住在一樓的人無法享受的，也是我每次到那裏一定要玩的地方。從那裏可以居高臨下地觀察街上的行人。通常就是我們一到，爸爸就在屋子裏和爺爺他們談話，我則在陽台上度過愉快的時光。
爺爺的樣子很威武，鼻子有點紅，說起話來有些結巴。在我心目中的爺爺好像就隻會和爸爸講話，和我們幾乎沒有什麽關係。唯一的一次是在大躍進時，爺爺帶我們到展覽館看郵電局的展覽。有些小木偶人表演，非常好玩。那次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直到爺爺退休以後，突然有一次得了痢疾，被送進醫院。爸爸覺得沒人照顧很危險，再三勸說下，爺爺才勉強同意搬到廣埠屯來，和我們住在一起。爸爸還把最大的客廳讓給爺爺住。爺爺有個很漂亮的老式鐵架子床，就安放在客廳。
爸爸對爺爺非常客氣，在爺爺麵前不敢有任何放肆的樣子。有時爸爸和我們玩耍，如果爺爺來了。爸爸立即畢恭畢敬地站在那裏。但是即便這樣，爺爺也不是很喜歡和我們住在一起，可能是嫌小孩子太多，太吵鬧了。甚至後來就很少住在家裏，而是一年到頭在外麵旅遊。回來住上幾天，就又出去到另外一個地方。甚至有時就住在漢口郵電局的招待所裏，一住就是好久。我讀高一時，爸爸還叫我暑假期間到漢口招待所裏陪爺爺住了幾天。爺爺帶我到處玩，中午到食堂買飯，我總是圖簡單，就點個蓋澆飯。回家後爸爸聽說了就笑我真傻，應當叫爺爺請客，點兩個菜吃，光點蓋澆飯太便宜了。
爺爺剛來和我們住在一起時，的確感到比較無聊，也沒有人陪他玩。大家都在忙忙碌碌的做事。爺爺就買了下象棋的書，教小林下象棋，希望能有個伴。小林那時才六、七歲，也樂得有人玩，這一老一少就玩起了象棋。剛開始學下象棋時，小林肯定玩不贏爺爺，所以爺爺很高興。有個老輸的人陪他下象棋，感覺肯定很好。不料後生可畏，不到半年，小林下棋的技藝大有長進，爺爺幾乎沒有還手之力。每次都是被打得慘敗，於是下象棋的興趣也沒有了。
我當時吃東西非常潑辣，什麽都是大口吃進去，連核桃都是帶殼放到嘴巴裏咬的。爺爺很喜歡看我吃東西的樣子。一次特地買了一包糖果來，我一粒一粒地送到嘴裏，一會兒就吃完了。爺爺則坐在旁邊饒有興趣地看著我像吃蠶豆一樣地把糖吃完。
後來，爺爺慢慢地老了，精神變得很差。有時放學回來遇見爺爺，看到他居然一邊走路一邊打瞌睡，而且還在打呼嚕。我不知道他睡著時怎麽能不走錯路的。
後來我上高中住讀，每逢周末才回家。爺爺也經常不在家，聯係就很少了。
爺爺脾氣很倔。爸爸拿他也沒有辦法。幾次想帶他去檢查身體，他都不願意，認為有病的人才去醫院。說多了就很不高興，問爸爸是不是嫌他有病。爸爸隻好隨他算了。
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爺爺仍然到處玩。但形勢後來變得十分動蕩，爺爺才回到武漢。但是那時候爺爺已經長期便血，最後很久都拉不出來大便。送到醫院一檢查，馬上診斷出是直腸癌晚期，要動手術。爺爺住進了湖北省中醫院，因為四爺爺就在那裏工作，照顧起來方便一些。
我是一九六七年元旦開始和很多學生一起長征（就是步行串連）的。等我從湖北——湖南——江西轉了一圈回來時，爺爺已經躺在醫院等待手術了。爸爸那時正在被批鬥，而我因停課鬧革命無事可幹，照顧爺爺的工作就由我來承擔了。我搬到四爺爺家裏。他們家也正在被批鬥，大家都非常緊張。
我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一直到爺爺動完手術出院。那一年春節是怎麽過的我都沒有印象了。反正全家人沒有聚在一起，我就是在醫院裏度過的。我隻記得我是一月三十日長征回到武漢，第二天就搬到醫院去了。幾天後就動了手術。那年是二月九日春節，爺爺剛動手術後幾天根本不能離人。文革時期請人照顧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屬於“資本主義”的東西，要挨批鬥的。那時既沒有電視，也沒有收音機。我整天就呆在醫院裏看書。醫生在爺爺手術後告訴我，爺爺已是直腸癌晚期。除了做個肛門改道外，無法清除幹淨。醫生說最多隻能活三個月。後來的事實證明醫生估得非常準確，爺爺手術後整整三個月後就走了。手術三、四天後，爺爺才開始排大便。大便從肚子上的一個孔排出來，由於大家都沒有思想準備，搞得被子上，床上到處是大便。清理了好久才清幹淨。
爺爺出院後，醫生給做了一個橡皮口袋捆在肚子上接大便。爺爺一定感到非常難受，經常皺著眉頭哼哼的。爸爸則盡量買爺爺想吃的東西，滿足他的願望。記得有次爺爺突然說要吃南京板鴨，我到武昌城裏找了好多商店，才買來一隻。但買回來後，爺爺又說不想吃了。
在爺爺最後的日子裏，正是文化大革命開始武鬥的動蕩時期。我很少回家，偶然回家看一眼爺爺就又回學校了。爺爺最後是五月一日晚上去世的。那時我正在北京天安門前看焰火，小姐姐在新疆，據說當時隻有爸爸和大姐姐在場。（媽媽和小林哪裏去了？）爺爺去世的確很是時候，如果再晚半年一年，恐怕連醫院也進不去，也沒有人來照顧他，後果將會非常悲慘。所以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爺爺去世後，一天，爸爸帶著我，悄悄地到火葬場把存在那裏爺爺的骨灰壇領出來，拿到王家店公墓下葬。那時每個死人隻能占有很小的一個地方，就像電影院裏的座位那麽大一點。埋好後，過兩周再來，把刻好的墓碑樹立起來，就算完事了。每次到那裏時，爸爸都要哭一場。一離開就立即停下來了，生怕被熟人看到。連墓碑上都不敢寫太多人的名字，僅僅寫上“子漢藻，孫育林”幾個字，恐怕會禍及他人。直到幾十年後媽媽去世，把爺爺的墓地遷到和媽媽的墓地一起，才換了一個墓碑，刻上所有親人的名字。
爺爺的一生在我心裏沒有很深的印象。每當回憶起來都是模模糊糊的樣子。
爺爺江鴻恩 爺爺的老墓碑 爺爺的新墓碑
說起爺爺，不能不提到的就是我的一個娘娘江淑貞。在武漢，人們通常把與父輩同輩的女性稱作“娘娘”，而不像北方那樣叫“嬸嬸”或者“姑姑”。而從我記事開始，我就知道有個娘娘陪伴著爺爺。每次爸爸帶我們到漢口看望爺爺時，家裏一定有一個娘娘也在家裏。娘娘比爺爺年輕。我搞不清楚他們是什麽關係，也從來沒有人提到這個關係。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她一定是和我們非常親近的人。
娘娘是在漢口利濟路的武漢市第一醫院搞財務。工作非常認真負責，好像還得了不少獎勵，還好像要發展她入黨，至於入了沒有就不知道了。娘娘脾氣很好，從來沒有見到她發過脾氣。但會抽煙。她心腸很軟，有一次我們看一個什麽戲，裏麵打翻了一碗麵條，她回來還可惜了半天，說這麽好的一碗麵條糟蹋了。後來爺爺聽得不耐煩了說，人家演戲你也這麽當真！娘娘才不做聲了。
有次在我初中暑假期間，爸爸叫我到娘娘那裏玩幾天，我就住到醫院的宿舍。有天晚上下大雨，我已經準備睡覺了，娘娘突然把我叫起來，說今天有戰鬥英雄講故事。我們來到大禮堂，原來是董存瑞的戰友講他們的英雄事跡。講得非常生動，我聽得一點瞌睡都沒有了。那時的人們對英雄是非常崇拜的。對他的報告給予熱烈的掌聲。
暑假晚上很熱，我沒事就在醫院裏麵亂逛，不小心逛到太平間附近。看到有幾個人在那裏燒錢紙，還在哭著唱歌。我聽了半天隻聽清楚一句：“如今散手陰間去，空留姓名在人間……”。我突然想到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是啊，每個人都是有名字的。幾千年來死了多少人，肯定把所有的名字都用光了。也就是說，現在我們的名字都應當是過去被人用過了的。那麽，我用的是誰的名字呢？也許是好幾個人的名字。他們是什麽人？好人還是壞人？幹什麽的？我站在那裏呆呆地想著，直到娘娘找到我，把我拉回去睡覺，也沒想出答案。
至於娘娘究竟是什麽人？直到爸爸八十歲以後開始寫回憶錄，我們才知道，她雖然也姓江，但和我們沒有血緣關係。隻是在抗戰期間被爺爺奶奶收留的一個孤單女子。但非常貼心，不是家人，勝似家人。娘娘一生的命很苦，結過三次婚，一次丈夫跑掉了，一次丈夫很殘暴就離婚了。第三次丈夫對她很好，但幾年後丈夫就腦溢血，成了植物人，把娘娘搞得筋疲力盡
娘娘一直把我們家當作自己的家。文革時爸爸媽媽都被關起來了，她還偷偷地到家裏來，哭了一場又偷偷地回去。媽媽因腦溢血癱瘓後，娘娘把自己最心愛的鴿子全部拿過來給媽媽治病。
娘娘一九九三年因病去世。她是個悲劇式的人物。幾乎社會的一切動蕩和災難都給她帶來了不幸。她孤身一人，把我們家當作最後的依靠。我們也都很喜歡她。
我的另一個爺爺就是四爺爺江銘範了。由於他是兄弟十個中最小的一個，年齡相差就很大了。幾乎就差了一代人：他和爸爸差不多大，而他的孩子，也就是我們的叔叔娘娘則和我們差不多大。我們兩家的關係非常的密切。
據說四爺爺是英國皇家醫學院畢業的高材生。按照英國（當時被稱為“日不落的帝國”）的規定，凡是從皇家醫學院畢業的人，在英國及所屬的殖民地範圍內，要到任何一個醫院工作，都不得拒絕。可見其威望之高！四爺爺家和爸爸媽媽他們抗戰期間一起逃難到四川，然後又都一起回到武漢，而且都在從事和醫學有關的工作，關係自然就很親密了。在我小時候，我們家就曾經在漢口協和醫院那兒住過，和他們家住在一起。後來在烈士街時，他們家也在我們前麵一棟房子裏。即便後來我們家搬到了廣埠屯，也還是經常到他們家去玩。在我的印象中，我們家好像沒有什麽親戚。這就是我們唯一的親戚了。其他的人隻是在理論上存在：有些我從來沒有見過，有些雖然偶爾見過一麵，但也從不來往，等於是沒有。這也是我們逢年過節除了拜訪四爺爺家外從不探親訪友的原因。以至於我們兄弟姐妹就沒有什麽“走親戚”的概念。
四爺爺一直在湖北省中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化驗室當主任。據說剛解放時，政府曾打算調他去北京管理中央血庫。但是他害怕被殺頭，沒有去。如果去了，也許和後來的情況會大不一樣。但是否會被殺頭，或者打成反革命也未可料也。
四爺爺家裏共有五個人：婆婆（北方叫奶奶），大娘娘江美齡，小娘娘江美安，叔叔江漢偉，分別對應兩個姐姐和我，均隻大二到三歲，所以小時候就沒有什麽輩份的概念。倒是後來大了，反而有了差一輩的感覺。
婆婆是個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每天一定要在吃飯前做一下禱告，大意是感謝上帝給我們飯吃之類的吧。我們很小的時候住在婆婆那裏，每當開飯前，就得聽她禱告，還不讓我們作聲，最好也把眼睛閉上。而我們雖然不敢出聲，卻忍不住偷偷地看著那飯菜，把口水往肚子裏咽。婆婆的身體不好，據說年輕時是個護士，由於肺結核，整個肺幾乎都爛掉了。完全靠她自己精心調養和護理才活下來的。
四爺爺是個非常膽小怕事的人，說話非常小心。文革初期我的爺爺得了直腸癌住院，我長征回來後就去照顧他。當我到辦公室裏去找四爺爺時，他一看到我，立即從椅子上跳起來，驚恐地看著我，請我坐到他的椅子上。看到他那個樣子，我不由得想到：這半年他大概被紅衛兵整得夠嗆。以前就膽子小，現在一看到年輕人就更害怕了。
四爺爺對所有的人都很客氣，對我們的任何要求都是盡心盡力。爺爺住院，他每天跑進跑出，晚上很晚才休息，累得躺在床上哼哼的。我的兒子江蘇淮出生後多病，每次都是到中醫院來看病。四爺爺也是忙裏忙外，到處找熟人醫生，天天到病房裏來幫忙，令我倍感親切。因此我結婚後，在最困難的時候，有幾次大年三十都是去他那裏過的。
四爺爺和爸爸不同。爸爸雖說是個科學工作者，但非常忌諱談及生死問題。而四爺爺對此卻非常坦然，完全是一副唯物主義者的風範。他和我談及死亡時，就像是談論一個科研課題一樣。他說：“我們都是搞生命科學的唯物主義者，如果對死亡都不能正視，那就是白學了。”我一輩子沒有和爸爸作過推心置腹地談話，但卻和四爺爺有過好幾次毫無顧忌的交流。那時我們都忘記了自己的輩份，就仿佛是兩個學者在討論一個共同感興趣的話題。
但四爺爺家卻總充滿了不幸。叔叔有先天性的癲癇，俗稱牙牙瘋。就是不知道會在什麽時候，突然就牙關緊閉，口吐白沫，渾身抽搐，昏倒在地。好了以後卻什麽事也沒有。這個病非常危險，不是病的後果會怎樣，而是萬一他在高處，水邊等處時發作，會出現危險。事實上叔叔也就是死於此：一天下午他正在炒菜時突然發病，油瓶倒在灶台上，人則昏倒在地上。燃著了的食油從灶台上流下來，在他身上燃燒，直到廚房裏冒出濃濃的黑煙後才被別人發現。他就這樣被活活地燒死了。婆婆是一九七八年我上大一時去世的。四爺爺則是一九八四年我臨去德國訪問前因腦溢血去世。隻有兩個娘娘家裏還和我們有比較密切的來往，而且還有比較深的感情。
看來樓主父親很看重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