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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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如夢中的大學一年級
緊張的學習生活開始了！可能是考慮到大家剛上學需要一段時間適應，大一上學期隻有三門課：數學、英語和黨史。到下學期也是三門課，隻不過把黨史換成了無機與分析化學。課雖不多，但對我而言並不輕鬆。主要是英語。班上有的同學是應屆高中畢業，英語已經學了五、六年。聽說還有的同學當過英語老師，那就更不用說啦。所以生物係隻好分了個快班和慢班。快班的人似乎還不甘心，還在自己學什麽《新概念英語》。而我連音標都沒有學過，還在為每個單詞怎麽讀傷腦筋。
我在中學六年學的都是俄語，這俄語字母放到哪兒都是同樣的發音。而英語則不是這麽回事，同樣一個字母，在這裏和在那裏的讀法是不一樣的。當你看到一個單詞時，即便你會寫了，也會認了，但不一定能把它正確地讀出來，要看著音標才能知道怎麽念它。所以當我剛開始學英語時，即便不學語法，光看到一個單詞，我就不光要記住它是由哪幾個字母拚起來的，中文意思是什麽，還要記住怎麽讀它，才能初步掌握，更不用說如何靈活使用它們了。由於不懂音標，隻能死記硬背，感覺非常費勁！難道老外也是這樣記單詞的？第一學期，我有一大半的時間是在采用死記硬背的方式啃英文單詞。這給我精力和思想上都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我累壞了。但這才是第一學期啊，還有四年，八個學期。難道都得這樣學習嗎？爸爸也曾經試圖用以前的老音標教我，但同樣很難一下子掌握，他也泄了氣，叫我自己慢慢學吧。怎麽辦？我開始冷靜下來思考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慢慢體會到三點。首先，語言，不論是漢語、俄語還是英語，其實都不是一門科學，而是老祖宗用了千百年並逐漸演化過來的交流工具。所謂語法，規律等等都是人主觀總結出來的，不懂語法一樣會說會用。因此，學習的方法應當和數理化那些學科的方法不同，這不是總結規律的問題。靠總結幾條語法規則來學習，不敢說沒有用，至少沒有多大用。其次，這是一門以記憶為主的課程。這點不能回避，單詞記得越多，英語肯定越好。第三，從俄語學習過程中我就發現，單詞之間是相互有聯係的。你記住的單詞越多，單詞反而越好記憶，而且也用得越活。就好比叫你記住隨機挑選的十個數字，你可能覺得有一定難度。但是要你記住從一到一百的數字，雖然信息量增加了十倍，但誰會都覺得比前者好記！
既然這樣，擺在我麵前的隻有一條路：盡快積累詞匯量，完成“從十到一百”的積累，從被動轉為主動。也許隻有這樣，我就會逐漸輕鬆了。
從那時起，我暫時丟掉語法不管，拚命積累詞匯。每天就是搖頭晃腦地背單詞。幸好第一學期就隻有這三門課。我白天上課，晚上幾乎用全部時間來學習英語。真的，一段時間後，我發現有些單詞能猜出來該怎麽讀了，甚至有的單詞還能猜出是什麽意思，雖然有時還會鬧笑話。音標也看得比較習慣了。雖然老師說我的英語“帶有很重的俄語口音，要注意糾正”，考試起來，聽音標也常搞錯，但夠用了。
好在我數學還行。雖然還不能像有些人那樣超前那麽多，但至少跟班考個九十分左右還是沒有問題的。但也常常會出現“馬失前蹄”的情況：考得越難，往往成績越好。有時考得太容易了，就隻能得七十多分。我發現這好像不是我一個人這樣，幾個數學好的人像付向東、楊誌也都跟我一個德性。嘿嘿！
七七屆的大學生，隻有很少部分是從高中畢業直接考上大學的，大多數都是從社會上考進來。經過十年文革，個個都像是從餓牢裏放出來的一樣，學習起來都是不要命地往前趕。數學老師才開始講微分，有的同學就開始自學積分。外語老師給我們暫時用工農兵學員的課本，有的同學就自己找來一些英語書讀了起來。有個化學係的女孩子，想轉來病毒係沒有轉成，到畢業的時候，居然在完成了化學係全部學分的前提下，自學完了病毒係的全部課程，到第四年居然考上了赴美的生物方麵的研究生。其艱苦程度和付出的代價隻有她自己知道！
剛進校時，最後一屆的工農兵學員還沒有畢業。他們走進學校是為了讓“工農兵占領學校”，學習並不是第一位的事情。在宿舍的地上到處可以看到煤油爐子和酒精爐子。經常能看到工農兵學員在那裏下麵條或者煮雞蛋，甚至炒菜。但很快，當他們看到我們這批新來的學生們如此瘋狂地、沒日沒夜地學習，這些爐子就都消失了。他們不好意思地說：“你們一個個都如此用功學習，我們怎麽好意思還在那裏做吃的啊！”
大一那一年，我把幾乎全部精力都壓在英語上，真的花了太多太多的時間。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我這個策略是正確的：一旦跨過最難的階段，學英語就變得輕鬆些了。專業課開始後，不僅學習的課程很多，而且生物科學要背的東西也相對多些。如果我在一年級時不跨過這個坎，到後麵一定會陷入被動。就這樣，大一我是英語慢班，大二就轉入快班了。以至於到大三還能跟上口語班，大四能進入專業英語的學習。考試成績能一直維持在九十分左右。對於我這樣一個三十歲才進大學，已經過了學外語最佳年齡的人來說，這個成績夠滿意了。
而黨史課簡直就沒法學了。文革剛結束，好多曆史問題正在“翻案”，搞得共產黨的曆史成了一筆糊塗賬。今天剛講了黨的十次路線鬥爭，下周老師就來告訴我們“上麵有通知，黨內十次路線鬥爭隻算九次，跟劉少奇的那次不算了。”再過兩周，老師再一次通知：“隻算八次，跟彭德懷的那次也不算了。”真的是令人啼笑皆非。學生們感到無可適從，將來考試起來該怎麽辦？老師也無可奈何，黨史在這裏成了笑話。
一轉眼兩個月過去，馬上就到了我三十歲生日。六月三號那天吃中飯時，我低著頭，隨口說了一句：“好快啊，明天我就三十歲了。”不料宿舍裏的同學們馬上就大叫起來：“啊。老江明天三十大壽啊，我們要祝賀祝賀！”因為四號是周日，大家不由分說，就決定晚上給我過生日。隻要我去買一箱汽水來，其它的大家來準備。我剛來才幾天，連大家的名字都叫不清楚，同學們卻待我這樣熱情，我真的很感動。
晚飯時，我們把宿舍裏的大桌子拚在一起，同學們圍坐在四周。他們買了好多菜，熱熱鬧鬧地就開始吃飯，喝汽水。不料有人偷偷在給我喝的汽水裏加了一點酒，雖然不多，但對我來說夠我受了。我幾乎是搖搖晃晃地騎著自行車回的家，一回到家裏，倒頭就睡了。連隔壁家的孩子來找我輔導數學題，我都沒有醒過來。據說孩子們不相信，還把腦袋伸進房間裏看看。大概他們怎麽也不相信，我怎麽這麽早就睡下了？
把幾個班合在一起上大課可能是武漢大學的老傳統吧。一到下課，就隻見一股一股的人流在校園裏走來走去，成為武大頗為壯觀的一道風景線。其實這樣也好，強迫你走走路，鍛煉身體。隻是教室很大，如果去晚了，就隻能坐在後麵，聽起課來還是比坐在前麵差多了。所以一下課，很多同學就爭先恐後地到下一個地點的教室去搶座位。一天，我剛從一個大教室衝出來，準備去另外一個大教室，迎麵就遇見中學同學陳宣良正準備衝進來占位子。我大吃一驚，因為課程表上顯示這個教室下一節課是給工農兵學員的研究生上英語課的地方。我疑惑地問他：“你來這聽課嗎？”陳宣良滿麵笑容地說：“是啊，我現在是研究生了！”我奇怪地問：“你什麽時候讀的大學本科？”他搖搖頭，笑著跟我講述了他的奇遇。原來他是跟我們一起下放到離我們革集公社不遠的白廟公社。由於沒有門路，家裏是臭老九，也由於文革中一些說不清楚的事情，一直沒能招工上來。去年恢複高考時，他要報名參加高考，生產隊長說什麽也不讓他報名。他找到公社，公社領導故意卡他：“你要考大學是肯定不會批準的。除非你考研究生就讓你去！怎麽樣？”他別無選擇：除了考研，沒有其它出路。不過，在剛剛恢複高考的第一年，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考中專和考大學用的同一份考卷。有些去中專讀書的學生，成績比考上大學的還好。考研究生也沒有規定一定要大學畢業。所以陳宣良就鑽了這個空子，居然考上武漢大學哲學係的研究生！他可以不用讀大學本科了。
從他的經曆我們可以看到，什麽才是真正的“背水一戰”！看看周圍的學生，有些是從農村考上的知青，有些是和我一樣剛參加工作幾年的新工人。仔細看看，其中有很大比例是知識分子家庭……。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根紅苗正的“紅五類”要少很多。真的是因為“工農子女腦子笨”，導致他們考試成績不好被刷下來了嗎？其實並不是這樣。後來我問過好多出身好的同齡人：你們那時在幹什麽？後來才發現，出身好的人，下農村一、兩年後，就或招工，或招生出去了。他們已經有了正式工作，解決了生存和溫飽的基本問題。到高考前，已經是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甚至當幹部了。他們有了一定的資曆和積蓄，也確實到了談婚論嫁甚至生孩子的年齡。他們對剛剛恢複的高考不甚感興趣，甚至還懷疑將來的分配去向會不會還不如現在的工作。因此，他們很多人都放棄了報名。而對老三屆來說，恢複高考隻有一、兩年的機會。很快，年齡限製的大門就重新關上了。所以才造成了現在這樣，老三屆上大學的人中出身不好的人特別多的局麵。壓力產生動力啊！
我環顧左右，明顯感到像我們年紀大的新生學習起來要比年輕人艱苦很多。思考問題反應慢了，雜事多了，精力沒有那麽集中了。特別是女同胞，有的還帶著孩子，其艱難程度可以想象！
一天上午，我正在“轉場”。在樓梯口，有一個人突然抓住我的手，大聲叫了起來：“江育林，你考到武大來了？！”我抬頭一看，是中學教數學的錢吉林老師。我高興極了，也感到意外：“錢老師，你也來武大聽課？”他高興地點點頭：“是啊，我也來加加油啊。你考到哪個係了？”“生物係。”錢老師滿臉遺憾地說：“可惜了啊，你應當去數學係就好了！”其惜才之心溢於言表。我安慰錢老師：“不要緊，我是學病毒的。我們老師說了，這個專業特別需要數學好的，所以才把我招到那裏去的。”錢老師搖搖頭。這時鈴聲響了，我們才依依不舍地告別。
更叫人意外的是，在武大校園裏居然遇見了在荊門下鄉同組的張崇武。我高興地叫了起來：“你現在在哪裏呀？”“我在武大啊，就在空間物理係。”原來，他跟我一樣，也是最後補招進來的走讀生。不過物理係離我們生物係很遠，我們後來見麵並不是很多。
看來，到處跑來跑去上大課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能意外地遇見一些人。如果不是上大課，我不可能碰見他們。
上學不久，我就得了一種怪病：一天到晚想拉尿。剛從廁所裏出來，過一會就又想上廁所。上課時憋得挺難受，讓人坐立不安，沒法安心聽課。那個滋味叫人非常難受，也很影響學習。到後來，甚至發展到在街上走時也想拉尿，走到哪裏就要先到處找廁所。
我去找過校醫院的醫生。醫生仔細給我檢查了兩次，也看不出什麽問題。給我開了幾粒什麽藥丸，但一點作用也沒有。看了幾次病後，醫生跟我說：“我看你沒有什麽毛病。估計是你很久沒有安安靜靜地坐過了，現在突然一下子整天坐在那裏，很不習慣才出現的一些反應吧？過一段時間就會自己好的。”我半信半疑。怎麽辦？慢慢熬著看吧。
七月初，我才進校三個月。還沒有適應這裏的一切，甚至還沒搞清楚這裏的一切，連班上的二十幾個同學都沒有認全，第一學期就宣布結束，放暑假了。這幾個月，三十歲的我，懵懵懂懂地在大學的校園裏走來走去，恍若夢中。盡管比別人晚到幾乎半個學期，然而我很知足，畢竟生活有了曙光。
放暑假了！假期很長，但並不意味著舊學年結束和新學年即將開始。我們這一屆是冬季入學，暑假對我們而言隻是上下學期之交。但我仍然舒了一口氣。趕快趁機休整一下吧，感到有點喘不過氣了。
剛放暑假才幾天，我這老想上廁所的毛病就奇跡般地消失了，而且再也沒有出現。我鬆了一口氣。
放假後的一天，我來到張崇武家。一進門，就聽到有嬰兒的哭聲。張崇武還沒有結婚啊。我奇怪地問：“哪裏來的小孩？”張崇武笑著說：“我妹妹才生的孩子。真幸運啊！頭天期末考試，第二天就生了。要是早一天生就糟糕了。”我不禁呆住了！她妹妹居然能堅持挺著大肚子去考試，而且能“安排”在考完試的第二天生孩子，開學後孩子就滿月了，她正好就能繼續上學。 “計劃”生育能做到這個地步，真有點匪夷所思啊！
放假前，學校就通知我們去買下學期的課本。下學期也是三門課，不過把黨史換成了無機與分析化學。拿著書，我製定了一個學習計劃：按照自己的水平，我應當有一定的自學能力，不懂的地方一定是少數。所以，我自己先把課本通讀一遍，做好讀書筆記，記下需要重點聽的問題，這樣上課就節省精力了。一學期下來，證明這個方法非常有效。是屬於“笨人先起床”的做法。而且為我後來一學期敢選修十門課積累了一定的經驗：這個方法能提供足夠的精力和時間。而英語，在假期中則完全拋開課本，拿著爸爸為衛生部出國人員編寫的醫學專業英語教材學習。這樣可以擴大詞匯量。反正英語單詞就像一個漫無邊際的大樹林，從哪裏進入都無所謂的，關鍵是要把樹林走遍才行。走的地方越多，才能越早走遍啊。這樣，整個暑假我都過得非常忙碌，但也非常充實。
開學前夕，七八屆的招生結果已經公布。弟弟小林考上了城市建築學院給排水專業，家裏每個人都非常高興。我想看看廠裏其他同事是什麽情況，特別是想看看劉鬆年考到哪裏去了，就又溜到手表元件廠。工廠裏正熱火朝天地上班。我來到技術室，劉鬆年不在，隻有吳欣娟在裏麵。她告訴我：劉鬆年考上了華中農業大學農機係，已經去辦理手續了。今年廠裏又有十個人考上了大學。兩年來，工廠裏的骨幹幾乎都走了，對工廠還是有影響的，畢竟傷了“元氣”。過了一會，她又告訴我：劉鬆年的入黨申請本來已經討論通過了，並送到武昌區工業局黨委等待批準。但是當他考上華農後，廠裏又去把那些材料拿了回來……。我一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上大學和入黨有什麽矛盾嗎？於是我就去找操書記論理。剛一出門，就看到操書記正在樓下。我走下樓梯。操書記看到我來了，跟我打招呼：“小江，今天有空來了？”我走到他麵前。很認真地對他說：“操書記，怎麽劉鬆年考上了大學，就連入黨都不行了？”操書記看著我：“嗯？！怎麽啦？”我笑笑說：“這是中國共產黨啊，又不是手表元件廠的共產黨！”操書記看著我，狠狠地抽了一口煙，過了很久才噴出來。他看著我，慢慢地說：“這種話隻有你江育林敢跟我說！”說完，就頭也不回地上了二樓，把我一個人丟在樓下。
第二天，我去華農找劉鬆年。他看到我來了很高興，畢竟，像他和小林那樣的七零屆學生能考上大學還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分配的專業也很對他的心意。看得出來他挺滿意，也很珍惜。我們聊了很多，聊到過去，聊到值得懷念的工廠生活和廠裏的操書記，也聊到將來的發展和未來的生活。談到和人相處，劉鬆年有點感概地說：“江育林，我真的感到好奇怪。你對別人想說什麽就說什麽，想發脾氣就發脾氣，結果別人還是說你好。我處處說話小心翼翼，結果臨走時還是感到有點灰溜溜的。怎麽回事啊！”看到他鬱悶的樣子，隻好搖搖頭。我也不知道為什麽啊！你們知道嗎？
一眨眼，一個多月的假期很快就過完了。
剛一上學，輔導員就找到我：“江育林，現在每個走讀生都分到了一個床位了，你可以住校啦。”我看著她沒有出聲，可能學校希望我們能住在一起比較好管理吧。班上把我跟北京來的楊誌和最後來的柳海林三個人分到一個宿舍。他們倒挺歡迎我來，但是我已經習慣了走讀，感覺自己在家裏學習方便。所以那個床就空在那裏，隻是中午在那裏休息一下。四年來，我在學校過夜的時候好像沒有超過三天。
第二學期，我從容多了，也能夠有更多時間看看周圍，這時我才仔細看了看班上的同學。由於每個班沒有自己的教室，僅僅是在課堂上見麵，和同學少有近距離的接觸。我很久都認不全班上的同學，看到誰都像，但仔細看誰都不像，一年後才把班上的男生認全。女生則隻是臉熟，知道誰是我們班的了，但人和名字依然對不上去。一直到了大二下學期，大家發現我居然還不認識班上的女生杜紅，叫班上的同學們大為吃驚。
原來，由於上大課的原因，同學們在上課前都喜歡去搶座位。不光自己搶，還把自己的筆記本、書包等丟到其它座位上占著。那天我搶到了最前麵一排，旁邊的座位已被一個大紅本子占了。再過去，坐著我們班的一個大眼睛女孩。同班的楊誌坐在很遠的後麵，看到我旁邊有個空位子，就高聲喊道：“老江，我過來坐你旁邊好嗎？”我拿起旁邊的大紅本子看了看，告訴楊誌：“已經有人了啊，這是杜紅的位子。”楊誌一聽就高興地說：“好！那我就過來了啊。”我搖搖頭說：“不行啊，等會杜紅來了坐哪裏？”周圍頓時出現了一片笑聲。我摸不著頭腦，四下一看，才發現空位那邊的女孩正捂著嘴笑哩。我這才悟過來，不好意思地問她：“你是杜紅？”杜紅放聲大笑起來：“都快兩年了，你還不知道我叫什麽名字？”我撓撓後腦袋，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
其實，我們班是個很小的班。一共隻有二十三個人，其中有八個女孩。班上有六個武漢的同學，連湖北的加起來占一半還多。其他的，來自廣東的有三個，別省的很少，基本上是一個省來一個。大家都很友好，他們好像很快就認得我了，都主動跟我打招呼，但我似乎還不知道該怎麽和他們交流。剛開始講話時，感覺仿佛在搞“時光穿越”，相互感興趣的話題相差很遠。特別是，他們都稱我為“老江”，心裏很不習慣。嘿嘿，從小到大，在我所處的圈子裏，我從來就是年齡偏小的一個，在心理上總是試圖把自己裝大一點。現在倒過來，我比他們都大了，而且不是隻大一點。最小的李先強才十八歲，比我幾乎要小一輩。其他人也比我小七、八歲吧。唯一一個例外是最後來的柳海林。他居然不是老三屆的，比我還要早一屆。這可真是一個謎！
由於我在暑假期間對要上的課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第二學期學起來輕鬆多了。無機和分析化學幾次小考都考的很好，還得到了老師的表揚。當然囉，所謂表揚，就是在上大課時站起來讓大家看一眼而已。英語也進步很快，馬上就能參加快班的學習了。
這學期印象最深的不是上課，而是關於真理的大討論。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報》刊登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以至於後來引發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據說在中央高級黨校幾乎為此打起來。我聽後感到簡直是莫名其妙！以前政治課裏不都是這樣講的嗎？怎麽成了問題？後來才知道。這和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精神不符，這才是爭論的根源。
這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在爭論中好像被解決了。可是在後來的宣傳中，卻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凡是正確的，即便不是毛主席說的也算毛澤東思想；即便是毛主席說的，如果不對也不是毛澤東思想。換句話說，毛澤東本人的思想可以不算是毛澤東思想，別人講出來的主意可以算是毛澤東的思想。把它定義為正確的化身，這種提法令人感到不可理解。要是這樣，兩個凡是錯在哪裏呢？不過，經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已經對政治不感興趣了。隻是看看熱鬧而已。
年底，爸爸他們單位蓋了新宿舍樓，他們也分到一套兩室一廳的新房子。快過年了，原來準備我放假後再來搬家的，誰知情況突然有變，可能是其他人急著要騰房子搬家吧。那天考完英語，我興衝衝地趕回家來，發現他們已經搬進了新房子，原來是單位的年輕人幫助把家搬了。爸爸一看到我回家，就氣呼呼地罵：“搬家也不來幫忙！叫別人來幫忙搬家，像什麽話！”我想到爸爸大概感到很丟麵子，也沒有在意，趕快挽起袖子打掃清潔。但爸爸一直在那裏罵個不停。我實在忍不住了：“爸爸，你不也是讀過書的嗎？我今天在考試啊！你如果是我，會怎麽做呢？放棄考試來幫你搬家嗎？啊！”幸虧小樊這時也來了，一來就忙著擦窗戶。爸爸這才不吭聲了。
搬家前，我們一家人分開住在相隔百米的兩棟樓裏。現在能住在一起了。爸爸媽媽住一間稍大的房間，我則和小林住稍小的一間。嘿嘿，像一個家啦！
非常同情博主的遭遇，佩服您的意誌和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