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記（十八）——- 讀魯迅和張愛玲小說之外的文章

隨記（十八）——- 讀魯迅和張愛玲小說之外的文章

 

會認為。讀魯迅的雜文，散文，甚至小說，會覺得，他可以學數學專業的。張愛玲讀社會學專業，很自況。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為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麽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1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這樣的敘事，在魯迅，除了說自己和高長虹那段事，很少見到。時間地點人物，全須全尾。縱然如此，仍能見到敘述上的魯迅特色：壓縮的，凝重的，疾疾奔向說有點內容的東西。

 

這要是放在張愛玲，會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憶胡適之》，已經算是盡量圍繞著胡適之，不讓其他的來打岔的，可有多少是說胡適之的？讀完了，更覺得這是篇回憶她自己當年遇識胡適之感受的文章，胡適是個托，托著張愛玲。

 

是有這樣回憶人物的。也可以算作一類。看得會有“忍忍，不定下一行下一頁會有料”的時候。張愛玲寫人寫事，有點韶，不時像毛線亂了，找不到頭了。這倒顯出女人說話說事的常態來。隻是——- 自己看得有點不耐。不願歸結為自己是male 。

 

張愛玲說《紅樓夢》，說夏威夷，總感覺有點計件打工的意思。

 

周作人也會這樣事無巨細，物不分要點地扯，但總有玩味的名士氣，固然歸結到底還是銅臭，但終究有個走向“到底”的過程。讀過他的幾篇這“過程”，很煩。

 

張愛玲的，則為了掙銀子的目的太明顯。這其實也是她這些文章好的地方，可終究是背離文章本意，所以好也好不到哪兒去。

 

可珍貴的，是言語中透露出的對世事時事的態度。胡適之止不住說大陸“就是軍事征服”，張對時政從來不涉，所以不接話。還有對《海上花》的評價，說它有超越時代地域的地方。總之，張愛玲的這種不與時俱在，與自己始終的特征，在她散文裏，隻要有機會，就露出來。這在華裔寫文章的人群裏，幾乎是隻此一家。

 

散文裏張愛玲天生不附和的品性，特別好看。記胡適之，其實已經有說自己夠不到的話，但很克製，有多少說多少的本質保持的成色度很高。記學侶炎櫻，父母，祖上，冷靜理性得甚於魯迅。

 

張愛玲活得用力有趣。她聽話的本領超強，《炎櫻語錄》，姨姑床前桌邊的嘻笑怒罵，有點好聽的，像是沒多少從她這兒漏掉的。這和魯迅大不同。總覺得，魯迅這見識水平，聽到金句的幾率不高。他的雜文，字字珠璣般的，真多。阿Q的“吳媽，我要困覺”，一目了然地是作者編的假口語；“我不知道，春天裏，狼也會下山來”的祥林嫂唸叨，一讀就知道是台詞。孔乙己的“不多乎，不多也”，也很編。總覺得，魯迅做文學，他的文學性跟不上他的思想性，他並不覺得要向生活學習，有向民間多看兩眼的必要。“一樣健壯的體格，一樣麻木的神情”的掃一眼就夠下“首先的要務，是改變了他們的靈魂”結論了。———- 但張愛玲也確實聽到了魯迅聽不到，也不見得

就能想得到的東西。

 

回顧他倆的文學，魯迅的，銳；張愛玲的，戳；魯迅有“無”，他的有來自這亇無；張愛玲隻有看到遇到的鮮鮮活活的有；魯迅，從自己的民族走進其他的民族，又回到自己的民族裏與這個民族說bye bye; 張愛玲呆在上海也是租界，去了美國還像走在租界。民族性有與無之間。魯迅的文學，是男性的，什麽事都得講個理，什麽事都有背後的經濟動因，“愛，也要時時更新”。張愛玲的文學，純女人的。可以這樣說，李清照隻讓我們見到了穿戴有致女人，張愛玲則讓這兒的女人上了T台，全方位展現自己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