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寧三中教師張德忠 不該發生的悲劇— —一個幸存者的回憶 （廣西文革親曆記）

 

 

一  前言

一九六六年仲夏，以中央名義發布《“五.一六”通知》,宣告了由毛澤東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簡稱“文革”）開始。這場曆時十年（比抗戰八年還長）的運動，使中華大地蒙受的破壞和災難，不亞於一場戰爭。上至國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難以算計的無辜者罹難，受傷害的人不計其數。是二十世紀中又一震驚世界的人類大災難。這場災難既不是來自天災，也不是來自外來侵略，完全是由當權者荒誕決策引發內部自相殘害造成的。確切地說，是最高當權者違反黨心民意，濫用民眾的愚昧和個人崇拜所獲得的絕對權威，大搞封建專製主義造成的。這正是我們國家民族的悲劇所在。

“文革”時，我正步入而立之年，大學畢業到廣西南寧三中任教，和億萬中國人一樣卷入了這場運動，並自始至終經曆了“文革”全過程，蒙受了巨大災難，多次和死神擦肩而過。文天祥在《<指南錄>後序》中述說他從元營南逃時，經曆的死亡威脅達十八次之多，而我經曆的死亡威脅比他多得多。可他是為了拯救南宋江山，而我是為了什麽？隻是為了捍衛偉大領袖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麽一個虛妄的口號。為了這個口號，數以萬計的人,尤其是可愛的熱血青年枉送了性命，比之他們，我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如今，“文革”噩夢已成為曆史。曆史是後人最有益的教員，唐太宗曾說：“以史為鑒，可知興替。”一個封建帝王，能如此重視曆史，而正肩負著民族複興重任的當代人，能忽視曆史麽？可現實的狀況確令人擔優，許多人對剛離去的“文革”史淡忘甚至遺忘了，尤其是青少年，對“文革”史知之甚少，幾乎是一片空白，偶爾跟他們談起“文革”發生的事，他們瞪起疑惑的眼睛，以為是天方夜潭。去年，我跟一位上門搞推銷的大學生聊天，問他知不知道“文革”，他愣了半天吱唔回答：“文革？是不是日本侵略我們中國呀？”我哭笑不得，深感悲哀。大學生是國家未來的建設人才，不懂曆史，如何擔當重任？我深感有給青少年補補曆史課的必要。

我拜讀過季羨林教授寫的《牛棚雜憶 》等著作，很敬佩他老人家在耄耋之年還奮力筆耕，把自己在“文革”的經曆訴諸文字，啟迪教育後人。

我十分樂意響應季老的呼籲，在有生之年把我在“文革”的經曆，所見所聞所感寫出，以作那段曆史的佐證。

歲月無情，經曆“文革”的人，很多已經謝世,當時的青少年，如今也步入花甲之年，無須太多時日，所有經曆“文革”的整代人必將消亡殆盡，我愈感時不我待，有奮力疾書的必要，否則就對不起以無數中國人的血與淚書寫的那段曆史。

我堅信，“文革”那段曆史留給人們思考、借鑒的東西實在太多，太寶貴了，如果真能讀懂它，對於防止曆史悲劇的重演，保證我們國家走上文明富強的康莊的大道，實現民族的偉大複興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我不是史學家，不可能全方位記載和評價那段曆史，隻能從自身經曆的角度和極其有限的範圍，寫出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一葉知秋，讀者可以從中窺到那個時代的概貌。況且我所在的廣西南寧，是“文革”的重災區，武鬥最為慘烈，殺人最為瘋狂，把古稱“南蠻“的一個“蠻”字，表露得淋漓盡致，可稱“文革”的典型之作。

筆者絕對忠於史實，擯棄任意誇大歪曲捏造事實的“文革”作風，所暴露的醜惡行徑，隻會縮小，不會誇大。之所以縮小，是因為筆者實在不願把那些目不忍睹，耳不忍聞，有玷人類視聽，丟盡中國人臉麵的獸行見諸筆端。

一九九O年七月，廣西人民出版社出了《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簡稱《年表》）》一書。該書翔實記錄了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間，廣西，南寧所發生的重大事情，很有曆史價值，對我的寫作幫助很大。

“文革”中，我身邊的許多人罹難了，當中有我的領導，同事、老師、同學、學生和親友，我是個幸存者，所以就以《不該發生的悲劇——一個幸存者的回憶》作為本書的書名，以寄托對死難者的哀思。

 

二  狂飆天落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正是兒童節這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尤如狂飆天落，頓時攪得神州大地天昏地暗，無處安寧。學校停止上課，每年一度的高考也終止了，被煽動起來的青年學生，狂熱地殺向社會，或去橫掃“牛鬼蛇神”，或去深挖“階級敵人”。人們一下子分成“紅五類”，“黑五類”兩大群體。“紅五類”是當然的革命造反派，高喊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等時興口號，任意去搞打砸搶抄殺，使剛從三年困難時期蘇緩過來的國家，又墜入了災難的深淵。

這場混亂無序的殘暴運動，還美其名為“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毛澤東被奉為至高無上的神聖，他的話被奉為比封建帝王的聖旨還有權威的“最高指示”，違反“最高指示”是莫大的罪過，立馬招來殺身之禍。

“文革”之初，我在南寧市郊的石埠公社搞“四清”，突然接到通知，立即返校參加運動。我校是曆史悠久的廣西著名學府，坐落於青山腳下，南湖之濱，風景秀麗，環境幽雅。踏進校門，我就明顯感受到美麗的校園籠罩著紅色恐怖，昔日琅琅書聲和歡歌笑語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大鳴大放大字報 ,很多老師被打成“牛鬼蛇神”、“叛徒”、“特務”、“反革命”，也有學生成了“小鄧拓”，弄得人人自危。

出身不好的師生，惶惶不可終日，而“紅五類”的活躍分子組成“文革”領導小組，趾高氣揚，把持廣播站發號施令。

一天上午，“文革”領導小組通過廣播站發出通知：“特大喜訊，特大喜訊，我們又挖出三個階級敵人，全校革命師生員工，立即到2-4棟教室之間的革坪集合，參加批鬥大會”。

到了會場，看見三個“敵人”被押到水泥乒乓球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個子高瘦，頭發花白的老教師，被五花大綁，戴上高帽，上寫著“逃亡地主胡裏仁”，還別出心裁給他安上一條稻草編成的，又粗又長的狐狸尾巴。

第二個是語文老師覃克已、被指控為“曆史反革命”。

第三個是農場工人羅裏釗，為“富農分子”。

說是批鬥，其實是漫罵和毆打，在慫恿野蠻的年代，誰出手最狠，最顯示他立場堅定，革命性強，可憐三位“敵人”，無端飽受皮肉之苦，尤其是胡老師，被打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

看到這種喪失人性，不講人道的行徑，我非常反感，心裏發出疑問：“這也叫革命？”

共事數載，我對這些“敵人”有基本了解。

胡裏仁老師解放前就以教書為生，是三中在職級別最高的老教師，平常不苟言笑，一心教他的物理，頂多說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何來“逃亡地主”？

覃克已，壯族人，說話帶有濃重的壯音，解放前曾參加國民黨，可在肅反運動中已把曆史問題交待清楚，作了結論。他謹小慎微,埋頭工作，說話不敢大聲，對我們年輕教師也是客客氣氣的。

羅裏釗，三十出頭的農場工人，土改時也不過十來歲，是富農 子女，怎夠得上“分子”？

批鬥會結束，當即宣布把他們押送回鄉,交由貧下中農管製。這一押送，除了年富力強的羅裏釗能熬到“四人幫”倒台，重返三中獲得平反外，其餘兩位卻先後魂斷故裏，含冤謝世。

最慘的是胡裏仁老師，還株連了他的妻子——校圖書管理員黃佩琴，以及一個剛五六歲的小兒子——，一家三口一並押送回老家桂平西山。到家當晚，胡老師不堪折磨上吊自殺了，成了三中“文革”中喪命的第一人。

押送胡老師回鄉的兩個人，一是原為體育老師，“四清”後擢升為人事幹事的林偉×，另一是當紅的高三女生李××。他們得知胡老師自殺身亡，趕快拍屁股溜回南寧。

在評述三中文革史之前，有必要先介紹三位關鍵性人物，他們是“紅五類”的突出代表，“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左右三中形勢的鐵腕，而且自始至終，掌握師生員工生殺大權，三中發生的一幕幕悲劇，都是他們導演出來的。他們是“文革”功臣，也是這場史無前例運動的意外受益者。

第一個人物“金牙”，就是前麵提到押送胡老師的林偉×。之所稱之為“金牙”，是因為他鑲了一口金牙，見了人——那怕是“敵人”，也咧開嘴，露出光燦燦的金牙，他可是陰險毒辣的笑麵虎，後文當有具體的描述。文革初期，他正是利用掌管檔案之便，向狂熱的學生拋檔案，才使一批批教職工成了“階級敵人”被揪出來。他還非常貪婪，趁機發國難財，好些被抄家丟失的物品，竟出現在他家裏。

第二個人物“胸毛”李天保，高三男生，成熟過早，長得高大粗壯，小小的眼睛，粗粗的脖子，性格孤傲野蠻，愛耍弄口舌，挖苦別人，以顯示自己超凡的才智，連老師也不放在眼裏。其長相怕人，麵部肌肉塊塊飽綻，一片濃黑的胸毛令人生畏，整個形象沒一點斯文的學生味，倒讓人聯想到在電影裏常見到的專司砍人腦袋的劊子手。我從不信相師那套，憑長相判人好壞，斷人善惡，預卜未來。可“胸毛”在“文革”中的表現,卻沒有辜負他那副長相，成了殘害老師，殺害同學的劊子手，後文當會展示給讀者。

第三個人物“潑辣”李××，高三女生，就是前麵提到和“金牙”一起押送胡老師的那位女將。她爭強好勝，常跟人大聲爭吵得臉紅耳赤，給人突出感覺是兩個字“潑辣”。

以上三位於“文革”開始就十分活躍，“金牙”幕後策劃，“胸毛”、“潑辣”前台表演，一批批“階級敵人”是由他們揪出來的。

除胡裏仁等三人之外，劉擇之、李啟林、李偉昌、羅梓元、梁禧，……幾乎所有老教師都被打成“牛鬼蛇神”。

出身不好，或有海外關係的中青年教師也難以幸免，盧冬被打成“美蔣特務”，陳振昌被誣為“特嫌”，梁洪亮被定為“跳梁小醜”，連有多年黨齡的梁誌嶽也成了“國民黨兵痞”，老黨員徐鎮璿，也成了“階級異己分子。

這些“階級敵人”，很多是我欽佩的長者或好友，他們都是頂好的人。

梁洪亮，印尼歸僑，親曆印尼排華的慘痛，深知祖國強大才能使海外華人挺起腰杆。他懷著一顆赤子之心，衝破重重阻力回國上大學，一心為建設富強的新中國奮鬥。可沒想到，剛走上講壇兩年就遇上“文革”，他為人善良正直，對那種違反人道的胡作非為忍無可忍，公開表露他的憤慨，於是遭“胸毛”等人的圍攻，誣之為“跳梁小醜”，從此得了個“小跳”外號。

陳振昌，跟隨伯父在香港讀書 ，高中畢業時，其旅居美國的父親要他去美國上大學，可他執意要回國。其父下了最後通牒，如不聽從安排，則斷絕父子關係，停止供給，逼得他在父親和祖國之間作出選擇，可他毅然選擇了祖國，在伯父的支持下完成了大學學業，成了三中一名出色的數學教師。寧要祖國不要父親，請問世上哪有這麽可愛的“階級敵人”？

盧冬與我同年考上大學，同年分配到三中語文組，他思想活躍,性格開朗,雖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卻有一段光彩的革命經曆.他母親在香港被人騙走了一大筆錢財，遭丈夫掃地出門，由一個官太太淪為洗衣婦。出於對母親的同情和關愛，盧冬常背著父親去探望母親，無意中結識了香港地下黨，參加了東江遊擊隊，參與解放廣州戰鬥後正式轉為人民解放軍。抗美援朝時，他滿懷激情參加中國人民誌願軍，奔赴朝鮮戰場。停戰後，他轉業到廣州某機關當了副科長，一九五六年響應號召參加高考，考取北京大學中文係。由於家庭出身和容易被人誤解的經曆，他在肅反，反右中受過衝擊，一九六四年，三中作為“四清”運動試點，有人貼出大字報說他是“美蔣特務”，“四清”雖說也是極左的產物，但工作組還是認真負責的，不惜花費大量人力物力搞內查外調，加上盧冬積極配合，終於還他曆史清白。盧冬十分感激組織為他卸下沉重的曆史包袱，煥發出巨大的工作熱情，表現出色，被評為市先進教師，成為校黨支部重點發展對象。豈料“文革”一來，不但“美蔣特務”的帽子又重新扣到他頭上，而且前麵還多加了“紅皮白心”的定語，成了“紅皮白心的美蔣特務”。

我清楚記得那天，幾個“紅五類”學生把盧冬拖到辦公樓前的乒乓球台上，拳打腳踢，把他衣服也撕破了，恰好市委書記肖寒到三中暗訪，目睹這野蠻的一幕，可他不但沒批評製止。反而稱讚小將的“革命行動”，不久，一版版的大字報刷了出來，專是圍攻盧冬的，他成了全校最受矚目的“敵人”，工作組和“文革”領導小組逼令他寫檢查。

“文革”伊始就被打成“牛鬼”的劉擇之，是語文組的元老，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老知識分子，早在北師大讀書時，就是位愛國的熱血青年，一九三一年魯迅先生由上海赴北平探視母親，師大學生得知，請魯迅回校演講，並強烈要求魯迅重返師大執教，於是選出四名代表拜會魯迅，劉老和田家英都是代表中人，受到魯迅親切接見，親聆魯迅的一番教誨。“九·一八”事變後，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愛國學生組成南下請願團奔赴南京，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年輕的劉擇之被推舉為團長，他滿懷救國熱忱，率團赴南京與國民政府交涉。蔣介石害怕學生避而不見，憤怒的學生衝進總統府砸個稀巴爛，蔣介石不敢公開彈壓，卻暗地裏抓捕學生領袖，劉老也上了黑名單。他得到共產黨的通知，避開國民黨的搜捕，毅然投筆從戎，參加了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不久，就在鄧小平手下當了團級幹部,為拯救民族危亡馳騁沙場。後來由於種種原因，他離開軍界，{注}走上教育救國之路，當了一所聯中的校長。國民黨打內戰敗北時，劉老麵臨兩種選擇，一是跟蔣介石去台灣，二是留下來迎接解放。劉老選擇了後者到南高任教，一九五四年南高改名為南寧三中，他便成了三中語文組的元老，“文革”被打成“牛鬼蛇神”，連累了他的妻子——廚房工人黃阿玉，幾次走過南湖想投湖自盡。

這麽多好人被打成階級敵人，橫遭迫害，這樣的“革命”我實在難以接受，所以非但恨不起他們，反而給予同情和鼓勵，要他們相信黨，相信群眾，相信自己。

荒唐歲月，每天都有荒唐事情發生，一天上午，幾個“紅五類”揪住個瘦小的男生拖到禮堂，拳腳交加，指控他為“現行反革命”。後得知原委，令人不寒而慄。這位學生姓肖，雖非紅五類，但安份守紀，他做夢也想不到會禍從天降。那天早上他上廁所，用了小半張舊報紙作手紙，被有心的“紅五類”同學發現，說他用毛主席頭像擦屁股，汙辱了偉大領袖，於是招來厄運。天哪，古今中外，難找出如此荒唐之事。誰都知道，當時的大小報紙，都布滿毛澤東頭像，而生活水平低下，習慣用廢舊報紙作手紙的人們，幾乎天天在幹這種“反革命”勾當，隻要有人存心跟你過不去，就會飛來橫禍。

八月五日，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引起全國更大的混亂，它向人們昭示，中央存在兩個對立的司令部，國家主席劉少奇是“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是中國最大的“走資派”。毛澤東利用至高無上的權威，誤導全國人民去打倒劉少奇，保衛他和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現在看來十分清楚，毛澤東是最霸道的人，自己發起一場運動，自己訂出規則，除了他和他的副統帥林彪不能碰之外，對任何人都可以揭批鬥，這猶如一場極不公平的競技，先捆住對方的手腳，而他則可以掄起十八般武藝，愛打誰就打誰，愛怎麽打就怎麽打，對方絕無申辯的權利。毛澤東這種極端霸道的作風，注定了劉少奇的悲慘命運，也注定了中華民族遭受十年浩劫的大悲劇。

鑒於亂抓人打人之風日盛，中央頒布了《十六條》，傳達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最高指示。可是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代表時，欣然接受並佩戴上宋斌斌獻上的紅袖章，還給她改名為“宋要武”,這不啻承認自己是這個組織的後台，於是促使紅衛兵如瘟疫漫延，很快傳遍全國，成為推動文革，製造無數罪惡的急先鋒。

我校的“胸毛”、“潑辣”等紅五類活躍分子緊跟潮流，聯合其他學校的同類，成立了南寧第一個紅衛兵組織，取名為“盾牌”紅衛兵,效仿北京，殺向社會，深入大街小卷，把“黑五類”及其親屬趕出城市。

學生幹得起勁，老師不能落後，在“金牙”等人策劃下，三中第一次召開了全體教職工對熊景樁的專場批鬥會, 主持人剛念完:”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最高指示，手中卻拿著小鞭子，叫把熊景樁 押 上來。兩名強壯的中青年老師把熊老押上，邊數列他的”罪狀”,邊拳打腳踢，主持人也做樣用鞭子打了幾下，接著兩三個好表現自己的中青年老師衝上去大打出手，一個用鐵鉗鉗耳朵，一個用鐵線勒脖子，像拖死狗那樣拖來拖去，末了還拿鍋底的黑煙抹臉，把熊老弄成了黑鬼，批鬥會純然成了折磨人，侮辱人的展示會，許多教工，尤其是女教工不忍心看下去，我突然發現，我們這些教書育人的“人類靈魂工程師”，一但中了邪，發起瘋來不比學生遜色。

熊老年逾花甲，個子瘦小，頭發花白，背有些駝，走路顯龍鍾之態，己是風燭殘年，退休在家聊度餘生，他與世無爭，於人無害，對這麽一位在教壇上耕耘了大半生的長者，何能下此毒手？大概中”封資修”之毒太深，江山易政，本性難移，目睹這殘暴的一幕，我怒火中燒，幾次想站起來大喝一聲，“住手！要文鬥，不要武鬥！”

我出身於中農家庭，既無“紅五類”的榮耀，也無“黑五類”的羞辱，曆史清白，任過團委書記，所以沒受衝擊。可是我看不慣無法無天的野蠻行徑，對受害者予以同情，這種不合時宜的思想性格，注定了我在“文革”中的悲慘命運。

沉默了很久的盧冬，突然在大字報棚的顯著位置刷出了一版大字報，題名為《進軍號》。公開反擊先前大字報對他的誣蔑和攻擊，辭鋒犀利，有理有據，把對方駁得體無完膚。這是三中“文革”以來最講道理，最具說服力的大字報，它打擊了歪風，弘揚了正氣，廣大師生深受鼓舞。盧冬成了受害師生心目中的英雄，紛紛起來效仿他用筆杆捍衛自己的尊嚴。而“金牙”、“胸毛”、“潑辣”等那幾個呼風喚雨的風雲人物黯然失色，不敢為所欲為，學校又有了歡聲笑語。可災難卻移到了領導頭上，因為《十六條》明確規定，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紅衛兵的矛頭對著他們，我校主任以上的領導，被趕到西鄉塘強製勞動，劉文強主任就是在這次勞動中弄斷一隻手指，留下終身殘疾。

毛澤東連次接見百萬紅衛兵和革命群眾，掀起了全國大串連高潮，各校紅衛兵打出各種旗號走出校門，效仿當年紅軍，進行艱苦的長征。

校園清靜了許多，“走資派”、“牛鬼蛇神”得了個喘息的機會，可是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意想不到的厄運等待著他們，等待著卷入“文革”深淵的億萬群眾。

三  進京朝聖

短短兩三個月間，毛澤東一次又一次搞接見，而且規模一次比一次隆重盛大。受接見的代表, 被稱為毛主席請來的“客人”，倍受尊重和優待，乘車、吃住全由國庫開銷，這豈止是“免費的午餐”，簡直是亙古未有的奇遇，引得無數朝聖者湧入北京，首都人滿為患。

時令進入秋天，學校接到通知，有幾個革命群眾代表名額分給我校教職工，進京接受偉大領袖的第八次接見，於是召開緊急會議，民主選舉產生這批代表。當然，指明為“革命群眾”代表，“走資派”、“牛鬼蛇神”及“黑五類”等無權參加，“金牙”等一些整人打人的活躍分子，雖有權參加，但群眾厭惡而落選了。我不屬上麵兩種情形，不但有權參加，而且還順利當選，被推為領隊。

開好證明，打好行裝，我率領三中代表隊出發了.到了火車站，見人山人海，大多是戴軍帽，穿軍裝，紮皮腰帶，佩紅袖章的紅衛兵。人們爭先恐後，從車門、從車窗，拚命擠上車。我們一行通力協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進了車廂，占得五六個座位。後麵來的，別說座位，能有個立錐之地就不錯了。走道、行李架乃至廁所——一切空隙的地方全擠得水泄不通，列車嚴重超員。最麻煩的是拉屎拉尿,要事先作好安排，利用每站停車的片刻，分批下車突擊解決。沒等到車停小便憋得慌的，或尿在褲裏，或射出窗外，“羞恥”二字全然不顧了。這恐怕也是史無前例最艱苦卓絕的遠途旅行了。經過兩天兩夜的煎熬，終於到達北京，個個蓬頭垢麵、疲憊不堪，幸虧馬上享受到毛主席“客人”的待遇，一下火車，就有解放軍迎接，送到接待站安排食宿。

我們所在的接待站地處西長安街的偏街上，是北京千百個接待站中的一個，“客人”走了一批來一批，經常處於飽和狀態。接待那麽多客人，夠難為北京人了，不能期望過高，我們隻能睡大鋪，席地而臥，墊的是稻草麥杆，蓋的是長了虱子的軍用棉被，一日三餐免費享用。

在站裏，我遇見兩位四川小姑娘，是小學六年級學生，已經出來一個多月，走遍了半個中國，這次是第四次進京。他們離家時各自隻帶一元錢，靠轉手倒賣賺一大把各式各樣的毛主席像章。望著兩位天真無邪的小姑娘，我十分感慨。是呀，文化大革命真是”鍛煉了群眾”，不僅是大中學生，還包括小學生。

我們這群大小“客人”，全按軍隊編製組成連排，由解放軍指導，每天安排一定時間列隊操練，準備接受偉大領袖檢閱。與此同時，我們學會了一套盛行的儀式——胸前佩戴領袖像章，手裏拿著領袖語錄，說話時語錄緊貼胸口，朝見時右手揮動語錄，口中響亮三呼：“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林副統帥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整套儀式，比古代臣民朝見皇上還要繁雜。這套儀式很快傳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而且日益創新，如每天的早請示、晚匯報、繡“忠”字圖，跳表忠舞，鬧得六億神州沸沸揚揚，如癡如醉。

北京的秋天，寒氣逼人，出門很不好受，但我們是學校選派的代表，任務是來取“文革”真經的，空手回去不好交代，於是我們決定先去北大參觀。

之所以首選北大，因為她是被毛澤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誕生地，被捧為“文革英雄”的半老徐娘聶元梓正坐鎮那裏搞得熱火朝天，如果說北京是“文革”的發源地，那麽北大正是發源地的中心，每天吸引著成千上萬的朝聖者，她簡直成了中國的麥加，要取真經，當然首選北大。

幸好天氣晴朗，豔陽高照，我們一行用罷早餐，帶上幹糧出發了。兩位工人代表說身體不適，留下休息。

讀大學在北京四年，地理熟悉，我成了當然向導。到了公共汽車站，見滿街是人，亂哄哄的擠公共汽車。車開了一趟又一趟，我們好不容易才擠上去，到了北大已近中午。

大概是有意給朝聖者作示範表演，在一塊空地上搭了個舞台，批鬥會每天在這裏舉行。我們到達時，批鬥會還沒結束，看見一批“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被紅衛兵押在台上，低頭彎腰，作“噴氣式，”因人多嘈雜，距離太遠，既看不清挨鬥者的表情，也聽不清鬥人者的話音,不得已，隻好四處轉轉，看看密密麻麻的大字報，怕誤了晚餐，我們匆匆離開北大。

此後幾天，我們去了清華，北航、地院等幾所高校，情況大同小異，隻是沒有北大熱鬧。

幾天外出參觀，我們沒取到什麽的真經，卻得了不少傳單、小報。大家盼著早日接見，一睹偉大領袖的風采。

這一天終於來臨，天還沒亮，解放軍就催促大家起床，匆匆洗嗽完畢，用罷早餐，就到街上排好隊形。寒風刺骨，冷得渾身發抖，牙齒打架，大家搓手搓耳，原地蹦跳取暖，等到曙光顯露，滿天朝霞，一聲令下——出發。

隊伍邁著矯健的步伐,唱著時興的語錄歌向目的地進發。九時許，百萬大軍雲集長安街東段。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登上天安門，檢閱開始，百人一橫排的隊伍浩浩蕩蕩，由東往西走過天安門廣場。毛主席身著綠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向人群頻頻招手致意，人群的歡呼聲震天動地。“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林副統帥永遠健康，永遠健康！”大家狂熱呼喊，不少人熱淚盈眶。雖曾多次經曆過這種場麵，我還是深受眼前狂熱到極點的氛圍感染，情不自禁地湧出熱淚。可我在注目天安門城樓時有種新感覺，許多熟悉的麵孔消失了，換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一批新的麵孔，於國家是福是禍？我無法猜想。

“文革”開展以來，短短的三四個月間，毛澤東就連續舉行八次接見，耗費了國家無數人力財力，其目的是為樹立他的絕對權威，煽動億萬群眾追隨他推進“文革”造勢。曆史已經明確，“文革”是發生於二十世紀中葉的一出醜劇、慘劇，那麽八次接見就是這出劇的序幕。

接見過後，我們代表的使命已經完成，解放軍動員大家盡快離京。離家多日，我們也很想家，於是踏上歸程。

此次進京，接受了一次“文革”洗禮，回校之後，我周圍很快集合起一批誌同道合的同事，最先遭受迫害的盧冬私自赴京上訪也回來了，大家商定成立自己的組織，我和盧冬被推舉為頭。我們不搞唯成份論，不論家庭出身、有何海外關係均可自願參加，因此隊伍迅速壯大，成為三中教工最大的群眾組織。有了組織的依托，大家便無受人圍攻迫害之虞，從北京帶回的傳單資料，分工抄寫張貼。人人熱情高漲，常幹到深夜，但心情舒暢，有說有笑，一掃昔日籠罩心頭的陰霾。

進京朝聖，成立組織，積極響應領袖號召投身“文革”，越陷越深，無法自拔，以致招來無窮禍患，幾乎丟了性命，事後反思，才意識到這是我在人生旅途中邁出的最幼稚，最愚蠢的一步。

四、武鬥逃難

如果說六六年底前，“文革”尚屬煽風點火的前期階段，那麽邁入六七年後，則是惡果顯露引發社會大動亂的發展時期。有三件事直接掀起“文革”颶風：一是毛澤東審定的元旦社論發表，二是得到毛澤東肯定和盛讚的上海一月奪權經驗向全國推廣；三是中央公開提出打倒“劉鄧陶”的口號。

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都標榜自己最忠於毛主席和他的司令部，但都不可避免地分成了對立的兩派，由此，派戰不斷，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演變為“武化大革命”，使用的武器也迅速升級，從原始的石塊長矛，到現代的洋槍洋炮，幾乎把人類戰爭史複製了一遍。

廣西,南寧，分成了“支韋打伍”和“支伍打韋”兩大派，前者簡稱“聯指”，由最先起來造反的盾牌紅衛兵和赤衛隊組成，後者叫“四·二二”，是受迫害壓製而後起的造反者組成。

兩派各支持的都是區黨委的主要領導，“韋”指韋國清，區黨委第一書記兼軍區政委，“伍”是伍晉南，區黨委書記。

六七年元月二十九日，韋國清在區黨委大院貼出《揭發劉少奇、鄧小平的幾個問題》的大字報，二月一日又貼出大字報《揭發兩麵派陶鑄》，這是他主動在“文革”中的表態和亮相。

此後，圍繞區黨委和廣西日報奪權以及砸爛“工總”等問題，兩派衝突加劇，引發了武鬥。

四月下旬，中央召兩派代表赴京，同住京西賓館，我和盧冬作為“四·二二”所屬的南寧教工井岡山派去的工作人員也到了北京，和“四·二二”代表團同住於京西賓館。此時，不斷傳來南寧武鬥和“聯指”調動農民進城攻打“四·二二”的消息，引起兩派在京代表的衝突。

有一天，在和聯指代表的辯論中，我遇見陳時，他是“四·二二”屬下南寧市公安局“槍臨逼”組織的成員，特意赴京匯報南寧武鬥及“四·二二”受“聯指”攻打的情況，他告訴我南寧局勢很壞，放心不下,他要趕回去。想不到此去成了永別，他回去不久被“聯指”槍殺了。

陳時是我初登講壇的第一批學生，原在南寧三中高六十六班，天資聰慧，成績優異，愛好廣泛，多才多藝，尤其擅說相聲，三中每開晚會，總少不了他的節目，而且是自編自演，逗得全場笑破肚皮，獲得全校最喜愛的笑星的美名，我這個語文老師自愧弗如，可以斷言，如果他有機會師從候寶林、馬季，定能成為薑昆、笑林那樣聞名全國的一流笑星，可惜他走了另一條路，高中畢業放棄高考，學董加耕走下鄉務農之路，和林德銘、關眉等一批誌同道合的同學到市郊石埠公社插隊落戶。務農期間，他認真磨煉，和農民一起到城裏挑大糞，成為名揚一時的新聞人物，後來被市公安局抽調去當了一名公安，“文革”公安局也分了兩派，他參加了“四·二二”一派，成了這場運動的無辜犧牲品。

在京等待中央解決廣西問題遙遙無期，六月中我回到南寧，住在三中紅革會駐反帝醫院據點，碰上武鬥日熾，為了避難，我和鍾碧秋、劉文強、梁誌嶽、冼國裕，黃蘭芳，陽明熙等一批同事逃去湛江。湛江兩派正醞釀武鬥，也不安全，便轉往桂林。桂林是老多的大本營，“四·二二”占絕對優勢，當時武鬥硝煙遍布神州大地，這裏卻是沒有硝煙難得一見的綠洲，也成了全廣西“四·二二”的大後方和避難所，南寧及各地的難民大都跑來這裏，受到熱情的款待和關照。桂林市民還慷慨捐錢、捐糧，解救衣食無著的難民。

八月二十四日，中央第五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周總理作了有利於“四·二二”的表態，還派六九八四部隊進駐新華街、解放路、展覽館等“四·二二”防區進行保護，廣西局勢恢複平靜，外逃的難民陸續返回。我回南寧不久，聽說朝陽廣場司令台陳列了三具屍骸，作為控訴“聯指”殺害“四·二二”的罪證。我跑去看，果然，旁邊還標明死者姓名及遇害經過。最長一具是陳時，其餘兩具是林德銘和周廣受。陳、林都是我的學生，他們的音容笑貌頓時浮現於我的腦際，陳活潑可愛，尤其說相聲時樣子很滑稽。林眉清目秀，待人彬彬有禮，臉上常掛著微笑，想不到這兩位努力上進的好青年競死於非命。周廣受我從不認識，是剛從部隊轉業到林教大隊的。這三位都不是死於武鬥，而是偶爾落到金雞村民兵之手，被“聯指”江南片指揮部拉去槍斃的。

第五次接見明令禁止農民進城武鬥，強調兩派大聯合，本來是廣西局勢的良好轉機，可是當局者沒好好把握。廣西好些地方，出現“貧下中農最高法庭”亂抓亂殺四類分子及其家屬，造成了嚴重後果，《年表》有如是記載：（P-53）

全州縣東山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召集大隊會計、“聯指”組織負責人等商議，決定召集民兵班、排長等三十餘人骨幹開會，會上黃傳達湖南道縣殺地富的情況，並提出：“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要鏟草除根一掃光……”

黃天輝連夜帶兵去抓人，抓到人立即押送黃瓜衝山洞，強迫被害者跳坑。地主出身的劉香元在坑口向黃求情，請求留下一個小孩給貧農出身的愛人，說：“天輝，我兩個仔，到政府去判我得一個，我老婆也得一個。”黃說：不行。“結果劉被迫抱著兩個小孩(大的三歲，小的一歲)跳坑而死。”

這隻是萬千殺人案中的一起。這股殺人風未能製止，不久竟發展為全區性的大屠殺。

廣西兩派武鬥中，因“聯指”有大量武器，更有大批民兵支持，所以處處占上風，而“四·二二”卻武器極少，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因而被迫千方百計去搞武器。八月二十日晚，南寧航運“工總”乘船到蒲廟搶槍，歸途遭“聯指”攔截。三中紅革會派人參與搶槍行動，當中有我不少學生，因此我甚為關切，跑到江邊客輪上等候消息，聯指從對岸用機槍掃射，我親睹一名船上群眾中彈身亡，嚇得我心驚膽戰。黃昏時分，載人搶槍的船衝破攔截歸來了，死傷了好幾人。我高七十九班學生莫文冰手臂中彈受傷，幸無生命危險，算是不幸中之一大幸了。

局勢動蕩，攪得人心不寧，廣大群眾，都盼望結束動蕩不安的生活，當中央發出回原單位鬧革命，實現兩派大聯合的號召，兩派群眾都積極響應。三中兩派都回到學校，又在一個飯堂裏吃飯了。我和鍾碧秋、林恩材、徐鎮旋、梁誌嶽、劉文強、陽明熙、吳增熾`黃仕良,冼國浴,`,郭先安、吳藝玲等多位有頭腦的同事商定，我們主動找對方倡議，首先實現兩派教工的大聯合。這倡議得到陳榮安等“聯指”頭頭的響應。我們還商定，年關將近，共同組建巡邏隊保護三中教工的安全，不允許外單位來幹擾破壞。這良好的願望，得到駐校“支左”的解放軍支持，這樣，三中出現了少見的和平氣氛，一直受壓的“四·二二”群眾終於結束了逃難生活。

可是我們太天真了，隻要“文革”不結束，憑我們小小的單位，小小的力量，怎能遏止日趨惡化的大勢？到了六八年，南寧，整個廣西進入了更凶殘險惡的年代。

 

五、血染校園

一九六八年，“文革”進到最瘋狂的歲月，恐怕連毛澤東本人也意想不到，他親自點燃的“文革”烈火肆意焚燒，到了無法控製的地步，全國到處是武鬥的硝煙，到處是罪惡的殺戮，把他的臣民推進災難的深淵，把他締造的黨國推到崩潰的邊沿。

廣西更是如此，隨著區革籌和各地革委會成立，出現全區性的大屠殺，容縣黎村和寧明上石，還有鳳山，是典型之例。

六八年春的一天，熊愛玉來三中找我哭訴，說他愛人黃兆昇老師從北京剛回到南寧就遭“聯指”綁架，去向不明。我和我的同伴異常震驚，立刻展開營救活動。我們找到“四·二二”原總指揮龍智銘。當時區革籌已成立，他作為老“四·二二”的代表當了革籌副主任。可這個副主任隻被當作新生紅色政權的點綴品，沒有一點實權。伍晉南也是革籌領導成員，但被“聯指”拉去和賀、霍、傅、謝、袁一起進行遊鬥，自身難保，我們唯一的依靠是龍智銘，他是個富有正義感和責任心的人，非常盡力，一方麵發動輿論揭批“聯指”在光天化日之下搞綁架的特務行徑，一方麵親自去找革籌主任韋國清。韋國清置之不理，又去找魏佑鑄。魏比較正直公道，在他幹預下“聯指”才放人。可黃兆昇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樣。遍體鱗傷，走路須人摻扶。據他講述，綁架他的是“聯指”屬下的南寧“小八”，關押在區黨委大院內原傅雨田的居室。傅被打成“叛徒”拉去遊鬥後，全家被掃地出門，於是這房子成了“聯指”秘密關押審訊受綁架者的白公館、渣滓洞。黃兆昇在這裏度過了二十餘天暗無天日的生活，受盡了嚴刑拷打。可悲可歎的是，這種法西斯行徑，竟發生在區黨委眼皮底下的大院裏。六八年間，這樣的私設監獄遍布南寧、遍布廣西，黃兆昇能活著出來是十分幸運的了，而許多人進了“聯指”監獄卻走了一條不歸路。

黃兆昇得救不久，梁洪亮又遭綁架。這次是三中“聯指”所為。梁洪亮原來和李本正一起在展覽館搞後勤，聽說三中兩派關係緊張，他想回學校看看，路經桃源路區供銷社，被在此設有據點的三中“聯指”綁架。為了報複，三中“紅革會”學生也抓了朱國良。朱原是三中采購員，雖調離三中，可家還在三中。紅革會學生認為他是國民黨兵痞出身，是“聯指”的軍事教練，於是把他抓作人質。關進了醫學院104館。在輿論的壓力下，三中聯指關了梁洪亮幾天便放了，從此他住在區醫院他妹妹家，不參與派性活動。

隨著各地縣革委會的籌建，“聯指”對“四·二二”和四類分子的屠殺愈演愈烈，各地紛紛成立了反屠殺委員會，大批難民逃來南寧展覽館，解放路等“四·二二”據點避難。

此時，當局決定撤走六九八四部隊，“四·二二”和廣大市民苦苦挽留，出現軍民揮淚依依惜別的感人場麵。大家都意識到，失去部隊的保護就會大難臨頭。

五月中旬的一天，我在新華街水塔腳下，看到了一張處決‘“反共救國團”一批頭頭的布告，名單上有位熟悉的名字——農培相，他是我校高七十四班學生，剛畢業走上社會。我十分納悶，他怎麽會成了“反共救國團？”可布告是以當局的公檢法的名義出，不由得你不信。直到八三年廣西進行處遺時才真相大白，原來這是廣西當局泡製出來的一大冤案，《年表》有如下記載：（P-89-90）

五月十七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破獲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一案報告說：“我區破獲一起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組織，已捕獲團長一人，副團長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經濟部長一人，支隊長四人，聯絡站負責人共六十三人……該反革命組織涉及南寧市及南寧、玉林、欽州、柳州等四個地區。……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風街，利用“四·二二”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南有聯係。”。（根據一九八三年“處遺”調查結論，所謂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一案，是廣西軍區、自治區革籌利用清查“老反團”來追查“新反團”的特大冤假錯案）。

何等陰險毒辣的陰謀，何等卑鄙無恥的手段；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泡製出關係萬千人性命的大冤案，而且是出自大權在握的廣西當權者之手！不知道曆史將如何審判他們？

這卑鄙毒辣的一招立馬收到了一箭多雕之效，一，可以把“四·二二”當“反團”加以剿滅；二，最大限度地煽動“聯指”群眾參與剿滅“反革命”；三，更有效地欺騙農民進城參與武鬥；四，可以蒙騙要挾中央放縱他們肆無忌憚地大開殺戒。

《廣西聯指報》公然發出《總攻擊令》,把“四·二二”與“反共救國團”等同起來，對拒捕者可以“就地處決”。這就注定了“四·二二”覆滅的命運。

三中兩派本來還是和平共處的，可此時“胸毛”為首的一批“聯指”鷹派突然驕橫拔扈起來，製造了一個個流血事件，他們占領了全校製高點水塔，接著用鐵絲網把禮堂（與飯堂合一）圍起,劃作自己的勢力範圍，“紅革會”學生無處用餐，當然不答應，要求對方拆除，否則派人去拆。“胸毛”利用水塔的高音喇叭氣勢凶凶地發出警告，隻要“紅革會”敢走近鐵絲網，“一切後果自負。”

衝突一觸即發時刻，鍾碧秋、林恩材、徐鎮旋、梁誌嶽、陽明熙等共產黨員找我商量，叫我去說服“紅革會”頭頭放棄拆鐵絲網的打算,以避免學生流血犧牲。他們估計到“胸毛”那種野蠻的人，什麽事都幹得出來。

我立即找到紅革會頭頭王成初，轉達如上意見。可他年少氣盛，以自己的善良願望估計對方，不肯放棄原定的行動計劃，說對方實在欺人太甚，不能容忍。還說：“我們徒手排著隊，唱著歌去，諒他們不敢向徒手的隊伍開槍。”勸說無效，我隻好叮囑他千萬當心。

臨近中午時分，紅革會集合了百多人的學生隊伍，從學生宿舍區向飯堂進發，果然是徒手，隻拿語錄本，唱著歌前進，還沒走到鐵絲網處就槍聲大作，好些人中彈，大家忙搶救傷員，駐校“支左”的解放軍也參與搶救。紅革會武裝被迫還擊。

這次衝突，紅革會死亡二人，傷數人，對方毫無損傷。

死難者中，一是初三男生葉啟時，子彈射中額心，送到三0三醫院搶救無效。其父是醫學院教授，被打成“反動權威”蟄居家中，我把啟時的死訊告訴他時，他神態木然，欲哭無淚。另一是高一女生劉鳳芝，是位勤奮好學，不苟言笑的女孩，子彈打中胸膛，穿過肺部。我親臨醫院組織搶救，並請來她的父母。醫生花了幾個小時也沒搶救過來，當得知女兒斷氣，兩位老人放聲痛哭。父親是醫學院講師，參加“聯指”。“文革”就是這樣捉弄人，把親密的父女分屬誓不兩立的派別，而女兒竟慘死於父親這派的槍口下，是誰造的孽！

我在醫院勸慰鳳芝父母之時，學生來告訴我，說“胸毛”帶人砸抄了我的家。我回家一看，整個家砸得稀巴爛，蚊帳被褥撕成一條條的，盧冬寄放的收音機也砸了，值錢的東西被抄走，沒拿的家俬毀掉，比土匪洗劫還慘。

流血事件發生後，紅革會學生群情激憤，發誓要為死難的戰友報仇。在一個晚上用自製的土炮攻打“胸毛”等駐守的據點。巫抱平自告奮勇，背起炸藥包衝到水塔腳,試圖炸掉射出罪惡子彈的水塔。因爆炸力太小，水塔巍然不動，可也嚇壞了“胸毛”等人，他們勒令住在紅樓的“四·二二”家屬馬上搬走。紅樓是三中唯一的三層宿舍樓，緊挨水塔，“胸毛”要強占為據點，與水塔連成一片。被“聯指”定為三中最大“走資派”的老校長李厚德一家住在紅樓，“胸毛”等全副武裝闖進他家，打罵威逼，強令校長搬出。害得他心髒病發作，生命垂危。他的長女阿紅是個未成年的中學生，驚嚇得六神無主，跑去醫學院告知她表姐。表姐叫她趕快把病人送來搶救，可受到百般阻撓。還是心地善良的老職工黃才秀和譚叔要來輛木板車，把老校長拉到醫學院，可惜晚了，醫生已無回天之力。

李校長名厚德，回族，他的人品跟他名字很相符，個子瘦小，臉上常掛著慈祥的笑容，為人正直，待人寬厚，忠於職守。他不幸中年喪妻，帶四五個孩子，既當爹又當媽，生活負擔甚為沉重，可不影響工作，每天上班最早，下班最晚，堅持在教學第一線，親自給學生授課，教數學。他的教學水平堪稱一流，深得學生喜愛。他嚴於律己，從不以權謀私。三中是全區重點，錄取分數比普通中學高很多。他大女兒阿紅沒達到三中要求，硬是要她到離家很遠的六中走讀。李校長以其高尚的人品，優良的師德教風，贏得全校教職員工的尊敬和愛戴。我實在想不明白，這麽好的領導，怎會成了打倒的對象，最終受迫害致死？

在那是非顛倒，好壞不分的年代，我跟老校長還扯上一段政治是非，那是在中央第五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之後，大批黨政幹部發表聲明支持“四·二二”，李校長也寫了一紙聲明交我轉達。出於對他安危的考慮，我勸他把聲明收回，不要公開表露，以免惹禍上身。他接受了我的勸告，不料在後來的大批鬥時，我被加上一條“與走資派勾結”的罪名。

在我心目中，李校長是最好的領導，是最可親可敬的長者。對他的不幸，我打心底感到痛惜。八0年學校為他補開追悼會時，我給他寫了副輓聯：厚德載物，十年動亂遭劫難；德高望重，八方英傑悼忠魂。

三中第一次流血事件剛過沒多久，又發生第二次流血事件。一個更深人靜的夜晚，“胸毛”等勾引外單位的聯指偷襲紅革會的大本營——實驗樓，打死了初三男生王玨、高三男生梁文蔭。紅革會武裝急忙應對，在“聯指”武裝的退路上設伏。果然，“胸毛”等人進了伏擊圈，巫抱平的衝鋒槍正對準他們，隻要扣動板機，“胸毛”等絕無生還的希望，但是巫抱平始終不忍心，事後他說：“都是同學，怎下得了手。”可巫抱平萬萬想不到,兩個多月後，他自己卻被“胸毛”槍殺了。

兩次流血事件，都是紅革會一方遭受傷亡，而對方無損一根毫毛，紅革會學生極端悲憤，複仇的欲望十分強烈，傳承文明的美麗校園，成了流血的戰場。兩派都不敢留在學校，“聯指”撤到了園藝場，紅革會撤到了醫學院，隻留部分武裝人員鎮守三中。

六、學院被困

醫學院是“闖兵”占優勢的“四·二二”一個孤立據點，除三中外，附近許多單位的同派群眾都到這裏避難。

我們一批教師，原住在學生宿舍，是離水產研究所不遠的平房，“聯指”常開槍開炮，有次，一枚火箭彈穿透牆壁在宿舍爆炸，幸無人員傷亡，可我們再也不敢住下，撤到院中心的104館。此館專陳放教學用的屍骸，朝夕與之相處，起初很害怕，漸漸就習以為常了。

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和廣西“聯指”結為一體，還調動大批民兵，甚至出動部隊，以鎮壓“反團”和落實《七·三》布告的名義，大開殺戒，韋國清親自下了“對階級敵人要刮起十二級台風”的動員令，於是南寧、全廣西掀起了大屠殺的高潮，在這高潮中，各地縣革委會紛紛成立了，區革委會也在密鑼緊鼓籌建中，無怪乎群眾說，這些所謂新生的“紅色政權”，是用萬千人的屍骨建造的。《年表》有如下記載：（P-98-99）

六月十九日，廣西“聯指”常委會經過顏景堂、李家海、何唯欽等人策劃和指揮“後備軍”、“瀝血兵”等組織，武裝包圍攻打區水電廳設計院“火種”大樓據點，殺害六十二人，並滅屍於邕江河裏。

二十三日，廣西“聯指”所屬的航運“紅聯”攻打“四·二二航運工總”控製下的南寧北大路碼頭……南寧糖紙廠民兵炮連當即把一門三七炮拉到西園飯店後麵河邊，向“桂宏”號船開炮，接著南寧化工廠“聯指”也拉了一門炮參加轟擊……停泊在河邊的“桂宏”、“東方”等四十多艘船隻被炮火擊中，全部起火焚燒。

七月一日，南寧警備區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會議根據廣西軍區的部署，討論研究了關於執行武裝包圍廣西“四·二二”解放路、區展覽館、百貨大樓等據點，強行  收繳武器問題。廣西軍區擬調動六個連的兵力和廣西“聯指”武鬥隊，以及武鳴、橫縣、邕寧、馬山、崇左、上林、玉林、陸川、貴縣等縣“聯指”武裝人員參加圍剿。

從上麵記載，南寧局勢之惡劣可見一斑。

連續幾個晚上，我們在104館看到市裏火光衝天，簇簇火光由西而東移動，原來是被焚燒的船隻沿江飄流，這慘烈景象讓人心寒。

有天晚上，三中方向也燃起大火，怕是“聯指”的詭計，紅革會不敢回去救火。深夜下了一場大雨，火滅了。第二天有人回去看，是紅革會學生住的一棟宿舍樓起火燃燒，起火原因無從查明。

一天上午，有位中年婦女抱著兩個小孩到醫學院哭訴，說她丈夫被園藝場“聯指”殺害了。她丈夫姓劉，是團級幹部轉業到園藝場當了名領導，“文革”中兩派都不參加，可“聯指”逼他表態支持“聯指”，他不從，就把他殺害了，留下孤兒寡母生活無著，便跑到醫學院來避難了。聽了哭訴，學院裏的師生很憤慨，十分同情她的不幸，紛紛捐錢捐糧相助。

園藝場“聯指”武裝，其凶殘和“瀝血兵”、“後備軍”一樣聞名於南寧，肆意屠殺本單位手無寸鐵的“四·二二”群眾。有位三中畢業到園藝場小學當老師的,名叫屈平（和大詩人屈原同姓同名），和丈夫一起被抓，丈夫跪下哀求：“要殺就殺我，請留下我妻子，她已懷有身孕。”妻子急了，也跪下哀求：“不，殺我，請留下我丈夫，他是根獨苗”。劊子手不但不為這感天動地的真情所動，還哈哈獰笑：“你們都爭著去死，好哇，成全你們，讓你們在陰間也成雙成對。”於是把這對年青夫婦殺害了。

什麽叫“腥風血雨”，處在當時的環境，你完完全全體會到了。我內心充滿焦慮，為國家，也為自己的命運，不思茶飯，徹夜難眠，終於病倒了。王成初等幾位頭頭來慰問我，帶來了糖果餅幹之類的罕有之物。被圍困的艱難日子，哪來這些東西？在我追問之下，他們才說是從三中旁邊的商店裏要的，因害怕武鬥，店裏的人跑光了，食品擱在那裏，不用也是浪費。我頓時發火，拒絕收受，嚴厲批評他們：“虧你們自稱是忠於毛主席的紅衛兵，為什麽私拿國家的財物？為什麽不學學革命前輩，寧願餓死也秋毫無犯？去年駐守百貨大樓的戰友不是樹了很好的榜樣？他們餓著肚子，對大樓那麽多的糖果糕點連碰都不碰一下。”幾個頭頭承認錯誤，表示悔改，並同意我的請求，立即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訂出幾項保證作為決議。這天是七月八號，是為“七·八”決議。

“聯指”加緊剿滅“四·二二”的步伐，在攻打百貨大樓中，大樓起火，闖兵頭頭，“四·二二”總指揮黃達生中彈身亡，醫學院為之開追悼會，發誓要為他報仇。

有天，王成初找到我，說闖兵頭頭跟他說要把朱國良幹掉，為黃達生報仇，隻需紅革會點頭，由闖兵動手。顯然，他拿不定主意而來征詢我的意見。我當即表態：“朱國良雖說是從國民黨軍隊俘虜過來的，但他畢竟參加了解放軍，還入了黨，哪有革命組織殺害共產黨員之理？這個頭不能點。”王成初聽從了我的話，留住了朱國良一條性命。

七月正是盛夏，是夏收的繁忙季節，可“文革”收獲的是無窮無盡的災難，人民生靈塗炭，國家走向崩潰，此時卻傳來最高指示——“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大好。”“簡直是睜著眼睛說瞎話”，我心裏在罵，平生第一次對領袖不恭，對“文革”的正確性、必要性產生了懷疑，於是決心離開據點，離開廣西，離開是非之地，我私下到了空七軍大院，向“支左”辦表明我的意願。“支左”辦的領導很高興，表示大力支持，還答應代買一張飛廣州的機票，叫我回去等候消息。

一天下午，幾輛轎車來到空軍大院，原來是廣西軍區領導奉周總理指示，通知廣西兩派增派代表赴京而到醫學院的。空軍大院與醫學院比鄰。空軍“支左”辦借此引薦我會見他們。他們也表示支持我離開據點，說機票不好買，叫我去大聯籌，可保證我的安全。這些領導中我記起的有蘇大倫、焦玉福、焦親自給我寫了介紹信。身不由己，我隻好聽從安排，和他們一起乘車離開空軍大院。可萬萬想不到，我離開據點，卻落入魔窟，開始我一生中最慘痛，最驚險的經曆。

七、落入魔窟

夕陽西下，轎車穿過南湖橋，沿舊機場入七星路，拐過康樂路直到軍區對麵的區“支左”辦，沿途看見一派破敗景象，街上無一行人，昔日的繁華蕩然無存，南寧仿佛成了一座死城。

到了軍區“支左”辦，大員不見了，留下一名下級軍官關照我，他給我要來份簡單的晚餐，我哪還有胃口？晚上沒被鋪蚊帳，讓我在公辦公桌上喂了一晚蚊子，度過一個難熬的長夜。

第二天早上，軍官送來了早餐，叫我吃罷在此等候，他去找車送我去“大聯籌”。我等了很久，遲遲不見車來，“支左”辦的工作人員陸續來上班，人到齊了，他們在毛主席像前列隊作“早請示”，齊聲高呼“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林副統帥永遠健康！永遠健康!”完了,許多人向我投來仇視的目光，似乎知道了我的身份。還有人對我怒罵：“你們四·二二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真壞透了。”我強壓怒火沒與之論辯，心裏卻鄙視他們：“哼，你們和‘聯指’的造謠誣蔑如出一轍，也配‘支左’？

稍有點常識的人一想就明白，南寧航運全焚，二三十條街道燃成廢圩，全在“四·二二”防區之內，世上誰會如此愚蠢，焚燒自己的防區把自己逼到絕境？八三年“處遺”時查明，這全是區革籌廣西軍區和“聯指”所為，請看《年表》記載：（P-109-110）

七月十九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又調四個連和廣西“聯指”數千人武裝包圍、炮擊“四·二二”解放路一帶據點，幾條街道硝煙彌漫，一片火海。

二十一日上午九點至十二點，廣西“聯指”又從南寧桂劇院據點炮擊百貨大樓“四·二二”據點，東北麵牆被炮擊崩塌，二三樓起火燃燒。

事實證明，所謂軍區“支左”辦，完全和“聯指”坐在一條板凳上，所以無端對我責罵。

等到了九點多鍾，關照我的軍官才要來一輛有後門的舊吉普。

車駛出“支左”辦大門不到百米的市跑馬場路口處，被早在等候的三中“聯指”武裝攔住，“胸毛”衝上打開後門，連打帶拽把我拖下，那位軍官不作製止，隻不疼不癢嚷嚷：“你們不要亂來，不要亂來。”此時我才明白自己被所信賴的人出賣了。

“胸毛”把我捆綁起來，用黑布蒙住我的眼睛，連推帶打把我押到他們設在區供銷社大樓的據點，一群大小“聯指”兵大打出手，給我來個下馬威，而後進行審訊，參加審訊的有“金牙”、老石、老秦、老陳、老沈、小李, 小曾等本校同事。

得知把我抓住，“聯指”欣喜若狂，利用報紙傳單鼓吹他們又取得一個大勝利。分散各處的三中“聯指”學生，絡繹不絕跑來向我發泄派性的仇恨，令我終生難忘的是,有天來了兩個人，一個是個子高瘦，麵色青黑的巫尚X，另一個是麵皮白淨常掛陰笑的劉廷X，都是我曾代過課的高七十八班學生。這兩個家夥真狠，進門二話不說掄起鐵棒劈頭蓋腦地打，我本能地用手捂住頭部  鐵捧落到手背，立即腫成烤麵包，接著他們抓住我頭發，死命拿我腦袋往牆上撞，撞得我眼冒金星，耳朵轟鳴，天旋地轉，仿佛就要坍塌。在激烈震蕩中，我上齒磕掉了下唇一塊肉，鮮血湧流，染紅衣裳，從此留下了一塊永不磨滅的傷疤，也留下難以消除的痛恨，痛恨自己為什麽會有畜性不如的學生。

“聯指”學生中也有不少動口不動手的君子，始終沒動我一個指頭，還有些善良之輩，厭惡暴行，對我十分同情。高八十七班的覃小蘭，是來自農村的純樸姑娘，她輕輕呼喚我“張老師”，話音裏表露同情和安慰。我終於悟出一個道理，人類不管出自什麽階級  參加什麽派別，隻可分善人與惡人兩種，善人隻想與人為善，不管參加那一派，都不願傷人，惡人正好相反，總想作惡害人，尤其在得意的時候表露更充分，“子是中山狼，得意更猖狂”。此話一點不假。“文革”是需要惡人和製造惡人的年代，所以湧現大批惡人，靠他們去製造罪惡，蕩滌文明。

惡人把我折磨夠之後，“胸毛”把我拉到原衛生廳對麵的防空洞裏，天氣悶熱，差點把我悶死。事後得知，他要我去給攻打新華街中彈身亡的戰友蒙傑亮墊屍陪葬。墊屍陪葬是“聯指”的一大創造。在攻打“四二二”據點中，每天都有人陣亡，為了煽動更多的“聯指”兵去賣命，他們想出了這慘絕人寰的一招，把抓來的“四·二二”拉去給陣亡者墊屍陪葬，還修墓立碑，封以“烈士”稱號。我落入魔窟不久，正好碰上蒙傑亮陣亡，於是“胸毛”決意拉我去等候運送殉葬品的專車。在此千鈞一發時刻，三中“聯指”的許多幹部、教師、學生，起來反對“胸毛”的獨斷專行。他們提出張德忠不能殺的充分理由：一，他出身勞動人民家庭；二，他任過三中團委書記，曆史清白，三，文革中沒發現他有重大罪行，而且是自己離開據點，軍區支左辦送出來的。這些理由壓倒了“胸毛”，於是我躲過了一劫。

說實在的，我對蒙傑亮之死很痛惜，他是高七十九班的，我是他的班主任，很了解他的人品，他勤奮好學，工作熱情肯幹，是得力的班幹團幹，就是有點愣頭愣腦好衝動,文革擅自離開學校到社會參加武鬥，成了三中“聯指”唯一的犧牲者。幸虧良知戰勝了邪惡，否則，我這個老師早就成了學生的陪葬品了。

躲過這一劫之後，我被送進“聯指”延安片指揮部設的集中營，當晚挨了一頓毒打。這裏原是一個醫療單位，一棟辦公樓和兩三座宿舍，東麵隔街正對區黨委大院後門，西麵隔牆是區幼兒保育院。這裏常出現兩種極不和諧的聲音，一是保育院孩子天真爛漫的歌聲笑聲，一是集中營裏囚徒被毒打的哭聲慘叫聲。

為了迎接區革委會的誕生，區革籌、廣西軍區和“聯指”武裝加緊對“四·二二”的剿滅，《年表》有如下記載：（P-112-115）

七月三十一日自治區革籌小 組、廣西軍區調動部隊和南寧“聯指”武裝人員國殲廣西“四二二”展覽館據點。參加國殲的解放軍有六九一二部隊兩個連，廣西軍區警衛營兩個連，南寧軍分區獨立營一個連和炮兵第團高機炮一連、二連，以及玉林、陸川、貴縣、邕寧、武鳴、馬山、橫縣、上林、崇左和南寧郊區“聯指”武鬥隊，指揮所設在明園飯店，下午三時開始包圍炮擊。

八月三日，解放軍和“聯指”重兵包圍解放路，開槍開炮，一片火海，廣西“四·二二”據守人員瀕臨滅頂之災。

五日，部隊和“聯指”攻打解放路基本結束。據不完全統計，廣西“四·二二”被打死二千三百四十人,被俘六千四百四十五人,被俘的還有居民二千五百人。上午九點左右，解放軍和“聯指”、“工糾”從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虜”出來，走到廣州照相館門前，槍殺了二十六人。

八日，部隊和“聯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結束。解放路及其附近三十三條街巷被炮擊焚燒成了一片廢圩。廣西“四·二二”全部覆滅。據不完全統計，圍攻解放路和展覽館打死二千四百七十人，抓獲“俘虜”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其中；展覽館四百七十三人，解放路八千四百四十五人，四二二‘’赴京控訴團四百二十七人，“流竄犯”五百人。先後分別關押在區文化大院，區電業局，南寧二中，九中，天桃小學，當陽小學，五裏亭小學，南寧幼師，區交通學校，區，市看守所等地。關押在區看守所的二百六十五人,區交通學校七百一十一人,南寧幼師四百四十一人,都被當作”殺人放火”,”四類分子”,”壞頭頭”,”國民黨殘渣餘孽,”反團”等”要犯”,首犯”處理“。被俘人員交各縣拉回去”處理”七千零十二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當作“要犯“長期關押二百四十六人。據一九八三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調查，解放軍和廣西“聯指”攻打解放路一帶，共燒毀三十三條街巷，其中燒毀機關，學校，工廠，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間，建築麵積四十六萬平方米，使街道的五個公社，一萬多戶，五萬多居民無家可歸，僅國家財產損失價值六千萬元以上。

八月十日河池軍分區奉廣西軍區之命，在東蘭縣人武部召開“關於用武力解決鳳山”七二九“[廣西四二二鳳山縣七。二九革命造反大軍]問題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天峨，巴馬，南丹，東蘭，鳳山等縣人武部的有關負責人，以及鳳山縣‘聯指”頭目，六九一一部隊負責人等。分區負責人在會上傳達說,根椐軍區首長命令,要用解決南寧解放路的辦法解決鳳山”七.二九”的問提。會議決定調宜山，河池，巴馬，天峨，南丹，東蘭，淩雲，樂業，羅城等縣和金城江的人民，龍江，東江兵工廠的“聯指”武裝人員，會同六九一一部隊，鳳山人武部中隊共三千多人“進駐“鳳山，強行收繳”七。二九“的武器。東蘭會議結束後，各縣人武部堅決執行”命令“，組織帶領各縣{廠} 聯指武裝人員[人數超過原來規定，達到四千四百多人]到鳳山後，對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員全麵包圍，抓捕了一萬多人{當時全縣人口共十萬三千一百三十八人}。僅這一次圍剿，全縣槍殺打死一千零一十六人，占文革中被殺死，迫害死總人數一千三百三十一人的百分之七十強。被殺害的人員中有國家幹部，工人二百四十六人，參加過紅軍的二十人，參加過赤衛隊的十二人，參加遊擊隊的一百一十七人。經過武裝圍殲掃蕩後,鳳山縣革委會終於在二十五日宣告成立。

二十三日，康生等接見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廣西班人員，宣讀了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批示》並作了“重要指示”。

腥風血雨的一個黃昏，我在集中營被押上一輛吉普，押解者是三中“聯指學生。我問：“押我去哪裏。”答：“讓你去立功贖罪”。

我偷偷掀開蒙眼的布，感到是往東郊方向走，穿過射擊場、南湖堤到了市黨校。黨校與三中一牆之隔，我納悶，拉我到這裏幹什麽？夜裏聽到一片哭罵聲，知道押到這裏的並非我一人，而是一群。

“為什麽抓我，我犯了什麽法？你們這些無法無天的惡魔，一定不得好死。”從這高亢無畏的哭罵聲中，我聽出是水產所的工人白大嫂。她丈夫是參加過抗美援朝，轉業到水產所當工人的白玉秀。一個軍人出身的大男人，取了個女人名可讓人取笑，但他的性情倒真像女人，待人和善，說話細聲細氣，他是個老共產黨員，文革參加“工總”，被選為頭頭之一，可他厭惡武鬥，從未有過激行動。落入魔窟以來，消息全無，我很想知道社會狀況，於是尋聲挪身到白大嫂旁邊：“白大嫂，你怎麽也在這裏？”她悄聲告訴我：“張老師，不得了啦，現在到處抓人殺人，我們所的桂師傅被殺了，我老白幸虧跑得快，不然早沒命了。他們抓不到老白，就把我抓來。”我了解，桂師傅和老白一樣是老老實實的工人，從未參加過武鬥，是“四·二二”普通群眾，竟逃脫不了厄運。

在市黨校蹲了一夜，第二天九點多鍾，一批“聯指”武裝，還有一批農村來的民兵，破牆衝進三中，沿著教學樓、宿舍樓逼近大操場，目標是水塔和紅樓。這原是“聯指”的據點，撤走後紅革會取而代之。這次軍事行動的企圖是攻打紅革會，進而圍攻醫學院。

在進攻中，本單位職工李XX，用長繩綁住我手臂，他在後麵牽著，用短槍逼我衝在前麵，那情形就跟電影《洪湖赤衛隊》裏，日本鬼子驅趕群眾去進攻抗日根據地一樣，此時我才明白讓我“立功贖罪”的含義，原來是拿我當擋槍擋炮的人盾。他們天天叫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沒學到一點正經的東西，倒把日本鬼那套法西斯毒招學得很到家。

我的生命分分秒秒都可能被毀，逼於無奈我隻好硬著頭皮往前衝，衝過大操場，直登紅樓頂層，一個高瘦的民兵槍手在窗口架起機關槍對準醫學院，幸虧紅革會武裝早已撤走，沒有發生交火，否則我十條命也完了。

中午時分，民兵下樓休息用餐，此時，我交由民兵看管，看管我的是位並不凶惡的中年農民。

“你是這裏的老師吧？”他突然問我。

“是的，大學畢業我就到這所學校教書。”我答。

“家裏什麽成份？”

“中農”。

聽了我的回答，他態度馬上變得溫和：“你放心，我們隻殺階級敵人，不殺中農。是哪裏人？”

“桂平。”

“我是容縣，同屬玉林地區，我們算是半個老鄉。”

“請問貴姓？”輪到我主動問他。

“姓黃，大肚黃的黃。”

“我愛人也姓黃。”

我們越談越親近。他親自給我端來一份飯菜，我說吃不下。他好心勸慰我要吃飽飯，保重好身體，還給我一支香煙’。為了了解些內情，我有意識問了幾個問題。

“你們不在家種田，為什麽冒著危險到南寧來參加武鬥？”

他直率回答：“沒法子，是上級的命令，說南寧發生反革命暴亂，要我們參加平亂，於是就拉隊伍來了，還說好了，我們來當是出工，隊裏照記工分。”

“你們來往路費誰出？花銷怎麽辦？”

“嗨，當然是政府包了。我們享受半軍事待遇，除了軍裝，什麽都發了，你看，軍鞋、軍水壺，連毛巾牙刷全有，每人每天還發一包香煙，一天三餐有魚有肉，比在農村不知強多少倍。”老黃邊說邊流露出喜悅和滿足感。

望著老黃的神情，我心裏在歎息：“我的農民弟兄，你們上當受騙了，為了一點點利益和享受，被人利用當槍使，且不說你們助紂為虐給國家添亂，就自身而言，你們離鄉背井來參加野蠻的撕殺，極可能葬身異鄉，讓妻子成為寡婦，兒女成為孤兒，值得嗎？”

果不其然，城裏人命貴，農民命賤，吃人俸祿，受人擺布，在攻打展覽館，解放路等“四·二二”據點中，農民衝鋒在前，死亡不少，當時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利用手中之權，封之為“烈士”，修墳立碑，發撫恤金，死者家屬得了點補償和安慰，可“四人幫”倒台後，中央一概否定,取消“烈士”稱號，停發撫恤金，農民弟兄才大呼上當受騙，組團上訪告狀，但人死不能複生，鑄成的曆史無法改變，無權無勢的農民，去哪裏討回公道？隻能哀歎“可憐邕江河邊骨，尤是桑梓夢裏人。”

幾十年來，我一直惦念在特殊環境中認識的老黃，老黃啊老黃，你在哪裏，是否也成了無謂的犧牲品？

言歸我的險曆。跟老黃聊完後我暗地尋思,攻打三中我又僥幸躲過一難，如再攻打醫學院，絕不會如此幸運。三十六計，逃為上計。三中與醫學院隔一條馬路，隻要衝得過去，我便能重返據點，以後，不管什麽甜言蜜語，慷慨承諾都不能再誘騙我離開，哪怕戰死到最後，也不要重落魔窟。我下了決心冒死一搏，心裏盤算逃跑計劃。

家屬區後麵有間公用廁所，離後門幾步之遙，出了後門便可上馬路。我向老黃提出要上廁所，老黃應允，叫了個小民兵“陪”我去。小民兵個子矮墩，看上去還是稚氣未脫的孩子，他沒有槍，腰間隻別了枚手榴彈，真是“天助我也”，心裏暗喜，來到廁所，裝做要大便，把門關上。小民兵警惕性很高，不許關門，緊牽扯住繩子，象狗那樣死盯住我，我無法解繩就用力一拽  ，帶著繩子往外衝，小民兵死命拉住繩子，拔出手榴彈迅速打開蓋，手榴彈吱吱冒著青煙飛過來，我本能就地一滾，轟隆一聲，手榴彈在我身邊爆炸,我卻奇跡般不受一點損傷，全得救於齊肩的荒草。聽到巨響，幾個民兵跑過來。“開槍打死他，打死他，他媽的想逃跑。”小民兵竭斯底裏狂喊。四五支黑洞洞的槍口對準我。“完了”，我絕望地閉上眼睛，等待死神的來臨。時間過了一秒又一秒，卻沒有一聲槍響。待睜開眼睛，槍口不見了，卻出現一張熟悉的麵孔，和聲和氣地說：“張老師，你不要跑，你能跑得過子彈嗎？”他原來是我高七十九班的學生覃生琉，我所器重的班幹，向來對我很尊敬。“文革”我們雖然參加對立的兩派，可從來沒紅過臉。我落難的日子，他給了我許多關照，和前麵提到高七十八班巫尚X，劉廷X那兩個畜性，形成鮮明的對比。

逃 跑失敗，我被三中“聯指”押回原來的據點，少不了受了一頓懲罰。

腥風血雨的八月中，老天下了幾場暴雨，南寧多條街道成了澤國，地勢較高的桃源路成了可以行船抓魚的河流。據老人說，雨並不算下得太猛，何以出現曆史罕見的大水？有人傳說，是上遊水庫同時放水，故意製造“水淹七軍”，把解放路一帶躲藏於防空洞的“老鼠”（“聯指對”“四·二二”的蔑稱）統統淹死。

三中“聯指”設據點的區供銷社大樓淹了底層我被關押在二樓的一間廁所裏，由高八十七班學生鄧XX，羅XX等輪流看守。

有天，我聞到魚香味，原來是兩位老大娘在門前架灶煎魚。不知他們是哪家的保姆或老人。他們趁看守不在，拿了一條煎好的魚送到我麵前：“吃吧，我們知道你是好人。這年頭壞人得勢，好人遭殃。你可要挺住，保重好身體。”望著兩位素昧平生的慈祥老人，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不禁熱淚盈眶，心裏立誓，如果我還有將來，一定要找到他們當親娘奉養，給他們養老送終。可惜幾十年過去了，我一直無法尋覓他們，也許他們已不在人世，但是，他們慈祥的麵容，親切的話語永遠留在我心中。

水退之後，我又被押回集中營，隨著“四·二二”的覆滅，被抓來的人越來越多，我們這群來自各單位的難友，沿牆根而坐，當中有我認識的民院中文係同行梁超然。坐在我旁邊的是條北方大漢，自報是氣象局局長，為人豪爽。在他影響下，我們互相關心，互相勉勵，充滿團結友愛精神，一根香煙，也是一人一口輪著來抽。

難友進出常有變動，有的被本單位押走的，有被拉去嚴懲的，剩下的被分開到小屋單獨關押。

“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隔壁房裏傳出深情感人的歌聲。我聽出，那是我的學生韋克邦的聲音。他是來自武鳴農村的純樸青年，不知怎麽也被抓來。後來得知，他被誣為“反團”成員，橫遭審訊毒打，一肚子冤情無處傾訴，於是借助歌聲，企盼毛主席把他救出苦海。他自己也明白，毛主席遠在北京，哪會聽到他的歌聲 ,隻不過是一種無奈的哀鳴。看守吆喝不許唱，他置之不理，一首一首唱下去。

集中營又來了一批囚徒，當中有盧冬、張俊秋。他們原來是在醫學院的。學院和西大一樣，接受了“和平解決”方案，放下武器不抵抗。李朝傑、張俊秋等一批二中學生不願束手待擒，攜帶武器出逃，還沒逃出邕寧地界，就被民兵抓獲，押回南寧。李朝傑是“四·二二”頭麵人物，“聯指”恨之入骨，早在火車站等候。李朝傑一走出車站，一個“聯指”頭目拔出手槍朝他開火，沒打中。李若無其事，昂首挺胸走遠了。槍手轉過來打隨後的張俊秋、張被打中小腿，“聯指”不予治療，到了集中營，張撕破襯衫，自行包紮療傷，落下了終身殘疾。

許許多多外逃的“四·二二”，很少有逃脫的，因為韋國清已布下天羅地網，無怪乎群眾說，逃韋國清比逃日本鬼還難。日本鬼是外來侵略，人生地不熟，他從東麵來，我往西麵跑，他占領城市，我可躲到鄉下，進深山老林。韋國清是本地內亂的當權者，全廣西是他的勢力範圍，叫你插翅難飛。

盧冬是接受“和平解決”方案的積極讚同者，他剛走出據點，就成了“胸毛”的獵物，後來蒙受了整整十年的苦難，還能留住性命。可他的老同學楊遠鴻，就沒這麽幸運了。

楊遠鴻是盧冬北大時的同學，中共黨員，原分配在南寧二中語文組，因教學出色調到廣西教育學院，是位文質彬彬的大學教師，“文革”參加“四·二二”，從未有過激行為，隻因本單位“聯指”太凶，才躲進西大避難。西大和平解決，進駐的解放軍動員外單位人員返回原單位，並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可揚遠鴻剛踏進教育學院門口，就被本單位一批“聯指”暴徒揪住毒打，在禮堂附近活活把他打死。他愛人胡冠瑩，也是北大同學，一起調來學院，當時剛生下第二個孩子，盼著丈夫平安回來，沒想到還沒見上一麵，丈夫就成了冤鬼。胡老師極為悲憤，拖著孩子去告狀，有關當局說是“群眾專政”，“無法追查”，讓凶手一直逍遙法外。

楊遠鴻遇難同時，我的學生巫抱平也遇害了。後來我得知他遇害的經過，甚為壯烈。醫學院討論接受“和平方案”時，紅革會聽從盧冬的意見投讚同票，有些頭頭擔心交了武器，日後“聯指”肆意宰殺無力還手，主張把部分槍支藏起來，一天夜晚，巫抱平帶著一個叫“小不點”的夥伴去執行藏槍任務，在醫學 院後門遇上園藝場“聯指”武裝。“誰？”槍手拉動槍栓。“別開槍，我是學生。”巫抱平邊回答邊推開小不點：“你快走，他們並沒有發現你。”說完獨自迎上去。望著這位舍身保護自己的老大哥的勇敢背影，“小不點”差點失聲痛哭。

園藝場“聯指”武裝抓獲了巫抱平，即移交給“胸毛”，胸毛殘暴地把他槍殺了。

八三年“處遺”時，一位目擊者領我到巫遇害的地方——校內火燒樓前的冬青樹旁，講述當時的情形——

“胸毛”獰 笑 對五花大綁的巫說：“巫抱平，沒想到你會有今天吧？”

巫抱平高昂著頭：“李天保，別得意忘形，你手上沾的鮮血還少嗎？我真後悔那天晚上沒扣動板機，否則早輪不到你耀武揚威了。”

“胸毛”李天保惱怒舉起槍：“我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對你執行槍決。”

“打倒韋國清！毛主席萬歲！”巫抱平高呼，應著槍聲倒在血泊裏，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他死得那麽壯烈，可惜選錯了年代和場合，不然，他會成為千古流芳的英雄，受人敬仰。

荒唐的年代，人們的命運極為不公，同是中學生，巫抱平成了冤鬼，殺害他的“胸毛”李天保卻入了黨，當了官，娶了老婆，生兒育女，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

同是響應領袖號召投身“文革”，很多人被殺 , 很多人因殺人成了“功臣”，入黨當官，平步青雲。

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和廣西“聯指”聯手剿滅“四·二二”大功告成，在血海屍山之上，廣西革委會誕生了,一派鶯歌燕舞。

“毛主席呀，你是光輝的太陽，我們像群星緊緊圍繞在您的身旁……”隨著這醉人的旋律，滿街跳起了表忠舞。

“人民大眾開心之日，正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這話時下應改為“韋國清和他的嫡係（包括廣西軍區和“聯指”大小功臣）開心之日，正是被打入另冊的廣大幹部群眾難受之時。”區黨委書記伍晉南被打成伍修集團之首，和賀、霍、傅、謝、袁一起拉去 全區遊鬥，成千上萬的“四·二二”被殺的被殺，被關的被關，不計其數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遭滅門之災，有些地方把他們從老到幼斬盡殺絕，一個種不留，創造了“四無大隊”，“四無公社”的奇跡。受害的遠不止這些，民主黨派自不必說，如民革中央常委,原區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任仁老先生被害慘死,連各地的地下黨，遊擊隊，抗日學生軍出來的老革命,甚至還有老紅軍也橫遭厄運。所以,廣西當權者製造的寃假錯案如海如山,隻要不讚同”聯指”觀點的,都是打殺之列,如前文描述的園藝場那位姓劉的轉業幹部.

革委會成立前後，是廣西曆史上最暗無天日的一頁，製造冤假錯案之多，殺人之慘烈，折磨人之狠毒，堪為全國之首，簡直把廣西變成了人間地獄。

八、殘酷批鬥

區革委會成立後，各單位開展請理階級隊伍和大批鬥。批鬥對象是“走資派”、“牛鬼蛇神”和“四·二二”大小骨幹。

一個豔陽高照，秋風習習的上午，我和盧冬被掛牌從集中營押回學校，掛我的牌子上寫“四·二二”壞頭頭，而盧冬的是“美蔣特務”，押解我們的是本校女生。他們邊走邊用鞭子抽打，象趕牲口那樣，沿途群眾露出驚恐的目光。

到了校門口，看見兩幅大標語迎接，一幅是“打倒伍賀霍謝袁”，一幅是“打倒李鍾劉盧張，”前者是廣西通用的，後者則是本單位的“特產”。李是指本校最大的“走資派”李厚德校長，早倆三個月已經倒了，可死人也不放過，還要再打。鍾是原黨支部代理書記鍾碧秋，劉指教導主任劉文強。盧指盧冬，張指本人，都是普通教師。

為了關押百多名師生員工，學校專把第五座教室的樓層改為監獄。私設監獄，私搞刑訊，是全廣西的普遍現象，而掌握監獄的，一色是“聯指”的大小骨幹。不用說，這種派性監獄，比國家的正式監還嚴酷，他們任意折磨我們。有天，他們突擊搜查，搜去我一首抒寫情懷的小詩，當晚深夜，獄長李XX和揭XX命令全體囚犯到樓下集合，跪在水泥路上，時已深秋，寒氣逼人，況且來不及穿外衣，個個凍得瑟瑟發抖，“獄長”如此折磨我們（當中不少是教過他們的老師），是出於什麽心態？瘋了？對，是發瘋了，整個廣西的當權者都發瘋了。他們使用各種殘暴的手段去折磨受害者。因為由支一派打一派建立起來的革委會，實質就是如劉振武一針見血指出的“派委會”。劉振武是廣西博白文地中學校長兼黨支部書記，是位有非凡膽識的真正共產黨員，他早看清“文革”是黨的某領導人，違反黨的八大精神搞起的禍國殃民的運動，在廣西大屠殺肆虐之時，他仗義執言，寫出連篇聲討派性中央的檄文，被博白縣公檢法軍管會判處死刑。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國家民政部批準追認他為革命烈士，“文革”中廣西死去那麽多人，唯獨他被授予烈士稱號。

劉振武遇害已過了三十多年，今天讀他的文章，仍為他的真知卓見和大無畏氣概所折服，感動，他和張誌新、遇羅克、王申酉一樣，是用生命捍衛真理，拯救國家的英雄，這樣的英雄是國家的寶貴財富，當千古流芳，永垂不朽。

關於劉振武的事跡和文章，《年表》有專門的記載，很值一讀。劉振武指出，“文革”打的是革命旗號，行的是複辟封建專製。這話點到了要害。應該說，在廣西那種亂抓亂打亂殺的情景，是赤裸裸的封建法西斯專政，從三中一個小單位，也可看出、我們這群囚徒，常被拉去審訊和毒打，打得死去活來，逼你承認不存在的“罪行”。火燒百貨大樓時李寶勵老師在場，盡管他被押回學校時膝關節病發作不能行走，可還要他拄著拐杖接受審訊和批鬥。

審問者問：“百貨大樓是不是你放火燒的？

李老師據實答：“不是，是桂劇院那邊開槍開炮，倉庫中彈起火燒起來的，我們所有人員還拿起臉盆打水救火。”

審問者惱怒，強詞奪理：“胡說，你們潑的不是水，是汽油。”

有次我和劉文強一起被提審，提審者厲聲說：“劉文強，你這個反動文人老實交代你的罪行。”

劉答：“我的問題都交待了，沒有什麽可隱瞞的。”

一個穿大皮鞋叫石延X的學生突然飛起一腳，踢中劉的胸膛，劉搖搖晃晃退了幾米遠，極力掙紮才沒倒下，卻留下終身傷痛。

校革委會成立這天，為慶祝又一個新生“紅色”政權的誕生，把我們這批囚徒趕下魚塘打魚給他們加茶。三中有幾十畝魚塘，長期無人管理，有多少魚可打？我們冒著寒風泡在水裏，拉了幾網，才得兩三百斤魚，離他們的期望相差太遠，他們不死心，逼我們不停打下去。害得我們個個凍得臉色發青，渾身發抖，特別是章雲漢老師，他來自浙江，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是斯斯文文的知識分子，從沒受過這份罪。

當晚，革委會官員和聯指大小“功臣”，觥籌交錯，盡情享受美味佳倄，而我們這群辛勞的打魚人，聞不到一丁點魚腥味，隻恩準每人加二兩飯。

三中“胸毛”等“聯指”打手，早和園藝場的“聯指”殺手結成聯盟，他們不忘“有福同享”，特意請來參加晚宴。酒足飯飽之後，一起來到監獄審訊室施展淫威，把我、盧冬、梁誌嶽，還有王成初，遭闖、李誌清等幾個學生頭叫去罰跪。園藝場的殺手怒視我們一會。突然從背後踹起大腳，我們樸倒在地。梁誌嶽軍人出身，有人說他是軍事指揮，（其實不是，紅革會武裝全由學生頭頭掌握，老師從不參與）於是打手殺手把他作為懲治主要對象，掄起棍子劈頭蓋腦猛打，打得他滿地翻滾，大喊救命，身著的軍裝打得稀巴爛，傷得不成人樣。我們成了任人宰殺的羔羊，除了空有一腔憤怒，毫無辦法，隻能互相關照。第二天，我算準梁誌嶽上廁所與我碰麵的時機，塞給他一包私藏的止痛片。

革委會成立之後，我們幾乎天天挨拉去禮堂批鬥，這時的批鬥，是殘酷折磨的代名詞，一跪就兩三個小時，個多禮拜下來，膝蓋都潰爛了，一著地就鑽心疼痛。不知是鍾碧秋、劉文強還是盧冬，想出個自我保護的辦法，扯出被子裏的棉絮做成護墊，裹住膝蓋以減輕疼痛，我們學會了“窺測方向”，注意聽早晨的廣播，凡有“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和“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之類的語錄歌，心裏便發怵，知道當天必有批鬥會，趕緊做好準備，這已成了條件反射。我們難友之間，充滿無私的友愛精神，互相關懷，互通有無。被“胸毛”抄家之後，我一無所有，盧冬給我一張毛毯，讓我能熬過一個個寒夜；碧秋、文強供我護墊，使我挺過了一次次批鬥，至今想起，那種友愛還溫暖著我的心。

“再狡滑的狐狸，也躲不過好獵手的眼睛。”這句話是打手們最愛說的，有次批鬥，我們的保護措施被李XX，揭XX發現了，好獵手命令我們把護墊拿下，不得再用，如再發現，嚴懲不貸；我們暗暗叫苦。

起初，梁洪亮沒受到關押，他知道我在監獄裏缺穿少用，冒險把我存放在區醫院他妹妹家裏的箱子拿給我。這箱子是我的全部家當，除了我的冬衣，還有我妻子家傳的一枚金介指。

在受批鬥者中，我被認為態度最“惡劣”，不但拒不承認所有指控，還敢進行反駁，為了殺我的“氣焰”，除了白天外，還在晚上加設專場批鬥會。有天晚上，“金牙”押我到教工飯堂給工人批鬥。工人很善良，要他們打一個平時對他們很友好的老師實在下不了手，但為了表示要劃清界線，他們不得不做做樣子，把手舉得高高的，落在身上並不重。我完全理解他們。“金牙”則截然相反，他從不在公開場合打人，甚至麵對“敵人”也掛著微笑，露出燦燦金牙，然而卻悄悄走到我背後，用腳踩我跪地的腳後根，疼得我冷汗直飆。此時我方領略到什麽叫“陰險毒辣”，什麽叫“笑裏藏刀”。“金牙”完全是存心險惡的壞人。

有次開全校的批鬥大會，又增加一名“重犯”，他是體育老師李本正，原在展覽館和梁洪亮一起搞後勤，展覽館危急時，他跑了出來，由於“金牙”老婆點水，他被公安局抓進監獄，因查不出大問題，被送回學校批鬥。他為人正直，遭“胸毛”忌恨，利用高音喇叭進行人身攻擊，給他改名為李本歪，他便得了個“阿歪”的外號。

白天挨批鬥，晚上受寒襲，在我處境最艱難的日子，老父親突然出現在我麵前。他是牽掛我的生死特地從柳州趕來探監的，帶來一床舊棉被，偷偷塞我一包田七粉，並把我妻子平安分娩，生了個男孩的消息告知我。我既欣慰，更愧疚，愧疚之一，父母含辛茹苦把我養大成人，我卻不能盡孝，還讓他們操碎了心；愧疚之二，妻子分娩，兒子降生，我無法盡到丈夫和父親的責任。老父親走的時候，我把藏在內褲的三十元錢放進一條呢子褲的口袋裏，連同箱子一並交給他帶回柳州，後來才知道，這筆養命錢，竟被自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看守檢查箱子時偷走了。

父親和我告別走下樓梯，腳步沉重，身子搖晃，我知道他心裏極為難過。因為他親睹自己的兒子在批鬥會上，如何遭人毒打的情景，父親一生從未與人動過手，對孩子一向疼愛有加，是位典型的慈父。如今兒子任人摧殘，他怎能承受得了？我完全理解父親的心情，凝望父親離去的背影，我忍不住淚水盈眶，此時我更深刻領悟到，朱自清為什麽能寫出《背影》這篇傳世之作。

朱自清有位慈祥的父親，我也有位慈祥的父親。朱自清深愛他的父親，我也深愛我的父親。當晚，父親送來的棉被蓋在身上，暖進心窩，久久難眠，父親生平的一幕幕浮現腦海。

父親叫張安義，寶號鴻安，排行十四，人們習慣叫他張十四。他是鄉裏聞名的孝子和善人。因家境貧窮，上了幾天私塾就去給人放牛。除農忙時節，平時牛都趕上山，早出晚歸。東家每天給他幾兩米做午飯，他總舍不得煮來吃，帶回家給爺爺奶奶，自己去別人收獲過的山地裏找些落下的芋頭紅薯煨來充饑，集腋成裘，爺爺奶奶把他多年放牛打工的工錢積攢下來，以備娶親之用，可窮人家的青壯年有誰肯嫁？故父親過了而立之年還沒成婚，後經親戚介紹才認識我母親。母親許愛英，也是出於貧苦人家。我外祖父人窮孩子多，生到我母親時已是第五個了，舊社會重男輕女，決意不養，灌了杯烈酒來結束她的小生命，可母親命硬不死，她叔父無後，見她可憐認為繼女，才保住她一命。母親還不滿十歲，就給上瑤村陳家做童養媳，遇上個惡婆婆，要她幹重活不給飯吃，她不得不偷豬食雞食充饑，被婆婆發現就打個半死。她多次帶著滿身傷痕跑回娘家。可除了和外祖母抱頭痛哭，有什麽法子與命運抗爭！母親的悲慘境況被她長在督的村黃家的表姐得知，十分同情，叫她去作伴，從此她便在表姐家學做針線活，苦難煉就了母親的勤勞能幹。她仰慕父親的忠厚善良，嫁了個比她大將近十歲的男子，結婚之後和父親幹起裁縫行當。靠這行當，營造出一個溫飽的家，把我們兄弟撫養長大。父母雖沒文化，但懂得讀書的重要，變賣家產也要供我們上學，供出了三個大學生。我是村裏開天劈地以來的第一個大學生，給父母帶來多大的欣慰和期望。可是在摧殘文化的年代，我和萬千中國文化人一樣，正蒙受巨大災難，讓父母心焦如焚。

毫不誇張地說，我前輩在舊社會所受的苦難，加起來都沒有我一人在“文革”中受的苦難多。

父親走了之後，校革委會連同工宣隊，軍宣隊布署了更殘暴的批鬥，把我們轉移到實驗樓單獨關押。集中關押，我們還能互相關照，單獨關押，連說句話的人都沒有，完全與世隔絕。

我被關在樓上小實驗室，一張實驗桌為床孤零零，早晚一人形影相吊，隻有拉去批鬥才見到人群。

盧冬是“美蔣特務”，對他最為苛嚴，關在樓梯腳狹小的廁所裏，放不下一張書桌。

三中的大批鬥越搞越起勁，除了全 部在押的“囚犯”，所有“牛鬼蛇神”也押來陪鬥，台上台下一大群，因而成了全市的典範，許多單位前來取經。

有天晚上，我們照例挨拉去批鬥，禮堂燈火通明，擠滿了人，“打倒劉鄧陶！”“打倒伍賀霍謝袁！”“打倒李鍾劉盧張！”口號聲喊得震響，我感到氣氛有點異樣。批鬥中，有人揭發說，在抄我家時，從米缸裏發現了發報機，我極為震怒，當即反駁：“造謠也不會造，我家根本沒有米缸。”揭發者惱羞成怒狂喊，“打倒張德忠，階級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押下去！”隨著主持人一聲令下，我被兩個健壯的學生押走，過道上，一些學生出手打我，剛出禮堂門口，“胸毛”組織的一群暴徒揪住我大打出手。押解的學生拖著我奔跑，半道上我被一株念子樹絆倒，暴徒惡狼似的撲上來摁住我，拳頭、“火腿”、棍棒如雨落到我頭上身上，那架勢就是要活活把我打死，押解者連拖帶抬把我弄走。

我不知道是如何回到牢房的，隻覺得渾身疼痛，無法上床，看守幫忙我才能上床躺下，可全身不能動彈，隻是腦子還清醒，想起父親給我的田七粉，費了很大的勁才掏出來，叫看守倒了杯水，將它全部吞下，過一會就迷迷糊糊了……

天昏地暗，我在荒野遊蕩，突然竄出一條毒蛇，張開大口，吐著長舌向我襲來，我拚命奔跑，前麵橫著的河流擋住去路，情急中我縱身跳下，遊向對岸，毒蛇緊追不舍。我奮力上岸，無數毒蛇從四麵八方圍上來，緊緊把我纏住,我氣已絕，靈魂飄出軀體，在黑暗的曠野遊蕩，穿過隧道，過了奈何橋，迎麵來了兩個鬼差將我押走，一路上不見田園房舍，隻有亂墳荒草，幾隻螢火蟲在其間飛舞。一會來到一座黑色的城堡，城門上有“冥府”二字，我知道已到了陰曹地府。進了城門，看見一座大殿，上麵標有“閻王殿”三個大字.進了殿，感到陰森恐怖，沒有金碧輝煌，隻有忽明忽暗的燭光，牛頭馬麵，大小無常站在兩廂，閻王爺端坐殿上，他黑色的臉龐，掃帚似的眉毛，濃黑的胡子，顯得極其威嚴。

“稟報大王，又有一名冤鬼到了我們地府”，鬼差開口。

“這年頭怎麽回事，有那麽多的冤鬼？”閻王沉吟片刻：“請到跟前讓聯瞧瞧，這次來者是誰。”

我走到跟前，閻王端詳了一會，突然驚呼：“世侄，怎麽是你？”

我不敢相信，閻王怎麽會稱我為“世侄”？哦！想起來了，小時候母親帶我去穀山廟拜神，認了李王爺作契爺，還給我起了個“神生”的小名。李王爺與閻王爺同輩同級，故稱我為世侄。

“神生世侄，你年紀輕輕，為人正直善良，沒做過一件壞事，誰讓你到這裏來的？”閻王憤憤不平。

“嗚，實在冤呀！”我放聲大哭，一是為遭受不公平的命運，二是為在陽間得不到的理解卻在陰間得到，甚為感動。

閻王翻看了一下生死簿:“世侄莫哭，你陽壽未盡，世伯我會讓你重返陽間，享盡天年。你在這裏暫歇，也好讓咱爺倆聊聊世間之事。”閻王和顏悅色寬慰我，吩咐禮賓官領我到冥府賓館下榻好生侍候。

我心裏充滿感慨：是呀，想不到陰間比陽間清明，能辨是非，能斷善惡……

“東方紅，太陽升……”熟悉的旋律闖入我耳膜，我方意識到剛才做的是南柯一夢。我想睜開眼睛證實一下我還活在人間，可怎麽也睜不開。想挪動一下身子，依然動彈不得，隻有兩隻手尚能動。我努力摸出小鏡子，撥開眼皮照看，吃驚發現我已麵目全非，頭腫得像球，眼腫像核桃，故睜不開眼。

因傷勢太重，革委會不便讓我在全校師生員工麵前展示暴徒的傑作，連著好些天沒拉我批鬥，讓我得了個喘息的機會，好好審視自己，思索問題。

大批鬥以來，給我扣上的罪名數不清，先有“壞頭頭”，後是“劉少奇的團委書記”，一貫仇視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等等等等。果真是這樣嗎？還是讓事實說話吧。

我出生於桂平金田一個窮鄉僻壤的貧苦農家，在純樸民風熏陶和善良家風影響下成長，放過牛，幹過農活。父親常教育我們兄弟，做人要勤勞善良，還要學會“忍”，“忍一時之氣，免百日之憂”，所以我們張家祖先定號為“百忍堂”，父親就是遵循這個祖訓的典範，一輩子沒和人爭吵過，即使受人欺壓，也是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父親善良品性傳給了後代，但“逆來順受”我不敢苟同，因為我銘記那恥辱的一幕。一九四九年夏，國民黨政府崩潰前極端腐敗，瘋狂搜刮民財，父親在大宣圩擺了個布衣攤，鄉警來收稅，收過又收，父親抗拒，鄉警如狼似虎上來揪打，父親平生衝天一怒，拾起塊磚頭反抗，胳膊擰不過大腿，父親被抓進鄉公所蹲獄，母親急了，還是花錢求人作保才無事。當時我正讀高小，這事對我刺激很大，恨死腐敗無能的國民黨，立下改變國家命運的宏願。解放初，舉家搬回鄉下，解放軍剿匪經過我村，尋人帶路，可村裏人都躲了起來，我挺身而出給解放軍帶路，受到誇獎，從這支和藹可親，秋毫無犯的軍隊身上，我開始認識了共產黨。五一年春到縣城讀初中，我努力上進，五二年加入共青團，此後，上高中、大學，我都是團支部書記。與人為善，助人為樂，見義勇為，是我的一貫風格，讀潯桂時,我脫掉自己的中摟給同學穿，有年暑假，曾在江口救過一名溺水小學生。六二年初，曾救助一名餓倒街頭的孤兒，此事還上了《南寧晚報》。我憎惡仗勢欺人，所以文革中同情受害者，愛打抱不平，可我也並非牙眥必報的狹隘之徒，即使在得意的時候，我也沒對侮辱傷害過我的“胸毛”之流動過一隻指頭。

不知什麽時候開始，我們國家形成一種靠整人害人向上爬的歪風，運動一來，總有一批人緊跟風向，迎合需要，歪曲誇大事實，惹是生非，打小報告，名義上是靠攏組織，實質上是邀功請賞，謀取晉升之路。我對此極為反感。一九五七年，我在哈爾濱外語學院任班團支書。有天，外班同學跑到我班貼小字報，說馬列主義過時了，我一氣之下撕了，同班一位姓餘的江西老表衝上來指責我。反右開始了，許多同學向我提議，要把他劃為右派，因為他平時怪話就多。可我認為，一個人發點牢騷，說點怪話，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一旦劃成右派，就毀了他一生前程，始終沒有同意。結果，別班“碩果”累累，我班一個右派也沒有。但我始終無憾。我一向抱著一個願望，化解矛盾，團結更多的人，同心同德去建設好我們的國家。

應該承認，這次大批鬥，大清查，真是挖地三尺，空前徹底，用當權者的話說，是“網大眼小，連一條小泥鰍也別想漏掉”。為了證明我這‘反革命’由來已久，專案組查遍了我的曆史，連我轉學到北京上大學時,因懷疑三麵紅旗受過批判，撤了團支部書記，和困難時期“汙蔑攻擊”社會主義都查到了，可這兩件事完全被有意歪曲了。

先說第一件，那是一九五八、五九年，毛澤東提出大躍進，大煉鋼鐵，大搞人民公社所謂高舉“三麵紅旗”，結果全國刮起猛烈的浮誇風，共產風，造成了生產力的嚴重破壞，經濟陷入困境，全國人民處於饑餓之中，我的家鄉廣西，放了顆畝產十三萬斤的“大衛星”，卻餓死了不少人。麵對這嚴峻的現實，隻要不是瞎子聾子，誰能看不見聽不著？可當權者隻許唱讚歌，不許說實話。我們天性率真的大學生沒顧忌那麽多，假期回來各自說了從家鄉帶來的見聞,所有事實證明：“三麵紅旗”帶來的並非如報紙吹噓的輝煌成績，恰恰相反，是國民經濟的日益惡化，和人民生活的極度艱難。作為團支部書記，我不但沒把同學這種有背“三麵紅旗”的言論向上級匯報，還積極摻和其中，於是係黨總支召開大會對我進行批判，罷了我團支書之職，我遭了彭大將軍一樣的命運，隻不過他是大官，我是小“官”，但共同點是一樣的，都是因敢講真話獲罪。講真話獲罪，講假話大話有功，表明這個社會已得了絕症。

按慣例，中央每年都派一名首長給應屆大專畢業生作報告，六一年派陳毅元帥，他講話的主題是“紅與專的關係”，他精辟闡明了“紅”與“專”的辯證關係，批評亂抓“白專”的現象，尤其對敢講真話的人受壓製打擊的現象進行譴責。陳毅的講話如一股春風，大學生受到很大的鼓舞。回到學校，曾參與批判我的同學，紛紛向我賠禮道歉。

第二件事，所謂汙蔑攻擊社會主義，那是在大學畢業前夕，我積極響應中央號召，到河北省衡水縣參加整社，幫助農村恢複生產.當時規定要和農民“三同”，這段日子，我親睹農村的慘狀，親曆生活的艱辛，時令是初春，離夏收還遠，農民早已斷糧，靠政府調運紅薯片活命，每人每天六兩，打成粉，摻上糠，榆樹葉，由隊裏食堂蒸成窩窩頭，早上統一分發，每人六個，就是一天的口糧，對青壯年而言，一頓吃完未必滿足，維持一天可就難了，隻能靠多喝鹽水來充饑。我第一次感受到饑餓是什麽滋味，個多星期就患了浮腫病，手指一按肌膚，陷落的窩坑久久難以平複，好在上級體恤，每星期天到公社集中一次，配一斤麵粉改善生活。我所在的農村離公社十來裏路，平時一個小跑就能到達。可浮腫之後成半條命，走一兩裏就得坐下歇歇，花幾個小時才能走到。實在是饑餓難耐，所以大家有同樣心情，這次集中完了就盼著下一次。我們有這種盼頭,可廣大農民就沒有這種盼頭，他們比我們更艱難，我的房東是位中年婦女，她的一歲多的孩子瘦得不成人樣，逗他，既不會笑，也不會哭，因為他連哭笑的力氣都沒有。據他母親說，他出生以來沒見過白麵，沒吃過一頓飽飯。看著孩子可憐，我主動提出,今後每天從我的口糧中，節約一個窩窩頭給孩子，房東大嫂千恩萬謝。這段經曆給我觸動太大，印象太深，終生難忘.我走上講台，初為人師的時候，看到有些學生糟蹋糧食，不用心讀書，我便講了這段經曆，用意十分清楚，一是要學生珍惜糧食，二是讓學生明白我們國家還很窮，激勵他們為改變國家貧窮落後麵貌發憤讀書。不料“四清”運動有人給我寫了大字報，說我給社會主義抹黑,“文革”更成了我汙蔑攻擊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罪證。

經過一番審視和思考，我清醒認識自己，盡管我有許多缺點，也說過錯話，做過錯事，但絕不是壞人，更不是反革命，所有指控都是汙蔑不實之詞。有了自信，我心裏坦然。

當我傷痛漸愈，能夠行走之時，發現我們這座私設的監獄，又新增了一名囚徒，他就是為人正直的歸僑老師梁洪亮，他被關在和盧冬相對應的另一端樓梯底的廁所裏，後來得知，他是為講了句公道話遭此劫難的。革委會認為對我們的批鬥差不多了，讓群眾討論如何判刑，有人說盧冬該判十五年，張德忠該判十年。梁洪亮力排眾議唱了反調：“我認為盧冬、張德忠不屬敵我矛盾，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就招來橫禍。這位在海外生活了二十餘年的愛國歸僑，經曆過多次印尼排華，也沒遭過那麽多罪，他怎麽也想不通，偶爾見他在拚死抽煙和迷惘的眼神，我知道他內心多麽痛苦，心裏在呼喚“洪亮呀洪亮，你為什麽不識點時務？別人躲避還來不及，你為什麽還敢為我們說話？”從這件事我更深刻認識洪亮，對他充滿崇敬之情。

“文革”就是這麽一個醜惡的年代，壞人得勢，好人遭殃。

中央大概也感到情況不妙，頒布了一係列政策，嚴禁逼供信，要給出路，我們的處境逐步好轉。校領導先是放我們出來勞動。記得第一次出來勞動，覺得天是那麽藍，山是那麽青，大自然是那麽美。

有次我獨自在魚塘邊鋤草，老蔡婆避開監視人耳目走到我麵前，遞給我一塊肥皂：“張老師，你是好人。這年頭作的什麽孽，惡人得勢，好人遭罪，老天爺會有報應的，你想開點。我一個窮老太婆幫不了什麽忙，給塊肥皂你用。”說完趕緊走開。

望著她離去的身影，我感慨良多，想到她的身世，她是壯家婦女，鑲一對金牙，家境貧寒，年青時靠做妓女為生，後來從了良，嫁給我校老工人老蔡頭，無兒無女，老兩口相伴苦度時光，她的真實姓名無人知曉，人們隻叫她老蔡婆。在社會，在三中，她生活在最底層，由於當過妓女，又十分迷信，經常燒香拜佛，沒人看得起她。我和她也從無交往，隻是我父親來幫我帶小孩時，與老蔡頭甚為相投，所以，我對老蔡婆有幾分尊重，見麵主動打招呼。想不到在我落難之時，她竟敢冒著風險，給我同情，鼓勵和幫助。更令我刮目相看的是，在人性被毀的瘋狂年代，她依然善惡分明，閃耀出人性的光輝,是那些走紅的政治家無法比擬的。從此，我腦海裏烙下她的形象，頭頂一方藍花頭巾，口露一對金牙，生氣時肆無忌憚罵人,高興時發出咯咯爽朗的笑聲。

有天晚上，我在囚室裏聞到老蔡婆肆無忌憚的哭罵聲：“我犯了哪條王法？為什麽抓我？有本事打老蔣去,為什麽跟我一個老太婆過不去？你們這些惡魔一定不得好死，老天爺會收拾你們！”

我心裏一愣，為什麽抓老蔡婆，是不是跟我接觸被人告發連累了她？

“你這個死老婆子，為什麽整天燒香拜神詛咒我們？”紅糾隊頭的聲音。

“我燒香拜神祈求保佑好人平安，礙你們什麽事？”

我終於聽明白，老蔡婆被抓不是我所連累，心裏稍安，不過仍為她的命運擔心。

老蔡婆肆無忌憚的痛罵，弄得新生的紅色政權很丟麵子，無可奈何，隻好把她放了。

十一月中的一天，我妻子背著剛滿月的小兒子來探監，叫我給起個名字.大半年不見，妻子麵容憔悴了許多，臉上布了黑斑，我知道都是因我給她造成的沉重負擔所致，如果我不是那麽熱心響應領袖號召投身“文革“，而做名袖手旁觀的逍遙派，不但可免去一切災難，還可守住老婆孩子享享天倫之樂。但世上是沒有後悔藥吃的，能在無數次死亡威脅中存活下來與妻兒見麵，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小兒子在繈褓中熟睡，當然不知道中華大地上發生的悲劇。悲劇還沒結束，我的命運還難預料，想了一下,我三個孩子，女兒老大叫沁芳，老二沁平，小兒子就叫沁忠吧,承我一個“忠”字。用意有二，一,希望他忠於祖國，忠於人民，做個忠誠老實之人；二,萬一我躲不過這場劫難，大忠沒了，有小忠在，讓他銘記父輩的遭遇，從中記取教訓。

不久，根據“給出路”和“逐步解放幹部”的政策，革委會給我們辦起了學習班，指定學習《南京政府向何處去》、《別了司徒雷登》之類的毛著，結合心得體會寫檢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又不得不照辦。果真，通過這一程序，一批批的囚徒恢複了自由，我也於八九年元旦前夕獲得了解放。接著，根據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要下放幹部勞動，表麵上是人人自願報名，實際上革委會已作了內定，這次革委會異常慷慨無私，把下放光榮全給了所謂“站錯隊”的幹部，教師以及工人。下放去向有三種選擇，一可以回自己家鄉；二可以投親靠友；三由學校統一組織安排。我眷戀故土，選擇了回鄉。出了光榮榜，贈了毛著和紀念品，革委會限令我們必須在“九大”召開之前離開南寧。我對學校毫無留戀，於三月中旬與妻兒告別，踏上了返鄉之路。

九、下放回鄉

得知我下放的消息，父親要我繞道柳州，他要帶平兒陪我一起回鄉，我懂得父親的良苦用心。

我們祖孫三人乘船順柳江東下，到了象州上岸，父親領我們去拜祭我祖父。我理解父親的心思，“文革”死那麽多人，我能死裏逃生，逢凶化吉，有賴於先人的庇佑。雖然我是較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從不參與迷信活動，但還是順從父親的意旨。祖父葬於象州城南郊的小荒山上，大江蜿蜒流過，風景頗為秀麗。可到了墓地，見到的情景和記憶大不一樣，荒山被開墾成菜地，墳墓被荒草覆蓋難以辨認。父親不管三七二十一，努力用手拔草，砌好亂石，點上香燭參拜。不滿五歲的平兒很好奇，發出一連串問話，祖孫倆一問一答。

“阿公，拜誰呀？”

“你曾祖父。”

“他在哪裏呀？”

“躺在裏麵。”

“他為什麽躺在裏麵，不跟我們回家？”

“因為他老了。”

“你也老了,為什麽不躺在裏麵?”

父親被問得難以招架，很難堪，我趕緊製止平兒再問下去。

象州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在此上幼兒園，入小學，接受啟蒙教育,我的書名還是這裏的老師起的，這裏留下我童年許多美好的夢。要不是日本侵略，逼得舉家返鄉，我會成為地道的象州人。

船到了桂平，我們轉乘汽車。快到大宣時，我心情有點激動，《大風歌》浮上心頭，“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回故鄉……”我沒有漢高祖那麽走運，當然沒有他那份得意的心情。然而曆經磨難回到可愛的故鄉，我還是感到一種跳出樊籠，回歸自然的暢快。

黃昏時分，下著濛濛春雨，下車走向圩街之時，眼前出現讓我驚呆的一幕——圩頭的一座破窯，爬出一個衣衫襤褸的男孩，象猴子一樣用四肢行走覓食，顯然，他是身體殘疾，無依無靠的小乞丐。我心裏不禁發出慨歎:故鄉啊，闊別多年，想不到你還是那麽貧窮、落後、淒涼！

我的家在穀山大隊洞尾村，四麵青山環抱，清徹的小河水從村邊流過。登山遠眺，東麵是日夜奔流的大湟江，南麵是奇峰突起的白石洞天和聞名遐爾的桂平西山，西麵是峰巒疊翠的紫荊山，北麵是雲霧繚繞，直插雲霄的大瑤山，那奇麗，那壯美，讓人不得不驚歎大自然的偉大。

在家鄉的日子，兄嫂的關照，鄉親的關懷，讓我感受到久違的親情，掃清心頭的陰霾，恢複昔日的豁達開朗，在交談中，我知道許多事情，廣西大屠殺的日子，家鄉也受了波及，晚上鄰村的高音喇叭，常播出當天階級鬥爭的“戰績”，最多的一次，是上瑤大隊，一天消滅了十六個“階級敵人”。所謂“消滅”，就是把四類分子及其家屬，還有“四·二二”群眾殺害了。這種公開宣揚殺人有功的風氣，造成殺人競賽，互相效仿，互相攀比，所幸的是，穀山大隊有位參軍回來當黨支書的,叫李俊中,他告誡人們人命關天,不能亂來,沒有卷入這場殺人竟賽。，我哥德華，廣西革大畢業，是最早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知識分子，他辭職回來當生產隊長，一心帶領村民走致富之路，曾取得可喜的成績,工分值列公社前茅，他生性耿直倔強，疾惡如仇，原不參加那一派，後看到“四·二二”受欺壓，毅然參加“四·二二”。本大隊沒人為難他，可鄰近王舉大隊的“聯指”抓走了他，要把他幹掉，急得我嫂去求李支書，在他幹預下才放人,不然，這次回鄉我就見不著哥哥了。

我十分欣慰，在瘋狂年代，我的家鄉依然保存淳樸的民風，沒有卷入瘋狂，沒派一兵一卒進城武鬥。

農民本來很純樸善良，他們對無法無天的混亂現象極為反感。村民說，他們到大宣趕圩，看到一批人被掛黑牌戴高帽遊鬥，街頭還沒走到街尾就被亂棍打死了,這是什麽世道！

那年月到底冤死了多少人，誰也無法計算,卻見大湟江日夜有一串串的屍體漂流而下。廣東人怕帶來瘟疫，派人到梧州附近大江轉彎處懸賞，每打撈一具屍體就地埋掉給十塊錢。許多當地人爭相去撈這種外塊。

在眾多的被害者之中，有一人最令鄉裏人痛惜和緬懷，他就是上瑤大隊的老郎中陳壽全。他家雖是地主，他卻一向靠行醫謀生，而且醫術高明，醫德高尚，給病人治病從不講錢，由病人依自己能力給，遇上拿不出錢的病人，連藥費都賠了。在貧窮落後，缺醫少藥的農村，他造福一方，挽救過多少人的生命，其中有我的侄兒春生。聽我嫂說，春生兩三歲時患了場大病，已昏死過去，放出廳堂準備叫人淹埋，我哥當時在外工作，嫂子毫無辦法，隻是痛哭流涕。幸好我堂弟德清，連夜去找到老郎中，吃了他幾服藥好了，揀回侄兒的小命。如此功德無量的好郎中，竟無端被消滅了，同一起被消滅的，還有他的兒子，怎不叫人痛惜？用農民的話說，“文革”出現的慘烈景象，是盤古開天地以來沒見過的。

令我不解的是，經過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農村還是那麽貧窮落後，農民起早貪黑，辛勤勞作，依然過著食不裹腹，衣不蔽體,饑寒交迫的艱難生活。我親睹一位叫李阿三的老貧農於寒風中披著塊破毯子,形同乞丐,十分可憐,便把些舊衣服送他,他感激萬分.象李阿三如此艱難的農民不在少數。農民主要的生活來源靠出工得工分，每天的工分由社員當晚評定，最高十分，其他有九分八分，甚至六分五分不等。評分難免有失公平，造成了社員之間的矛盾。分值一般10分兩三毛，好的四五毛，差的一毛幾分，甚至還有兩分的，辛苦一年下來連買口糧的錢都不夠，試問，全世界有哪個國家是如此低劣的生產率？叫我們的農民如何活下去？

看到農民如此艱難，我心裏很不是滋味，決心跟他們一道為改變家鄉麵貌努力奮鬥。我是名帶著工資，不拿工分的社員，白天和大家一起幹活，晚上到隊裏傳播文化，教大家唱歌，我把生產隊當成自己的家，主動和隊幹一起謀劃致富的門路，去做一切有利於隊裏的事.在我積極倡導之下.許多山溝種上經濟效益較好的竹子.看到村裏缺醫少藥看病難，我拿出些錢購買些常用藥品，搞了個藥箱，一來方便自己，二來方便群眾，誰有小傷小病，都得到及時無償治療。想不到小藥箱也能發揮大作用，有個叫李玉輝的社員肚子痛，一個大男人痛得在床上打滾哭喊，叫爹喊娘,他家裏人慌了急忙跑來找我，我背起藥箱去看，判斷是患腸胃炎，給了些消炎藥和止痛片服下，果然藥到病除。村裏人把我當成無所不曉的能人，遇到什麽事都願找我幫忙解決，我成了村裏最受歡迎的人。

我帶回的一輛舊單車，是村裏破天荒的第一車，引出一批青壯年爭相學騎，不久村裏買車人逐漸多了起來，當然都是買舊車.從此村裏就多了一種交通工具。

我的歸來，確實讓村裏出現新氣象，充滿歡歌笑語，大隊得知，要我去組建文藝宣傳隊，白天幹活，晚上到大隊部指導排練，我成了最忙碌的人，卻感到充實愉快，尤其和一批純樸青年結為好朋友。

在共同勞動生活中，我和農民建立了深厚友情，可是受傳統觀念影響，我還是認為農民沒文化，難擺脫愚昧落後，可是有件事震憾了我，改變了我的看法，讓我思索了很久很久。那是在一次田間勞動中，老貧農張奉壽當眾唱出他新編的歌謠，我們是客家人，他用客家話唱道：“毛澤東，毛澤東，他係一隻大賊公，隻搞鬥爭冇生產，百萬家財他敗空。”在毛澤東被奉為神靈，具有至高無上威權的年代，冒犯詆毀毛澤東是殺頭的罪，隻要有人告發，他張奉壽有十個腦袋也保不住，我真替他捏了把汗。可是我的擔心是多餘的，村裏人根本不會搞告發人去邀功領賞那一套，相反，大家在駐足欣賞，露出會心的微笑。

我反複思索，一個老貧農，為什麽不緊跟潮流給領袖歌功頌德，竟敢冒時代之大不韙唱起反調？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人們愛恨之情，必有其原因，了解的事實越多，我越明白了答案。老百姓最講實際的，誰給他們帶來好生活，他們自然會感恩戴德，唱起讚歌，反之，誰讓他們生活難過，他們就會罵娘，甚至揭竿而起，幾千年的曆史不正是這樣的嗎？

回想解放以來，政府不重視改善人民生活，卻熱衷搞運動，搞鬥爭，傷害了許多人，摧殘了生產力，人民生活得不到提高。尤其農民長期得不到溫飽，困難時期苦不堪言，餓死人的現象發生了，此種苦難，解放前他們也極少經曆過的。我村有個叫張阿五的農民，僅花七斤木薯做聘禮,便娶了個黃花閨女，當然,如此賤嫁自己的閨女,父母也是萬分無奈,因為這總比餓死強.人的價值遠比不上牲口，農民的生活質量降到了最低點，此種狀況，他們怎會昧著良心唱讚歌？平心而論，張奉壽的山歌，反映了相當多農民的聲音，如果真是個英明領袖,應懂得”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麽一個基本道理,不為一派讚歌所迷惑，而善於聽取不同的聲音，及時檢討得失，撥正治國方略，這樣才不至於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於晚年犯那麽大的罪過。

張奉壽的山歌編得雖有點不倫不類，但卻包含有一定的真理性，更難能可貴的，在我的視野中，他是第一個敢藐視權威，掃除個人崇拜的人。

春耕忙完，生產隊接到通知，要抽派若幹勞力參加金田電站建設。這是家鄉有史以來最大的工程，長期受壓抑的群眾生產積極性如火山迸發，因為大家明白，搞建設比搞殘酷鬥爭好，所以，雖是義務，不發工錢，大家還是熱烈響應。我也按耐不住自己的激情，以一個普通民工的身份報名參加。

電站壩址選在紫荊山前的風門坳，這裏曾是百多年前太平天國起義的發祥地，有一副對聯為證：“暫借荊山棲彩鳳，料將紫水活蛟龍。”太平軍曾在風門坳與清軍鏖戰，如今，金田兒女在這片古戰場上進行建設家鄉的戰鬥。受熱火朝天的氛圍感染，我這個逾而立之年的知識分子也煥發了青春活力，挑起百多斤沙石健步如飛。這段日子，給我留下愉快難忘的記憶。

有天路經山腳，有人指著個荒墳告訴我，許明山就埋在這裏。許明山是我疏堂舅父，原在家鄉當小學老師，五六年與我同時參加高考，他考取桂林師院，我考取哈爾濱外語學院，為遙遠的路費犯愁，他慷概給予資助，我心存感激，一直不敢忘記。畢業後他回家鄉在一所中學任教，“文革”參加“四·二二”。人人知道，鄉鎮農村，“四·二二”處絕對劣勢，不敢亂說亂動，大屠殺中，隻有被宰殺的份，看見到處殺人，他想外逃避難，剛走到風門坳就被“聯指”抓獲，就地殺害，身上錢財洗劫一空，丟下屍骸永伴荒山。我們是五六年初秋告別的，一直無緣相會，想不到此刻相會，一個在陽間，一個卻到了陰間，我采了束野菊放在他墳前，表達我的哀思，心裏對他說：“明山舅父，你死得真冤，總有一天會得到平反昭雪的。”

一個趕集的日子，我走過北街，忽然有人呼叫我的名字，我掉頭看，原來是老同學梁積生，多年不見，我們親熱聊起各自的經曆。他中山大學畢業，分到靈山中學任教。靈山在大屠殺中極為慘烈，好些地方把四類分子斬盡殺絕，要創造“四無大隊”、“四無公社”的奇跡。除四類分子，還有被誣為“反共救國團”的“四·二二”也一起殺害。那段日子，每天都有一批人被拉去槍斃，梁積生是“四·二二”成員，自知在劫難逃，留下遺囑，把錢財埋藏好，寫信給家裏交待後事。果然，有一天，他和一批難友被押赴刑場，恰好上頭來了緊急文件，禁止殺人。縣武裝部有位黃科長，對亂殺人現象很反感，可是職低權輕，無力製止。這回可有了上方寶劍，他急忙騎上自行車趕赴刑場，那批殺手正舉槍對準梁積生等人，忽然有人大喊“住手！”

殺手一愣：“哦，是黃科長，什麽事？”

黃科長：“上級下了文件，不得再殺人。”

“黃科長，既然拉來了，還拉回去？多費事，幹脆殺了，算最後一批。”殺手還想動手。

黃科長拔出手槍：“誰敢抗命，我就斃了誰！”

一批已到了鬼門關的無辜者得以幸免。其中包括梁積生。講起這段經曆，他還心有餘悸。想不到，他和我一樣，是從死神手中逃脫的幸存者。

隊裏接到上級通知，要選一名學毛著積極分子參加公社積代會，群眾一致推選了我，我出席了金田公社召開的積代會，深感家鄉派性偏見較小。

可在城裏，在社會上卻截然不同，處處充滿派性,硬把人群劃為“站對隊”、“站錯隊”兩類，實質上把人分成“優等公民”和“劣等公民”兩大等級，“優等公民”在入黨、提幹，升遷上獲得很大好處，而“劣等公民”處處受阻，連他們的子女在入學，招工，參軍諸方麵被拒之門外，這就造成了社會的巨大不公。君不見，多少血債累累，惡行昭昭的“優等公民”，很輕易地入了黨，當了官，平步青雲，成了新貴。顏景堂就是典型一例。“文革”前他隻不過是廣西大學一名普通學生，後來當了“聯指”頭頭，追隨韋國清大搞武鬥，大批殺人，成了“文革”大功臣，入了黨，坐上火箭，當了大官，還被南寧市革委會主任肖寒（後升為區黨委書記）招為乘龍快婿，他的署名文章上了中央的《紅旗》雜誌，他被內定為廣西黨政領導班子的當然接班人。

革委會實際就是派委會，革委會當權就是派性當權。黨的每項政策，每個號令都為之歪曲利用。如“吐故納新”，“吐”的是被誣為“走資派”，“叛徒”、，特務“，“內奸”、“工賊”的老革命，“納”的是“文革”新貴，此種現象比比皆是，真是“處處楊梅一樣花”。南寧三中也不例外，把大批“劣等公民”下放之後，來一個大換班，把一批“優等公民”的工人，職員甚至學生提上來，這些人連大學門坎都沒踏過，居然當起重點中學的老師，有的還當了校領導。高考名落孫山留在學校當職工的李XX，當了革委會副主任，（後改為副校長）。我教過的一個學生韋XX，剛讀了高一因故輟學，我應他哀求幫他在學校找份采購的工作，當了櫥房采購員，“文革”給他帶來意想不到的好運，竟也當起了老師。如此胡來，豈不誤國誤民，誤人子弟。

可見派性是個毒瘤，早晚會斷送國家的前途。中央也意識到派性的危害，《人民日報》連篇發表了文章呼籲要用毛澤東思想掌權，用黨性掌權，不要用派性掌權。出於一個公民的責任感，我給學校寫了封信，指出了派性掌權的種種現象，不料這個善意的舉動種下了新的禍根。後文再作陳述。

不知從哪裏刮來一陣風，農村大隊小學都要改為戴帽初中，師資不夠，大隊調我去任教，於是我重新走上講台，不過教的不是城市青年,而是農村娃娃，別有一番情趣。農村學校師資缺乏，需要什麽就得教什麽，我教起物理和音樂，很受學生歡迎。

有天，我從學校回家，幾個農民弟兄來告訴我，上頭派人來調查我在農村有什麽破壞活動，農民一致說絕對沒有，還為我評功擺好，來者一無所獲失望而歸，剛走出村口，農民就急著來告知我情況，安慰我說不會有事的。我問了來者的特征，一下就猜著是三中的體育老師，“文革”功臣之一曾XX，而且是因為我那封批評派性的信特來搜尋新“罪證”的。古話說：“人正不怕影子歪。”我光明磊落，無任何把柄可抓，能奈我何？所以我沒把這事放在心上。可我和農民弟兄都錯了，沒認識到派性天下,當權者專橫無理，他們大權在握,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昨天把你放了，今天又可以把你抓起來，至於罪名可隨意捏造，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根本不給你人權，不給你申辯的權利。

八月，趁學校放假，我為生產隊水力加工場尋找電機回了趟南寧，住在廣西綜合設計院我妻子黃美聰家，和妻子兒女團聚，大半年不見，小兒子已呀呀學語，津津有味地品嚐我從家鄉帶來的龍眼，吃完伸手：“叔叔，還要。”妻子不無傷感說：“你看，兒子都不認識你了。”

第二天中午，我還來不及去辦事，革委會派了陳XX，曾XX兩位“功臣”，帶著幾個紅衛兵，闖進家裏強行把我押走，到了學校就軟禁起來。接著召開全校批鬥大會，我又重新站到了禮堂舞台中央，不過和以前大不一樣，一是被批鬥的不是一大群，而隻有我孤零零一個；二是批鬥方式不象過去那麽野蠻，既不打罵，也不罰跪，隻是列數我新的“罪狀”。我坦然洗耳恭聽。

革委會領導信口雌黃，大放獗詞：“革命的師生員工們，今天我們批鬥這個人，除老三中外，很多人不認識，他叫張德忠，文化大革命中追隨”劉鄧陶，賀霍傅謝袁，犯下了嚴重罪行，為了給他一個脫胎換骨，改過自新的機會，把他下放回鄉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可是他不懂珍惜，老實改造，而假裝積極，騙取信任，用小恩小惠收買人心，積蓄力量，企圖東山再起，再和我們無產階級較量。這就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革命的師生員工，我們可要擦亮眼眼，識被階級敵人的新陰謀，粉碎敵人的反撲，永保我們的紅色政權，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與會者報以熱烈的掌聲，高呼時髦的口號。我深感悲哀，我們中國人的素質為什麽這麽低，這麽容易被欺騙，被煽動起來參與罪惡行徑，就是因為當政者長期實行愚民政策的結果。這正是中國的悲哀。

我成了“階級鬥爭新動向”的活教材，全校每個連排（學校已改為軍事編製，年級為連，班級為排）都爭先恐後拉我去批鬥。

鬥來鬥去，都重複那幾句胡話，大家都膩味了，於是叫我到大操場鋤草，個別野蠻的學生向我投擲石塊，我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去我負責看管我的曾XX稟報，他冷冷地說：“那是群眾專政，你不好好認罪改造，打死我不管。“

折騰我個多月後，實在找不到任何借口又放了。

根據毛澤東的論斷，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政權都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於是對文化、科研、設計等單位大動手術，我愛人所在的設計院打算撤消，工程技術人員，調離的調離，下放的下放。我愛人下放桂平黃村“五·七”幹校，我隨車同往。同車的有區文化大院的一批藝人和水電院的一批技術幹部。有人指著一名四十餘歲的婦女告訴我：“她是龐阿姨，丈夫是被‘湯血兵’關進木籠搞人獸展覽的水電廳領導林執真”。人獸展覽，我沒親睹，早有耳聞，先是“瀝血兵”發明，後有廣西大學效仿，還動員全廣西乃至全國各地群眾來參觀。把人關進木籠當野獸展出供人參觀，是廣西南寧的一大奇觀。

到了“五·七”幹校，“五·七”戰士都住進了新家。這些新家，是牛欄改成的，真是名副其實的“牛棚”。

我仍然回到家鄉，學校再不敢用我，我去了電站工地。為了加強宣傳工作，電站工程指揮部抽調我到宣傳部門。這部門隻有一名專職幹部叫江俊傑，是我讀潯桂時的師弟，他對我的到來非常歡迎。這樣，我們有商有量把工作搞上去。我們從民工中挑選十多名知青組成文藝宣傳隊，把工地上好人好事編成節目演出，以激勵民工的幹勁，收到良好效果。有次山洪暴發，有位青年為搶救國家財產被洪水卷走了，我們及時把這動人場麵搬上舞台，觀眾感動得哭了。由於我們的努力，電站宣傳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在縣裏頗有影響，可是卻忙壞了我們師兄弟倆，因為從采訪、寫稿、創作、編導都是我們兩人。全電站數我學曆最高，領導、群眾都寄予厚望，多盡點力責無旁貸。除了給宣傳隊編導節目之外，還常給縣報，縣廣播站寫搞，而且每篇都一字不改照登照播，我成了頗有影響的人物，受到上上下下的尊重.我還積極引薦區文化大院一批表演藝術家來演出,他們的精湛表演,轟動了電站,轟動了金田.,這段歲月，是我才能得以充分發揮，也是我最忙碌最愉快難忘的日子。我要用事實向搞派性專政的人證明，我張德忠是怎麽樣的一個人，世界上有這樣為國為民忍辱負重，努力工作的階級敵人嗎？

因為幹校有家，我忙中偷閑，節假日往縣城跑，看看妻子兒女。有次在街上走，妻子眼尖，看見一位同學：“三姐”。她名字叫李瑞華，“三姐”是同學對她親熱的稱呼，是潯中高二十一班同班同學，人長得苗條俊美，能歌善舞，待人熱誠，同學都很喜歡她。多年不見，眼前的她大變了樣了，麵色青黃，眼睛充滿悲哀，手牽著個小女孩，還背著個出世不久的男孩。我妻子急忙領她進嫂嫂家掩上門，還沒開口，她已淚如泉湧，泣不成聲，小女孩也跟著哭。妻子掏出錢叫我女兒阿芳，領小妹妹去買兩塊發糕，三姐開始向我們訴說她悲慘的故事。高中畢業，她沒能上大學，在縣城做了代課老師，跟高年級同學黎啟耀結了婚，黎是水電局幹部，小家庭生活還過得去。“文革”中，黎參加“四·二二”，大屠殺時被抓去活活打死，還誣蔑是“畏罪自殺”，後來瑞華被趕到鄉下，生活來源完全斷絕，被逼到絕境，多次想自殺，可不忍心丟下孩子，而且肚裏還有一個，隻好苦苦掙紮活下來。聽了哭訴，妻子也哭了。我緊咬嘴唇，淚水盈眶，心情極為悲憤，心中發出呼叫：“文革”啊，你究竟製造了多少人間悲劇？！”

和同學、朋友交談中，我得知不少故人也死於非命，與黎啟耀同時被殺害的，有我同學的哥哥高善雲，還有一位我中學時代就很敬仰的黃寶鑒。他出身革命軍人家庭，從小隨父南征北戰，成了一名出色的軍人，在縣武裝部當領導。他儀表堂堂，口才很好，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常被請去中學作報告，我曾聆聽過他的報告，深為他的儀表、口才、風度所折服，不少女同學為之傾倒，後來他選擇了我同學的妹妹,能歌善舞，美貌絕倫的潯高女生戴美英，婚後轉業到潯高當領導兼政治教員。“文革”潯高是全城“四·二二”唯一據點，“聯指”調集大批民兵圍攻，攻陷，黃寶鑒和他的同伴成了俘虜，慘遭殺害。可憐他戎馬半生，沒死於戰場，卻死在自己人的槍口下，留下年輕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孩子，還有年邁的雙親。

我的老師彭臻祥，他教三角簡直無與倫比，畫一個等邊六角形，把幾十條公式全歸納其中，令人終生難忘。他為人正直，反右時成了右派，遣送回博白老家，大屠殺時被拉出房門打死，他的遺孀帶著小孩四處逃難。

我的班主任兼政治老師陳了，早年參加地下黨，打遊擊，為新中國的誕生立過汗馬功勞。他思想活躍，很有見地，無端成了右派，趕回老家博白，大屠殺時見風頭不對，及時外逃，浪跡天涯，才幸免於難。

悲慘的故事實在太多太多，無法一一寫出來。

一九七0年仲夏，接到弟弟德全來電，告知父親病逝，我即赴柳州奔喪。麵對父親白發蒼蒼的遺體，我心如刀絞。父親勤勞一生，雖年逾古稀，但身體硬朗，極少生病，他是腦溢血突發謝世的。我明白，這種病多半是為我長期操心所致。我為失去最親的親人痛心不已，鬱鬱寡歡。

返回電站，我全身心投入工作，可又一個新的運動，再把我打入災難的深淵。

十、查“五·一六”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六日，自治區黨委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據此，在全廣西的城鎮掀起了“清查”運動，大抓“五·一六”分子。

我曾聽說過，北京出現過一個叫“五·一六”的群眾組織，廣西哪有“五·一六”？這點，廣西的當權者心裏也清楚，既然沒有，為什麽要大張旗鼓地搞？分明是政治陰謀。因為革委會實行的，是比封建專製還蠻橫無理的派性專政，必然引起有黨性原則的廣大黨員和正直之士的不滿和反對，因此派委會就要借搞運動鏟除異己，鞏固自己的統治。最明顯不過的事實，既然是查“五·一六”，為什麽不一視同仁而專在受過批鬥和衝擊的幹部、群眾裏查。

曆史已經證明，這場曆時三年多的運動，沒查出半個“五·一六”，卻摧殘了一大批元辜者，甚至逼死了不少人，當中就有區革委會副主任龍智銘。《年表》是這樣記載的：（P-175）

“五月間，自治區黨委舉辦自治區革委會部分常委學習班……實際上是為清查所謂“五·一六”分子發現線索。學習班結束後，龍智銘被立專案審查。龍在審查期間自殺身亡。”

龍智銘原是“四·二二”指揮部頭頭，在營救黃兆昇時我跟他有較多的接觸，覺得他是個很講道理，很有涵養，很有責任心的知識分子。成立區革籌時，他被當局相中，作為“四·二二”一派代表當了區革委會副主任，可這位副省級幹部不但無力保護別人，也無力保護自己，和先前遭屠殺的萬千“四·二二”一樣，也落得個悲慘的結局，真應了一句老話：“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可憐他快當媽媽的妻子還蒙在鼓裏。他妻子在某縣工作，某天，區革委會的橋車來接她上南寧,她很高興，畢竟是婦憑夫貴，還沒到分娩的日子，就接她去休養待產。可轎車直奔火葬場見到丈夫遺體時，她昏死過去了。

清查運動雖查不出半個“五·一六”，但清除異己，鞏固派性統治的目的卻達到了。龍智銘遭了厄運，跟他一起進領導班子的另一派代表，如顏景堂、廖煒雄之流卻如日中天，成了廣西灸手可熱的人物。廣西當權者為什麽不放過龍智銘，我想原因有三，一是他已失去利用價值；二是他知道的內幕太多，構成潛在威脅；三是殺雞儆猴，看誰還敢亂說亂動，不服統治？至於龍智銘為什麽自殺，道理很簡單，當一個人被折磨到生不如死的時候，自行了結是最好的歸宿，這點，我有切身的體會。下麵就講述我在清查中的遭遇。

七一年夏末，我正忙於電站的宣傳工作，一天中午，領導通知我立刻收拾行李到縣革委會，還派了專車和保衛員蒙XX“護送“。到了縣革委接待廳，我一眼看見了“金牙”，他滿臉堆笑，露出燦燦金牙，主動上前跟我握手問好，那份超乎尋常的熱情，猶如久別重逢的親友，還介紹跟在他身邊的青年：“他叫小黃，工宣隊員，學校特意派我們倆來接你回去參加學習班，學習班結束，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縣革委領導客客氣氣地誇獎我在農村，特別是在電站時的出色表現。“金牙”當即表示一定如實向校領導匯報。

盡管“金牙”以好話掩蓋其真實來意，但據已往經驗，我意識到風雲又起，來者不善。我提出要去幹校和妻子告別，拿點衣物，“金牙”不許。我說至少讓我打個電話告知一聲。“金牙”勉強點頭，卻一步不離盯在我身旁。我拔了好多次電話總不通，我不敢鬆懈，一次再次的撥，終於通了，把“金牙”的話轉告妻子，妻子說馬上帶女兒乘船來見我，我苦等了一個下午不見人影，後來知道是“金牙”做了手腳，本來我妻子女兒已下了船，被幹校領導追來強令上岸。

第二天，我被“金牙，小黃“護送”回到南寧，到火車站的時間是下午六時許，太陽正下山，“金牙”故意拖至夜幕降臨才回學校，目的是不讓我接觸到任何人。

到了學校，我被投入以前關押我們的牢房，每個窗口用鐵皮封得死死的，更象監獄。曾XX來收繳我隨身帶的刮胡刀等生活用品，連褲腰帶也解給他，並明令我不得與任何人接觸，不許寫信。此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又成了囚徒。

盧冬一直沒得到解放，老早被關了進來，整座實驗樓，隻關了我們兩名囚徒，顯得空蕩蕩的。不過其他房間已全改成牢房，打算從我和盧冬身上打開缺口，製造出大批的囚徒。

南寧市黨委派來的專案組公開亮相了，他們宣布是奉命來清查“五·一六”的，對我們實行隔離審查，重申“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和不得與外界聯係（包括書信）的紀律。專案組成員大多是三中原來的學生，我熟悉的有孫XX，黃XX等，當中有我親自教過的。他們的水平我早領教過。以前，把我整得死去活來的是他們，如今來審查又是他們。最令我憤慨的，我本來已獲得解放，下放期間的表現得到當地群眾和政府的認可，為什麽毫無根據地要抓就抓，要關就關，把我當成敵人？天理何在？人權何在？不管打什麽旗號，我從心底藐視他們，憤然頂撞，他們知道我有反抗情緒，用大帽子壓我，吼道：“你反對我們，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因為我們是市委派來的，市委是區黨委領導的，區黨委是黨中央、毛主席領導的，所以，反對我們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我輕蔑一笑，心裏罵道：“蠢貨，老師可沒給你們教過這樣的混帳邏輯。”後來細想，不能全怪學生，因為這不是他們的發明，“文革”以來，為了階級鬥爭的需要，這種混帳邏輯普遍流行，流到哪裏，哪裏文明被毀，冤案如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學生隻是另一類受害者而已。

為了懲戒我的不馴，專案組常舉辦小型批鬥會，讓橫蠻無知的紅糾隊來對付我。

一天，收到女兒阿芳的來信，她剛上幹校小學讀書，第一次學寫信，雖然雅嫩，卻充滿對父親的關愛，給我莫大安慰，讓我體味到“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那種感覺。每當心裏苦悶，思念親人之時，我就拿出來讀，不知讀了多少遍。

專案組又搬老一套，要我學習《南京政府向何處去》、《別了司徒雷登》之類的毛著，逼我交待“五·一六”罪行，不存在的事怎麽交待？於是硬說我態度頑固、“惡劣”，加強對我的懲治，不許吃肉，不給買煙。學校私設的監獄，比國家的正式監獄還不講人道，不給放風，不給探視：完全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我弟德全是工宣隊長，按說也和他們一樣是“文革”功臣，來到學校要見我，遭到擋駕，我的同學摯友吳石生，是軍隊幹部，從北京轉業回玉林，特地經南寧來校看望我，還有我高中同桌黃傑良出差南寧來看望，一概遭到拒絕，就是在國民黨統治時代，也還允許探監，為什麽在一向標榜社會主義無比優越的國度裏，倒取消了允許探監這一國際慣例？何況我並不是真正的犯人。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和盧冬完完全全失去了自由，吃飯，買煙全由紅糾隊控製。他們不給我們吃肉，我們隻能吃素。他們什麽時候給買，我們什麽時候才能吃。不給吃肉倒無所謂，不給買煙可真難住我們。因為煙早已成了我們解悶消愁，不可或缺的好朋友，在斷煙的日子，我極為狼狽，不得不象乞丐那樣，去揀回以前丟掉的煙屁股解饞。

學生貪玩，往往在打完球後才去打飯，隻要到些殘羹冷飯，有時連殘羹冷飯也沒了，我們隻好餓肚子。長期的折磨，盧冬肺病複發，我患上了胃病，疼痛難忍，革委會是不給“敵人”治病的，我們隻能靠自己的意誌與病魔抗爭，此外隻能聽天由命了。紅糾隊都是從學生中挑選出來的，立場最堅定，心腸最硬，他們是沒有惻隱之心的，從其頭頭就可知道,頭頭有兩個,一是梁XX，一是黃XX，就是跟“金牙”到桂平押我回來的工宣隊“小黃”。其實他不是工宣隊，和梁XX一樣，是三中初中學生，因打人，追害老師有功，免去了上山下鄉之苦，留校重用，專管紅糾隊和在校勞動改造的“牛鬼蛇神”。

為了攻克我這個頑固的堡壘，專案組想出最毒的一招，將我挪到一個原來做教室的大房間，他們也搬來一起住，一天二十四小時輪翻審問,不給我片刻休息。最陰毒的人稱之老李頭的那位，年近半百，老奸巨滑，審問時斜坐著，一雙臭腳擱在我麵前，一邊用指頭摳鼻子，一邊提出一連串難題逼令我回答，整個作派就象流泯無賴叫人惡心。

“X年X月X日，你在什麽地方？和誰在一起？幹了什麽？”無賴發問。

任何天才也無法記清自己幾年前每一天所在的地方，所接觸的人和事，當然答不上來，老李頭便大發雷霆，拍桌怒吼：“你不老實，告訴你，你怎麽參加”五·一六“，上下關係是誰，幹了什麽壞事，我們已了如指掌，不交待也同樣可以定罪，讓你自己說出來，是給你一個坦白從寬的機會，你要是不識好歹，等待你的將是可悲的下場。”

我心裏清楚，這種恐嚇戰術，是他們慣用的伎倆，我並不怕，可怕的是二十四小時的輪番轟炸，不讓你合眼。最初幾天還挺得住，越往後越難熬，真是生不如死，自殺的念頭日益強烈。我甚至寫好了遺囑，設想過幾種自殺方案，可當我要實行之時，耳邊響起女兒的話音，腦海浮現親人的麵容，感到我許多許多責任未了，就咬緊牙關活下去。

“九·一三”林彪摔死於溫都爾汗，專案組的態度明顯改變，不但不再逼我，還允許我自己去食堂打飯，允許在紅糾隊監護下到附近商店買生活用品。我異常興奮、心想，天該亮了。可我太天真了，忘了“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的曆史典故。

有一天，我 到琅邊商店買東西，看到一本《控訴法西斯》的書，順手買了回來，晚上一口氣把它看完，書的內容深深吸引了我，在精彩之處畫上紅杠。該書是記錄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法庭上的講話，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發生於德國，震驚世界的一件大事，希特勒上台不久，為了實現稱霸世界的野心，製造一樁國會縱火案，把國際共運領導人季米特洛夫逮捕入獄，企圖加罪於他，在萊比錫法庭進行審判。季米特洛夫卻把法西斯的法庭，變成了控訴法西斯的講壇，這段曆史我很熟知，但今天重溫別有一番感受。季米特洛夫氣勢如虹，藐視法西斯的英雄氣概給我很大鼓舞，其犀利如劍的詞鋒和無懈可擊的邏輯（這才是該學的真正邏輯）給了我智慧。我和季米特洛夫所處的時代和環境雖大不相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都是蒙冤受屈者，要麵對強大的勢力來捍衛真理，捍衛自己的尊嚴，偉大的榜樣給了我無窮的智慧和力量。我不再屈服於強權淫威，敢理直氣壯跟他們論理。當權者感到不妙，立即查抄我的住處，搜走了那本新書及所有書寫的文字,並精心策劃了一場批鬥會。

批鬥會在合班教室舉行，全體教職工參加.這是清查以來最公開，規模最大的批鬥會，由從一名普通職工直升上去的革委會副主任李XX主持。經受過無數次批鬥，多嚴酷的場麵都闖過了，所以我毫無畏懼，倒反高興，因為我終於得一個公開辯解，讓群眾判斷孰是孰非的機會，我孤身站在台上，沉著冷靜應對事先安排好的“炮手”的轟擊，一場有趣的較量開始了。

“張德忠，要你交待‘五·一六’罪行，你為什麽負偶頑抗？”主持人先質問。

有人竊竊偷笑，我也差點笑出來，原來主持人張口就出了敗筆，把“隅”字錯說成“偶”。把‘’負隅頑抗”說成”負偶頑抗”.因為不是在課堂，我無心給她糾正，而要抓住要害反擊:”請問，你們查了那麽久，查出一個“五·一六”了嗎？既然沒有“五·一六”，哪來“五·一六”罪行？你們沒任何證據，就定我為“五·一六”，逼我交代“五·一六”罪行，說輕了是本末倒置，說重了是政治迫害。”

主持人傻了，群眾私下議論。

“你最近看了什麽書？”炮手急轉話題。

“在這地方，我能看什麽，隻能是毛主席著作，哦，還有前兩天買的一本《控訴法西斯》。”

“你不好好學毛著交待問題，為什麽還看別的閑書？”另一炮手責問。

“你錯了，我學毛著下的功夫不比你少，不信就比一比，看誰背誦得多。至於把那本書看作‘閑書’，更是大錯特錯。請問你看過嗎？告訴你，它是講述國際共運領袖季米特洛夫，如何把法西斯法庭變成控訴法西斯罪行，宣揚革命真理的講壇，是一本難得的好書，是最新出版發行的，你居然說是不該看的‘閑書’？”

炮手啞然，額上冒汗。

群眾交頭接耳。

“你為什麽在書裏劃了那麽多紅杠杠，是不是把我們看成法西斯，把你自己當成季末特米特洛夫？”主持人想挽回敗局，反而弄巧成拙，自己點破“法西斯”一詞，讓群眾聯想起一係列暴行，這和“此地無銀”一樣愚蠢。

我心裏在笑，嘴上卻說：“這是什麽邏輯？能這樣類比嗎？你們常要我學習《南京政府向何處去》，還有《別了司徒雷登》，想必你也讀過也劃過紅杠杠，那麽請問，誰是毛主席，誰是司德雷登？”

群眾哄笑起來，炮手瞠目結舌。

惱羞成怒的主持人隻得高呼口號“打倒張德忠！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把他押回去！”隨主持人最後一聲令下，我被押出會場。

回到住處，我意外發現了一種奇觀，門上牆上，桌上，床上，甚至蚊帳頂上，貼滿了威脅性的標語。我心裏發笑：黔驢技窮了。

度步房裏，我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暢快，想不到今天短短的較量，就輕易地讓他們敗下陣來，我更堅信，真理終將戰勝謬誤，正義必將戰勝邪惡，金色的陽光很快就能重照中華大地。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的歌聲多麽響亮……”我情不自禁唱起來。

通過這次，我喜歡上批鬥會，盼著多開，因為隻有通過這種特殊方式，我才能公開亮明觀點，讓群眾了解事實真相。可是我總盼不來了，因為此後再不敢搞批鬥，既不放人，也不處理，把我撂在一邊。我一人在大房子裏，白天鍛練身體，晚上學學唱歌，把我平生最喜歡的歌曲，一支支唱下去，有嶽飛的《滿江紅》、《國際歌》、《紅梅讚》、……歌唱把我帶到一個優美純淨的世界，忘了煩惱，忘了憂愁和痛苦。

過了些日子，校領導安排我到第三棟教室樓梯間的小房間去住，限製我的活動範圍隻在校園，每天派幾名學生在我住處外，象特務似的對我監視。

十一、開除留用

七三年初，校革委會在圖書館閱覽室召開全體教職工大會，傳達市委文件，宣布對我和盧冬的處理決定。此前，先列數我們犯的“嚴重錯誤”（不叫罪行了）讓大家繼續揭發，有位發言者揭發盧冬曾企圖炸掉邕江大橋。盧冬當即臉色發白，不是害怕，而是震驚，想不到那位共事多年一向被認為最老實的同事，為了邀功，如此傷天害理的謠言也造得出來，真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文革”不知把多少好人教唆壞了。

市委對我的處理是，開除留用，降一級工資。對盧冬的處理，開除出幹部隊伍，工資由副科級降至四十六元。

宣布之後，由預先安排好的教工代表，共青團代表上台發言表示，堅決擁護市委的“正確”決定。卻不給我們申辯的權利。

我極為不服，本來是以“清查”五·一六”名義把我重新關進來的，現在“五·一六”問題隻字不提，證明這是一宗冤假錯案，至少該向我賠禮道歉才對，憑什麽給我那重的處分，我憤 慨 難平。

封建社會還可以到衙門擊鼓鳴冤，如今是革委會派性的一統天下，我上哪兒鳴冤？無力跟強權抗爭，隻能聽由擺布，從此我加入到“牛鬼”行列，一起接受勞動改造，什麽髒活累活都幹了，先是放牛，後是養豬，打磚，進校辦工廠。自己跟自己開玩笑說,他們當官我也當倌,他們當的是有權有勢的官,我當的是任人擺抪的牛倌豬倌。小時候在農村放過牛，想不到二十餘年後 繞了個大圈子又重操舊業.。

人不管身處順境逆境，總是要過日子，如何在逆境中過好自己的日子，老教師李啟林給我樹立了榜樣。

李老師教了大半輩子書，“文革”伊始和其他老教師一樣被打成“牛鬼”，還指定他為“牛鬼”隊長，每天帶領劉擇之、李偉昌、羅梓元、梁禧等一批老教師去掃廁所、清掃校園。學校有輛拉貨的馬車，專由他負責，他常架著馬車進出運貨，他身材高瘦，滿臉胡子，一副愁容，樣子很象唐吉訶德，顯得滑稽可笑，紅糾隊常拿他侮辱取樂，我親睹過這樣的一幕：

那是在大批鬥歲月的一個黃昏，李老師拖著疲憊的身體走近紅糾隊駐地：“報告，今天的勞動任務已經完成。”

“沒有偷懶耍奸的？”紅糾隊問。

“天地良心，絕對不敢。”

紅糾隊已有人忍不住笑，另一個故作嚴肅，飛起一腳，踢中李老師屁股。

“哎喲，別踢那麽疼嘛，君子動口不動腳。”李老師邊揉屁股，邊嘟嘟囔囔。

許多紅糾隊員忍俊不禁笑出聲來，其中一個強忍住，大聲喝道：“滾！”

“是，滾.”

李老師剛轉身離去，紅糾隊笑得人仰馬翻，還有人揉肚子，拭眼淚。躲在後麵的“金牙”，也咧開嘴，欣賞剛才的精彩一幕。

據說紅糾隊詐李老師交待罪行，他認認真真說自己犯了滔天大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他挑起的，紅糾隊誤認他神經有毛病，其實正是他大智惹愚的表現。在充滿荒謬和愚蠢的年代，他以謬製謬，以愚製愚，減少對自己的傷害。他懂得苦中尋樂，無人監視的勞動中，他有說有笑，愛哼幾句粵曲，喜歡逗小孩玩，保持一顆童心。他肚子裏有說不完的笑料和有趣的故事，給難友們帶來很大樂趣，大家都喜歡他，尊敬他。多少年過去了，我心裏還埋藏著他講的一個故事——以前，一個老農在橋頭賣菠菜，生意很好，一擔菜隻剩一把，此刻，同時來了三個人爭著要買，老農為難，想了個辦法判定賣給誰，他指著橋頭“清和橋”三個字，要三個人依次用一個字起頭作一首詩。第一個是和尚，他以清字起頭先作“有水也是清，無水也是青，去水加爭便是靜。清清靜靜真可愛，豆腐煮菠菜。”第二個是秀才，以“和”字起頭：“有口也是和，無口也是禾，去口加鬥便是科，金科高中多可愛，牛肉煮菠菜”。第三個是窮姑娘，以“橋”字起頭，“有木也是橋，無木也是喬，去木加女便是嬌，嬌嬌滴滴真可愛，菠菜煮菠菜。”老農聽完決定把菜賣給窮姑娘。

李老始終以豁達樂觀的態度，懷著一顆童心麵對人生，使他戰勝了一切艱難困苦獲得長壽，以九十四歲高齡謝世。謝世之前，還做了個驚人之舉，立下遺囑要喪事喜辦，宴請當年與之患難與共的難友和曾給過他同情幫助的人，卻不請“金牙”那類惡人。他的子女，忠實履行了他的遺囑。

李老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他的風範卻永留親友心中。

當年李老的言傳身教。使我在逆境中變得樂觀起來，每當放牛至郊野或文錢渡邊，我便放聲歌唱，或朗誦優秀的詩篇，最常誦的是屈原的《離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三中校園很大，到處有空地綠草，我也常在校內放牧。有次在路口遇見了馬繼虞老師，他是三中的元老，早就退了休，平時謹言慎行，“文革”沒受多大衝擊，他主動走到我麵前：“張老師，別灰心，將軍也有落難放馬的時候。”我頓時明白，馬老是有意守候路口來安慰鼓勵我的，我充滿對老前輩的感激之情。

出於職業習慣，我很想知道大換班後，新教師是怎麽上課的，有意放牛於教室後的草地上，跑到窗下偷聽，有次聽年青的女教師上語文，她先照報紙批判“劉鄧陶”、“伍賀霍謝袁”一通，而後才講課文，是魯迅的《拿來主義》，有位學生大概想考考老師的水平，提了個很簡單的問題，魯迅姓什麽。那老師覺得可笑，答道：“嗟，還用問嗎，魯迅當然姓魯唄。”學生哄堂大笑。我心裏很不是滋味，搖搖頭離開。

由於對國際形勢的錯誤估計，我國大搞戰備，處處在深挖洞,校園裏防空洞交錯，戰壕縱橫，有天在校園裏放牛，一頭老水牛摔下深壕死了。有人想借機再整我，但新來的領導比較客觀，認為不是故意破壞，不必小題大做，隻是調我去養豬，於是我由牛倌成了豬倌。

養豬場有三十來頭豬，工作量很大，我每天都要到飯堂挑潲水，下魚塘撈水蒲蓮，用機器打碎，煮成潲喂豬，比放牛辛苦多了，幸好學校每天派幾名學生學農給我當下手，我才勉強對付。

貧苦出身的石大娘和我作領居時，常跟我訴說她的苦難經曆，我給過她同情與幫助，想不到她念念不忘，知道我每天早上都到廚房挑潲水，她常帶些米餅，糍粑，粽子之類的小食讓我嚐，並用她家鄉桂林話好言安慰：“張老師，你是好人，好人會有好報的，我沒有文化，好人壞人還是分得清楚。那個姓李的，常來我家和老石喝酒，說話粗野，態度橫蠻，看他一身黑毛，就曉得他不是好人，我恨死了他”。石大娘說的那姓李的，就是作惡多端，血債累累的“胸毛”李天保,也是石大娘兒子的學生，“文革”使這對臭味相投的師生成了親密酒友。按說“胸毛”既是大娘家的常客，關係應該不錯，不知“胸毛”怎麽招惹了大娘，讓大娘對他恨之入骨。有一條我是知道的，“胸毛”抄砸我家時，石大娘目睹這一暴行。我想就是善惡營壘分明之故吧，正應了一句老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七三年初秋的一天上午，接到弟弟的電報，說母親病危，催我回去。我心急如焚，打算坐下午的火車赴柳州。可是在那個年代，政府對百姓太苛嚴，出門買票一定要持有革委會的證明，否則寸步難行。我趕快找到新來的革委會副主任王宴華，他很通情達理，準了我的假，叫我找掌管公章的“金牙”開具證明。可“金牙”百般  刁難,一會說要有領導的批條，一會說要工宣隊長同意，王宴華的口頭批準不算數，傷害了王的威信。王宴華十分惱火。王宴華是政法大學畢業的幹部，法治觀念強，到三中後看到“金牙”控製的紅糾隊胡作非為，隨意拘禁打罵學生，很不象話，遂下令撤消紅糾隊，引起“金牙”的記恨，故意跟他作對。“金牙”還跑到工宣隊長麵前扯是生非，以證明王宴華準我的假是錯的。經過了好大的周折，“金牙”才不得不給我開證明，可是已延誤了我赴柳州的時間。

我於第二天下午才到家，母親在昨晚深夜已與世長辭了，家裏人說，臨死前母親一直呼喚我“神生”的小名，不肯閉眼，她多盼我能回來見最後一麵，可這個機會被“金牙”無理剝奪了。麵對母親冰冷的遺體，我欲哭無淚，隻有一腔怒火：“金牙”呀“金牙”，你是畜牲，不是你母親所生！

料理完後事，我即趕回來上班，一天中午，我正在豬場煮潲，一位健壯的中年人走來先作自我介紹：“我姓羅，是新來的工宣隊副隊長。我知道你是張老師，為什麽讓你來養豬？”

“文化大革命犯了錯誤，受了處分。”我冷冷回答。

“犯了什麽錯誤，殺人放火了嗎？搞打砸搶了嗎？”羅隊長緊問。

“沒有，絕對沒有。”

“那你有什麽錯？老實告訴你，我調查了解清楚，你是個正派人，隻是蒙受了冤假錯案，受了錯誤處分。”

我大吃一驚，因為從來沒人敢為我鳴不平，尤其是工宣隊長，一下子消除了我的戒心，敞開心扉和他攀談起來，談得非常投機。他一再表示，一定要幫我平反，改正錯誤處分。可沒過多久，他被調回南寧船廠。雖然平反之事他有心無力，但我對這麽一位敢仗義執言的工人心存感激，永記住他的名字——羅德清。

中國有句老話，“一樣米養百樣人”，與羅師傅相反的是盧XX，根據形勢的需要，三中多掛了一個“南師”的牌子，開設中師班，調來盧XX做黨支部書記兼革委會主任。他是打遊擊出身的老幹部，原任市教育局長，我任三中團委書記時，常到市裏開會，跟他較熟，所以他的到來，我滿懷希望，向他陳述我對處分的意見，可沒想到他卻冷冷地說：“沒把你趕回鄉下，還算好嘛。”我很氣憤，心想，你也是挨整過的人，為什麽好了傷疤忘了疼？他在三中推行一條極左路線，鼓吹“大課堂是社會主義”，“小課堂是資本主義”，隻抓勞動，不抓教學。打倒“四人幫”，廣大師生自發上街遊行慶賀，他橫加指責，自己拿起磚刀修防空洞，遭師生唾罵，連他的女兒都反對他，成了孤家寡人。

在運動不斷的年代，當權者總想出新招來刺激百姓的神經，清查“五·一六”剛收場，接著批林批孔批周公，時下又掀起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高潮，三中又成了全市先進，在此召開經驗交流會。為表示主人好客，三中領導殺豬宰鴨大宴賓客，可酒席未散，飯堂後麵就貼滿了南師學生出的大字報，指責三中領導慷公家之慨，本身就是資產階級法權的表現，弄得主人客人都很難堪。校領導武斷認為，學生之舉，背後一定有人挑唆，這個挑唆者便是我張某，於是派“金牙”等人到南師班，要老師動員學生，揪出我這個後台挑唆犯。但此時的群眾，已非昔日任人擺布，老師拒絕，學生更為率直：“我們根本不認識他，怎麽會成了我們的後台？別把我們看得那麽幼稚，我們沒有後台，也無須後台，出大字報完全是我們所為，別扯到別人頭上。關鍵是看我們說的是不是事實，有沒有道理。”由於南師班師生的一致反對，挫敗了“金牙”等再次整我的圖謀。

一九七五年初，列為中國第二號“走資派”被打倒的鄧小平複出，在總理病重期間，實際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開展各條戰線的整頓，使每況愈下的國家出現轉機。但是,由於他拒絕按毛澤東的授意對文革作“三七”開的評價而第三次被打倒，旋即掀起聲勢浩大，以批鄧為中心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此運動中，廣西充當了急先鋒，搶先批鄧，竊踞輿論大權的派頭頭廖煒雄，則搶先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喊出打倒鄧小平的口號。敢於徹底否定文革,在大是大非麵前毫不妥協,正是一代偉人鄧公偉大品格的體現。文革是場十惡不赦的運動,它摧毀人權,毀滅人性,毀棄人間的真善美.堂堂正正一個國家主席劉少奇,願放棄一切,隻求解甲歸田,自食其力,這最低微的生存要求都不給,非得置之於死地而後快,而且死得非常淒慘.至於文革給國家生命財產造成的損失，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的災難,更是罄竹難書,有哪一點值得肯定?隻有靠文革飛黃騰達的”王,張,江,姚”,才會為之拍手稱快,以及那些既得利益者才會為之叫好,如韋國清,廖煒雄,顏景堂之流.

一九七六年元月九日，傳來周總理病逝的噩耗，我極為沉痛。記得那天。刮著寒風，下著細雨，我騎自行車從家裏趕回學校上班，一路流著淚，沉默無語，到了學校，聽說上麵來了電話，不許舉行悼念活動。全校師生員工十分憤慨，自發上街買白紙黑布，在禮堂設置靈堂開追悼大會。會上哭聲一片，李啟林老師哭昏過去，那感人的場麵，說明總理在人民中心享有無比崇高的威望。我也情不自禁寫了一首悼詩，“天低雲重壓心頭，噩耗傳來涕淚流。崇高品德揚四海，偉大功績傳五洲。鞠躬盡瘁謀國富。死而後已紓民憂，含淚繼承淩雲誌，拚將熱血續春秋。”

同年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南寧市革委會在人民公園舉行追悼大會，參加者須經單位領導審定，我和盧冬及其他“牛鬼蛇神”，沒有資格參加。

在全國各省區給中央發的唁電中，廣西獨出心裁，也給江青發唁電，表示親切慰問，討好這位“紅都女皇。”

十二、春天遲來

十月粉碎“四人幫”，全國各省區即看手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把靠“文革”整人上台的“三種人”拉下馬，追究法律責任。唯獨廣西依然如故。廣西當權者泡製出一套“特殊論”，說“文革”在全國是錯的，在廣西卻是“正確的”，拒不平反冤假錯案，拒絕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七八年慶祝自治區成立二十周年。廣西還大量印發打倒“劉鄧陶”和頌揚“文革”取得輝煌成績的書刊，大街上掛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的標語橫額。為人正直的廣西中醫學院教授黃英儒，七六年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隻因給鄧小平講了幾句公道話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獄，七八年非但不予平反,還正式判刑，送往雒容監獄勞改。這一切都在說明，“四人幫”雖然倒台了，廣西人民依然生活在“文革”的陰霾之中，中央一係列撥亂反正政策無法貫徹落實。

我的處境當然無法改變，隻是由養豬場調到磚廠，由磚廠調到校辦工廠，依然管製勞動改造。

校辦工廠為插秧機廠加工一些零部件，我負責操作一台二十噸衝床。有次出了故障，我用根鐵棒插進飛輪進行修理，故障排除忘了拿掉鐵棒，按動電鈕，飛輪帶動鐵捧砸中頭頂，頓時鮮血湧流，同事送我去醫院，檢查結果隻患了腦振蕩。回家休息兩天又上班了。這次工傷我又僥幸躲過一難，幸虧砸偏了一點，如果砸在正中，二十噸的衝力還不讓我腦袋開花，當即斃命？

有天在街上遇見了司徒耀老師，他是個老歸僑，被下放回廣東老家，打倒“四人幫”滿懷希望回到南寧，要求學校落實政策，給個住處,遭校領導拒絕，不得不帶著妻子兒女寄籬親友家中。這位和善的老人真可憐，他的一個兒子司徒港生，原是一中學生，和史妙甫在一起參加過武鬥，被“聯指”抓進集中營，不久慘遭殺害。喪子之痛加上貧病交加，司徒耀老師後來客死於親友家中。這事引起三中教工及司徒老師許多老學生的憤憤不平，在輿論壓力下，三中領導才給了間窄小的破泥房讓司徒太安身。

七七年秋，國家恢複高考，三中這所著名學府，競輸給普通中學，這是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廣大教師很著急，領導也感到壓力。盡快擺脫尷尬，提高教學質量，重塑重點中學形象，成了全校教職工的共同心聲。已解放出來抓教學的鍾碧秋、劉文強、聯同郭先安、吳藝玲、梁誌嶽、陽明熙、徐鎮旋等一大批教學骨幹，聯名向校領導建言，要起用被打成“牛鬼”的老教師，請盧冬和我出山。起用老教師沒有阻力，可讓盧冬和我出山卻阻力重重，因為我們倆是市委下達文件處分的。校領導不敢貿然行事。

南師已從三中分出單獨建校，南師領導王懷義提出，三中放著盧冬、張德忠兩位從北京來的教師不用，浪費人才，三中不用我們用，把他們調到南師來。三中領導在內外壓力下態度有所鬆動，於是陸書記找我談話。

“老張，我們校領導想安排你上課，怎麽樣？”陸書記先發話。

“不平反，我怎麽上講台？”我提出質問。

“那是兩碼事，先不談平反問題，如今隻談工作安排。工作安排是根據革命需要，過去安排你勞動是革命的需要，現在要你去上課也是革命的需要。”

好個“革命的需要”，我心裏在譏笑，這是你們的強盜邏輯，過去你們整人害人，青雲直上，我們蒙冤受屈，都是“革命的需要”？把是非功過一筆抹煞了，豈能苟同？我明確表態：“要我上課，先給我平反，否則我絕不踏上講台。”

和陸書記的談話就這樣談崩了。郭先安、吳藝玲很著急，來做我的工作：“老張，你知道嗎，我們一大批人極力爭取，領導才同意你出來的，你斷然拒絕，不是讓大家白費力了嗎？有人正巴不得呢。平反是遲早的事。管它那麽多，你先出來工作再說。”

看到同事們的熱切期待，我作了讓步，答應先出來工作，但隻批改作業，不登講台。經過郭先安等人的斡旋，與校領導達成妥協，於是我成了隻批改作業，不登台講課的老師。

七八年秋，三中正式恢複重點中學名稱，市裏調來了新校長馮宗異和教導主任梁耀新。他們原是南寧二中的校長，主任，是全市聞名的教育行家，“文革”也遭受過殘酷迫害，這次調來，有意加強改善三中的領導班子，他們不負眾望，以其平易近人的作風，和治學嚴謹的態度，很快贏得全校師生的愛戴。

由於廣西當局死抱“文革”不放，不予平反冤假錯案，引起廣大幹部群眾強烈不滿，紛紛刷出大字報，南寧朝陽廣場又成了大字報的海洋，每天招來數以萬計的人群湧去觀看。大字報不隻來自南寧，而且來自廣西各地，內容都是揭露製造冤假錯案和實行大屠殺的慘狀，觸目驚心，駭人聽聞。有不少人到區黨委門前靜坐示威,要求給蒙冤死去的親人平反昭雪，還有組團上京告狀的。當中有不少農民。當初許多農民奉命到南寧參加“平叛”喪命了，當局者授予“烈士”稱號，發撫恤金，如今中央一概撤銷，農民才大呼上當，要求追究責任，到底是誰欺騙了他們，害得他們的親人拋屍異鄉。但人死不能複生，釀成的悲劇已成曆史，不可改變。任憑蒙難者家屬如何呼號上告，都於事無補。我又想起攻打三中時認識的老黃，矮墩，他們是否也成了拋屍異鄉的遊魂野鬼？

中央三令五申要平反冤假錯案，在我和盧冬複出任教不多久，南寧市委終於下達了一個文件，撤銷對我們的處分，但仍留下一條尾巴，說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鑒於當時的曆史環境和本人認錯態度好，對原來處分予以撤銷。我腦海裏銘記著那難忘的一幕，那是個寧靜的夜晚，在圖書館會議室召開全體教職工大會，當陸書記宣讀完文件，我、盧冬、黃兆昇先後站起，義正詞嚴批駁這個文件，指責它公然對抗中央，死抱“文革”不放，是個極端錯誤的文件，我們拒絕接受。多少年來，在三中，第一次有人敢對“文革”，對新生的“紅色政權”說個”不"字，多麽振奮人心！除了“金牙”等少數“功臣”塔著腦袋外，與會者都昂首挺胸，感到了一種從所未有過的暢快，馮校長和梁主任也綻放出久違的笑容。

善於窺測風向的“金牙”，預感情況不妙，及早謀劃退身之策，利用關係跳到市反帝醫院當了名不稱職的骨科醫生。

“金牙”自己明白，他在“文革”中壞事做絕，罪孽深重，由於他拋檔案，唆使“胸毛”“潑辣”等人胡作非為，先後逼死了胡裏仁、覃克己、李厚德、羅梓元等人，還有熊景椿、李啟林、劉擇之，吳獻瑞,司徒燿` 等大比老教師受到很大的傷害。教務主任林恩材是個共產黨員，隻因與之觀點不同，被他指使“胸毛”打成漏網右派，受長期關押批鬥，家也挨抄了。“金牙”還是個貪婪成性的家夥，把別人的財物占為已有。林恩材、鄭雲娣夫婦曾告訴我，他們在“金牙”家裏，發現了他們從福建帶來的銅壺銅盆.他究竟拿走了多少別人挨抄家丟失的財物，這還是一個迷。綜合本書提到他的種種劣績，絕不能用“好人做錯事”來說得通，他就是個十足的壞人，無怪乎三中大多數人，包括家屬小孩象舊社會農民恨地主惡霸那樣痛恨他。如此犯眾憎的人物，在世上是不多見的。

與之相反，鍾碧秋卻以他的高尚品德受人敬仰和愛戴。他打遊擊出身，入廣西桂林師院深造後到三中任教，後當黨支部代理書記，他剛正不阿，五六年反右中，偌大一個重點中學，竟揪不出一個右派，遭市委宣傳部領導指責：“你們三中就那幹淨，劉擇之還構不上右派?”鍾理直氣壯頂撞：“沒有就是沒有，劉擇之也劃不上。”由於他勇於保護知識分子，三中才無人受冤，可卻背上了“右傾”罪名得不到賞識，一直隻是代理。“文革”中他作為被打倒的第二號人物，長期受關押批鬥毒打折磨，八二年患肝癌逝世，追悼會上，年近古稀的劉擇之老師放聲痛哭：“老鍾呀，你是大好人，是我的大恩人，要不是你鼎力保護，我劉擇之早過不了反右這關了。”

鍾碧秋英年早逝，可他的英名永留三中。

同是三中人的鍾碧秋和“金牙”，為什麽在群眾心目中形成如此大的反差？我想其根本原因是前者與人為善，後者與人為惡，這也是善人與惡人，好人與壞人的根本區分點。

一九七八年冬的一期《廣西教育》刊物上，登載了一篇以三中黨支部名義發表的文章。攻擊劉潤賢、李厚德、鍾碧秋等原三中領導一貫重用熊景椿、胡裏仁、李啟林，劉擇之等“殘渣餘孽”，“牛鬼蛇神”，盛讚現任黨支書覺悟高，立場堅定、鬥爭性強，曆次運動，尤其文化大革命都站在鬥爭前麵。無疑，這是篇按“兩個估計”泡製出來的誣蔑教育戰線的黑文。已調到廣西教育學院的劉潤賢老校長看了十分惱火。打電話質問三中黨支部：“打倒四人幫這麽多年了，你們還發表這種混帳文章，我要告你們！”接電話的正好是那位吃運動飯步入青雲的黨支書，他不甘示弱：“你告吧，告到中央我也不怕。”

無獨有偶，有一天，區黨委派來兩名幹部找到盧冬，要盧寫書麵材料揭發伍晉南陷害毛主席的好幹部韋國清。盧冬先是驚訝，打算拒絕，想了一下就慨然答應：“好，過兩天後來取。”來者高興離開。兩天後，當那兩名幹部接過盧冬寫好的材料一看，渾身發抖，臉色發青，原來材料寫的不是揭發伍晉南陷害韋國清，而是列舉了韋國清陷害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伍晉南等大批廣西黨政幹部的事實，還有後來的韋祖珍也橫遭他陷害。材料最後得出結論：在廣西陷害好幹部的人是有的，不過不是伍晉南，正是韋國清自己。

韋國清陷害“劉鄧陶”，見於前文提到的他主動貼出誣陷劉鄧陶的大字報。陷害伍晉南等大批廣西黨政幹部，全廣西人所共知。伍晉南被打成：“伍修集團”之首後，伍、賀、霍、傅、謝、袁、曾被拉去全區各地市長期遊鬥。南寧，全廣西處處是打倒”劉鄧陶,”“伍賀霍傅謝袁”的標語口號。陷害韋祖珍，廣西人也是熟知的。韋祖珍原是福建軍區的一位領導，後調來廣西當革委會副主任，做韋國清的副手。他還是韋國清的同宗兄弟叔侄，一起從東蘭出來參加革命的，上陣父子兵，按理說，他們該是天然的好塔當，可韋祖珍為人正直，敢講真話，不會阿諛奉承，參加革命幾十年，戎馬倥傯,沒機會回老家看看，回了廣西才有機會。但是，不看則己，一看感慨萬千，用他的話說，幾十年來家鄉沒有改變，仍是那麽貧窮落後，唯一的變化是村頭那棵大榕樹不見了（大煉鋼鐵砍掉了）。他還錄下農民不思進取，安於現狀的歌謠：“上山一把斧，回來兩塊五，有吃又有喝，酒壺跟屁股。”這些”詆毀”廣西大好形勢的言論，等於打了主政廣西多年的韋國清的屁股。韋國清火了，借林彪事件拿他開刀，誣他為林彪集團的人，押赴北京，並開動廣西的輿論工具，展開了一場規模不小的揭露批判韋祖珍的運動。韋祖珍蒙冤多年，後獲平反，可已患上不治之症。他特別留下遺囑，他逝世之時，拒絕接受韋國清送的花圈。果然,韋祖珍的妻子兒女，把韋國清送的花圈拒進靈堂，並踩得稀巴爛。了解廣西文化大革命慘狀，縱觀韋國清的所作所為，該知道他是怎麽一個人。因為對任何人的評價，都是憑他本人的曆史足跡作出，而不是靠強權操縱的輿論工具。曆史已經說明,韋國清是文革中紅極一時的人物,在廣西他支一派打一派,硬把一個群眾組織當反革命勦滅,製造了全區性的大屠殺,廣西出現如此慘烈的景象,罪魁禍首就是他.他應對此負主要責任.

手握重權的韋國清，手下有無數人効命，為什麽卻找到盧冬？這件事我也清楚，六七年盧冬隨“四·二二”代表赴京時，曾采訪伍晉南、問：“有群眾揭發，韋國清與越修（當時越南與蘇聯關係密切，故有此稱）有勾結，是否有此事？”伍晉南答：“我說不準，說有吧，沒確鑿證據。說沒有吧，這年頭誰敢給誰打保票？”這種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回答，在當時是最明智的回答。盧冬萬萬沒想到，記有這段采訪錄的筆記本竟落到“聯指”手中，成了他招來十年牢獄之災的禍源。如今區黨委又想以此要挾他幫韋國清誣陷伍晉南，可他們沒想到，時代變了，韋國清之流再不能為所欲為，不但沒能從盧冬身上撈半根稻草，還讓盧冬狠狠將了一軍。其實盧冬是個很理智的人,他對韋國清毫無個人恩怨,和廣大”四二.二”群眾一樣,主張“文鬥”，擺事實，講道理，反對一切野蠻行為，對韋在運動中受到衝擊和傷害很同情.可韋國清氣量太小,報複心太強,對反對過他的幹部群眾,不分清紅皂白,一概當反革命剿滅,而且還不擇手段.泡製一樁樁冤假錯案,所以讓世人看清了他的麵目,當然也逃不過盧冬的眼睛.

拒絕撥亂反正，不肯平反冤假錯案，阻礙改革開放，廣西這種嚴重狀況，迫使中央采取果斷措施，整頓領導班子，於八三年開展“處遺”工作，查處了一批罪大惡極的殺人犯和派頭頭。可是中央“宜粗不宜細”的政策卻被鑽了空子，大多數罪犯及“三種人”蒙混過了關，有的還繼續竊據要職。例如親手殺害巫抱平的凶犯“胸毛”李天保，依然逍遙法外，仍受重用.造成多條命案的“金牙”林偉X連一份檢查，一個賠禮，一句道歉不用就輕易過了關。此種現象在全廣西比比皆是，給廣西廣大受害者留下不平和遺憾。

不過堅冰已被打破，災難已經結束，祖國邁開奔向美好明天的步伐不可阻擋，比之全國，廣西的春天遲來了六七年。遲來總比不來好，所以廣西各族人民，還是歡呼這遲來的春天。

 

{注:劉老與鄧小平共事時,在對待反動會道門問題上曾發生分歧,反動會道門受利用去攻打共產黨武裝,鄧提出正好利用會道門刀槍不入的迷信思想,故意朝天開火,待來者靠近十來二是米才收拾他們。劉極力反對，認為這等於誘殺，廣大教徒是普通愚昧百姓，一開始放倒幾個，把他們嚇跑算了。}

作者  張德忠

 

 

-----------------------------------------------------------------------------修改稿

 

一  前言

一九六六年仲夏，以中央名義發布《“五.一六”通知》,宣告了由毛澤東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簡稱“文革”）開始。這場曆時十年（比抗戰八年還長）的運動，使中華大地蒙受的破壞和災難，不亞於一場戰爭。上至國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難以算計的無辜者罹難，受傷害的人不計其數。是二十世紀中又一震驚世界的人類大災難。這場災難既不是來自天災，也不是來自外來侵略，完全是由當權者荒誕決策引發內部自相殘害造成的。確切地說，是最高當權者違反黨心民意，濫用民眾的愚昧和個人崇拜所獲得的絕對權威，大搞封建專製主義造成的。這正是我們國家民族的悲劇所在。

“文革”時，我正步入而立之年，大學畢業到廣西南寧三中任教，和億萬中國人一樣卷入了這場運動，並自始至終經曆了“文革”全過程，蒙受了巨大災難，多次和死神擦肩而過。文天祥在《<指南錄>後序》中述說他從元營南逃時，經曆的死亡威脅達十八次之多，而我經曆的死亡威脅比他多得多。可他是為了拯救南宋江山，而我是為了什麽？隻是為了捍衛偉大領袖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麽一個虛妄的口號。為了這個口號，數以萬計的人,尤其是可愛的熱血青年枉送了性命，比之他們，我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如今，“文革”噩夢已成為曆史。曆史是後人最有益的教員，唐太宗曾說：“以史為鑒，可知興替。”一個封建帝王，能如此重視曆史，而正肩負著民族複興重任的當代人，能忽視曆史麽？可現實的狀況確令人擔優，許多人對剛離去的“文革”史淡忘甚至遺忘了，尤其是青少年，對“文革”史知之甚少，幾乎是一片空白，偶爾跟他們談起“文革”發生的事，他們瞪起疑惑的眼睛，以為是天方夜潭。去年，我跟一位上門搞推銷的大學生聊天，問他知不知道“文革”，他愣了半天吱唔回答：“文革？是不是日本侵略我們中國呀？”我哭笑不得，深感悲哀。大學生是國家未來的建設人才，不懂曆史，如何擔當重任？我深感有給青少年補補曆史課的必要。

我拜讀過季羨林教授寫的《牛棚雜憶 》等著作，很敬佩他老人家在耄耋之年還奮力筆耕，把自己在“文革”的經曆訴諸文字，啟迪教育後人。

我十分樂意響應季老的呼籲，在有生之年把我在“文革”的經曆，所見所聞所感寫出，以作那段曆史的佐證。

歲月無情，經曆“文革”的人，很多已經謝世,當時的青少年，如今也步入花甲之年，無須太多時日，所有經曆“文革”的整代人必將消亡殆盡，我愈感時不我待，有奮力疾書的必要，否則就對不起以無數中國人的血與淚書寫的那段曆史。

我堅信，“文革”那段曆史留給人們思考、借鑒的東西實在太多，太寶貴了，如果真能讀懂它，對於防止曆史悲劇的重演，保證我們國家走上文明富強的康莊的大道，實現民族的偉大複興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我不是史學家，不可能全方位記載和評價那段曆史，隻能從自身經曆的角度和極其有限的範圍，寫出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一葉知秋，讀者可以從中窺到那個時代的概貌。況且我所在的廣西南寧，是“文革”的重災區，武鬥最為慘烈，殺人最為瘋狂，把古稱“南蠻“的一個“蠻”字，表露得淋漓盡致，可稱“文革”的典型之作。

筆者絕對忠於史實，擯棄任意誇大歪曲捏造事實的“文革”作風，所暴露的醜惡行徑，隻會縮小，不會誇大。之所以縮小，是因為筆者實在不願把那些目不忍睹，耳不忍聞，有玷人類視聽，丟盡中國人臉麵的獸行見諸筆端。

 

 

二  1966年的南寧三中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正是兒童節這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尤如狂飆天落，頓時攪得神州大地天昏地暗，無處安寧。學校停止上課，每年一度的高考也終止了，被煽動起來的青年學生，狂熱地殺向社會，或去橫掃“牛鬼蛇神”，或去深挖“階級敵人”。人們一下子分成“紅五類”，“黑五類”兩大群體。“紅五類”是當然的革命造反派，高喊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等時興口號，任意去搞打砸搶抄殺，使剛從三年困難時期蘇緩過來的國家，又墜入了災難的深淵。

這場混亂無序的殘暴運動，還美其名為“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毛澤東被奉為至高無上的神聖，他的話被奉為比封建帝王的聖旨還有權威的“最高指示”，違反“最高指示”是莫大的罪過，立馬招來殺身之禍。

“文革”之初，我在南寧市郊的石埠公社搞“四清”，突然接到通知，立即返校參加運動。我校是曆史悠久的廣西著名學府，坐落於青山腳下，南湖之濱，風景秀麗，環境幽雅。踏進校門，我就明顯感受到美麗的校園籠罩著紅色恐怖，昔日琅琅書聲和歡歌笑語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大鳴大放大字報 ,很多老師被打成“牛鬼蛇神”、“叛徒”、“特務”、“反革命”，也有學生成了“小鄧拓”，弄得人人自危。

出身不好的師生，惶惶不可終日，而“紅五類”的活躍分子組成“文革”領導小組，趾高氣揚，把持廣播站發號施令。

一天上午，“文革”領導小組通過廣播站發出通知：“特大喜訊，特大喜訊，我們又挖出三個階級敵人，全校革命師生員工，立即到2-4棟教室之間的革坪集合，參加批鬥大會”。

到了會場，看見三個“敵人”被押到水泥乒乓球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個子高瘦，頭發花白的老教師，被五花大綁，戴上高帽，上寫著“逃亡地主胡裏仁”，還別出心裁給他安上一條稻草編成的，又粗又長的狐狸尾巴。

第二個是語文老師覃克已、被指控為“曆史反革命”。

第三個是農場工人羅裏釗，為“富農分子”。

說是批鬥，其實是漫罵和毆打，在慫恿野蠻的年代，誰出手最狠，最顯示他立場堅定，革命性強，可憐三位“敵人”，無端飽受皮肉之苦，尤其是胡老師，被打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

看到這種喪失人性，不講人道的行徑，我非常反感，心裏發出疑問：“這也叫革命？”

共事數載，我對這些“敵人”有基本了解。

胡裏仁老師解放前就以教書為生，是三中在職級別最高的老教師，平常不苟言笑，一心教他的物理，頂多說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何來“逃亡地主”？

覃克已，壯族人，說話帶有濃重的壯音，解放前曾參加國民黨，可在肅反運動中已把曆史問題交待清楚，作了結論。他謹小慎微,埋頭工作，說話不敢大聲，對我們年輕教師也是客客氣氣的。

羅裏釗，三十出頭的農場工人，土改時也不過十來歲，是富農 子女，怎夠得上“分子”？

批鬥會結束，當即宣布把他們押送回鄉,交由貧下中農管製。這一押送，除了年富力強的羅裏釗能熬到“四人幫”倒台，重返三中獲得平反外，其餘兩位卻先後魂斷故裏，含冤謝世。

最慘的是胡裏仁老師，還株連了他的妻子——校圖書管理員黃佩琴，以及一個剛五六歲的小兒子——，一家三口一並押送回老家桂平西山。到家當晚，胡老師不堪折磨上吊自殺了，成了三中“文革”中喪命的第一人。

押送胡老師回鄉的兩個人，一是原為體育老師，“四清”後擢升為人事幹事的林偉×，另一是當紅的高三女生李××。他們得知胡老師自殺身亡，趕快拍屁股溜回南寧。

在評述三中文革史之前，有必要先介紹三位關鍵性人物，他們是“紅五類”的突出代表，“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左右三中形勢的鐵腕，而且自始至終，掌握師生員工生殺大權，三中發生的一幕幕悲劇，都是他們導演出來的。他們是“文革”功臣，也是這場史無前例運動的意外受益者。

第一個人物“金牙”，就是前麵提到押送胡老師的林偉×。之所稱之為“金牙”，是因為他鑲了一口金牙，見了人——那怕是“敵人”，也咧開嘴，露出光燦燦的金牙，他可是陰險毒辣的笑麵虎，後文當有具體的描述。文革初期，他正是利用掌管檔案之便，向狂熱的學生拋檔案，才使一批批教職工成了“階級敵人”被揪出來。他還非常貪婪，趁機發國難財，好些被抄家丟失的物品，竟出現在他家裏。

第二個人物“胸毛”李天保，高三男生，成熟過早，長得高大粗壯，小小的眼睛，粗粗的脖子，性格孤傲野蠻，愛耍弄口舌，挖苦別人，以顯示自己超凡的才智，連老師也不放在眼裏。其長相怕人，麵部肌肉塊塊飽綻，一片濃黑的胸毛令人生畏，整個形象沒一點斯文的學生味，倒讓人聯想到在電影裏常見到的專司砍人腦袋的劊子手。我從不信相師那套，憑長相判人好壞，斷人善惡，預卜未來。可“胸毛”在“文革”中的表現,卻沒有辜負他那副長相，成了殘害老師，殺害同學的劊子手，後文當會展示給讀者。

第三個人物“潑辣”李××，高三女生，就是前麵提到和“金牙”一起押送胡老師的那位女將。她爭強好勝，常跟人大聲爭吵得臉紅耳赤，給人突出感覺是兩個字“潑辣”。

以上三位於“文革”開始就十分活躍，“金牙”幕後策劃，“胸毛”、“潑辣”前台表演，一批批“階級敵人”是由他們揪出來的。

除胡裏仁等三人之外，劉擇之、李啟林、李偉昌、羅梓元、梁禧，……幾乎所有老教師都被打成“牛鬼蛇神”。

出身不好，或有海外關係的中青年教師也難以幸免，盧冬被打成“美蔣特務”，陳振昌被誣為“特嫌”，梁洪亮被定為“跳梁小醜”，連有多年黨齡的梁誌嶽也成了“國民黨兵痞”，老黨員徐鎮璿，也成了“階級異己分子。

這些“階級敵人”，很多是我欽佩的長者或好友，他們都是頂好的人。

梁洪亮，印尼歸僑，親曆印尼排華的慘痛，深知祖國強大才能使海外華人挺起腰杆。他懷著一顆赤子之心，衝破重重阻力回國上大學，一心為建設富強的新中國奮鬥。可沒想到，剛走上講壇兩年就遇上“文革”，他為人善良正直，對那種違反人道的胡作非為忍無可忍，公開表露他的憤慨，於是遭“胸毛”等人的圍攻，誣之為“跳梁小醜”，從此得了個“小跳”外號。

陳振昌，跟隨伯父在香港讀書 ，高中畢業時，其旅居美國的父親要他去美國上大學，可他執意要回國。其父下了最後通牒，如不聽從安排，則斷絕父子關係，停止供給，逼得他在父親和祖國之間作出選擇，可他毅然選擇了祖國，在伯父的支持下完成了大學學業，成了三中一名出色的數學教師。寧要祖國不要父親，請問世上哪有這麽可愛的“階級敵人”？

盧冬與我同年考上大學，同年分配到三中語文組，他思想活躍,性格開朗,雖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卻有一段光彩的革命經曆.他母親在香港被人騙走了一大筆錢財，遭丈夫掃地出門，由一個官太太淪為洗衣婦。出於對母親的同情和關愛，盧冬常背著父親去探望母親，無意中結識了香港地下黨，參加了東江遊擊隊，參與解放廣州戰鬥後正式轉為人民解放軍。抗美援朝時，他滿懷激情參加中國人民誌願軍，奔赴朝鮮戰場。停戰後，他轉業到廣州某機關當了副科長，一九五六年響應號召參加高考，考取北京大學中文係。由於家庭出身和容易被人誤解的經曆，他在肅反，反右中受過衝擊，一九六四年，三中作為“四清”運動試點，有人貼出大字報說他是“美蔣特務”，“四清”雖說也是極左的產物，但工作組還是認真負責的，不惜花費大量人力物力搞內查外調，加上盧冬積極配合，終於還他曆史清白。盧冬十分感激組織為他卸下沉重的曆史包袱，煥發出巨大的工作熱情，表現出色，被評為市先進教師，成為校黨支部重點發展對象。豈料“文革”一來，不但“美蔣特務”的帽子又重新扣到他頭上，而且前麵還多加了“紅皮白心”的定語，成了“紅皮白心的美蔣特務”。

我清楚記得那天，幾個“紅五類”學生把盧冬拖到辦公樓前的乒乓球台上，拳打腳踢，把他衣服也撕破了，恰好市委書記肖寒到三中暗訪，目睹這野蠻的一幕，可他不但沒批評製止。反而稱讚小將的“革命行動”，不久，一版版的大字報刷了出來，專是圍攻盧冬的，他成了全校最受矚目的“敵人”，工作組和“文革”領導小組逼令他寫檢查。

“文革”伊始就被打成“牛鬼”的劉擇之，是語文組的元老，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老知識分子，早在北師大讀書時，就是位愛國的熱血青年，一九三一年魯迅先生由上海赴北平探視母親，師大學生得知，請魯迅回校演講，並強烈要求魯迅重返師大執教，於是選出四名代表拜會魯迅，劉老和田家英都是代表中人，受到魯迅親切接見，親聆魯迅的一番教誨。“九·一八”事變後，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愛國學生組成南下請願團奔赴南京，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年輕的劉擇之被推舉為團長，他滿懷救國熱忱，率團赴南京與國民政府交涉。蔣介石害怕學生避而不見，憤怒的學生衝進總統府砸個稀巴爛，蔣介石不敢公開彈壓，卻暗地裏抓捕學生領袖，劉老也上了黑名單。他得到共產黨的通知，避開國民黨的搜捕，毅然投筆從戎，參加了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不久，就在鄧小平手下當了團級幹部,為拯救民族危亡馳騁沙場。後來由於種種原因，他離開軍界，{注}走上教育救國之路，當了一所聯中的校長。國民黨打內戰敗北時，劉老麵臨兩種選擇，一是跟蔣介石去台灣，二是留下來迎接解放。劉老選擇了後者到南高任教，一九五四年南高改名為南寧三中，他便成了三中語文組的元老，“文革”被打成“牛鬼蛇神”，連累了他的妻子——廚房工人黃阿玉，幾次走過南湖想投湖自盡。

這麽多好人被打成階級敵人，橫遭迫害，這樣的“革命”我實在難以接受，所以非但恨不起他們，反而給予同情和鼓勵，要他們相信黨，相信群眾，相信自己。

荒唐歲月，每天都有荒唐事情發生，一天上午，幾個“紅五類”揪住個瘦小的男生拖到禮堂，拳腳交加，指控他為“現行反革命”。後得知原委，令人不寒而慄。這位學生姓肖，雖非紅五類，但安份守紀，他做夢也想不到會禍從天降。那天早上他上廁所，用了小半張舊報紙作手紙，被有心的“紅五類”同學發現，說他用毛主席頭像擦屁股，汙辱了偉大領袖，於是招來厄運。天哪，古今中外，難找出如此荒唐之事。誰都知道，當時的大小報紙，都布滿毛澤東頭像，而生活水平低下，習慣用廢舊報紙作手紙的人們，幾乎天天在幹這種“反革命”勾當，隻要有人存心跟你過不去，就會飛來橫禍。

鑒於亂抓人打人之風日盛，中央頒布了《十六條》，傳達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最高指示。可是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代表時，欣然接受並佩戴上宋斌斌獻上的紅袖章，還給她改名為“宋要武”,這不啻承認自己是這個組織的後台，於是促使紅衛兵如瘟疫漫延，很快傳遍全國，成為推動文革，製造無數罪惡的急先鋒。

我校的“胸毛”、“潑辣”等紅五類活躍分子緊跟潮流，聯合其他學校的同類，成立了南寧第一個紅衛兵組織，取名為“盾牌”紅衛兵,效仿北京，殺向社會，深入大街小卷，把“黑五類”及其親屬趕出城市。

學生幹得起勁，老師不能落後，在“金牙”等人策劃下，三中第一次召開了全體教職工對熊景樁的專場批鬥會, 主持人剛念完:”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最高指示，手中卻拿著小鞭子，叫把熊景樁 押 上來。兩名強壯的中青年老師把熊老押上，邊數列他的”罪狀”,邊拳打腳踢，主持人也做樣用鞭子打了幾下，接著兩三個好表現自己的中青年老師衝上去大打出手，一個用鐵鉗鉗耳朵，一個用鐵線勒脖子，像拖死狗那樣拖來拖去，末了還拿鍋底的黑煙抹臉，把熊老弄成了黑鬼，批鬥會純然成了折磨人，侮辱人的展示會，許多教工，尤其是女教工不忍心看下去，我突然發現，我們這些教書育人的“人類靈魂工程師”，一但中了邪，發起瘋來不比學生遜色。

熊老年逾花甲，個子瘦小，頭發花白，背有些駝，走路顯龍鍾之態，己是風燭殘年，退休在家聊度餘生，他與世無爭，於人無害，對這麽一位在教壇上耕耘了大半生的長者，何能下此毒手？大概中”封資修”之毒太深，江山易政，本性難移，目睹這殘暴的一幕，我怒火中燒，幾次想站起來大喝一聲，“住手！要文鬥，不要武鬥！”

我出身於中農家庭，既無“紅五類”的榮耀，也無“黑五類”的羞辱，曆史清白，任過團委書記，所以沒受衝擊。可是我看不慣無法無天的野蠻行徑，對受害者予以同情，這種不合時宜的思想性格，注定了我在“文革”中的悲慘命運。

沉默了很久的盧冬，突然在大字報棚的顯著位置刷出了一版大字報，題名為《進軍號》。公開反擊先前大字報對他的誣蔑和攻擊，辭鋒犀利，有理有據，把對方駁得體無完膚。這是三中“文革”以來最講道理，最具說服力的大字報，它打擊了歪風，弘揚了正氣，廣大師生深受鼓舞。盧冬成了受害師生心目中的英雄，紛紛起來效仿他用筆杆捍衛自己的尊嚴。而“金牙”、“胸毛”、“潑辣”等那幾個呼風喚雨的風雲人物黯然失色，不敢為所欲為，學校又有了歡聲笑語。可災難卻移到了領導頭上，因為《十六條》明確規定，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紅衛兵的矛頭對著他們，我校主任以上的領導，被趕到西鄉塘強製勞動，劉文強主任就是在這次勞動中弄斷一隻手指，留下終身殘疾。

毛澤東連次接見百萬紅衛兵和革命群眾，掀起了全國大串連高潮，各校紅衛兵打出各種旗號走出校門，效仿當年紅軍，進行艱苦的長征。

校園清靜了許多，“走資派”、“牛鬼蛇神”得了個喘息的機會，可是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意想不到的厄運等待著他們，等待著卷入“文革”深淵的億萬群眾。

三  進京朝聖

短短兩三個月間，毛澤東一次又一次搞接見，而且規模一次比一次隆重盛大。受接見的代表, 被稱為毛主席請來的“客人”，倍受尊重和優待，乘車、吃住全由國庫開銷，這豈止是“免費的午餐”，簡直是亙古未有的奇遇，引得無數朝聖者湧入北京，首都人滿為患。

時令進入秋天，學校接到通知，有幾個革命群眾代表名額分給我校教職工，進京接受偉大領袖的第八次接見，於是召開緊急會議，民主選舉產生這批代表。當然，指明為“革命群眾”代表，“走資派”、“牛鬼蛇神”及“黑五類”等無權參加，“金牙”等一些整人打人的活躍分子，雖有權參加，但群眾厭惡而落選了。我不屬上麵兩種情形，不但有權參加，而且還順利當選，被推為領隊。

開好證明，打好行裝，我率領三中代表隊出發了.到了火車站，見人山人海，大多是戴軍帽，穿軍裝，紮皮腰帶，佩紅袖章的紅衛兵。人們爭先恐後，從車門、從車窗，拚命擠上車。我們一行通力協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進了車廂，占得五六個座位。後麵來的，別說座位，能有個立錐之地就不錯了。走道、行李架乃至廁所——一切空隙的地方全擠得水泄不通，列車嚴重超員。最麻煩的是拉屎拉尿,要事先作好安排，利用每站停車的片刻，分批下車突擊解決。沒等到車停小便憋得慌的，或尿在褲裏，或射出窗外，“羞恥”二字全然不顧了。這恐怕也是史無前例最艱苦卓絕的遠途旅行了。經過兩天兩夜的煎熬，終於到達北京，個個蓬頭垢麵、疲憊不堪，幸虧馬上享受到毛主席“客人”的待遇，一下火車，就有解放軍迎接，送到接待站安排食宿。

我們所在的接待站地處西長安街的偏街上，是北京千百個接待站中的一個，“客人”走了一批來一批，經常處於飽和狀態。接待那麽多客人，夠難為北京人了，不能期望過高，我們隻能睡大鋪，席地而臥，墊的是稻草麥杆，蓋的是長了虱子的軍用棉被，一日三餐免費享用。

在站裏，我遇見兩位四川小姑娘，是小學六年級學生，已經出來一個多月，走遍了半個中國，這次是第四次進京。他們離家時各自隻帶一元錢，靠轉手倒賣賺一大把各式各樣的毛主席像章。望著兩位天真無邪的小姑娘，我十分感慨。是呀，文化大革命真是”鍛煉了群眾”，不僅是大中學生，還包括小學生。

我們這群大小“客人”，全按軍隊編製組成連排，由解放軍指導，每天安排一定時間列隊操練，準備接受偉大領袖檢閱。與此同時，我們學會了一套盛行的儀式——胸前佩戴領袖像章，手裏拿著領袖語錄，說話時語錄緊貼胸口，朝見時右手揮動語錄，口中響亮三呼：“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林副統帥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整套儀式，比古代臣民朝見皇上還要繁雜。這套儀式很快傳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而且日益創新，如每天的早請示、晚匯報、繡“忠”字圖，跳表忠舞，鬧得六億神州沸沸揚揚，如癡如醉。

北京的秋天，寒氣逼人，出門很不好受，但我們是學校選派的代表，任務是來取“文革”真經的，空手回去不好交代，於是我們決定先去北大參觀。

之所以首選北大，因為她是被毛澤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誕生地，被捧為“文革英雄”的半老徐娘聶元梓正坐鎮那裏搞得熱火朝天，如果說北京是“文革”的發源地，那麽北大正是發源地的中心，每天吸引著成千上萬的朝聖者，她簡直成了中國的麥加，要取真經，當然首選北大。

幸好天氣晴朗，豔陽高照，我們一行用罷早餐，帶上幹糧出發了。兩位工人代表說身體不適，留下休息。

讀大學在北京四年，地理熟悉，我成了當然向導。到了公共汽車站，見滿街是人，亂哄哄的擠公共汽車。車開了一趟又一趟，我們好不容易才擠上去，到了北大已近中午。

大概是有意給朝聖者作示範表演，在一塊空地上搭了個舞台，批鬥會每天在這裏舉行。我們到達時，批鬥會還沒結束，看見一批“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被紅衛兵押在台上，低頭彎腰，作“噴氣式，”因人多嘈雜，距離太遠，既看不清挨鬥者的表情，也聽不清鬥人者的話音,不得已，隻好四處轉轉，看看密密麻麻的大字報，怕誤了晚餐，我們匆匆離開北大。

此後幾天，我們去了清華，北航、地院等幾所高校，情況大同小異，隻是沒有北大熱鬧。

幾天外出參觀，我們沒取到什麽的真經，卻得了不少傳單、小報。大家盼著早日接見，一睹偉大領袖的風采。

這一天終於來臨，天還沒亮，解放軍就催促大家起床，匆匆洗嗽完畢，用罷早餐，就到街上排好隊形。寒風刺骨，冷得渾身發抖，牙齒打架，大家搓手搓耳，原地蹦跳取暖，等到曙光顯露，滿天朝霞，一聲令下——出發。

隊伍邁著矯健的步伐,唱著時興的語錄歌向目的地進發。九時許，百萬大軍雲集長安街東段。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登上天安門，檢閱開始，百人一橫排的隊伍浩浩蕩蕩，由東往西走過天安門廣場。毛主席身著綠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向人群頻頻招手致意，人群的歡呼聲震天動地。“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林副統帥永遠健康，永遠健康！”大家狂熱呼喊，不少人熱淚盈眶。雖曾多次經曆過這種場麵，我還是深受眼前狂熱到極點的氛圍感染，情不自禁地湧出熱淚。可我在注目天安門城樓時有種新感覺，許多熟悉的麵孔消失了，換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一批新的麵孔，於國家是福是禍？我無法猜想。

“文革”開展以來，短短的三四個月間，毛澤東就連續舉行八次接見，耗費了國家無數人力財力，其目的是為樹立他的絕對權威，煽動億萬群眾追隨他推進“文革”造勢。曆史已經明確，“文革”是發生於二十世紀中葉的一出醜劇、慘劇，那麽八次接見就是這出劇的序幕。

接見過後，我們代表的使命已經完成，解放軍動員大家盡快離京。離家多日，我們也很想家，於是踏上歸程。

此次進京，接受了一次“文革”洗禮，回校之後，我周圍很快集合起一批誌同道合的同事，最先遭受迫害的盧冬私自赴京上訪也回來了，大家商定成立自己的組織，我和盧冬被推舉為頭。我們不搞唯成份論，不論家庭出身、有何海外關係均可自願參加，因此隊伍迅速壯大，成為三中教工最大的群眾組織。有了組織的依托，大家便無受人圍攻迫害之虞，從北京帶回的傳單資料，分工抄寫張貼。人人熱情高漲，常幹到深夜，但心情舒暢，有說有笑，一掃昔日籠罩心頭的陰霾。

進京朝聖，成立組織，積極響應領袖號召投身“文革”，越陷越深，無法自拔，以致招來無窮禍患，幾乎丟了性命，事後反思，才意識到這是我在人生旅途中邁出的最幼稚，最愚蠢的一步。

 

四、武鬥逃難

如果說六六年底前，“文革”尚屬煽風點火的前期階段，那麽邁入六七年後，則是惡果顯露引發社會大動亂的發展時期。有三件事直接掀起“文革”颶風：一是毛澤東審定的元旦社論發表，二是得到毛澤東肯定和盛讚的上海一月奪權經驗向全國推廣；三是中央公開提出打倒“劉鄧陶”的口號。

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都標榜自己最忠於毛主席和他的司令部，但都不可避免地分成了對立的兩派，由此，派戰不斷，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演變為“武化大革命”，使用的武器也迅速升級，從原始的石塊長矛，到現代的洋槍洋炮，幾乎把人類戰爭史複製了一遍。

廣西,南寧，分成了“支韋打伍”和“支伍打韋”兩大派，前者簡稱“聯指”，由最先起來造反的盾牌紅衛兵和赤衛隊組成，後者叫“四·二二”，是受迫害壓製而後起的造反者組成。

兩派各支持的都是區黨委的主要領導，“韋”指韋國清，區黨委第一書記兼軍區政委，“伍”是伍晉南，區黨委書記。

六七年元月二十九日，韋國清在區黨委大院貼出《揭發劉少奇、鄧小平的幾個問題》的大字報，二月一日又貼出大字報《揭發兩麵派陶鑄》，這是他主動在“文革”中的表態和亮相。

此後，圍繞區黨委和廣西日報奪權以及砸爛“工總”等問題，兩派衝突加劇，引發了武鬥。

四月下旬，中央召兩派代表赴京，同住京西賓館，我和盧冬作為“四·二二”所屬的南寧教工井岡山派去的工作人員也到了北京，和“四·二二”代表團同住於京西賓館。此時，不斷傳來南寧武鬥和“聯指”調動農民進城攻打“四·二二”的消息，引起兩派在京代表的衝突。

有一天，在和聯指代表的辯論中，我遇見陳時，他是“四·二二”屬下南寧市公安局“槍臨逼”組織的成員，特意赴京匯報南寧武鬥及“四·二二”受“聯指”攻打的情況，他告訴我南寧局勢很壞，放心不下,他要趕回去。想不到此去成了永別，他回去不久被“聯指”槍殺了。

陳時是我初登講壇的第一批學生，原在南寧三中高六十六班，天資聰慧，成績優異，愛好廣泛，多才多藝，尤其擅說相聲，三中每開晚會，總少不了他的節目，而且是自編自演，逗得全場笑破肚皮，獲得全校最喜愛的笑星的美名，我這個語文老師自愧弗如，可以斷言，如果他有機會師從候寶林、馬季，定能成為薑昆、笑林那樣聞名全國的一流笑星，可惜他走了另一條路，高中畢業放棄高考，學董加耕走下鄉務農之路，和林德銘、關眉等一批誌同道合的同學到市郊石埠公社插隊落戶。務農期間，他認真磨煉，和農民一起到城裏挑大糞，成為名揚一時的新聞人物，後來被市公安局抽調去當了一名公安，“文革”公安局也分了兩派，他參加了“四·二二”一派，成了這場運動的無辜犧牲品。

在京等待中央解決廣西問題遙遙無期，六月中我回到南寧，住在三中紅革會駐反帝醫院據點，碰上武鬥日熾，為了避難，我和鍾碧秋、劉文強、梁誌嶽、冼國裕，黃蘭芳，陽明熙等一批同事逃去湛江。湛江兩派正醞釀武鬥，也不安全，便轉往桂林。桂林是老多的大本營，“四·二二”占絕對優勢，當時武鬥硝煙遍布神州大地，這裏卻是沒有硝煙難得一見的綠洲，也成了全廣西“四·二二”的大後方和避難所，南寧及各地的難民大都跑來這裏，受到熱情的款待和關照。桂林市民還慷慨捐錢、捐糧，解救衣食無著的難民。

八月二十四日，中央第五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周總理作了有利於“四·二二”的表態，還派六九八四部隊進駐新華街、解放路、展覽館等“四·二二”防區進行保護，廣西局勢恢複平靜，外逃的難民陸續返回。我回南寧不久，聽說朝陽廣場司令台陳列了三具屍骸，作為控訴“聯指”殺害“四·二二”的罪證。我跑去看，果然，旁邊還標明死者姓名及遇害經過。最長一具是陳時，其餘兩具是林德銘和周廣受。陳、林都是我的學生，他們的音容笑貌頓時浮現於我的腦際，陳活潑可愛，尤其說相聲時樣子很滑稽。林眉清目秀，待人彬彬有禮，臉上常掛著微笑，想不到這兩位努力上進的好青年競死於非命。周廣受我從不認識，是剛從部隊轉業到林教大隊的。這三位都不是死於武鬥，而是偶爾落到金雞村民兵之手，被“聯指”江南片指揮部拉去槍斃的。

第五次接見明令禁止農民進城武鬥，強調兩派大聯合，本來是廣西局勢的良好轉機，可是當局者沒好好把握。廣西好些地方，出現“貧下中農最高法庭”亂抓亂殺四類分子及其家屬，造成了嚴重後果，《年表》有如是記載：（P-53）

全州縣東山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召集大隊會計、“聯指”組織負責人等商議，決定召集民兵班、排長等三十餘人骨幹開會，會上黃傳達湖南道縣殺地富的情況，並提出：“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要鏟草除根一掃光……”

黃天輝連夜帶兵去抓人，抓到人立即押送黃瓜衝山洞，強迫被害者跳坑。地主出身的劉香元在坑口向黃求情，請求留下一個小孩給貧農出身的愛人，說：“天輝，我兩個仔，到政府去判我得一個，我老婆也得一個。”黃說：不行。“結果劉被迫抱著兩個小孩(大的三歲，小的一歲)跳坑而死。”

這隻是萬千殺人案中的一起。這股殺人風未能製止，不久竟發展為全區性的大屠殺。

廣西兩派武鬥中，因“聯指”有大量武器，更有大批民兵支持，所以處處占上風，而“四·二二”卻武器極少，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因而被迫千方百計去搞武器。八月二十日晚，南寧航運“工總”乘船到蒲廟搶槍，歸途遭“聯指”攔截。三中紅革會派人參與搶槍行動，當中有我不少學生，因此我甚為關切，跑到江邊客輪上等候消息，聯指從對岸用機槍掃射，我親睹一名船上群眾中彈身亡，嚇得我心驚膽戰。黃昏時分，載人搶槍的船衝破攔截歸來了，死傷了好幾人。我高七十九班學生莫文冰手臂中彈受傷，幸無生命危險，算是不幸中之一大幸了。

局勢動蕩，攪得人心不寧，廣大群眾，都盼望結束動蕩不安的生活，當中央發出回原單位鬧革命，實現兩派大聯合的號召，兩派群眾都積極響應。三中兩派都回到學校，又在一個飯堂裏吃飯了。我和鍾碧秋、林恩材、徐鎮旋、梁誌嶽、劉文強、陽明熙、吳增熾`黃仕良,冼國浴,`,郭先安、吳藝玲等多位有頭腦的同事商定，我們主動找對方倡議，首先實現兩派教工的大聯合。這倡議得到陳榮安等“聯指”頭頭的響應。我們還商定，年關將近，共同組建巡邏隊保護三中教工的安全，不允許外單位來幹擾破壞。這良好的願望，得到駐校“支左”的解放軍支持，這樣，三中出現了少見的和平氣氛，一直受壓的“四·二二”群眾終於結束了逃難生活。

可是我們太天真了，隻要“文革”不結束，憑我們小小的單位，小小的力量，怎能遏止日趨惡化的大勢？到了六八年，南寧，整個廣西進入了更凶殘險惡的年代。

 

五 1968年校園的一場大殺戮

 

三中兩派本來還是和平共處的，可此時“胸毛”為首的一批“聯指”鷹派突然驕橫拔扈起來，製造了一個個流血事件，他們占領了全校製高點水塔，接著用鐵絲網把禮堂（與飯堂合一）圍起,劃作自己的勢力範圍，“紅革會”學生無處用餐，當然不答應，要求對方拆除，否則派人去拆。“胸毛”利用水塔的高音喇叭氣勢凶凶地發出警告，隻要“紅革會”敢走近鐵絲網，“一切後果自負。”

衝突一觸即發時刻，鍾碧秋、林恩材、徐鎮旋、梁誌嶽、陽明熙等共產黨員找我商量，叫我去說服“紅革會”頭頭放棄拆鐵絲網的打算,以避免學生流血犧牲。他們估計到“胸毛”那種野蠻的人，什麽事都幹得出來。

我立即找到紅革會頭頭王成初，轉達如上意見。可他年少氣盛，以自己的善良願望估計對方，不肯放棄原定的行動計劃，說對方實在欺人太甚，不能容忍。還說：“我們徒手排著隊，唱著歌去，諒他們不敢向徒手的隊伍開槍。”勸說無效，我隻好叮囑他千萬當心。

臨近中午時分，紅革會集合了百多人的學生隊伍，從學生宿舍區向飯堂進發，果然是徒手，隻拿語錄本，唱著歌前進，還沒走到鐵絲網處就槍聲大作，好些人中彈，大家忙搶救傷員，駐校“支左”的解放軍也參與搶救。紅革會武裝被迫還擊。

這次衝突，紅革會死亡二人，傷數人，對方毫無損傷。

死難者中，一是初三男生葉啟時，子彈射中額心，送到三0三醫院搶救無效。其父是醫學院教授，被打成“反動權威”蟄居家中，我把啟時的死訊告訴他時，他神態木然，欲哭無淚。另一是高一女生劉鳳芝，是位勤奮好學，不苟言笑的女孩，子彈打中胸膛，穿過肺部。我親臨醫院組織搶救，並請來她的父母。醫生花了幾個小時也沒搶救過來，當得知女兒斷氣，兩位老人放聲痛哭。父親是醫學院講師，參加“聯指”。“文革”就是這樣捉弄人，把親密的父女分屬誓不兩立的派別，而女兒竟慘死於父親這派的槍口下，是誰造的孽！

我在醫院勸慰鳳芝父母之時，學生來告訴我，說“胸毛”帶人砸抄了我的家。我回家一看，整個家砸得稀巴爛，蚊帳被褥撕成一條條的，盧冬寄放的收音機也砸了，值錢的東西被抄走，沒拿的家俬毀掉，比土匪洗劫還慘。

流血事件發生後，紅革會學生群情激憤，發誓要為死難的戰友報仇。在一個晚上用自製的土炮攻打“胸毛”等駐守的據點。巫抱平自告奮勇，背起炸藥包衝到水塔腳,試圖炸掉射出罪惡子彈的水塔。因爆炸力太小，水塔巍然不動，可也嚇壞了“胸毛”等人，他們勒令住在紅樓的“四·二二”家屬馬上搬走。紅樓是三中唯一的三層宿舍樓，緊挨水塔，“胸毛”要強占為據點，與水塔連成一片。被“聯指”定為三中最大“走資派”的老校長李厚德一家住在紅樓，“胸毛”等全副武裝闖進他家，打罵威逼，強令校長搬出。害得他心髒病發作，生命垂危。他的長女阿紅是個未成年的中學生，驚嚇得六神無主，跑去醫學院告知她表姐。表姐叫她趕快把病人送來搶救，可受到百般阻撓。還是心地善良的老職工黃才秀和譚叔要來輛木板車，把老校長拉到醫學院，可惜晚了，醫生已無回天之力。

李校長名厚德，回族，他的人品跟他名字很相符，個子瘦小，臉上常掛著慈祥的笑容，為人正直，待人寬厚，忠於職守。他不幸中年喪妻，帶四五個孩子，既當爹又當媽，生活負擔甚為沉重，可不影響工作，每天上班最早，下班最晚，堅持在教學第一線，親自給學生授課，教數學。他的教學水平堪稱一流，深得學生喜愛。他嚴於律己，從不以權謀私。三中是全區重點，錄取分數比普通中學高很多。他大女兒阿紅沒達到三中要求，硬是要她到離家很遠的六中走讀。李校長以其高尚的人品，優良的師德教風，贏得全校教職員工的尊敬和愛戴。我實在想不明白，這麽好的領導，怎會成了打倒的對象，最終受迫害致死？

在那是非顛倒，好壞不分的年代，我跟老校長還扯上一段政治是非，那是在中央第五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之後，大批黨政幹部發表聲明支持“四·二二”，李校長也寫了一紙聲明交我轉達。出於對他安危的考慮，我勸他把聲明收回，不要公開表露，以免惹禍上身。他接受了我的勸告，不料在後來的大批鬥時，我被加上一條“與走資派勾結”的罪名。

在我心目中，李校長是最好的領導，是最可親可敬的長者。對他的不幸，我打心底感到痛惜。八0年學校為他補開追悼會時，我給他寫了副輓聯：厚德載物，十年動亂遭劫難；德高望重，八方英傑悼忠魂。

三中第一次流血事件剛過沒多久，又發生第二次流血事件。一個更深人靜的夜晚，“胸毛”等勾引外單位的聯指偷襲紅革會的大本營——實驗樓，打死了初三男生王玨、高三男生梁文蔭。紅革會武裝急忙應對，在“聯指”武裝的退路上設伏。果然，“胸毛”等人進了伏擊圈，巫抱平的衝鋒槍正對準他們，隻要扣動板機，“胸毛”等絕無生還的希望，但是巫抱平始終不忍心，事後他說：“都是同學，怎下得了手。”可巫抱平萬萬想不到,兩個多月後，他自己卻被“胸毛”槍殺了。

兩次流血事件，都是紅革會一方遭受傷亡，而對方無損一根毫毛，紅革會學生極端悲憤，複仇的欲望十分強烈，傳承文明的美麗校園，成了流血的戰場。兩派都不敢留在學校，“聯指”撤到了園藝場，紅革會撤到了醫學院，隻留部分武裝人員鎮守三中。

 

六、學院被困

醫學院是“闖兵”占優勢的“四·二二”一個孤立據點，除三中外，附近許多單位的同派群眾都到這裏避難。

我們一批教師，原住在學生宿舍，是離水產研究所不遠的平房，“聯指”常開槍開炮，有次，一枚火箭彈穿透牆壁在宿舍爆炸，幸無人員傷亡，可我們再也不敢住下，撤到院中心的104館。此館專陳放教學用的屍骸，朝夕與之相處，起初很害怕，漸漸就習以為常了。

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和廣西“聯指”結為一體，還調動大批民兵，甚至出動部隊，以鎮壓“反團”和落實《七·三》布告的名義，大開殺戒，韋國清親自下了“對階級敵人要刮起十二級台風”的動員令，於是南寧、全廣西掀起了大屠殺的高潮，在這高潮中，各地縣革委會紛紛成立了，區革委會也在密鑼緊鼓籌建中，無怪乎群眾說，這些所謂新生的“紅色政權”，是用萬千人的屍骨建造的。《年表》有如下記載：（P-98-99）

六月十九日，廣西“聯指”常委會經過顏景堂、李家海、何唯欽等人策劃和指揮“後備軍”、“瀝血兵”等組織，武裝包圍攻打區水電廳設計院“火種”大樓據點，殺害六十二人，並滅屍於邕江河裏。

二十三日，廣西“聯指”所屬的航運“紅聯”攻打“四·二二航運工總”控製下的南寧北大路碼頭……南寧糖紙廠民兵炮連當即把一門三七炮拉到西園飯店後麵河邊，向“桂宏”號船開炮，接著南寧化工廠“聯指”也拉了一門炮參加轟擊……停泊在河邊的“桂宏”、“東方”等四十多艘船隻被炮火擊中，全部起火焚燒。

七月一日，南寧警備區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會議根據廣西軍區的部署，討論研究了關於執行武裝包圍廣西“四·二二”解放路、區展覽館、百貨大樓等據點，強行  收繳武器問題。廣西軍區擬調動六個連的兵力和廣西“聯指”武鬥隊，以及武鳴、橫縣、邕寧、馬山、崇左、上林、玉林、陸川、貴縣等縣“聯指”武裝人員參加圍剿。

從上麵記載，南寧局勢之惡劣可見一斑。

連續幾個晚上，我們在104館看到市裏火光衝天，簇簇火光由西而東移動，原來是被焚燒的船隻沿江飄流，這慘烈景象讓人心寒。

有天晚上，三中方向也燃起大火，怕是“聯指”的詭計，紅革會不敢回去救火。深夜下了一場大雨，火滅了。第二天有人回去看，是紅革會學生住的一棟宿舍樓起火燃燒，起火原因無從查明。

一天上午，有位中年婦女抱著兩個小孩到醫學院哭訴，說她丈夫被園藝場“聯指”殺害了。她丈夫姓劉，是團級幹部轉業到園藝場當了名領導，“文革”中兩派都不參加，可“聯指”逼他表態支持“聯指”，他不從，就把他殺害了，留下孤兒寡母生活無著，便跑到醫學院來避難了。聽了哭訴，學院裏的師生很憤慨，十分同情她的不幸，紛紛捐錢捐糧相助。

園藝場“聯指”武裝，其凶殘和“瀝血兵”、“後備軍”一樣聞名於南寧，肆意屠殺本單位手無寸鐵的“四·二二”群眾。有位三中畢業到園藝場小學當老師的,名叫屈平（和大詩人屈原同姓同名），和丈夫一起被抓，丈夫跪下哀求：“要殺就殺我，請留下我妻子，她已懷有身孕。”妻子急了，也跪下哀求：“不，殺我，請留下我丈夫，他是根獨苗”。劊子手不但不為這感天動地的真情所動，還哈哈獰笑：“你們都爭著去死，好哇，成全你們，讓你們在陰間也成雙成對。”於是把這對年青夫婦殺害了。

什麽叫“腥風血雨”，處在當時的環境，你完完全全體會到了。我內心充滿焦慮，為國家，也為自己的命運，不思茶飯，徹夜難眠，終於病倒了。王成初等幾位頭頭來慰問我，帶來了糖果餅幹之類的罕有之物。被圍困的艱難日子，哪來這些東西？在我追問之下，他們才說是從三中旁邊的商店裏要的，因害怕武鬥，店裏的人跑光了，食品擱在那裏，不用也是浪費。我頓時發火，拒絕收受，嚴厲批評他們：“虧你們自稱是忠於毛主席的紅衛兵，為什麽私拿國家的財物？為什麽不學學革命前輩，寧願餓死也秋毫無犯？去年駐守百貨大樓的戰友不是樹了很好的榜樣？他們餓著肚子，對大樓那麽多的糖果糕點連碰都不碰一下。”幾個頭頭承認錯誤，表示悔改，並同意我的請求，立即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訂出幾項保證作為決議。這天是七月八號，是為“七·八”決議。

“聯指”加緊剿滅“四·二二”的步伐，在攻打百貨大樓中，大樓起火，闖兵頭頭，“四·二二”總指揮黃達生中彈身亡，醫學院為之開追悼會，發誓要為他報仇。

有天，王成初找到我，說闖兵頭頭跟他說要把朱國良幹掉，為黃達生報仇，隻需紅革會點頭，由闖兵動手。顯然，他拿不定主意而來征詢我的意見。我當即表態：“朱國良雖說是從國民黨軍隊俘虜過來的，但他畢竟參加了解放軍，還入了黨，哪有革命組織殺害共產黨員之理？這個頭不能點。”王成初聽從了我的話，留住了朱國良一條性命。

七月正是盛夏，是夏收的繁忙季節，可“文革”收獲的是無窮無盡的災難，人民生靈塗炭，國家走向崩潰，此時卻傳來最高指示——“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大好。”“簡直是睜著眼睛說瞎話”，我心裏在罵，平生第一次對領袖不恭，對“文革”的正確性、必要性產生了懷疑，於是決心離開據點，離開廣西，離開是非之地，我私下到了空七軍大院，向“支左”辦表明我的意願。“支左”辦的領導很高興，表示大力支持，還答應代買一張飛廣州的機票，叫我回去等候消息。

一天下午，幾輛轎車來到空軍大院，原來是廣西軍區領導奉周總理指示，通知廣西兩派增派代表赴京而到醫學院的。空軍大院與醫學院比鄰。空軍“支左”辦借此引薦我會見他們。他們也表示支持我離開據點，說機票不好買，叫我去大聯籌，可保證我的安全。這些領導中我記起的有蘇大倫、焦玉福、焦親自給我寫了介紹信。身不由己，我隻好聽從安排，和他們一起乘車離開空軍大院。可萬萬想不到，我離開據點，卻落入魔窟，開始我一生中最慘痛，最驚險的經曆。

七、落入魔窟

夕陽西下，轎車穿過南湖橋，沿舊機場入七星路，拐過康樂路直到軍區對麵的區“支左”辦，沿途看見一派破敗景象，街上無一行人，昔日的繁華蕩然無存，南寧仿佛成了一座死城。

到了軍區“支左”辦，大員不見了，留下一名下級軍官關照我，他給我要來份簡單的晚餐，我哪還有胃口？晚上沒被鋪蚊帳，讓我在公辦公桌上喂了一晚蚊子，度過一個難熬的長夜。

第二天早上，軍官送來了早餐，叫我吃罷在此等候，他去找車送我去“大聯籌”。我等了很久，遲遲不見車來，“支左”辦的工作人員陸續來上班，人到齊了，他們在毛主席像前列隊作“早請示”，齊聲高呼“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林副統帥永遠健康！永遠健康!”完了,許多人向我投來仇視的目光，似乎知道了我的身份。還有人對我怒罵：“你們四·二二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真壞透了。”我強壓怒火沒與之論辯，心裏卻鄙視他們：“哼，你們和‘聯指’的造謠誣蔑如出一轍，也配‘支左’？

稍有點常識的人一想就明白，南寧航運全焚，二三十條街道燃成廢圩，全在“四·二二”防區之內，世上誰會如此愚蠢，焚燒自己的防區把自己逼到絕境？八三年“處遺”時查明，這全是區革籌廣西軍區和“聯指”所為，請看《年表》記載：（P-109-110）

七月十九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又調四個連和廣西“聯指”數千人武裝包圍、炮擊“四·二二”解放路一帶據點，幾條街道硝煙彌漫，一片火海。

二十一日上午九點至十二點，廣西“聯指”又從南寧桂劇院據點炮擊百貨大樓“四·二二”據點，東北麵牆被炮擊崩塌，二三樓起火燃燒。

事實證明，所謂軍區“支左”辦，完全和“聯指”坐在一條板凳上，所以無端對我責罵。

等到了九點多鍾，關照我的軍官才要來一輛有後門的舊吉普。

車駛出“支左”辦大門不到百米的市跑馬場路口處，被早在等候的三中“聯指”武裝攔住，“胸毛”衝上打開後門，連打帶拽把我拖下，那位軍官不作製止，隻不疼不癢嚷嚷：“你們不要亂來，不要亂來。”此時我才明白自己被所信賴的人出賣了。

“胸毛”把我捆綁起來，用黑布蒙住我的眼睛，連推帶打把我押到他們設在區供銷社大樓的據點，一群大小“聯指”兵大打出手，給我來個下馬威，而後進行審訊，參加審訊的有“金牙”、老石、老秦、老陳、老沈、小李, 小曾等本校同事。

得知把我抓住，“聯指”欣喜若狂，利用報紙傳單鼓吹他們又取得一個大勝利。分散各處的三中“聯指”學生，絡繹不絕跑來向我發泄派性的仇恨，令我終生難忘的是,有天來了兩個人，一個是個子高瘦，麵色青黑的巫尚X，另一個是麵皮白淨常掛陰笑的劉廷X，都是我曾代過課的高七十八班學生。這兩個家夥真狠，進門二話不說掄起鐵棒劈頭蓋腦地打，我本能地用手捂住頭部  鐵捧落到手背，立即腫成烤麵包，接著他們抓住我頭發，死命拿我腦袋往牆上撞，撞得我眼冒金星，耳朵轟鳴，天旋地轉，仿佛就要坍塌。在激烈震蕩中，我上齒磕掉了下唇一塊肉，鮮血湧流，染紅衣裳，從此留下了一塊永不磨滅的傷疤，也留下難以消除的痛恨，痛恨自己為什麽會有畜性不如的學生。

“聯指”學生中也有不少動口不動手的君子，始終沒動我一個指頭，還有些善良之輩，厭惡暴行，對我十分同情。高八十七班的覃小蘭，是來自農村的純樸姑娘，她輕輕呼喚我“張老師”，話音裏表露同情和安慰。我終於悟出一個道理，人類不管出自什麽階級  參加什麽派別，隻可分善人與惡人兩種，善人隻想與人為善，不管參加那一派，都不願傷人，惡人正好相反，總想作惡害人，尤其在得意的時候表露更充分，“子是中山狼，得意更猖狂”。此話一點不假。“文革”是需要惡人和製造惡人的年代，所以湧現大批惡人，靠他們去製造罪惡，蕩滌文明。

惡人把我折磨夠之後，“胸毛”把我拉到原衛生廳對麵的防空洞裏，天氣悶熱，差點把我悶死。事後得知，他要我去給攻打新華街中彈身亡的戰友蒙傑亮墊屍陪葬。墊屍陪葬是“聯指”的一大創造。在攻打“四二二”據點中，每天都有人陣亡，為了煽動更多的“聯指”兵去賣命，他們想出了這慘絕人寰的一招，把抓來的“四·二二”拉去給陣亡者墊屍陪葬，還修墓立碑，封以“烈士”稱號。我落入魔窟不久，正好碰上蒙傑亮陣亡，於是“胸毛”決意拉我去等候運送殉葬品的專車。在此千鈞一發時刻，三中“聯指”的許多幹部、教師、學生，起來反對“胸毛”的獨斷專行。他們提出張德忠不能殺的充分理由：一，他出身勞動人民家庭；二，他任過三中團委書記，曆史清白，三，文革中沒發現他有重大罪行，而且是自己離開據點，軍區支左辦送出來的。這些理由壓倒了“胸毛”，於是我躲過了一劫。

說實在的，我對蒙傑亮之死很痛惜，他是高七十九班的，我是他的班主任，很了解他的人品，他勤奮好學，工作熱情肯幹，是得力的班幹團幹，就是有點愣頭愣腦好衝動,文革擅自離開學校到社會參加武鬥，成了三中“聯指”唯一的犧牲者。幸虧良知戰勝了邪惡，否則，我這個老師早就成了學生的陪葬品了。

躲過這一劫之後，我被送進“聯指”延安片指揮部設的集中營，當晚挨了一頓毒打。這裏原是一個醫療單位，一棟辦公樓和兩三座宿舍，東麵隔街正對區黨委大院後門，西麵隔牆是區幼兒保育院。這裏常出現兩種極不和諧的聲音，一是保育院孩子天真爛漫的歌聲笑聲，一是集中營裏囚徒被毒打的哭聲慘叫聲。

為了迎接區革委會的誕生，區革籌、廣西軍區和“聯指”武裝加緊對“四·二二”的剿滅，《年表》有如下記載：（P-112-115）

七月三十一日自治區革籌小 組、廣西軍區調動部隊和南寧“聯指”武裝人員國殲廣西“四二二”展覽館據點。參加國殲的解放軍有六九一二部隊兩個連，廣西軍區警衛營兩個連，南寧軍分區獨立營一個連和炮兵第團高機炮一連、二連，以及玉林、陸川、貴縣、邕寧、武鳴、馬山、橫縣、上林、崇左和南寧郊區“聯指”武鬥隊，指揮所設在明園飯店，下午三時開始包圍炮擊。

八月三日，解放軍和“聯指”重兵包圍解放路，開槍開炮，一片火海，廣西“四·二二”據守人員瀕臨滅頂之災。

五日，部隊和“聯指”攻打解放路基本結束。據不完全統計，廣西“四·二二”被打死二千三百四十人,被俘六千四百四十五人,被俘的還有居民二千五百人。上午九點左右，解放軍和“聯指”、“工糾”從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虜”出來，走到廣州照相館門前，槍殺了二十六人。

八日，部隊和“聯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結束。解放路及其附近三十三條街巷被炮擊焚燒成了一片廢圩。廣西“四·二二”全部覆滅。據不完全統計，圍攻解放路和展覽館打死二千四百七十人，抓獲“俘虜”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其中；展覽館四百七十三人，解放路八千四百四十五人，四二二‘’赴京控訴團四百二十七人，“流竄犯”五百人。先後分別關押在區文化大院，區電業局，南寧二中，九中，天桃小學，當陽小學，五裏亭小學，南寧幼師，區交通學校，區，市看守所等地。關押在區看守所的二百六十五人,區交通學校七百一十一人,南寧幼師四百四十一人,都被當作”殺人放火”,”四類分子”,”壞頭頭”,”國民黨殘渣餘孽,”反團”等”要犯”,首犯”處理“。被俘人員交各縣拉回去”處理”七千零十二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當作“要犯“長期關押二百四十六人。據一九八三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調查，解放軍和廣西“聯指”攻打解放路一帶，共燒毀三十三條街巷，其中燒毀機關，學校，工廠，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間，建築麵積四十六萬平方米，使街道的五個公社，一萬多戶，五萬多居民無家可歸，僅國家財產損失價值六千萬元以上。

八月十日河池軍分區奉廣西軍區之命，在東蘭縣人武部召開“關於用武力解決鳳山”七二九“[廣西四二二鳳山縣七。二九革命造反大軍]問題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天峨，巴馬，南丹，東蘭，鳳山等縣人武部的有關負責人，以及鳳山縣‘聯指”頭目，六九一一部隊負責人等。分區負責人在會上傳達說,根椐軍區首長命令,要用解決南寧解放路的辦法解決鳳山”七.二九”的問提。會議決定調宜山，河池，巴馬，天峨，南丹，東蘭，淩雲，樂業，羅城等縣和金城江的人民，龍江，東江兵工廠的“聯指”武裝人員，會同六九一一部隊，鳳山人武部中隊共三千多人“進駐“鳳山，強行收繳”七。二九“的武器。東蘭會議結束後，各縣人武部堅決執行”命令“，組織帶領各縣{廠} 聯指武裝人員[人數超過原來規定，達到四千四百多人]到鳳山後，對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員全麵包圍，抓捕了一萬多人{當時全縣人口共十萬三千一百三十八人}。僅這一次圍剿，全縣槍殺打死一千零一十六人，占文革中被殺死，迫害死總人數一千三百三十一人的百分之七十強。被殺害的人員中有國家幹部，工人二百四十六人，參加過紅軍的二十人，參加過赤衛隊的十二人，參加遊擊隊的一百一十七人。經過武裝圍殲掃蕩後,鳳山縣革委會終於在二十五日宣告成立。

二十三日，康生等接見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廣西班人員，宣讀了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批示》並作了“重要指示”。

腥風血雨的一個黃昏，我在集中營被押上一輛吉普，押解者是三中“聯指學生。我問：“押我去哪裏。”答：“讓你去立功贖罪”。

我偷偷掀開蒙眼的布，感到是往東郊方向走，穿過射擊場、南湖堤到了市黨校。黨校與三中一牆之隔，我納悶，拉我到這裏幹什麽？夜裏聽到一片哭罵聲，知道押到這裏的並非我一人，而是一群。

“為什麽抓我，我犯了什麽法？你們這些無法無天的惡魔，一定不得好死。”從這高亢無畏的哭罵聲中，我聽出是水產所的工人白大嫂。她丈夫是參加過抗美援朝，轉業到水產所當工人的白玉秀。一個軍人出身的大男人，取了個女人名可讓人取笑，但他的性情倒真像女人，待人和善，說話細聲細氣，他是個老共產黨員，文革參加“工總”，被選為頭頭之一，可他厭惡武鬥，從未有過激行動。落入魔窟以來，消息全無，我很想知道社會狀況，於是尋聲挪身到白大嫂旁邊：“白大嫂，你怎麽也在這裏？”她悄聲告訴我：“張老師，不得了啦，現在到處抓人殺人，我們所的桂師傅被殺了，我老白幸虧跑得快，不然早沒命了。他們抓不到老白，就把我抓來。”我了解，桂師傅和老白一樣是老老實實的工人，從未參加過武鬥，是“四·二二”普通群眾，竟逃脫不了厄運。

在市黨校蹲了一夜，第二天九點多鍾，一批“聯指”武裝，還有一批農村來的民兵，破牆衝進三中，沿著教學樓、宿舍樓逼近大操場，目標是水塔和紅樓。這原是“聯指”的據點，撤走後紅革會取而代之。這次軍事行動的企圖是攻打紅革會，進而圍攻醫學院。

在進攻中，本單位職工李XX，用長繩綁住我手臂，他在後麵牽著，用短槍逼我衝在前麵，那情形就跟電影《洪湖赤衛隊》裏，日本鬼子驅趕群眾去進攻抗日根據地一樣，此時我才明白讓我“立功贖罪”的含義，原來是拿我當擋槍擋炮的人盾。他們天天叫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沒學到一點正經的東西，倒把日本鬼那套法西斯毒招學得很到家。

我的生命分分秒秒都可能被毀，逼於無奈我隻好硬著頭皮往前衝，衝過大操場，直登紅樓頂層，一個高瘦的民兵槍手在窗口架起機關槍對準醫學院，幸虧紅革會武裝早已撤走，沒有發生交火，否則我十條命也完了。

中午時分，民兵下樓休息用餐，此時，我交由民兵看管，看管我的是位並不凶惡的中年農民。

“你是這裏的老師吧？”他突然問我。

“是的，大學畢業我就到這所學校教書。”我答。

“家裏什麽成份？”

“中農”。

聽了我的回答，他態度馬上變得溫和：“你放心，我們隻殺階級敵人，不殺中農。是哪裏人？”

“桂平。”

“我是容縣，同屬玉林地區，我們算是半個老鄉。”

“請問貴姓？”輪到我主動問他。

“姓黃，大肚黃的黃。”

“我愛人也姓黃。”

我們越談越親近。他親自給我端來一份飯菜，我說吃不下。他好心勸慰我要吃飽飯，保重好身體，還給我一支香煙’。為了了解些內情，我有意識問了幾個問題。

“你們不在家種田，為什麽冒著危險到南寧來參加武鬥？”

他直率回答：“沒法子，是上級的命令，說南寧發生反革命暴亂，要我們參加平亂，於是就拉隊伍來了，還說好了，我們來當是出工，隊裏照記工分。”

“你們來往路費誰出？花銷怎麽辦？”

“嗨，當然是政府包了。我們享受半軍事待遇，除了軍裝，什麽都發了，你看，軍鞋、軍水壺，連毛巾牙刷全有，每人每天還發一包香煙，一天三餐有魚有肉，比在農村不知強多少倍。”老黃邊說邊流露出喜悅和滿足感。

望著老黃的神情，我心裏在歎息：“我的農民弟兄，你們上當受騙了，為了一點點利益和享受，被人利用當槍使，且不說你們助紂為虐給國家添亂，就自身而言，你們離鄉背井來參加野蠻的撕殺，極可能葬身異鄉，讓妻子成為寡婦，兒女成為孤兒，值得嗎？”

果不其然，城裏人命貴，農民命賤，吃人俸祿，受人擺布，在攻打展覽館，解放路等“四·二二”據點中，農民衝鋒在前，死亡不少，當時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利用手中之權，封之為“烈士”，修墳立碑，發撫恤金，死者家屬得了點補償和安慰，可“四人幫”倒台後，中央一概否定,取消“烈士”稱號，停發撫恤金，農民弟兄才大呼上當受騙，組團上訪告狀，但人死不能複生，鑄成的曆史無法改變，無權無勢的農民，去哪裏討回公道？隻能哀歎“可憐邕江河邊骨，尤是桑梓夢裏人。”

幾十年來，我一直惦念在特殊環境中認識的老黃，老黃啊老黃，你在哪裏，是否也成了無謂的犧牲品？

言歸我的險曆。跟老黃聊完後我暗地尋思,攻打三中我又僥幸躲過一難，如再攻打醫學院，絕不會如此幸運。三十六計，逃為上計。三中與醫學院隔一條馬路，隻要衝得過去，我便能重返據點，以後，不管什麽甜言蜜語，慷慨承諾都不能再誘騙我離開，哪怕戰死到最後，也不要重落魔窟。我下了決心冒死一搏，心裏盤算逃跑計劃。

家屬區後麵有間公用廁所，離後門幾步之遙，出了後門便可上馬路。我向老黃提出要上廁所，老黃應允，叫了個小民兵“陪”我去。小民兵個子矮墩，看上去還是稚氣未脫的孩子，他沒有槍，腰間隻別了枚手榴彈，真是“天助我也”，心裏暗喜，來到廁所，裝做要大便，把門關上。小民兵警惕性很高，不許關門，緊牽扯住繩子，象狗那樣死盯住我，我無法解繩就用力一拽  ，帶著繩子往外衝，小民兵死命拉住繩子，拔出手榴彈迅速打開蓋，手榴彈吱吱冒著青煙飛過來，我本能就地一滾，轟隆一聲，手榴彈在我身邊爆炸,我卻奇跡般不受一點損傷，全得救於齊肩的荒草。聽到巨響，幾個民兵跑過來。“開槍打死他，打死他，他媽的想逃跑。”小民兵竭斯底裏狂喊。四五支黑洞洞的槍口對準我。“完了”，我絕望地閉上眼睛，等待死神的來臨。時間過了一秒又一秒，卻沒有一聲槍響。待睜開眼睛，槍口不見了，卻出現一張熟悉的麵孔，和聲和氣地說：“張老師，你不要跑，你能跑得過子彈嗎？”他原來是我高七十九班的學生覃生琉，我所器重的班幹，向來對我很尊敬。“文革”我們雖然參加對立的兩派，可從來沒紅過臉。我落難的日子，他給了我許多關照，和前麵提到高七十八班巫尚X，劉廷X那兩個畜性，形成鮮明的對比。

逃 跑失敗，我被三中“聯指”押回原來的據點，少不了受了一頓懲罰。

腥風血雨的八月中，老天下了幾場暴雨，南寧多條街道成了澤國，地勢較高的桃源路成了可以行船抓魚的河流。據老人說，雨並不算下得太猛，何以出現曆史罕見的大水？有人傳說，是上遊水庫同時放水，故意製造“水淹七軍”，把解放路一帶躲藏於防空洞的“老鼠”（“聯指對”“四·二二”的蔑稱）統統淹死。

三中“聯指”設據點的區供銷社大樓淹了底層我被關押在二樓的一間廁所裏，由高八十七班學生鄧XX，羅XX等輪流看守。

有天，我聞到魚香味，原來是兩位老大娘在門前架灶煎魚。不知他們是哪家的保姆或老人。他們趁看守不在，拿了一條煎好的魚送到我麵前：“吃吧，我們知道你是好人。這年頭壞人得勢，好人遭殃。你可要挺住，保重好身體。”望著兩位素昧平生的慈祥老人，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不禁熱淚盈眶，心裏立誓，如果我還有將來，一定要找到他們當親娘奉養，給他們養老送終。可惜幾十年過去了，我一直無法尋覓他們，也許他們已不在人世，但是，他們慈祥的麵容，親切的話語永遠留在我心中。

水退之後，我又被押回集中營，隨著“四·二二”的覆滅，被抓來的人越來越多，我們這群來自各單位的難友，沿牆根而坐，當中有我認識的民院中文係同行梁超然。坐在我旁邊的是條北方大漢，自報是氣象局局長，為人豪爽。在他影響下，我們互相關心，互相勉勵，充滿團結友愛精神，一根香煙，也是一人一口輪著來抽。

難友進出常有變動，有的被本單位押走的，有被拉去嚴懲的，剩下的被分開到小屋單獨關押。

“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隔壁房裏傳出深情感人的歌聲。我聽出，那是我的學生韋克邦的聲音。他是來自武鳴農村的純樸青年，不知怎麽也被抓來。後來得知，他被誣為“反團”成員，橫遭審訊毒打，一肚子冤情無處傾訴，於是借助歌聲，企盼毛主席把他救出苦海。他自己也明白，毛主席遠在北京，哪會聽到他的歌聲 ,隻不過是一種無奈的哀鳴。看守吆喝不許唱，他置之不理，一首一首唱下去。

集中營又來了一批囚徒，當中有盧冬、張俊秋。他們原來是在醫學院的。學院和西大一樣，接受了“和平解決”方案，放下武器不抵抗。李朝傑、張俊秋等一批二中學生不願束手待擒，攜帶武器出逃，還沒逃出邕寧地界，就被民兵抓獲，押回南寧。李朝傑是“四·二二”頭麵人物，“聯指”恨之入骨，早在火車站等候。李朝傑一走出車站，一個“聯指”頭目拔出手槍朝他開火，沒打中。李若無其事，昂首挺胸走遠了。槍手轉過來打隨後的張俊秋、張被打中小腿，“聯指”不予治療，到了集中營，張撕破襯衫，自行包紮療傷，落下了終身殘疾。

許許多多外逃的“四·二二”，很少有逃脫的，因為韋國清已布下天羅地網，無怪乎群眾說，逃韋國清比逃日本鬼還難。日本鬼是外來侵略，人生地不熟，他從東麵來，我往西麵跑，他占領城市，我可躲到鄉下，進深山老林。韋國清是本地內亂的當權者，全廣西是他的勢力範圍，叫你插翅難飛。

盧冬是接受“和平解決”方案的積極讚同者，他剛走出據點，就成了“胸毛”的獵物，後來蒙受了整整十年的苦難，還能留住性命。可他的老同學楊遠鴻，就沒這麽幸運了。

楊遠鴻是盧冬北大時的同學，中共黨員，原分配在南寧二中語文組，因教學出色調到廣西教育學院，是位文質彬彬的大學教師，“文革”參加“四·二二”，從未有過激行為，隻因本單位“聯指”太凶，才躲進西大避難。西大和平解決，進駐的解放軍動員外單位人員返回原單位，並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可揚遠鴻剛踏進教育學院門口，就被本單位一批“聯指”暴徒揪住毒打，在禮堂附近活活把他打死。他愛人胡冠瑩，也是北大同學，一起調來學院，當時剛生下第二個孩子，盼著丈夫平安回來，沒想到還沒見上一麵，丈夫就成了冤鬼。胡老師極為悲憤，拖著孩子去告狀，有關當局說是“群眾專政”，“無法追查”，讓凶手一直逍遙法外。

楊遠鴻遇難同時，我的學生巫抱平也遇害了。後來我得知他遇害的經過，甚為壯烈。醫學院討論接受“和平方案”時，紅革會聽從盧冬的意見投讚同票，有些頭頭擔心交了武器，日後“聯指”肆意宰殺無力還手，主張把部分槍支藏起來，一天夜晚，巫抱平帶著一個叫“小不點”的夥伴去執行藏槍任務，在醫學 院後門遇上園藝場“聯指”武裝。“誰？”槍手拉動槍栓。“別開槍，我是學生。”巫抱平邊回答邊推開小不點：“你快走，他們並沒有發現你。”說完獨自迎上去。望著這位舍身保護自己的老大哥的勇敢背影，“小不點”差點失聲痛哭。

園藝場“聯指”武裝抓獲了巫抱平，即移交給“胸毛”，胸毛殘暴地把他槍殺了。

八三年“處遺”時，一位目擊者領我到巫遇害的地方——校內火燒樓前的冬青樹旁，講述當時的情形——

“胸毛”獰 笑 對五花大綁的巫說：“巫抱平，沒想到你會有今天吧？”

巫抱平高昂著頭：“李天保，別得意忘形，你手上沾的鮮血還少嗎？我真後悔那天晚上沒扣動板機，否則早輪不到你耀武揚威了。”

“胸毛”李天保惱怒舉起槍：“我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對你執行槍決。”

“打倒韋國清！毛主席萬歲！”巫抱平高呼，應著槍聲倒在血泊裏，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他死得那麽壯烈，可惜選錯了年代和場合，不然，他會成為千古流芳的英雄，受人敬仰。

荒唐的年代，人們的命運極為不公，同是中學生，巫抱平成了冤鬼，殺害他的“胸毛”李天保卻入了黨，當了官，娶了老婆，生兒育女，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

同是響應領袖號召投身“文革”，很多人被殺 , 很多人因殺人成了“功臣”，入黨當官，平步青雲。

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和廣西“聯指”聯手剿滅“四·二二”大功告成，在血海屍山之上，廣西革委會誕生了,一派鶯歌燕舞。

“毛主席呀，你是光輝的太陽，我們像群星緊緊圍繞在您的身旁……”隨著這醉人的旋律，滿街跳起了表忠舞。

“人民大眾開心之日，正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這話時下應改為“韋國清和他的嫡係（包括廣西軍區和“聯指”大小功臣）開心之日，正是被打入另冊的廣大幹部群眾難受之時。”區黨委書記伍晉南被打成伍修集團之首，和賀、霍、傅、謝、袁一起拉去 全區遊鬥，成千上萬的“四·二二”被殺的被殺，被關的被關，不計其數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遭滅門之災，有些地方把他們從老到幼斬盡殺絕，一個種不留，創造了“四無大隊”，“四無公社”的奇跡。受害的遠不止這些，民主黨派自不必說，如民革中央常委,原區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任仁老先生被害慘死,連各地的地下黨，遊擊隊，抗日學生軍出來的老革命,甚至還有老紅軍也橫遭厄運。所以,廣西當權者製造的寃假錯案如海如山,隻要不讚同”聯指”觀點的,都是打殺之列,如前文描述的園藝場那位姓劉的轉業幹部.

革委會成立前後，是廣西曆史上最暗無天日的一頁，製造冤假錯案之多，殺人之慘烈，折磨人之狠毒，堪為全國之首，簡直把廣西變成了人間地獄。

八   一九六八年的殘酷的派性批鬥

 

１９６８年廣西自治區區革委會成立後，各單位開展請理階級隊伍和大批鬥。批鬥對象是“走資派”、“牛鬼蛇神”和“四·二二”大小骨幹。

我和盧冬被掛牌從集中營押回學校，掛我的牌子上寫“四·二二”壞頭頭，而盧冬的是“美蔣特務”，押解我們的是本校女生。他們邊走邊用鞭子抽打，象趕牲口那樣，沿途群眾露出驚恐的目光。

到了校門口，看見兩幅大標語迎接，一幅是“打倒伍賀霍謝袁”，一幅是“打倒李鍾劉盧張，”前者是廣西通用的，後者則是本單位的“特產”。李是指本校最大的“走資派”李厚德校長，早倆三個月已經倒了，可死人也不放過，還要再打。鍾是原黨支部代理書記鍾碧秋，劉指教導主任劉文強。盧指盧冬，張指本人，都是普通教師。

為了關押百多名師生員工，學校專把第五座教室的樓層改為監獄。私設監獄，私搞刑訊，是全廣西的普遍現象，而掌握監獄的，一色是“聯指”的大小骨幹。不用說，這種派性監獄，比國家的正式監還嚴酷，他們任意折磨我們。有天，他們突擊搜查，搜去我一首抒寫情懷的小詩，當晚深夜，獄長李XX和揭XX命令全體囚犯到樓下集合，跪在水泥路上，時已深秋，寒氣逼人，況且來不及穿外衣，個個凍得瑟瑟發抖，“獄長”就是如此折磨我們

我們這群囚徒，常被拉去審訊和毒打，打得死去活來，逼你承認不存在的“罪行”。火燒百貨大樓時李寶勵老師在場，盡管他被押回學校時膝關節病發作不能行走，可還要他拄著拐杖接受審訊和批鬥。

審問者問：“百貨大樓是不是你放火燒的？

李老師據實答：“不是，是桂劇院那邊開槍開炮，倉庫中彈起火燒起來的，我們所有人員還拿起臉盆打水救火。”

審問者惱怒，強詞奪理：“胡說，你們潑的不是水，是汽油。”

有次我和劉文強一起被提審，提審者厲聲說：“劉文強，你這個反動文人老實交代你的罪行。”

劉答：“我的問題都交待了，沒有什麽可隱瞞的。”

一個穿大皮鞋叫石延X的學生突然飛起一腳，踢中劉的胸膛，劉搖搖晃晃退了幾米遠，極力掙紮才沒倒下，卻留下終身傷痛。

校革委會成立這天，為慶祝又一個新生“紅色”政權的誕生，把我們這批囚徒趕下魚塘打魚給他們加茶。三中有幾十畝魚塘，長期無人管理，有多少魚可打？我們冒著寒風泡在水裏，拉了幾網，才得兩三百斤魚，離他們的期望相差太遠，他們不死心，逼我們不停打下去。害得我們個個凍得臉色發青，渾身發抖，特別是章雲漢老師，他來自浙江，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是斯斯文文的知識分子，從沒受過這份罪。

當晚，革委會官員和聯指大小“功臣”，觥籌交錯，盡情享受美味佳倄，而我們這群辛勞的打魚人，聞不到一丁點魚腥味，隻恩準每人加二兩飯。

三中“胸毛”等“聯指”打手，早和園藝場的“聯指”殺手結成聯盟，他們不忘“有福同享”，特意請來參加晚宴。酒足飯飽之後，一起來到監獄審訊室施展淫威，把我、盧冬、梁誌嶽，還有王成初，遭闖、李誌清等幾個學生頭叫去罰跪。園藝場的殺手怒視我們一會。突然從背後踹起大腳，我們樸倒在地。梁誌嶽軍人出身，有人說他是軍事指揮，（其實不是，紅革會武裝全由學生頭頭掌握，老師從不參與）於是打手殺手把他作為懲治主要對象，掄起棍子劈頭蓋腦猛打，打得他滿地翻滾，大喊救命，身著的軍裝打得稀巴爛，傷得不成人樣。我們成了任人宰殺的羔羊，除了空有一腔憤怒，毫無辦法，隻能互相關照。第二天，我算準梁誌嶽上廁所與我碰麵的時機，塞給他一包私藏的止痛片。

革委會成立之後，我們幾乎天天挨拉去禮堂批鬥，這時的批鬥，是殘酷折磨的代名詞，一跪就兩三個小時，個多禮拜下來，膝蓋都潰爛了，一著地就鑽心疼痛。不知是鍾碧秋、劉文強還是盧冬，想出個自我保護的辦法，扯出被子裏的棉絮做成護墊，裹住膝蓋以減輕疼痛，我們學會了“窺測方向”，注意聽早晨的廣播，凡有“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和“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之類的語錄歌，心裏便發怵，知道當天必有批鬥會，趕緊做好準備，這已成了條件反射。我們難友之間，充滿無私的友愛精神，互相關懷，互通有無。被“胸毛”抄家之後，我一無所有，盧冬給我一張毛毯，讓我能熬過一個個寒夜；碧秋、文強供我護墊，使我挺過了一次次批鬥，至今想起，那種友愛還溫暖著我的心。

“再狡滑的狐狸，也躲不過好獵手的眼睛。”這句話是打手們最愛說的，有次批鬥，我們的保護措施被李XX，揭XX發現了，好獵手命令我們把護墊拿下，不得再用，如再發現，嚴懲不貸；我們暗暗叫苦。

起初，梁洪亮沒受到關押，他知道我在監獄裏缺穿少用，冒險把我存放在區醫院他妹妹家裏的箱子拿給我。這箱子是我的全部家當，除了我的冬衣，還有我妻子家傳的一枚金介指。

在受批鬥者中，我被認為態度最“惡劣”，不但拒不承認所有指控，還敢進行反駁，為了殺我的“氣焰”，除了白天外，還在晚上加設專場批鬥會。有天晚上，“金牙”押我到教工飯堂給工人批鬥。工人很善良，要他們打一個平時對他們很友好的老師實在下不了手，但為了表示要劃清界線，他們不得不做做樣子，把手舉得高高的，落在身上並不重。我完全理解他們。“金牙”則截然相反，他從不在公開場合打人，甚至麵對“敵人”也掛著微笑，露出燦燦金牙，然而卻悄悄走到我背後，用腳踩我跪地的腳後根，疼得我冷汗直飆。此時我方領略到什麽叫“陰險毒辣”，什麽叫“笑裏藏刀”。“金牙”完全是存心險惡的壞人。

有次開全校的批鬥大會，又增加一名“重犯”，他是體育老師李本正，原在展覽館和梁洪亮一起搞後勤，展覽館危急時，他跑了出來，由於“金牙”老婆點水，他被公安局抓進監獄，因查不出大問題，被送回學校批鬥。他為人正直，遭“胸毛”忌恨，利用高音喇叭進行人身攻擊，給他改名為李本歪，他便得了個“阿歪”的外號。

白天挨批鬥，晚上受寒襲，在我處境最艱難的日子，老父親突然出現在我麵前。他是牽掛我的生死特地從柳州趕來探監的，帶來一床舊棉被，偷偷塞我一包田七粉，並把我妻子平安分娩，生了個男孩的消息告知我。我既欣慰，更愧疚，愧疚之一，父母含辛茹苦把我養大成人，我卻不能盡孝，還讓他們操碎了心；愧疚之二，妻子分娩，兒子降生，我無法盡到丈夫和父親的責任。老父親走的時候，我把藏在內褲的三十元錢放進一條呢子褲的口袋裏，連同箱子一並交給他帶回柳州，後來才知道，這筆養命錢，竟被自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看守檢查箱子時偷走了。

父親和我告別走下樓梯，腳步沉重，身子搖晃，我知道他心裏極為難過。因為他親睹自己的兒子在批鬥會上，如何遭人毒打的情景，父親一生從未與人動過手，對孩子一向疼愛有加，是位典型的慈父。如今兒子任人摧殘，他怎能承受得了？我完全理解父親的心情，凝望父親離去的背影，我忍不住淚水盈眶，此時我更深刻領悟到，朱自清為什麽能寫出《背影》這篇傳世之作。

朱自清有位慈祥的父親，我也有位慈祥的父親。朱自清深愛他的父親，我也深愛我的父親。當晚，父親送來的棉被蓋在身上，暖進心窩，久久難眠，父親生平的一幕幕浮現腦海。

父親叫張安義，寶號鴻安，排行十四，人們習慣叫他張十四。他是鄉裏聞名的孝子和善人。因家境貧窮，上了幾天私塾就去給人放牛。除農忙時節，平時牛都趕上山，早出晚歸。東家每天給他幾兩米做午飯，他總舍不得煮來吃，帶回家給爺爺奶奶，自己去別人收獲過的山地裏找些落下的芋頭紅薯煨來充饑，集腋成裘，爺爺奶奶把他多年放牛打工的工錢積攢下來，以備娶親之用，可窮人家的青壯年有誰肯嫁？故父親過了而立之年還沒成婚，後經親戚介紹才認識我母親。母親許愛英，也是出於貧苦人家。我外祖父人窮孩子多，生到我母親時已是第五個了，舊社會重男輕女，決意不養，灌了杯烈酒來結束她的小生命，可母親命硬不死，她叔父無後，見她可憐認為繼女，才保住她一命。母親還不滿十歲，就給上瑤村陳家做童養媳，遇上個惡婆婆，要她幹重活不給飯吃，她不得不偷豬食雞食充饑，被婆婆發現就打個半死。她多次帶著滿身傷痕跑回娘家。可除了和外祖母抱頭痛哭，有什麽法子與命運抗爭！母親的悲慘境況被她長在督的村黃家的表姐得知，十分同情，叫她去作伴，從此她便在表姐家學做針線活，苦難煉就了母親的勤勞能幹。她仰慕父親的忠厚善良，嫁了個比她大將近十歲的男子，結婚之後和父親幹起裁縫行當。靠這行當，營造出一個溫飽的家，把我們兄弟撫養長大。父母雖沒文化，但懂得讀書的重要，變賣家產也要供我們上學，供出了三個大學生。我是村裏開天劈地以來的第一個大學生，給父母帶來多大的欣慰和期望。可是在摧殘文化的年代，我和萬千中國文化人一樣，正蒙受巨大災難，讓父母心焦如焚。

毫不誇張地說，我前輩在舊社會所受的苦難，加起來都沒有我一人在“文革”中受的苦難多。

父親走了之後，校革委會連同工宣隊，軍宣隊布署了更殘暴的批鬥，把我們轉移到實驗樓單獨關押。集中關押，我們還能互相關照，單獨關押，連說句話的人都沒有，完全與世隔絕。

我被關在樓上小實驗室，一張實驗桌為床孤零零，早晚一人形影相吊，隻有拉去批鬥才見到人群。

盧冬是“美蔣特務”，對他最為苛嚴，關在樓梯腳狹小的廁所裏，放不下一張書桌。

三中的大批鬥越搞越起勁，除了全 部在押的“囚犯”，所有“牛鬼蛇神”也押來陪鬥，台上台下一大群，因而成了全市的典範，許多單位前來取經。

有天晚上，我們照例挨拉去批鬥，禮堂燈火通明，擠滿了人，“打倒劉鄧陶！”“打倒伍賀霍謝袁！”“打倒李鍾劉盧張！”口號聲喊得震響，我感到氣氛有點異樣。批鬥中，有人揭發說，在抄我家時，從米缸裏發現了發報機，我極為震怒，當即反駁：“造謠也不會造，我家根本沒有米缸。”揭發者惱羞成怒狂喊，“打倒張德忠，階級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押下去！”隨著主持人一聲令下，我被兩個健壯的學生押走，過道上，一些學生出手打我，剛出禮堂門口，“胸毛”組織的一群暴徒揪住我大打出手。押解的學生拖著我奔跑，半道上我被一株念子樹絆倒，暴徒惡狼似的撲上來摁住我，拳頭、“火腿”、棍棒如雨落到我頭上身上，那架勢就是要活活把我打死，押解者連拖帶抬把我弄走。

我不知道是如何回到牢房的，隻覺得渾身疼痛，無法上床，看守幫忙我才能上床躺下，可全身不能動彈，隻是腦子還清醒，想起父親給我的田七粉，費了很大的勁才掏出來，叫看守倒了杯水，將它全部吞下，過一會就迷迷糊糊了……

天昏地暗，我在荒野遊蕩，突然竄出一條毒蛇，張開大口，吐著長舌向我襲來，我拚命奔跑，前麵橫著的河流擋住去路，情急中我縱身跳下，遊向對岸，毒蛇緊追不舍。我奮力上岸，無數毒蛇從四麵八方圍上來，緊緊把我纏住,我氣已絕，靈魂飄出軀體，在黑暗的曠野遊蕩，穿過隧道，過了奈何橋，迎麵來了兩個鬼差將我押走，一路上不見田園房舍，隻有亂墳荒草，幾隻螢火蟲在其間飛舞。一會來到一座黑色的城堡，城門上有“冥府”二字，我知道已到了陰曹地府。進了城門，看見一座大殿，上麵標有“閻王殿”三個大字.進了殿，感到陰森恐怖，沒有金碧輝煌，隻有忽明忽暗的燭光，牛頭馬麵，大小無常站在兩廂，閻王爺端坐殿上，他黑色的臉龐，掃帚似的眉毛，濃黑的胡子，顯得極其威嚴。

“稟報大王，又有一名冤鬼到了我們地府”，鬼差開口。

“這年頭怎麽回事，有那麽多的冤鬼？”閻王沉吟片刻：“請到跟前讓聯瞧瞧，這次來者是誰。”

我走到跟前，閻王端詳了一會，突然驚呼：“世侄，怎麽是你？”

我不敢相信，閻王怎麽會稱我為“世侄”？哦！想起來了，小時候母親帶我去穀山廟拜神，認了李王爺作契爺，還給我起了個“神生”的小名。李王爺與閻王爺同輩同級，故稱我為世侄。

“神生世侄，你年紀輕輕，為人正直善良，沒做過一件壞事，誰讓你到這裏來的？”閻王憤憤不平。

“嗚，實在冤呀！”我放聲大哭，一是為遭受不公平的命運，二是為在陽間得不到的理解卻在陰間得到，甚為感動。

閻王翻看了一下生死簿:“世侄莫哭，你陽壽未盡，世伯我會讓你重返陽間，享盡天年。你在這裏暫歇，也好讓咱爺倆聊聊世間之事。”閻王和顏悅色寬慰我，吩咐禮賓官領我到冥府賓館下榻好生侍候。

我心裏充滿感慨：是呀，想不到陰間比陽間清明，能辨是非，能斷善惡……

“東方紅，太陽升……”熟悉的旋律闖入我耳膜，我方意識到剛才做的是南柯一夢。我想睜開眼睛證實一下我還活在人間，可怎麽也睜不開。想挪動一下身子，依然動彈不得，隻有兩隻手尚能動。我努力摸出小鏡子，撥開眼皮照看，吃驚發現我已麵目全非，頭腫得像球，眼腫像核桃，故睜不開眼。

因傷勢太重，革委會不便讓我在全校師生員工麵前展示暴徒的傑作，連著好些天沒拉我批鬥，讓我得了個喘息的機會，好好審視自己，思索問題。

大批鬥以來，給我扣上的罪名數不清，先有“壞頭頭”，後是“劉少奇的團委書記”，一貫仇視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等等等等。果真是這樣嗎？還是讓事實說話吧。

我出生於桂平金田一個窮鄉僻壤的貧苦農家，在純樸民風熏陶和善良家風影響下成長，放過牛，幹過農活。父親常教育我們兄弟，做人要勤勞善良，還要學會“忍”，“忍一時之氣，免百日之憂”，所以我們張家祖先定號為“百忍堂”，父親就是遵循這個祖訓的典範，一輩子沒和人爭吵過，即使受人欺壓，也是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父親善良品性傳給了後代，但“逆來順受”我不敢苟同，因為我銘記那恥辱的一幕。一九四九年夏，國民黨政府崩潰前極端腐敗，瘋狂搜刮民財，父親在大宣圩擺了個布衣攤，鄉警來收稅，收過又收，父親抗拒，鄉警如狼似虎上來揪打，父親平生衝天一怒，拾起塊磚頭反抗，胳膊擰不過大腿，父親被抓進鄉公所蹲獄，母親急了，還是花錢求人作保才無事。當時我正讀高小，這事對我刺激很大，恨死腐敗無能的國民黨，立下改變國家命運的宏願。解放初，舉家搬回鄉下，解放軍剿匪經過我村，尋人帶路，可村裏人都躲了起來，我挺身而出給解放軍帶路，受到誇獎，從這支和藹可親，秋毫無犯的軍隊身上，我開始認識了共產黨。五一年春到縣城讀初中，我努力上進，五二年加入共青團，此後，上高中、大學，我都是團支部書記。與人為善，助人為樂，見義勇為，是我的一貫風格，讀潯桂時,我脫掉自己的中摟給同學穿，有年暑假，曾在江口救過一名溺水小學生。六二年初，曾救助一名餓倒街頭的孤兒，此事還上了《南寧晚報》。我憎惡仗勢欺人，所以文革中同情受害者，愛打抱不平，可我也並非牙眥必報的狹隘之徒，即使在得意的時候，我也沒對侮辱傷害過我的“胸毛”之流動過一隻指頭。

應該承認，這次大批鬥，大清查，真是挖地三尺，空前徹底，用當權者的話說，是“網大眼小，連一條小泥鰍也別想漏掉”。為了證明我這‘反革命’由來已久，專案組查遍了我的曆史，連我轉學到北京上大學時,因懷疑三麵紅旗受過批判，撤了團支部書記，和困難時期“汙蔑攻擊”社會主義都查到了，可這兩件事完全被有意歪曲了。

經過一番審視和思考，我清醒認識自己，盡管我有許多缺點，也說過錯話，做過錯事，但絕不是壞人，更不是反革命，所有指控都是汙蔑不實之詞。有了自信，我心裏坦然。

當我傷痛漸愈，能夠行走之時，發現我們這座私設的監獄，又新增了一名囚徒，他就是為人正直的歸僑老師梁洪亮，他被關在和盧冬相對應的另一端樓梯底的廁所裏，後來得知，他是為講了句公道話遭此劫難的。革委會認為對我們的批鬥差不多了，讓群眾討論如何判刑，有人說盧冬該判十五年，張德忠該判十年。梁洪亮力排眾議唱了反調：“我認為盧冬、張德忠不屬敵我矛盾，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就招來橫禍。這位在海外生活了二十餘年的愛國歸僑，經曆過多次印尼排華，也沒遭過那麽多罪，他怎麽也想不通，偶爾見他在拚死抽煙和迷惘的眼神，我知道他內心多麽痛苦，心裏在呼喚“洪亮呀洪亮，你為什麽不識點時務？別人躲避還來不及，你為什麽還敢為我們說話？”從這件事我更深刻認識洪亮，對他充滿崇敬之情。

“文革”就是這麽一個醜惡的年代，壞人得勢，好人遭殃。

中央大概也感到情況不妙，頒布了一係列政策，嚴禁逼供信，要給出路，我們的處境逐步好轉。校領導先是放我們出來勞動。記得第一次出來勞動，覺得天是那麽藍，山是那麽青，大自然是那麽美。

有次我獨自在魚塘邊鋤草，老蔡婆避開監視人耳目走到我麵前，遞給我一塊肥皂：“張老師，你是好人。這年頭作的什麽孽，惡人得勢，好人遭罪，老天爺會有報應的，你想開點。我一個窮老太婆幫不了什麽忙，給塊肥皂你用。”說完趕緊走開。

望著她離去的身影，我感慨良多，想到她的身世，她是壯家婦女，鑲一對金牙，家境貧寒，年青時靠做妓女為生，後來從了良，嫁給我校老工人老蔡頭，無兒無女，老兩口相伴苦度時光，她的真實姓名無人知曉，人們隻叫她老蔡婆。在社會，在三中，她生活在最底層，由於當過妓女，又十分迷信，經常燒香拜佛，沒人看得起她。我和她也從無交往，隻是我父親來幫我帶小孩時，與老蔡頭甚為相投，所以，我對老蔡婆有幾分尊重，見麵主動打招呼。想不到在我落難之時，她竟敢冒著風險，給我同情，鼓勵和幫助。更令我刮目相看的是，在人性被毀的瘋狂年代，她依然善惡分明，閃耀出人性的光輝,是那些走紅的政治家無法比擬的。從此，我腦海裏烙下她的形象，頭頂一方藍花頭巾，口露一對金牙，生氣時肆無忌憚罵人,高興時發出咯咯爽朗的笑聲。

有天晚上，我在囚室裏聞到老蔡婆肆無忌憚的哭罵聲：“我犯了哪條王法？為什麽抓我？有本事打老蔣去,為什麽跟我一個老太婆過不去？你們這些惡魔一定不得好死，老天爺會收拾你們！”

我心裏一愣，為什麽抓老蔡婆，是不是跟我接觸被人告發連累了她？

“你這個死老婆子，為什麽整天燒香拜神詛咒我們？”紅糾隊頭的聲音。

“我燒香拜神祈求保佑好人平安，礙你們什麽事？”

我終於聽明白，老蔡婆被抓不是我所連累，心裏稍安，不過仍為她的命運擔心。

老蔡婆肆無忌憚的痛罵，弄得新生的紅色政權很丟麵子，無可奈何，隻好把她放了。

十一月中的一天，我妻子背著剛滿月的小兒子來探監，叫我給起個名字.大半年不見，妻子麵容憔悴了許多，臉上布了黑斑，我知道都是因我給她造成的沉重負擔所致，如果我不是那麽熱心響應領袖號召投身“文革“，而做名袖手旁觀的逍遙派，不但可免去一切災難，還可守住老婆孩子享享天倫之樂。但世上是沒有後悔藥吃的，能在無數次死亡威脅中存活下來與妻兒見麵，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小兒子在繈褓中熟睡，當然不知道中華大地上發生的悲劇。悲劇還沒結束，我的命運還難預料，想了一下,我三個孩子，女兒老大叫沁芳，老二沁平，小兒子就叫沁忠吧,承我一個“忠”字。用意有二，一,希望他忠於祖國，忠於人民，做個忠誠老實之人；二,萬一我躲不過這場劫難，大忠沒了，有小忠在，讓他銘記父輩的遭遇，從中記取教訓。

不久，根據“給出路”和“逐步解放幹部”的政策，革委會給我們辦起了學習班，指定學習《南京政府向何處去》、《別了司徒雷登》之類的毛著，結合心得體會寫檢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又不得不照辦。果真，通過這一程序，一批批的囚徒恢複了自由，我也於八九年元旦前夕獲得了解放。接著，根據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要下放幹部勞動，表麵上是人人自願報名，實際上革委會已作了內定，這次革委會異常慷慨無私，把下放光榮全給了所謂“站錯隊”的幹部，教師以及工人。下放去向有三種選擇，一可以回自己家鄉；二可以投親靠友；三由學校統一組織安排。我眷戀故土，選擇了回鄉。出了光榮榜，贈了毛著和紀念品，革委會限令我們必須在“九大”召開之前離開南寧。我對學校毫無留戀，於三月中旬與妻兒告別，踏上了返鄉之路。

 

九  下放回鄉的日子

 

在南寧三中受盡折磨後，我被下放鄉村改造，我選擇了回家鄉去。

船到了桂平，轉乘汽車。快到大宣時，我心情有點激動，曆經磨難回到可愛的故鄉。我的家在穀山大隊洞尾村，四麵青山環抱，清徹的小河水從村邊流過。登山遠眺，東麵是日夜奔流的大湟江，南麵是奇峰突起的白石洞天和聞名遐爾的桂平西山，西麵是峰巒疊翠的紫荊山，北麵是雲霧繚繞，直插雲霄的大瑤山，那奇麗，那壯美，讓人不得不驚歎大自然的偉大。離開了南寧犲狼當道的地獄，回到風景如畫的故鄉，我感到一種跳出樊籠，回歸自然的暢快。

在家鄉的日子，兄嫂的關照，鄉親的關懷，讓我感受到久違的親情，掃清心頭的陰霾，恢複昔日的豁達開朗。但在交談中，我知道許多事情，心情又沉重起來，剛到家鄉的輕鬆感覺沒有了。

 

（一 ）家鄉的“文革大屠殺”

 

廣西大屠殺的日子，家鄉也曾是一個殺人的屠場。

當時，晚上鄰村的高音喇叭，常播出當天階級鬥爭的“戰績”，最多的一次，是上瑤大隊，一天消滅了十六個“階級敵人”。所謂“消滅”，就是把四類分子及其家屬，還有“四·二二”群眾殺害了。這種公開宣揚殺人有功的風氣，造成殺人競賽，互相效仿，互相攀比，所幸的是，穀山大隊有位參軍回來當黨支書的,叫李俊中,他告誡人們人命關天,不能亂來,沒有卷入這場殺人竟賽。

我哥德華，廣西革大畢業，是最早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知識分子，他辭職回來當生產隊長，一心帶領村民走致富之路，曾取得可喜的成績,工分值列公社前茅，他生性耿直倔強，疾惡如仇，原不參加那一派，後看到“四·二二”受欺壓，毅然參加“四·二二”。本大隊沒人為難他，可鄰近王舉大隊的“聯指”抓走了他，要把他幹掉，急得我嫂去求李支書，在他幹預下才放人,不然，這次回鄉我就見不著哥哥了。

我十分欣慰，在瘋狂年代，我的家鄉依然保存淳樸的民風，沒有卷入瘋狂，沒派一兵一卒進城武鬥。

農民本來很純樸善良，他們對無法無天的混亂現象極為反感。村民說，他們到大宣趕圩，看到一批人被掛黑牌戴高帽遊鬥，街頭還沒走到街尾就被亂棍打死了,這是什麽世道！

那年月到底冤死了多少人，誰也無法計算,卻見大湟江日夜有一串串的屍體漂流而下。廣東人怕帶來瘟疫，派人到梧州附近大江轉彎處懸賞，每打撈一具屍體就地埋掉給十塊錢。許多當地人爭相去撈這種外塊。

在眾多的被害者之中，有一人最令鄉裏人痛惜和緬懷，他就是上瑤大隊的老郎中陳壽全。他家雖是地主，他卻一向靠行醫謀生，而且醫術高明，醫德高尚，給病人治病從不講錢，由病人依自己能力給，遇上拿不出錢的病人，連藥費都賠了。在貧窮落後，缺醫少藥的農村，他造福一方，挽救過多少人的生命，其中有我的侄兒春生。聽我嫂說，春生兩三歲時患了場大病，已昏死過去，放出廳堂準備叫人排掩埋，我哥當時在外工作，嫂子毫無辦法，隻是痛哭流涕。幸好我堂弟德清，連夜去找到老郎中，吃了他幾服藥好了，揀回侄兒的小命。如此功德無量的陳醫生，與兒子一起被無端殺害，怎不叫人痛惜？

有一天路經一山腳，同行者指著個荒墳告訴我，許明山就埋在這裏。許明山是我堂舅父，原在家鄉當小學老師，五六年與我同時參加高考，他考取桂林師院，我考取哈爾濱外語學院，為遙遠的路費犯愁，他慷概給予資助，我心存感激，一直不敢忘記。畢業後他回家鄉在一所中學任教，“文革”參加“四·二二”。人人知道，鄉鎮農村，“四·二二”處絕對劣勢，不敢亂說亂動，大屠殺中，看見到處殺人，他想外逃避難，剛走到風門坳就被“聯指”抓獲，就地殺害，身上錢財洗劫一空，丟下屍骸永伴荒山。我們是五六年初秋告別的，一直無緣相會，想不到此刻相會，一個在陽間，一個卻到了陰間，我采了束野菊放在他墳前，表達我的哀思，心裏對他說：“明山舅父，你死得真冤，總有一天會得到平反昭雪的。”

一個趕集的日子，我走過北街，忽然有人呼叫我的名字，我掉頭看，原來是老同學梁積生，多年不見，我們親熱聊起各自的經曆。他中山大學畢業，分到靈山中學任教。靈山在大屠殺中極為慘烈，好些地方把四類分子斬盡殺絕，要創造“四無大隊”、“四無公社”的奇跡。除四類分子，還有被誣為“反共救國團”的“四·二二”也一起殺害。那段日子，每天都有一批人被拉去槍斃，梁積生是“四·二二”成員，自知在劫難逃，留下遺囑，把錢財埋藏好，寫信給家裏交待後事。果然，有一天，他和一批難友被押赴刑場，恰好上頭來了緊急文件，禁止殺人。縣武裝部有位黃科長，對亂殺人現象很反感，可是職低權輕，無力製止。這回可有了上方寶劍，他急忙騎上自行車趕赴刑場，那批殺手正舉槍對準梁積生等人，忽然有人大喊“住手！”

殺手一愣：“哦，是黃科長，什麽事？”

黃科長：“上級下了文件，不得再殺人。”

“黃科長，既然拉來了，還拉回去？多費事，幹脆殺了，算最後一批。”殺手還想動手。

黃科長拔出手槍：“誰敢抗命，我就斃了誰！”

一批已到了鬼門關的無辜者得以幸免。其中包括梁積生。講起這段經曆，他還心有餘悸。想不到，他和我一樣，是從死神手中逃脫的幸存者。

和同學、朋友交談中，我得知不少故人也死於非命，與黎啟耀同時被殺害的，有我同學的哥哥高善雲，還有一位我中學時代就很敬仰的黃寶鑒。他出身革命軍人家庭，從小隨父南征北戰，成了一名出色的軍人，在縣武裝部當領導。他儀表堂堂，口才很好，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常被請去中學作報告，我曾聆聽過他的報告，深為他的儀表、口才、風度所折服，不少女同學為之傾倒，後來他選擇了我同學的妹妹,能歌善舞，美貌絕倫的潯高女生戴美英，婚後轉業到潯高當領導兼政治教員。“文革”潯高是全城“四·二二”唯一據點，“聯指”調集大批民兵圍攻，攻陷，黃寶鑒和他的同伴成了俘虜，慘遭殺害。可憐他戎馬半生，沒死於戰場，卻死在自己人的槍口下，留下年輕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孩子，還有年邁的雙親。

我的老師彭臻祥，他教三角簡直無與倫比，畫一個等邊六角形，把幾十條公式全歸納其中，令人終生難忘。他為人正直，反右時成了右派，遣送回博白老家，大屠殺時被拉出房門打死，他的遺孀帶著小孩四處逃難。

我的班主任兼政治老師陳了，早年參加地下黨，打遊擊，為新中國的誕生立過汗馬功勞。他思想活躍，很有見地，無端成了右派，趕回老家博白，大屠殺時見風頭不對，及時外逃，浪跡天涯，才幸免於難。

有一次節假日往縣城跑，看看妻子兒女。在街上，妻子眼尖，看見一位同學：“三姐”。她名字叫李瑞華，“三姐”是同學對她親熱的稱呼，是潯中高二十一班同班同學，人長得苗條俊美，能歌善舞，待人熱誠，同學都很喜歡她。多年不見，眼前的她大變樣了，麵色青黃，眼睛充滿悲哀，手牽著個小女孩，還背著個出世不久的男孩。我妻子急忙領她進嫂嫂家掩上門，還沒開口，她已淚如泉湧，泣不成聲，小女孩也跟著哭。妻子掏出錢叫我女兒阿芳，領小妹妹去買兩塊發糕，三姐開始向我們訴說她悲慘的故事。高中畢業，她沒能上大學，在縣城做了代課老師，跟高年級同學黎啟耀結了婚，黎是水電局幹部，小家庭生活還過得去。“文革”中，黎參加“四·二二”，大屠殺時被抓去活活打死，還誣蔑是“畏罪自殺”，後來瑞華被趕到鄉下，生活來源完全斷絕，被逼到絕境，多次想自殺，可不忍心丟下孩子，而且肚裏還有一個，隻好苦苦掙紮活下來。聽了哭訴，妻子也哭了。我緊咬嘴唇，淚水盈眶，心情極為悲憤，心中發出呼叫：“文革”啊，你究竟製造了多少人間悲劇？！”

用農民的話說，“文革大屠殺”的慘烈景象，是盤古開天地以來沒見過的，悲慘的故事實在太多太多，無法一一寫出來。

（二）   當選學毛著積極分子

 

 我們家鄉本是窮鄉僻壤，但這次回去所見，鄉親生活的困苦卻出符我意料之外，剛到家鄉鎮是黃昏時分，下著濛濛春雨，下車走向圩街之時，眼前出現讓我驚呆的一幕——圩頭的一座破窯，爬出一個衣衫襤褸的男孩，象猴子一樣用四肢行走覓食，顯然，他是身體殘疾，無依無靠的小乞丐。我心裏不禁發出慨歎:故鄉啊，闊別多年，想不到你還是那麽貧窮、落後、淒涼！加之“文革大屠殺”後，人心浮動，惶恐不安，無處不是一片肅殺的死寂。

我心裏很不是滋味，決心既來之則安之，跟鄉親一道為改變家鄉麵貌努力奮鬥。我是名帶著工資，不拿工分的社員，白天和大家一起幹活，晚上到隊裏傳播文化，教大家唱歌，我把生產隊當成自己的家，主動和隊幹一起謀劃致富的門路，去做一切有利於隊裏的事.在我積極倡導之下.許多山溝種上經濟效益較好的竹子.看到村裏缺醫少藥看病難，我拿出些錢購買些常用藥品，搞了個藥箱，一來方便自己，二來方便群眾，誰有小傷小病，都得到及時無償治療。想不到小藥箱也能發揮大作用，有個叫李玉輝的社員肚子痛，一個大男人痛得在床上打滾哭喊，叫爹喊娘,他家裏人慌了急忙跑來找我，我背起藥箱去看，判斷是患腸胃炎，給了些消炎藥和止痛片服下，果然藥到病除。村裏人把我當成無所不曉的能人，遇到什麽事都願找我幫忙解決，我成了村裏最受歡迎的人。

我帶回的一輛舊單車，是村裏破天荒的第一車，引出一批青壯年爭相學騎，不久村裏買車人逐漸多了起來，當然都是買舊車.從此村裏就多了一種交通工具。

我的歸來，確實讓村裏出現新氣象，充滿歡歌笑語，大隊得知，要我去組建文藝宣傳隊，白天幹活，晚上到大隊部指導排練，我成了最忙碌的人，卻感到充實愉快，尤其和一批純樸青年結為好朋友。

在共同勞動生活中，我和鄉親們建立了深厚友情，隊裏接到上級通知，要選一名學毛著積極分子參加公社積代會，群眾一致推選了我，我出席了金田公社召開的積代會。

春耕忙完，生產隊接到通知，要抽派若幹勞力參加金田電站建設。這是家鄉有史以來最大的工程，長期受壓抑的群眾生產積極性如火山迸發，我也按耐不住自己的激情，以一個普通民工的身份報名參加。

電站壩址選在紫荊山前的風門坳，這裏曾是百多年前太平天國起義的發祥地，有一副對聯為證：“暫借荊山棲彩鳳，料將紫水活蛟龍。”太平軍曾在風門坳與清軍鏖戰，如今，金田兒女在這片古戰場上進行建設家鄉的戰鬥。受熱火朝天的氛圍感染，我這個逾而立之年的知識分子也煥發了青春活力，挑起百多斤沙石健步如飛。這段日子，給我留下愉快難忘的記憶。

農村大隊小學都要改為戴帽初中，師資不夠，大隊調我去任教，於是我重新走上講台，不過教的不是城市青年,而是農村娃娃，別有一番情趣。農村學校師資缺乏，需要什麽就得教什麽，我教起物理和音樂，很受學生歡迎。

 

 

厄運重來

 

有一天，我從學校回家，幾個農民弟兄來告訴我，上頭派人來調查我在農村有什麽破壞活動，農民一致說絕對沒有，還為我評功擺好，來者一無所獲悻悻而去。我問了來者的特征，一下就猜著是三中的體育老師，“文革”惡棍曾XX，他們是特來搜尋我在農村的新“罪證”的。古話說：“人正不怕影子歪。”我光明磊落，無任何把柄可抓，能奈我何？所以我沒把這事放在心上。

八月，趁學校放假，我為生產隊水力加工場尋找電機回了趟南寧，住在廣西綜合設計院我妻子黃美聰家，和妻子兒女團聚，大半年不見，小兒子已呀呀學語，津津有味地品嚐我從家鄉帶來的龍眼，吃完伸手：“叔叔，還要。”妻子不無傷感說：“你看，兒子都不認識你了。”

第二天中午，我還來不及去辦事，革委會派了陳XX，曾XX兩位“功臣”，帶著幾個紅衛兵，闖進家裏強行把我押走，到了學校就軟禁起來。接著召開全校批鬥大會，我又重新站到了禮堂舞台中央，不過和以前大不一樣，一是被批鬥的不是一大群，而隻有我孤零零一個；二是批鬥方式不象過去那麽野蠻，既不打罵，也不罰跪，隻是列數我新的“罪狀”。我坦然洗耳恭聽。

革委會領導信口雌黃，大放獗詞：“革命的師生員工們，今天我們批鬥這個人，除老三中外，很多人不認識，他叫張德忠，文化大革命中追隨‘劉鄧陶，賀霍傅謝袁’，犯下了嚴重罪行，為了給他一個脫胎換骨，改過自新的機會，把他下放回鄉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可是他不懂珍惜，不老實改造，而假裝積極，騙取信任，用小恩小惠收買人心，積蓄力量，企圖東山再起，再和我們無產階級較量。這就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革命的師生員工，我們可要擦亮眼眼，識被階級敵人的新陰謀，粉碎敵人的反撲，永保我們的紅色政權，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

我成了“階級鬥爭新動向”的活教材，全校每個連排（學校已改為軍事編製，年級為連，班級為排）都爭先恐後拉我去批鬥。

鬥來鬥去，都重複那幾句胡話，大家都膩味了，於是叫我到大操場鋤草，個別野蠻的學生向我投擲石塊，我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去負責看管我的曾XX‘稟報’，他冷冷地說：“那是群眾專政，你不好好認罪改造，打死我不管。”

折騰我個多月後，實在找不到任何借口又放了我。

但我回到家鄉，學校再不敢用我，我去了電站工地。為了加強宣傳工作，電站工程指揮部抽調我到宣傳部門。這部門隻有一名專職幹部叫江俊傑，是我讀潯師時的師弟，他對我的到來非常歡迎。這樣，我們有商有量把工作搞上去。我們從民工中挑選十多名知青組成文藝宣傳隊，把工地上好人好事編成節目演出，以激勵民工的幹勁，收到良好效果。有次山洪暴發，有位青年為搶救國家財產被洪水卷走了，我們及時把這動人場麵搬上舞台，觀眾感動得哭了。由於我們的努力，電站宣傳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在縣裏頗有影響，可是卻忙壞了我們師兄弟倆，因為從采訪、寫稿、創作、編導都是我們兩人。全電站數我學曆最高，領導、群眾都寄予厚望，多盡點力責無旁貸。除了給宣傳隊編導節目之外，還常給縣報，縣廣播站寫搞，而且每篇都一字不改照登照播，我成了頗有影響的人物，受到上上下下的尊重.我還積極引薦區文化大院一批表演藝術家來演出,他們的精湛表演,轟動了電站,轟動了金田.,這段歲月，是我才能得以充分發揮，也是我最忙碌最愉快難忘的日子。我要用事實向搞派性專政的人證明，我張德忠是怎麽樣的一個人，世界上有這樣為國為民忍辱負重，努力工作的階級敵人嗎？

一九七0年仲夏，接到弟弟德全來電，告知父親病逝，我即赴柳州奔喪。麵對父親白發蒼蒼的遺體，我心如刀絞。父親勤勞一生，雖年逾古稀，但身體硬朗，極少生病，他是腦溢血突發謝世的。我明白，這種病多半是為我長期操心所致。我為失去最親的親人痛心不已，鬱鬱寡歡。

返回電站，我全身心投入工作，可是一個所謂清查“五一六”的運動，再把我打入災難的深淵。

十  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六日，自治區黨委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據此，在全廣西的城鎮掀起了“清查”運動，大抓“五·一六”分子。廣西的當權者大張旗鼓地清查所謂“五一六”分子，是借機繼續迫害原“四二二”的骨幹，為掩裝蓋他們大屠殺的罪行。

曆史已經證明，這場曆時三年多的運動，沒查出半個“五·一六”，卻摧殘了一大批元辜者，甚至逼死了不少人，當中就有區革委會副主任龍智銘。

 

下麵就講述我在清查中的遭遇。

七一年夏末，我正忙於電站的宣傳工作，一天中午，領導通知我立刻收拾行李到縣革委會，還派了專車和保衛員蒙XX“護送“。到了縣革委接待廳，我一眼看見了“金牙”，他滿臉堆笑，露出燦燦金牙，主動上前跟我握手問好，那份超乎尋常的熱情，猶如久別重逢的親友，還介紹跟在他身邊的青年：“他叫小黃，工宣隊員，學校特意派我們倆來接你回去參加學習班，學習班結束，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縣革委領導客客氣氣地誇獎我在農村，特別是在電站時的出色表現。“金牙”當即表示一定如實向校領導匯報。

盡管“金牙”以好話掩蓋其真實來意，但據已往經驗，我意識到風雲又起，來者不善。我提出要去幹校和妻子告別，拿點衣物，“金牙”不許。我說至少讓我打個電話告知一聲。“金牙”勉強點頭，卻一步不離盯在我身旁。我拔了好多次電話總不通，我不敢鬆懈，一次再次的撥，終於通了，把“金牙”的話轉告妻子，妻子說馬上帶女兒乘船來見我，我苦等了一個下午不見人影，後來知道是“金牙”做了手腳，本來我妻子女兒已下了船，被幹校領導追來強令上岸。

第二天，我被“金牙，小黃“護送”回到南寧，到火車站的時間是下午六時許，太陽正下山，“金牙”故意拖至夜幕降臨才回學校，目的是不讓我接觸到任何人。

到了學校，我被投入以前關押我們的牢房，每個窗口用鐵皮封得死死的，更象監獄。曾XX來收繳我隨身帶的刮胡刀等生活用品，連褲腰帶也解給他，並明令我不得與任何人接觸，不許寫信。此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又成了囚徒。

盧冬一直沒得到解放，老早被關了進來，整座實驗樓，隻關了我們兩名囚徒，顯得空蕩蕩的。不過其他房間已全改成牢房，打算從我和盧冬身上打開缺口，製造出大批的囚徒。

南寧市黨委派來的專案組公開亮相了，他們宣布是奉命來清查“五·一六”的，對我們實行隔離審查，重申“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和不得與外界聯係（包括書信）的紀律。專案組成員大多是三中原來的學生，我熟悉的有孫XX，黃XX等，當中有我親自教過的。他們的水平我早領教過。以前，把我整得死去活來的是他們，如今來審查又是他們。最令我憤慨的，我本來已獲得解放，下放期間的表現得到當地群眾和政府的認可，為什麽毫無根據地要抓就抓，要關就關，把我當成敵人？天理何在？人權何在？不管打什麽旗號，我從心底藐視他們，憤然頂撞，他們知道我有反抗情緒，用大帽子壓我，吼道：“你反對我們，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因為我們是市委派來的，市委是區黨委領導的，區黨委是黨中央、毛主席領導的，所以，反對我們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我輕蔑一笑，心裏罵道：“蠢貨，老師可沒給你們教過這樣的混帳邏輯。”後來細想，不能全怪學生，因為這不是他們的發明，“文革”以來，為了階級鬥爭的需要，這種混帳邏輯普遍流行，流到哪裏，哪裏文明被毀，冤案如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學生隻是另一類受害者而已。

為了懲戒我的不馴，專案組常舉辦小型批鬥會，讓橫蠻無知的紅糾隊來對付我。

一天，收到女兒阿芳的來信，她剛上幹校小學讀書，第一次學寫信，雖然雅嫩，卻充滿對父親的關愛，給我莫大安慰，讓我體味到“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那種感覺。每當心裏苦悶，思念親人之時，我就拿出來讀，不知讀了多少遍。

專案組又搬老一套，要我學習《南京政府向何處去》、《別了司徒雷登》之類的毛著，逼我交待“五·一六”罪行，不存在的事怎麽交待？於是硬說我態度頑固、“惡劣”，加強對我的懲治，不許吃肉，不給買煙。學校私設的監獄，比國家的正式監獄還不講人道，不給放風，不給探視：完全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我弟德全是工宣隊長，按說也和他們一樣是“文革”功臣，來到學校要見我，遭到擋駕，我的同學摯友吳石生，是軍隊幹部，從北京轉業回玉林，特地經南寧來校看望我，還有我高中同桌黃傑良出差南寧來看望，一概遭到拒絕，就是在國民黨統治時代，也還允許探監，為什麽在一向標榜社會主義無比優越的國度裏，倒取消了允許探監這一國際慣例？何況我並不是真正的犯人。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和盧冬完完全全失去了自由，吃飯，買煙全由紅糾隊控製。他們不給我們吃肉，我們隻能吃素。他們什麽時候給買，我們什麽時候才能吃。不給吃肉倒無所謂，不給買煙可真難住我們。因為煙早已成了我們解悶消愁，不可或缺的好朋友，在斷煙的日子，我極為狼狽，不得不象乞丐那樣，去揀回以前丟掉的煙屁股解饞。

學生貪玩，往往在打完球後才去打飯，隻要到些殘羹冷飯，有時連殘羹冷飯也沒了，我們隻好餓肚子。長期的折磨，盧冬肺病複發，我患上了胃病，疼痛難忍，革委會是不給“敵人”治病的，我們隻能靠自己的意誌與病魔抗爭，此外隻能聽天由命了。紅糾隊都是從學生中挑選出來的，立場最堅定，心腸最硬，他們是沒有惻隱之心的，從其頭頭就可知道,頭頭有兩個,一是梁XX，一是黃XX，就是跟“金牙”到桂平押我回來的工宣隊“小黃”。其實他不是工宣隊，和梁XX一樣，是三中初中學生，因打人，追害老師有功，免去了上山下鄉之苦，留校重用，專管紅糾隊和在校勞動改造的“牛鬼蛇神”。

為了攻克我這個頑固的堡壘，專案組想出最毒的一招，將我挪到一個原來做教室的大房間，他們也搬來一起住，一天二十四小時輪翻審問,不給我片刻休息。最陰毒的人稱之老李頭的那位，年近半百，老奸巨滑，審問時斜坐著，一雙臭腳擱在我麵前，一邊用指頭摳鼻子，一邊提出一連串難題逼令我回答，整個作派就象流泯無賴叫人惡心。

“X年X月X日，你在什麽地方？和誰在一起？幹了什麽？”無賴發問。

任何天才也無法記清自己幾年前每一天所在的地方，所接觸的人和事，當然答不上來，老李頭便大發雷霆，拍桌怒吼：“你不老實，告訴你，你怎麽參加”五·一六“，上下關係是誰，幹了什麽壞事，我們已了如指掌，不交待也同樣可以定罪，讓你自己說出來，是給你一個坦白從寬的機會，你要是不識好歹，等待你的將是可悲的下場。”

我心裏清楚，這種恐嚇戰術，是他們慣用的伎倆，我並不怕，可怕的是二十四小時的輪番轟炸，不讓你合眼。最初幾天還挺得住，越往後越難熬，真是生不如死，自殺的念頭日益強烈。我甚至寫好了遺囑，設想過幾種自殺方案，可當我要實行之時，耳邊響起女兒的話音，腦海浮現親人的麵容，感到我許多許多責任未了，就咬緊牙關活下去。

“九·一三”林彪摔死於溫都爾汗，專案組的態度明顯改變，不但不再逼我，還允許我自己去食堂打飯，允許在紅糾隊監護下到附近商店買生活用品。我異常興奮、心想，天該亮了。可我太天真了，忘了“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的曆史典故。

有一天，我 到琅邊商店買東西，看到一本《控訴法西斯》的書，順手買了回來，晚上一口氣把它看完，書的內容深深吸引了我，在精彩之處畫上紅杠。該書是記錄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法庭上的講話，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發生於德國，震驚世界的一件大事，希特勒上台不久，為了實現稱霸世界的野心，製造一樁國會縱火案，把國際共運領導人季米特洛夫逮捕入獄，企圖加罪於他，在萊比錫法庭進行審判。季米特洛夫卻把法西斯的法庭，變成了控訴法西斯的講壇，這段曆史我很熟知，但今天重溫別有一番感受。季米特洛夫氣勢如虹，藐視法西斯的英雄氣概給我很大鼓舞，其犀利如劍的詞鋒和無懈可擊的邏輯（這才是該學的真正邏輯）給了我智慧。我和季米特洛夫所處的時代和環境雖大不相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都是蒙冤受屈者，要麵對強大的勢力來捍衛真理，捍衛自己的尊嚴，偉大的榜樣給了我無窮的智慧和力量。我不再屈服於強權淫威，敢理直氣壯跟他們論理。當權者感到不妙，立即查抄我的住處，搜走了那本新書及所有書寫的文字,並精心策劃了一場批鬥會。

批鬥會在合班教室舉行，全體教職工參加.這是清查以來最公開，規模最大的批鬥會，由從一名普通職工直升上去的革委會副主任李XX主持。經受過無數次批鬥，多嚴酷的場麵都闖過了，所以我毫無畏懼，倒反高興，因為我終於得一個公開辯解，讓群眾判斷孰是孰非的機會，我孤身站在台上，沉著冷靜應對事先安排好的“炮手”的轟擊，一場有趣的較量開始了。

“張德忠，要你交待‘五·一六’罪行，你為什麽負偶頑抗？”主持人先質問。

有人竊竊偷笑，我也差點笑出來，原來主持人張口就出了敗筆，把“隅”字錯說成“偶”。把‘’負隅頑抗”說成”負偶頑抗”.因為不是在課堂，我無心給她糾正，而要抓住要害反擊:”請問，你們查了那麽久，查出一個“五·一六”了嗎？既然沒有“五·一六”，哪來“五·一六”罪行？你們沒任何證據，就定我為“五·一六”，逼我交代“五·一六”罪行，說輕了是本末倒置，說重了是政治迫害。”

主持人傻了，群眾私下議論。

“你最近看了什麽書？”炮手急轉話題。

“在這地方，我能看什麽，隻能是毛主席著作，哦，還有前兩天買的一本《控訴法西斯》。”

“你不好好學毛著交待問題，為什麽還看別的閑書？”另一炮手責問。

“你錯了，我學毛著下的功夫不比你少，不信就比一比，看誰背誦得多。至於把那本書看作‘閑書’，更是大錯特錯。請問你看過嗎？告訴你，它是講述國際共運領袖季米特洛夫，如何把法西斯法庭變成控訴法西斯罪行，宣揚革命真理的講壇，是一本難得的好書，是最新出版發行的，你居然說是不該看的‘閑書’？”

炮手啞然，額上冒汗。

群眾交頭接耳。

“你為什麽在書裏劃了那麽多紅杠杠，是不是把我們看成法西斯，把你自己當成季末特米特洛夫？”主持人想挽回敗局，反而弄巧成拙，自己點破“法西斯”一詞，讓群眾聯想起一係列暴行，這和“此地無銀”一樣愚蠢。

我心裏在笑，嘴上卻說：“這是什麽邏輯？能這樣類比嗎？你們常要我學習《南京政府向何處去》，還有《別了司徒雷登》，想必你也讀過也劃過紅杠杠，那麽請問，誰是毛主席，誰是司德雷登？”

群眾哄笑起來，炮手瞠目結舌。

惱羞成怒的主持人隻得高呼口號“打倒張德忠！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把他押回去！”隨主持人最後一聲令下，我被押出會場。

回到住處，我意外發現了一種奇觀，門上牆上，桌上，床上，甚至蚊帳頂上，貼滿了威脅性的標語。我心裏發笑：黔驢技窮了。

度步房裏，我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暢快，想不到今天短短的較量，就輕易地讓他們敗下陣來，我更堅信，真理終將戰勝謬誤，正義必將戰勝邪惡，金色的陽光很快就能重照中華大地。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的歌聲多麽響亮……”我情不自禁唱起來。

通過這次，我喜歡上批鬥會，盼著多開，因為隻有通過這種特殊方式，我才能公開亮明觀點，讓群眾了解事實真相。可是我總盼不來了，因為此後再不敢搞批鬥，既不放人，也不處理，把我撂在一邊。我一人在大房子裏，白天鍛練身體，晚上學學唱歌，把我平生最喜歡的歌曲，一支支唱下去，有嶽飛的《滿江紅》、《國際歌》、《紅梅讚》、……歌唱把我帶到一個優美純淨的世界，忘了煩惱，忘了憂愁和痛苦。

過了些日子，校領導安排我到第三棟教室樓梯間的小房間去住，限製我的活動範圍隻在校園，每天派幾名學生在我住處外，象特務似的對我監視。

七三年初，校革委會在圖書館閱覽室召開全體教職工大會，傳達市委文件，宣布對我和盧冬的處理決定。此前，先列數我們犯的“嚴重錯誤”（不叫罪行了）讓大家繼續揭發，有位發言者揭發盧冬曾企圖炸掉邕江大橋。盧冬當即臉色發白，不是害怕，而是震驚，想不到那位共事多年一向被認為最老實的同事，為了邀功，如此傷天害理的謠言也造得出來，真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文革”不知把多少好人教唆壞了。

市委對我的處理是，開除留用，降一級工資。對盧冬的處理，開除出幹部隊伍，工資由副科級降至四十六元。

宣布之後，由預先安排好的教工代表，共青團代表上台發言表示，堅決擁護市委的“正確”決定。卻不給我們申辯的權利。

我極為不服，本來是以“清查”五·一六”名義把我重新關進來的，現在“五·一六”問題隻字不提，證明這是一宗冤假錯案，至少該向我賠禮道歉才對，憑什麽給我那重的處分，我憤慨難平。封建社會還可以到衙門擊鼓鳴冤，如今是革委會派性的一統天下，我上哪兒鳴冤？無力跟強權抗爭，隻能聽由擺布，從此我加入到“牛鬼”行列，一起接受勞動改造，什麽髒活累活都幹了，先是放牛，後是養豬，打磚，進校辦工廠。自己跟自己開玩笑說,他們當官我也當倌,他們當的是有權有勢的官,我當的是任人擺抪的牛倌豬倌。小時候在農村放過牛，想不到二十餘年後 繞了個大圈子又重操舊業.。

人不管身處順境逆境，總是要過日子，如何在逆境中過好自己的日子，老教師李啟林給我樹立了榜樣。

李老師教了大半輩子書，“文革”伊始和其他老教師一樣被打成“牛鬼”，還指定他為“牛鬼”隊長，每天帶領劉擇之、李偉昌、羅梓元、梁禧等一批老教師去掃廁所、清掃校園。學校有輛拉貨的馬車，專由他負責，他常架著馬車進出運貨，他身材高瘦，滿臉胡子，一副愁容，樣子很象唐吉訶德，顯得滑稽可笑，紅糾隊常拿他侮辱取樂，我親睹過這樣的一幕：

那是在大批鬥歲月的一個黃昏，李老師拖著疲憊的身體走近紅糾隊駐地：“報告，今天的勞動任務已經完成。”

“沒有偷懶耍奸的？”紅糾隊問。

“天地良心，絕對不敢。”

紅糾隊已有人忍不住笑，另一個故作嚴肅，飛起一腳，踢中李老師屁股。

“哎喲，別踢那麽疼嘛，君子動口不動腳。”李老師邊揉屁股，邊嘟嘟囔囔。

許多紅糾隊員忍俊不禁笑出聲來，其中一個強忍住，大聲喝道：“滾！”

“是，滾.”

李老師剛轉身離去，紅糾隊笑得人仰馬翻，還有人揉肚子，拭眼淚。躲在後麵的“金牙”，也咧開嘴，欣賞剛才的精彩一幕。

據說紅糾隊詐李老師交待罪行，他認認真真說自己犯了滔天大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他挑起的，紅糾隊誤認他神經有毛病，其實正是他大智惹愚的表現。在充滿荒謬和愚蠢的年代，他以謬製謬，以愚製愚，減少對自己的傷害。他懂得苦中尋樂，無人監視的勞動中，他有說有笑，愛哼幾句粵曲，喜歡逗小孩玩，保持一顆童心。他肚子裏有說不完的笑料和有趣的故事，給難友們帶來很大樂趣，大家都喜歡他，尊敬他。多少年過去了，我心裏還埋藏著他講的一個故事——以前，一個老農在橋頭賣菠菜，生意很好，一擔菜隻剩一把，此刻，同時來了三個人爭著要買，老農為難，想了個辦法判定賣給誰，他指著橋頭“清和橋”三個字，要三個人依次用一個字起頭作一首詩。第一個是和尚，他以清字起頭先作“有水也是清，無水也是青，去水加爭便是靜。清清靜靜真可愛，豆腐煮菠菜。”第二個是秀才，以“和”字起頭：“有口也是和，無口也是禾，去口加鬥便是科，金科高中多可愛，牛肉煮菠菜”。第三個是窮姑娘，以“橋”字起頭，“有木也是橋，無木也是喬，去木加女便是嬌，嬌嬌滴滴真可愛，菠菜煮菠菜。”老農聽完決定把菜賣給窮姑娘。

李老始終以豁達樂觀的態度，懷著一顆童心麵對人生，使他戰勝了一切艱難困苦獲得長壽，以九十四歲高齡謝世。謝世之前，還做了個驚人之舉，立下遺囑要喪事喜辦，宴請當年與之患難與共的難友和曾給過他同情幫助的人，卻不請“金牙”那類惡人。他的子女，忠實履行了他的遺囑。

李老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他的風範卻永留親友心中。

當年李老的言傳身教。使我在逆境中變得樂觀起來，每當放牛至郊野或文錢渡邊，我便放聲歌唱，或朗誦優秀的詩篇，最常誦的是屈原的《離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三中校園很大，到處有空地綠草，我也常在校內放牧。有次在路口遇見了馬繼虞老師，他是三中的元老，早就退了休，平時謹言慎行，“文革”沒受多大衝擊，他主動走到我麵前：“張老師，別灰心，將軍也有落難放馬的時候。”我頓時明白，馬老是有意守候路口來安慰鼓勵我的，我充滿對老前輩的感激之情。

在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再度受盡非人的折磨中，有好人的安慰和鼓勵，我倍感欣慰，讓我相信韋國清為頭子的廣西“文革”幫派勢力終會受正義的懲處的。

十一、開除留用

七三年初，校革委會在圖書館閱覽室召開全體教職工大會，傳達市委文件，宣布對我和盧冬的處理決定。此前，先列數我們犯的“嚴重錯誤”（不叫罪行了）讓大家繼續揭發，有位發言者揭發盧冬曾企圖炸掉邕江大橋。盧冬當即臉色發白，不是害怕，而是震驚，想不到那位共事多年一向被認為最老實的同事，為了邀功，如此傷天害理的謠言也造得出來，真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文革”不知把多少好人教唆壞了。

市委對我的處理是，開除留用，降一級工資。對盧冬的處理，開除出幹部隊伍，工資由副科級降至四十六元。

宣布之後，由預先安排好的教工代表，共青團代表上台發言表示，堅決擁護市委的“正確”決定。卻不給我們申辯的權利。

我極為不服，本來是以“清查”五·一六”名義把我重新關進來的，現在“五·一六”問題隻字不提，證明這是一宗冤假錯案，至少該向我賠禮道歉才對，憑什麽給我那重的處分，我憤 慨 難平。

封建社會還可以到衙門擊鼓鳴冤，如今是革委會派性的一統天下，我上哪兒鳴冤？無力跟強權抗爭，隻能聽由擺布，從此我加入到“牛鬼”行列，一起接受勞動改造，什麽髒活累活都幹了，先是放牛，後是養豬，打磚，進校辦工廠。自己跟自己開玩笑說,他們當官我也當倌,他們當的是有權有勢的官,我當的是任人擺抪的牛倌豬倌。小時候在農村放過牛，想不到二十餘年後 繞了個大圈子又重操舊業.。

人不管身處順境逆境，總是要過日子，如何在逆境中過好自己的日子，老教師李啟林給我樹立了榜樣。

李老師教了大半輩子書，“文革”伊始和其他老教師一樣被打成“牛鬼”，還指定他為“牛鬼”隊長，每天帶領劉擇之、李偉昌、羅梓元、梁禧等一批老教師去掃廁所、清掃校園。學校有輛拉貨的馬車，專由他負責，他常架著馬車進出運貨，他身材高瘦，滿臉胡子，一副愁容，樣子很象唐吉訶德，顯得滑稽可笑，紅糾隊常拿他侮辱取樂，我親睹過這樣的一幕：

那是在大批鬥歲月的一個黃昏，李老師拖著疲憊的身體走近紅糾隊駐地：“報告，今天的勞動任務已經完成。”

“沒有偷懶耍奸的？”紅糾隊問。

“天地良心，絕對不敢。”

紅糾隊已有人忍不住笑，另一個故作嚴肅，飛起一腳，踢中李老師屁股。

“哎喲，別踢那麽疼嘛，君子動口不動腳。”李老師邊揉屁股，邊嘟嘟囔囔。

許多紅糾隊員忍俊不禁笑出聲來，其中一個強忍住，大聲喝道：“滾！”

“是，滾.”

李老師剛轉身離去，紅糾隊笑得人仰馬翻，還有人揉肚子，拭眼淚。躲在後麵的“金牙”，也咧開嘴，欣賞剛才的精彩一幕。

據說紅糾隊詐李老師交待罪行，他認認真真說自己犯了滔天大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他挑起的，紅糾隊誤認他神經有毛病，其實正是他大智惹愚的表現。在充滿荒謬和愚蠢的年代，他以謬製謬，以愚製愚，減少對自己的傷害。他懂得苦中尋樂，無人監視的勞動中，他有說有笑，愛哼幾句粵曲，喜歡逗小孩玩，保持一顆童心。他肚子裏有說不完的笑料和有趣的故事，給難友們帶來很大樂趣，大家都喜歡他，尊敬他。多少年過去了，我心裏還埋藏著他講的一個故事——以前，一個老農在橋頭賣菠菜，生意很好，一擔菜隻剩一把，此刻，同時來了三個人爭著要買，老農為難，想了個辦法判定賣給誰，他指著橋頭“清和橋”三個字，要三個人依次用一個字起頭作一首詩。第一個是和尚，他以清字起頭先作“有水也是清，無水也是青，去水加爭便是靜。清清靜靜真可愛，豆腐煮菠菜。”第二個是秀才，以“和”字起頭：“有口也是和，無口也是禾，去口加鬥便是科，金科高中多可愛，牛肉煮菠菜”。第三個是窮姑娘，以“橋”字起頭，“有木也是橋，無木也是喬，去木加女便是嬌，嬌嬌滴滴真可愛，菠菜煮菠菜。”老農聽完決定把菜賣給窮姑娘。

李老始終以豁達樂觀的態度，懷著一顆童心麵對人生，使他戰勝了一切艱難困苦獲得長壽，以九十四歲高齡謝世。謝世之前，還做了個驚人之舉，立下遺囑要喪事喜辦，宴請當年與之患難與共的難友和曾給過他同情幫助的人，卻不請“金牙”那類惡人。他的子女，忠實履行了他的遺囑。

李老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他的風範卻永留親友心中。

當年李老的言傳身教。使我在逆境中變得樂觀起來，每當放牛至郊野或文錢渡邊，我便放聲歌唱，或朗誦優秀的詩篇，最常誦的是屈原的《離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三中校園很大，到處有空地綠草，我也常在校內放牧。有次在路口遇見了馬繼虞老師，他是三中的元老，早就退了休，平時謹言慎行，“文革”沒受多大衝擊，他主動走到我麵前：“張老師，別灰心，將軍也有落難放馬的時候。”我頓時明白，馬老是有意守候路口來安慰鼓勵我的，我充滿對老前輩的感激之情。

出於職業習慣，我很想知道大換班後，新教師是怎麽上課的，有意放牛於教室後的草地上，跑到窗下偷聽，有次聽年青的女教師上語文，她先照報紙批判“劉鄧陶”、“伍賀霍謝袁”一通，而後才講課文，是魯迅的《拿來主義》，有位學生大概想考考老師的水平，提了個很簡單的問題，魯迅姓什麽。那老師覺得可笑，答道：“嗟，還用問嗎，魯迅當然姓魯唄。”學生哄堂大笑。我心裏很不是滋味，搖搖頭離開。

由於對國際形勢的錯誤估計，我國大搞戰備，處處在深挖洞,校園裏防空洞交錯，戰壕縱橫，有天在校園裏放牛，一頭老水牛摔下深壕死了。有人想借機再整我，但新來的領導比較客觀，認為不是故意破壞，不必小題大做，隻是調我去養豬，於是我由牛倌成了豬倌。

養豬場有三十來頭豬，工作量很大，我每天都要到飯堂挑潲水，下魚塘撈水蒲蓮，用機器打碎，煮成潲喂豬，比放牛辛苦多了，幸好學校每天派幾名學生學農給我當下手，我才勉強對付。

貧苦出身的石大娘和我作領居時，常跟我訴說她的苦難經曆，我給過她同情與幫助，想不到她念念不忘，知道我每天早上都到廚房挑潲水，她常帶些米餅，糍粑，粽子之類的小食讓我嚐，並用她家鄉桂林話好言安慰：“張老師，你是好人，好人會有好報的，我沒有文化，好人壞人還是分得清楚。那個姓李的，常來我家和老石喝酒，說話粗野，態度橫蠻，看他一身黑毛，就曉得他不是好人，我恨死了他”。石大娘說的那姓李的，就是作惡多端，血債累累的“胸毛”李天保,也是石大娘兒子的學生，“文革”使這對臭味相投的師生成了親密酒友。按說“胸毛”既是大娘家的常客，關係應該不錯，不知“胸毛”怎麽招惹了大娘，讓大娘對他恨之入骨。有一條我是知道的，“胸毛”抄砸我家時，石大娘目睹這一暴行。我想就是善惡營壘分明之故吧，正應了一句老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七三年初秋的一天上午，接到弟弟的電報，說母親病危，催我回去。我心急如焚，打算坐下午的火車赴柳州。可是在那個年代，政府對百姓太苛嚴，出門買票一定要持有革委會的證明，否則寸步難行。我趕快找到新來的革委會副主任王宴華，他很通情達理，準了我的假，叫我找掌管公章的“金牙”開具證明。可“金牙”百般  刁難,一會說要有領導的批條，一會說要工宣隊長同意，王宴華的口頭批準不算數，傷害了王的威信。王宴華十分惱火。王宴華是政法大學畢業的幹部，法治觀念強，到三中後看到“金牙”控製的紅糾隊胡作非為，隨意拘禁打罵學生，很不象話，遂下令撤消紅糾隊，引起“金牙”的記恨，故意跟他作對。“金牙”還跑到工宣隊長麵前扯是生非，以證明王宴華準我的假是錯的。經過了好大的周折，“金牙”才不得不給我開證明，可是已延誤了我赴柳州的時間。

我於第二天下午才到家，母親在昨晚深夜已與世長辭了，家裏人說，臨死前母親一直呼喚我“神生”的小名，不肯閉眼，她多盼我能回來見最後一麵，可這個機會被“金牙”無理剝奪了。麵對母親冰冷的遺體，我欲哭無淚，隻有一腔怒火：“金牙”呀“金牙”，你是畜牲，不是你母親所生！

料理完後事，我即趕回來上班，一天中午，我正在豬場煮潲，一位健壯的中年人走來先作自我介紹：“我姓羅，是新來的工宣隊副隊長。我知道你是張老師，為什麽讓你來養豬？”

“文化大革命犯了錯誤，受了處分。”我冷冷回答。

“犯了什麽錯誤，殺人放火了嗎？搞打砸搶了嗎？”羅隊長緊問。

“沒有，絕對沒有。”

“那你有什麽錯？老實告訴你，我調查了解清楚，你是個正派人，隻是蒙受了冤假錯案，受了錯誤處分。”

我大吃一驚，因為從來沒人敢為我鳴不平，尤其是工宣隊長，一下子消除了我的戒心，敞開心扉和他攀談起來，談得非常投機。他一再表示，一定要幫我平反，改正錯誤處分。可沒過多久，他被調回南寧船廠。雖然平反之事他有心無力，但我對這麽一位敢仗義執言的工人心存感激，永記住他的名字——羅德清。

中國有句老話，“一樣米養百樣人”，與羅師傅相反的是盧XX，根據形勢的需要，三中多掛了一個“南師”的牌子，開設中師班，調來盧XX做黨支部書記兼革委會主任。他是打遊擊出身的老幹部，原任市教育局長，我任三中團委書記時，常到市裏開會，跟他較熟，所以他的到來，我滿懷希望，向他陳述我對處分的意見，可沒想到他卻冷冷地說：“沒把你趕回鄉下，還算好嘛。”我很氣憤，心想，你也是挨整過的人，為什麽好了傷疤忘了疼？他在三中推行一條極左路線，鼓吹“大課堂是社會主義”，“小課堂是資本主義”，隻抓勞動，不抓教學。打倒“四人幫”，廣大師生自發上街遊行慶賀，他橫加指責，自己拿起磚刀修防空洞，遭師生唾罵，連他的女兒都反對他，成了孤家寡人。

在運動不斷的年代，當權者總想出新招來刺激百姓的神經，清查“五·一六”剛收場，接著批林批孔批周公，時下又掀起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高潮，三中又成了全市先進，在此召開經驗交流會。為表示主人好客，三中領導殺豬宰鴨大宴賓客，可酒席未散，飯堂後麵就貼滿了南師學生出的大字報，指責三中領導慷公家之慨，本身就是資產階級法權的表現，弄得主人客人都很難堪。校領導武斷認為，學生之舉，背後一定有人挑唆，這個挑唆者便是我張某，於是派“金牙”等人到南師班，要老師動員學生，揪出我這個後台挑唆犯。但此時的群眾，已非昔日任人擺布，老師拒絕，學生更為率直：“我們根本不認識他，怎麽會成了我們的後台？別把我們看得那麽幼稚，我們沒有後台，也無須後台，出大字報完全是我們所為，別扯到別人頭上。關鍵是看我們說的是不是事實，有沒有道理。”由於南師班師生的一致反對，挫敗了“金牙”等再次整我的圖謀。

一九七五年初，列為中國第二號“走資派”被打倒的鄧小平複出，在總理病重期間，實際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開展各條戰線的整頓，使每況愈下的國家出現轉機。但是,由於他拒絕按毛澤東的授意對文革作“三七”開的評價而第三次被打倒，旋即掀起聲勢浩大，以批鄧為中心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此運動中，廣西充當了急先鋒，搶先批鄧，竊踞輿論大權的派頭頭廖煒雄，則搶先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喊出打倒鄧小平的口號。敢於徹底否定文革,在大是大非麵前毫不妥協,正是一代偉人鄧公偉大品格的體現。文革是場十惡不赦的運動,它摧毀人權,毀滅人性,毀棄人間的真善美.堂堂正正一個國家主席劉少奇,願放棄一切,隻求解甲歸田,自食其力,這最低微的生存要求都不給,非得置之於死地而後快,而且死得非常淒慘.至於文革給國家生命財產造成的損失，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的災難,更是罄竹難書,有哪一點值得肯定?隻有靠文革飛黃騰達的”王,張,江,姚”,才會為之拍手稱快,以及那些既得利益者才會為之叫好,如韋國清,廖煒雄,顏景堂之流.

一九七六年元月九日，傳來周總理病逝的噩耗，我極為沉痛。記得那天。刮著寒風，下著細雨，我騎自行車從家裏趕回學校上班，一路流著淚，沉默無語，到了學校，聽說上麵來了電話，不許舉行悼念活動。全校師生員工十分憤慨，自發上街買白紙黑布，在禮堂設置靈堂開追悼大會。會上哭聲一片，李啟林老師哭昏過去，那感人的場麵，說明總理在人民中心享有無比崇高的威望。我也情不自禁寫了一首悼詩，“天低雲重壓心頭，噩耗傳來涕淚流。崇高品德揚四海，偉大功績傳五洲。鞠躬盡瘁謀國富。死而後已紓民憂，含淚繼承淩雲誌，拚將熱血續春秋。”

同年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南寧市革委會在人民公園舉行追悼大會，參加者須經單位領導審定，我和盧冬及其他“牛鬼蛇神”，沒有資格參加。

在全國各省區給中央發的唁電中，廣西獨出心裁，也給江青發唁電，表示親切慰問，討好這位“紅都女皇。”

十二、春天遲來

十月粉碎“四人幫”，全國各省區即看手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把靠“文革”整人上台的“三種人”拉下馬，追究法律責任。唯獨廣西依然如故。廣西當權者泡製出一套“特殊論”，說“文革”在全國是錯的，在廣西卻是“正確的”，拒不平反冤假錯案，拒絕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七八年慶祝自治區成立二十周年。廣西還大量印發打倒“劉鄧陶”和頌揚“文革”取得輝煌成績的書刊，大街上掛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的標語橫額。為人正直的廣西中醫學院教授黃英儒，七六年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隻因給鄧小平講了幾句公道話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獄，七八年非但不予平反,還正式判刑，送往雒容監獄勞改。這一切都在說明，“四人幫”雖然倒台了，廣西人民依然生活在“文革”的陰霾之中，中央一係列撥亂反正政策無法貫徹落實。

我的處境當然無法改變，隻是由養豬場調到磚廠，由磚廠調到校辦工廠，依然管製勞動改造。

校辦工廠為插秧機廠加工一些零部件，我負責操作一台二十噸衝床。有次出了故障，我用根鐵棒插進飛輪進行修理，故障排除忘了拿掉鐵棒，按動電鈕，飛輪帶動鐵捧砸中頭頂，頓時鮮血湧流，同事送我去醫院，檢查結果隻患了腦振蕩。回家休息兩天又上班了。這次工傷我又僥幸躲過一難，幸虧砸偏了一點，如果砸在正中，二十噸的衝力還不讓我腦袋開花，當即斃命？

有天在街上遇見了司徒耀老師，他是個老歸僑，被下放回廣東老家，打倒“四人幫”滿懷希望回到南寧，要求學校落實政策，給個住處,遭校領導拒絕，不得不帶著妻子兒女寄籬親友家中。這位和善的老人真可憐，他的一個兒子司徒港生，原是一中學生，和史妙甫在一起參加過武鬥，被“聯指”抓進集中營，不久慘遭殺害。喪子之痛加上貧病交加，司徒耀老師後來客死於親友家中。這事引起三中教工及司徒老師許多老學生的憤憤不平，在輿論壓力下，三中領導才給了間窄小的破泥房讓司徒太安身。

七七年秋，國家恢複高考，三中這所著名學府，競輸給普通中學，這是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廣大教師很著急，領導也感到壓力。盡快擺脫尷尬，提高教學質量，重塑重點中學形象，成了全校教職工的共同心聲。已解放出來抓教學的鍾碧秋、劉文強、聯同郭先安、吳藝玲、梁誌嶽、陽明熙、徐鎮旋等一大批教學骨幹，聯名向校領導建言，要起用被打成“牛鬼”的老教師，請盧冬和我出山。起用老教師沒有阻力，可讓盧冬和我出山卻阻力重重，因為我們倆是市委下達文件處分的。校領導不敢貿然行事。

南師已從三中分出單獨建校，南師領導王懷義提出，三中放著盧冬、張德忠兩位從北京來的教師不用，浪費人才，三中不用我們用，把他們調到南師來。三中領導在內外壓力下態度有所鬆動，於是陸書記找我談話。

“老張，我們校領導想安排你上課，怎麽樣？”陸書記先發話。

“不平反，我怎麽上講台？”我提出質問。

“那是兩碼事，先不談平反問題，如今隻談工作安排。工作安排是根據革命需要，過去安排你勞動是革命的需要，現在要你去上課也是革命的需要。”

好個“革命的需要”，我心裏在譏笑，這是你們的強盜邏輯，過去你們整人害人，青雲直上，我們蒙冤受屈，都是“革命的需要”？把是非功過一筆抹煞了，豈能苟同？我明確表態：“要我上課，先給我平反，否則我絕不踏上講台。”

和陸書記的談話就這樣談崩了。郭先安、吳藝玲很著急，來做我的工作：“老張，你知道嗎，我們一大批人極力爭取，領導才同意你出來的，你斷然拒絕，不是讓大家白費力了嗎？有人正巴不得呢。平反是遲早的事。管它那麽多，你先出來工作再說。”

看到同事們的熱切期待，我作了讓步，答應先出來工作，但隻批改作業，不登講台。經過郭先安等人的斡旋，與校領導達成妥協，於是我成了隻批改作業，不登台講課的老師。

七八年秋，三中正式恢複重點中學名稱，市裏調來了新校長馮宗異和教導主任梁耀新。他們原是南寧二中的校長，主任，是全市聞名的教育行家，“文革”也遭受過殘酷迫害，這次調來，有意加強改善三中的領導班子，他們不負眾望，以其平易近人的作風，和治學嚴謹的態度，很快贏得全校師生的愛戴。

由於廣西當局死抱“文革”不放，不予平反冤假錯案，引起廣大幹部群眾強烈不滿，紛紛刷出大字報，南寧朝陽廣場又成了大字報的海洋，每天招來數以萬計的人群湧去觀看。大字報不隻來自南寧，而且來自廣西各地，內容都是揭露製造冤假錯案和實行大屠殺的慘狀，觸目驚心，駭人聽聞。有不少人到區黨委門前靜坐示威,要求給蒙冤死去的親人平反昭雪，還有組團上京告狀的。當中有不少農民。當初許多農民奉命到南寧參加“平叛”喪命了，當局者授予“烈士”稱號，發撫恤金，如今中央一概撤銷，農民才大呼上當，要求追究責任，到底是誰欺騙了他們，害得他們的親人拋屍異鄉。但人死不能複生，釀成的悲劇已成曆史，不可改變。任憑蒙難者家屬如何呼號上告，都於事無補。我又想起攻打三中時認識的老黃，矮墩，他們是否也成了拋屍異鄉的遊魂野鬼？

中央三令五申要平反冤假錯案，在我和盧冬複出任教不多久，南寧市委終於下達了一個文件，撤銷對我們的處分，但仍留下一條尾巴，說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鑒於當時的曆史環境和本人認錯態度好，對原來處分予以撤銷。我腦海裏銘記著那難忘的一幕，那是個寧靜的夜晚，在圖書館會議室召開全體教職工大會，當陸書記宣讀完文件，我、盧冬、黃兆昇先後站起，義正詞嚴批駁這個文件，指責它公然對抗中央，死抱“文革”不放，是個極端錯誤的文件，我們拒絕接受。多少年來，在三中，第一次有人敢對“文革”，對新生的“紅色政權”說個”不"字，多麽振奮人心！除了“金牙”等少數“功臣”塔著腦袋外，與會者都昂首挺胸，感到了一種從所未有過的暢快，馮校長和梁主任也綻放出久違的笑容。

善於窺測風向的“金牙”，預感情況不妙，及早謀劃退身之策，利用關係跳到市反帝醫院當了名不稱職的骨科醫生。

“金牙”自己明白，他在“文革”中壞事做絕，罪孽深重，由於他拋檔案，唆使“胸毛”“潑辣”等人胡作非為，先後逼死了胡裏仁、覃克己、李厚德、羅梓元等人，還有熊景椿、李啟林、劉擇之，吳獻瑞,司徒燿` 等大比老教師受到很大的傷害。教務主任林恩材是個共產黨員，隻因與之觀點不同，被他指使“胸毛”打成漏網右派，受長期關押批鬥，家也挨抄了。“金牙”還是個貪婪成性的家夥，把別人的財物占為已有。林恩材、鄭雲娣夫婦曾告訴我，他們在“金牙”家裏，發現了他們從福建帶來的銅壺銅盆.他究竟拿走了多少別人挨抄家丟失的財物，這還是一個迷。綜合本書提到他的種種劣績，絕不能用“好人做錯事”來說得通，他就是個十足的壞人，無怪乎三中大多數人，包括家屬小孩象舊社會農民恨地主惡霸那樣痛恨他。如此犯眾憎的人物，在世上是不多見的。

與之相反，鍾碧秋卻以他的高尚品德受人敬仰和愛戴。他打遊擊出身，入廣西桂林師院深造後到三中任教，後當黨支部代理書記，他剛正不阿，五六年反右中，偌大一個重點中學，竟揪不出一個右派，遭市委宣傳部領導指責：“你們三中就那幹淨，劉擇之還構不上右派?”鍾理直氣壯頂撞：“沒有就是沒有，劉擇之也劃不上。”由於他勇於保護知識分子，三中才無人受冤，可卻背上了“右傾”罪名得不到賞識，一直隻是代理。“文革”中他作為被打倒的第二號人物，長期受關押批鬥毒打折磨，八二年患肝癌逝世，追悼會上，年近古稀的劉擇之老師放聲痛哭：“老鍾呀，你是大好人，是我的大恩人，要不是你鼎力保護，我劉擇之早過不了反右這關了。”

鍾碧秋英年早逝，可他的英名永留三中。

同是三中人的鍾碧秋和“金牙”，為什麽在群眾心目中形成如此大的反差？我想其根本原因是前者與人為善，後者與人為惡，這也是善人與惡人，好人與壞人的根本區分點。

一九七八年冬的一期《廣西教育》刊物上，登載了一篇以三中黨支部名義發表的文章。攻擊劉潤賢、李厚德、鍾碧秋等原三中領導一貫重用熊景椿、胡裏仁、李啟林，劉擇之等“殘渣餘孽”，“牛鬼蛇神”，盛讚現任黨支書覺悟高，立場堅定、鬥爭性強，曆次運動，尤其文化大革命都站在鬥爭前麵。無疑，這是篇按“兩個估計”泡製出來的誣蔑教育戰線的黑文。已調到廣西教育學院的劉潤賢老校長看了十分惱火。打電話質問三中黨支部：“打倒四人幫這麽多年了，你們還發表這種混帳文章，我要告你們！”接電話的正好是那位吃運動飯步入青雲的黨支書，他不甘示弱：“你告吧，告到中央我也不怕。”

無獨有偶，有一天，區黨委派來兩名幹部找到盧冬，要盧寫書麵材料揭發伍晉南陷害毛主席的好幹部韋國清。盧冬先是驚訝，打算拒絕，想了一下就慨然答應：“好，過兩天後來取。”來者高興離開。兩天後，當那兩名幹部接過盧冬寫好的材料一看，渾身發抖，臉色發青，原來材料寫的不是揭發伍晉南陷害韋國清，而是列舉了韋國清陷害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伍晉南等大批廣西黨政幹部的事實，還有後來的韋祖珍也橫遭他陷害。材料最後得出結論：在廣西陷害好幹部的人是有的，不過不是伍晉南，正是韋國清自己。

韋國清陷害“劉鄧陶”，見於前文提到的他主動貼出誣陷劉鄧陶的大字報。陷害伍晉南等大批廣西黨政幹部，全廣西人所共知。伍晉南被打成：“伍修集團”之首後，伍、賀、霍、傅、謝、袁、曾被拉去全區各地市長期遊鬥。南寧，全廣西處處是打倒”劉鄧陶,”“伍賀霍傅謝袁”的標語口號。陷害韋祖珍，廣西人也是熟知的。韋祖珍原是福建軍區的一位領導，後調來廣西當革委會副主任，做韋國清的副手。他還是韋國清的同宗兄弟叔侄，一起從東蘭出來參加革命的，上陣父子兵，按理說，他們該是天然的好塔當，可韋祖珍為人正直，敢講真話，不會阿諛奉承，參加革命幾十年，戎馬倥傯,沒機會回老家看看，回了廣西才有機會。但是，不看則己，一看感慨萬千，用他的話說，幾十年來家鄉沒有改變，仍是那麽貧窮落後，唯一的變化是村頭那棵大榕樹不見了（大煉鋼鐵砍掉了）。他還錄下農民不思進取，安於現狀的歌謠：“上山一把斧，回來兩塊五，有吃又有喝，酒壺跟屁股。”這些”詆毀”廣西大好形勢的言論，等於打了主政廣西多年的韋國清的屁股。韋國清火了，借林彪事件拿他開刀，誣他為林彪集團的人，押赴北京，並開動廣西的輿論工具，展開了一場規模不小的揭露批判韋祖珍的運動。韋祖珍蒙冤多年，後獲平反，可已患上不治之症。他特別留下遺囑，他逝世之時，拒絕接受韋國清送的花圈。果然,韋祖珍的妻子兒女，把韋國清送的花圈拒進靈堂，並踩得稀巴爛。了解廣西文化大革命慘狀，縱觀韋國清的所作所為，該知道他是怎麽一個人。因為對任何人的評價，都是憑他本人的曆史足跡作出，而不是靠強權操縱的輿論工具。曆史已經說明,韋國清是文革中紅極一時的人物,在廣西他支一派打一派,硬把一個群眾組織當反革命勦滅,製造了全區性的大屠殺,廣西出現如此慘烈的景象,罪魁禍首就是他.他應對此負主要責任.

手握重權的韋國清，手下有無數人効命，為什麽卻找到盧冬？這件事我也清楚，六七年盧冬隨“四·二二”代表赴京時，曾采訪伍晉南、問：“有群眾揭發，韋國清與越修（當時越南與蘇聯關係密切，故有此稱）有勾結，是否有此事？”伍晉南答：“我說不準，說有吧，沒確鑿證據。說沒有吧，這年頭誰敢給誰打保票？”這種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回答，在當時是最明智的回答。盧冬萬萬沒想到，記有這段采訪錄的筆記本竟落到“聯指”手中，成了他招來十年牢獄之災的禍源。如今區黨委又想以此要挾他幫韋國清誣陷伍晉南，可他們沒想到，時代變了，韋國清之流再不能為所欲為，不但沒能從盧冬身上撈半根稻草，還讓盧冬狠狠將了一軍。其實盧冬是個很理智的人,他對韋國清毫無個人恩怨,和廣大”四二.二”群眾一樣,主張“文鬥”，擺事實，講道理，反對一切野蠻行為，對韋在運動中受到衝擊和傷害很同情.可韋國清氣量太小,報複心太強,對反對過他的幹部群眾,不分清紅皂白,一概當反革命剿滅,而且還不擇手段.泡製一樁樁冤假錯案,所以讓世人看清了他的麵目,當然也逃不過盧冬的眼睛.

拒絕撥亂反正，不肯平反冤假錯案，阻礙改革開放，廣西這種嚴重狀況，迫使中央采取果斷措施，整頓領導班子，於八三年開展“處遺”工作，查處了一批罪大惡極的殺人犯和派頭頭。可是中央“宜粗不宜細”的政策卻被鑽了空子，大多數罪犯及“三種人”蒙混過了關，有的還繼續竊據要職。例如親手殺害巫抱平的凶犯“胸毛”李天保，依然逍遙法外，仍受重用.造成多條命案的“金牙”林偉X連一份檢查，一個賠禮，一句道歉不用就輕易過了關。此種現象在全廣西比比皆是，給廣西廣大受害者留下不平和遺憾。

不過堅冰已被打破，災難已經結束，祖國邁開奔向美好明天的步伐不可阻擋，比之全國，廣西的春天遲來了六七年。遲來總比不來好，所以廣西各族人民，還是歡呼這遲來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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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曆史，警戒後人。我在69年2月在三中上初中。文中列舉的幾個老師我都記憶猶新，這些老師多出於北大、北師大，教學水平極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