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執一 懷念“文革”生死之交吳肯兄長

（2017年9月）上月14日，南寧四中校友謝明同學在微信中告之我，他們班主任吳肯老師於當天零晨二點仙逝。

　　幾個月前，我還與吳老師通電話。他語音宏亮、笑聲爽朗，彼此還相約再一聚。他的突然離去，讓我永遠失去了與這位“文革”生死之交的兄長相聚的機會了。在悲痛與遺憾的交雜中，我難受至極，隻能抬頭遙望長空，祝他一路好走，並提筆寫下此文，以表對吳老師的深切懷念。

　　　　一　

１９６２年，我到南寧四中任教，與吳老師是同事，我離開四中時，他已早退休。他是我兄長輩的同事。

我到四中之初，與吳老師任教科目不同，加之年齡差距，彼此交往不多。當時他給我印象，用廣州話來說，是相當“醒目”的。他身材標準、一表人才，講究穿著和儀表，有民國時代知識界人士的風采。有一次，我們閑聊中，他知道我是廣州人，他說自已原來也是廣東人，我們應是鄉裏，後來家鄉浦北被廣西要走，“被迫”成了廣西人，但還有半個鄉裏的關係，說到我們都哈哈大笑。“半個鄉裏”的關係就這樣拉近了我們交往的距離。從此，這位“半個鄉裏”總是用他那半鹹半淡的廣州腔與我聊天，交往也多起來了，我常到他家中串門，與他夫人彭國英也成了朋友。彭老師，是貴州人，體育老師，在南寧醫專任教。她心直口快，性格豪爽，與吳老師的斯文淡定，性格迥然不同。有關他們的故事，我有所與聞。聽說當年吳老師在貴陽某校教音樂，彭老師是該校學生。課餘時間，吳老師總在教室練小提琴，彭老師則常常伏在教室外的窗台上聆聽。在悠揚的琴聲中“一拉一伏”，訂了終身。吳彭兩位的浪漫愛情故事，不管是杜撰也好，實有其事也好，確實是美談。他們夫妻和睦相處，廝守終生的愛情也是經受了最艱難困苦考驗的。可惜的是彭老師先於吳老師離去。１９６８年武鬥期間，我們“四二二”一派的師生有部分到“四二二”控製的解放路避難。吳肯老師夫婦和我、覃連光、霍普羅等老師，一直住在一處，大家合夥開飯，而張羅三餐的都是吳肯夫人彭國英大姐。彭大姐，我們在槍林彈雨中建立起來的“臨時家庭”的“主婦”，對我們是恩重如山。

二

“文革”前，兄長吳肯老師與我，由相遇到相知，經常是無話不談。他曾把抗日從軍的經曆對我說過。他說還好的是，抗戰勝利前就脫離了國民黨的軍政界，沒有介入國共內戰，解放後就沒有被當作“國民黨反動偽軍官”論處。雖說如此，但當時我隱約感覺到吳老師是刻意遠離政治。所以，我們交談中，從不論國家大事，也不議校園是非。據我所知，在解放後的曆次運動中，吳老師都算平安過來，沒有受過衝擊。其實，象吳老師這樣在國民黨軍政界服務過的人，不論是抗戰前或抗戰後的，在那越來越“左”的頻繁的政治運動中，言行稍有不慎，多會招來大禍。“文革”前，所謂的舊人員、舊知識分子等大都是這樣處世的，為的是維護自己和家庭的平安。

吳老師淡泊於“運動的政治”，但對工作和生活卻是積極的。他對我說，當年來到四中，由音樂老師改行教地理，開始甚感吃力，便努力向同事劉炳熏求教。劉是民國時代的大學生，學識豐富，也盡心幫助，吳老師很快就上手了（劉曾任國民黨湖北軍人監獄的典獄長，我到四中時，他己是戴著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雜工了）。

吳老師和我也曾二次在同一年級當班主任。吳老師對待學生溫和柔情。所以，凡他當過班主任的學生，對吳老師的眷念之情，可謂是經年不變。吳老師仙逝消息在微信中一傳開，在眾多四中校友同學群中，大家紛紛表示哀悼和追憶吳老師的往事。

吳老師平日待人處事，雖是溫文爾雅，但也是一位俠骨柔情的君子，不是逆來順受、阿諛奉承之輩。有兩事為我親曆，可見證吳老師的這一可貴品格。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５年，南寧四中經曆了兩次“四清運動”的試點。１９６５年的所謂“大四清”，其實是“文革”預演。工作組是由桂林派來，桂林市委宣傳部長司爾親自帶隊，副組長是桂林市教育局長何德忠，組員達四五十人之多。每個教研組和所有班級都有工作組組員專管，以發動教師學生，通過大鳴大放和大字報來揭露批判學校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教師中的資產階級的言行。學生寫老師的大字報、老師之間互相寫大字報。整個校園貼滿大字報，教師之間進行大混戰，互相揭短、互相攻擊，凡事都上綱上線，大字報內容無奇不有，除所謂教學上的反動言論和散布資產階級情調等罪名外，連個人隱私和家庭瑣事都可任意寫上大字報，並以“正確對待群眾運動”為由，被攻擊和汙蔑者不得作任何辯解。被弄得顏麵全無的老師，個個隻能忍氣吞聲。而吳肯老師則是拍案而起，直闖工作組的辦公室，當麵質問何德忠，為何不製止那種造謠、汙蔑的人身攻擊的行為，何德忠則無言以對。若幹年後，在桂林，吳老師偶遇何局長，何麵對吳老師，還有愧疚之情，對當年之事，向吳老師再三道歉。當年“大四清”中，敢於與“極左”的做法進行抗爭，全校教師中隻有吳肯兄長一人。

１９６８年下半年，南寧四中的革委會由海濱、黃子明、黃祥伸、韋任和等掌權，這些“文革”惡人，“文革”前在四中不得誌，大權在手後，對南寧四中的領導和師生進行瘋狂的政治迫害。有一次，他們召集全校師生舉行所謂“寬嚴”大會，當時被押上台的“牛鬼蛇神”師生達四五十人之多，會場當即嘩然之聲一大片，隨即海濱殺氣騰騰地喝令把“從嚴對象”吳肯和杜昭押上台，宣布說，對拒不承認罪行、進行頑抗的兩人從嚴處理，實行隔離關禁。然後，海濱等派人四出外調，欲為他們強加於吳老師頭上的罪行，搜集證據，查無實據後，仍咬住不放。參與專案工作的謝淑媛老師幾次提出，吳肯為何不“解放”，到底還有什麽問題。“文革惡人”韋任和則惡狠狠的說，吳肯態度不好，放著再說。

吳肯老師少年投身抗戰，抗日烽火中出生入死，煆造了一身鐵骨錚錚的氣慨，在1968年廣西文革大屠殺剛過去，整個社會仍在“派性屠殺的恐怖”血腥氣氛籠罩之下，身陷囹圄的吳肯老師，為維護自已的清白和尊嚴，敢於篾視海濱、黃子明等四中“文革惡人”的淫威，不斷抗爭。壯哉！吳肯兄長。

三

1968年五月初，南寧兩派武鬥加劇。如1967年大武鬥時一樣，我們南寧四中“四二二”的師生先後離開校園，各找地方去“避難”了。

武鬥期間，南寧四中是“聯指”的武鬥據點，有外單位的“聯指”武鬥人員重兵把守，教學樓上，架有機槍對著校園內，不讓旁人接近。四中“聯指”“三七”打手在教室內設有囚室，專事對他們抓來的人員進行非法嚴刑毆打和監禁等。這些凶徒除了折磨被他們奴役的校長黃代銘、教師陳政、陳名三、甘嶽鍾老師等所謂”牛鬼蛇神“外，據廣西區黨委“文革處遺”的官方文件記錄，南寧四中“三七”紅衛兵還綁架監禁了自治區交通廳“四二二”的頭頭周家潞。如“殺人魔窟”般的校園，我們這些“四二二”成員如賴著不走，那隻能是自投羅網，坐以待斃。

當時，進入解放路的南寧四中師生有好些人，吳肯夫婦、覃連光、霍普羅、我外，還有鄺鄯有、李偉章老師等。當初，我們住在解放路小學，後來“聯指”天天向解放路發射炸藥包，炸死好多無辜平民，我們便搬到與小學隻隔一條馬路之遙的醒漢街一間無人住的民居屋。說來也驚險，我們剛離開解放路小學，一天清早，“聯指”的炸藥包落在解放路小學內的天井，正在洗漱的人大部分被炸死。我與吳老師等趕過去看看有沒有四中學生遇難，所見情形慘不忍睹，血肉模糊的屍體、還有殘肢斷臂遍地，有一片頭皮還粘在柱子上。這些死者，都和我們一樣是到解放路來避難的呀。

由於解放路的形勢愈來愈險峻，好多人都陸續離開。先是鄺老師離開，“聯指”武力封鎖後，李偉章老師冒險衝出去了。我們幾個中，覃連光、霍普羅和我都是單身漢，覃是孤兒出身，霍和我則是外省人，在南寧舉目無親，無家可歸。吳肯老師夫婦雖有親人，但也無法投靠。商量來商量去，還是覺得留在解放路安全。至於炸藥包何時落到頭上，也顧不了那麽多了，隻能聽天由命。還有一點是我們仍用1967年的老眼光看問題，以為兩派的武鬥，中央最終會“一碗水端平”，妥善處理。對於廣西“文革”的當權者刻意實行全麵武力鎮壓“四二二”的做法，更是一無所知。所以，我們天天盼著武鬥早日平息，能安全回校。吳老師當時還多次對我說要相信中央的。

結果我們盼來的是，1968年8月5日，我們與解放路的上萬民眾一起，成了武鬥的“俘虜”。當時，我與霍普羅、吳肯夫婦在新華街水塔腳下，被四中“三七”的幾個學生從“俘虜”隊伍中抓了出來，用繩子把我們四個人綁了起來，串在一起，然後把我們趕回“俘虜”隊伍中，他們則衝入解放路去抓殺四中“革聯”的學生。（這幾個學生是高二年級的，打下解放路以後，為了慶功，與金洪賓合照了一張相片，標題是“南寧四中”三七“紅衛兵剿匪小分隊”，這張相片之所以被我們好多當年師生看到，是因為去年金洪濱發起紀念1967年南寧四中軍政訓練五十周年活動，有人為響應他的提議，把相片貼上了微信同學群中，被廣為轉貼，但後來很快被他們刪除了）。

當我們隨著“俘虜”隊伍來到廣州照相館前時，我校教師海濱在那等著我們了。他是全副武裝的，手上拿著一支“五四”手槍，另一支衝鋒槍掛在胸前。他一見到我們，便大步過來，用“五四”手槍朝我腦殼拚命敲打。我當即血流如注，全身血淋淋的，還好的是，我當年還年輕，沒有被打暈倒在地，否則，他可以順手幾槍把我打死。當時不知何故，他離開了我們。我們繼續隨隊伍行進到市革委會門前，全部蹲下，等候押上囚車送往收容站。這時，一名武裝人員上前來把綁串我們的繩子剪開，把吳肯夫人彭國英老師拉走。這時，槍聲大作，“聯指”武裝人員在廣州照相館對開的空地上，槍殺“被俘人員”。“被俘人員”的隊伍也開始擠迫，大家都往隊伍中間擠出，怕的是被本單位的聯指武裝人員認出，拉去槍殺。在擠迫中，我和吳肯老師手拉手互相緊隨，而霍普羅老師卻和我們衝散了。也是這個時候，海濱又出現了，他大聲叫喊我們三人的名字，要我們出來。當時，我和吳肯老師都認為難免一死了，但我們都很淡定，都橫了一條心，死就死吧。我們便向在我們前麵的秀田小學老師梁昭建交代後事，希望她有機會把我們的死訊告之我們的家人。梁老師邊點頭邊流淚。當年，我與吳老師真的是有點愚忠，還相約被殺前要高呼“毛主席萬歲”。當我們相約好“後事”時，海濱也找到我們了，他喝令我們站起來，跟他走。吳老師是經過抗日戰火考驗的人，我也受他的視死如歸的氣慨感染，麵對荷槍實彈的劊子手海濱，沒有一點懼怕，站著不動。海濱正要出手推我們之時，市革委會內衝出五位解放軍，把海濱趕走，很快我們便被押上了囚車，免於死難。多年後，南寧四中部分教工聚會，生物老師蔡愛梅夫婦從溫州來，說起我與吳肯老師險死於海濱之手一事，才知當年的五位解放軍中有一位就是蔡老師的愛人。

當時，我們被押送的收容站，剛好是四中收容站，吳老師與我分開關押。

在收容站中，遇上一學生，他告之我，霍普羅老師被殺了。後來，聽說有兩位老師，一位是南寧六中的，另一位是解放路小學的，他們當時在俘虜隊伍的最後邊，回來頭親眼見霍普羅被槍殺的情況。海濱點名後，霍普羅站起來，行出隊伍，在馬路邊，被槍殺。據這兩位老師回憶，殺人凶手身材高大，手持“五四“手槍，胸前掛衝鋒槍，此人先用衝鋒槍朝霍普羅背部打了四發子彈，霍的鮮血從胸前噴出，當時霍回頭望了一眼便倒地，凶手上前再用“五四”手槍朝霍連開三槍。霍普羅老師當年剛三十歲，從番禺市橋來到南寧任教，就這樣伏屍鬧市街頭。聽說，朝陽路一帶的好多屍體都是用鬥車運住南寧二塘煤礦，推入礦井之中。另一位是覃連光老師，他比我們先行離去。聽說，也是在當天被人槍殺了。

吳肯老師和我，劫後餘生，常在一起談及當年海濱要我們老命一事。吳老師說，他從未與海濱打過交。海濱是“文革”前一年才調入四中，與我同一教研組，對我處處示好，我也常到他家去聊天，“文革”中基本沒有接觸。我們與海濱可以說是全無個人利害衝擊，他為何能下手殺我們，這裏麵真的大有一番可以思考之處。至於覃連光、霍普羅兩位是否被海濱所殺，我們兩人都沒有親曆，不好說，但吳肯老師告訴我，一姓楊的老師對他說過，處理“文革”遺留問題之時，調查過覃霍之死的案件，隻差一步，真相便可查明，但就是這關鍵的一步，調查工作被叫停。為此，殺覃霍的凶手得以消遙法外。但有正義感的原南寧四中的師生，對誰是殺覃霍兩位老師的凶手，都有個準確無誤的直覺在心中。至於一些“文革”當年，與海濱共謀或是同道者，不管是學生或教師，他們樂得此事永遠是個謎。

當年，我們在解放路的“臨時家庭”的成員共五人，其中覃連光與霍普羅老師於1968年8月5日當天被殺害，我們的彭國英大姐也去世多年，現在吳肯老師也高齡仙逝，這樣就隻有我還活著。我的餘生，不會淡忘當年“文革”劫難中的友情。但令我遺憾的是，覃連光、霍普羅被害一案，追凶未成，覃霍兩位未得昭雪。

 

 

 

 

 

 

 

   

 

 

 

 

 

 

 

 

 

 

 

 

 

 

 

 

 

 

 

 

 

 

 

 

 

 

 

 

１９６８年武鬥期間，我們四中部份老師避難到“四二二”的控製區解放路，吳肯夫婦與我、霍普羅、覃連光等老師住在一處，合夥開飯。彭大姐是我們這個“臨時家庭”的主婦，為我們一日三餐操勞。當年的這個臨時家庭成員，覃連光老師與霍普羅老師於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被槍殺，彭國英老師與吳肯老師又先後離世，現在隻剩我一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