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政與暴民：從曆史看政權與民眾的暴虐

作者：史遇春

中國最早的知名暴君之一，在我的印象中，當屬殷紂王。這種印象，一方麵來自於曆史；一方麵來自於《封神演義》這部小說的神奇精妙刻畫。

暴君之“暴”，往往是以行政的方式表現出來的。這種行政，包含了種種讓民眾難以忍受的政策、方針、行為以及由此造成的種種惡果。這種行政，有的粗糙、有的粗暴、有的赤裸裸地直接暴力，有強迫、有強權，有光怪陸離、有荒誕不經，有利令智昏、有權致心迷，有無法無天、有無惡不作，有自欺欺人、有不可一世，有貪汙民脂民膏、有強爭民權民利……

按照以上對暴政的總結看來，殷紂王之所以被冠以“暴君”的頭銜，當然，最重要的明證還是他所施行的暴政，這在曆史與小說中都有記載與描述。

暴政的結果是什麽呢？

首先是民眾被欺壓，被奴役；而後是民眾的極力忍耐；最後忍耐到無法再忍的時候，便是民眾的暴發。於是，暴政之後，就產生了暴民。也就是說，暴政的結果是製造暴民，暴民是暴政的必然產物。

這裏所講的暴民，還可以做一個擴展，不僅僅局限於普通意義上的 “暴民（胡亂打砸搶燒的民眾）”這個詞。

首先，所謂的暴民之“暴”，他是暴政之後，民眾情緒的一種暴發。無論是多善良的民眾，在暴政施虐之後，它的情緒暴發都有一個臨界點，這個臨界點，電影裏麵的台詞說得很形象，就是“忍無可忍，無須再忍”的那一個時間點。

當然，這種情緒的暴發，不同的時代，臨界點不一樣；不同的時代，也有不同的表現。

我想，大體不過以下幾種：

奴隸時代，大家爭的是性命，威脅到生命、群體受到死亡的威脅時，臨界點就到了；

封建時代，大家爭的是生活，生活沒有保障，群體沒辦法生活下去的時候，就是臨界點了；

後封建時代大家爭的是權利，權利得不到保障，群體的權利被肆意踐踏時，臨界點就來了；

真正的民主時代，大家爭的是自由和尊嚴，沒有自由，沒有尊嚴，群體的人性和精神被桎梏、群體的尊嚴掃地的時候，臨界點就到了。

當某個時代的暴政致使民眾的情緒達到臨界點之後，民眾的情緒就會爆發，當然，這種爆發不是個體事件，它是一種群體反應。而且，必須提醒的是，這種情緒的爆發會傳染，並且會彌漫到無限的群體。

殷紂王牧野之所以敗北，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士卒的臨陣倒戈。依我看來，這臨陣倒戈，就是民眾對暴政施虐的一種反叛，是長久累積的情緒在臨界點的一個爆發。

殷紂王之後，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有民眾情緒爆發因素的助力。這是暴政之後暴民第一個表現。

其次，暴民之暴，最主要的表現，便是揭竿而起，燒殺搶掠，自立山頭。這種行為，既是對暴政的複仇，也是“受虐之後，也想虐人”的心理反照。暴政的後果，一定是引起暴民對暴政及其跟隨者的暴力反撲。其結果如下：一是直接導致暴政的顛覆，把暴政集團送上黃泉路；二是雖未導致暴政集團覆滅，但是加速了暴政集團死亡的速度；三是舊暴政集團的凋零與新暴政集團的興起；四是給所有已經建立、正在建立或者有心建立暴政的集團一個警示，暴政之後的暴民勢不可擋，有可能將爾等全數送上絞刑架、斷頭台。

另外，暴政的惡果，還有一個，就是產生除以上而外的暴民習性。這種暴民習性，就是以惡製惡，破壞製度；不守法律，以暴易暴。

中國的暴民習性，最有代表性的體現者，應該就是清人顧山貞《蜀記》中所描述的土匪、地痞加劊子手的張獻忠。

這個記載，我整理成文字發表過，也被少數的“農民起義英雄派”、道聽途說的“仇清派”、人雲亦雲的“跟風派”謾罵過。罵就罵吧，我的原意本不是他們所認為的那樣，他們硬要按自己的偏見與成見來曲解我的文字，我也沒有辦法。今天再提到這個話題，還要再補充與聲明一下，我不歧視所有真正的“農民英雄”，但我反對任何以革命為借口的禽獸行徑；我不讚同清政府，但我反對那種“對清史一無所知，而用‘腐敗無能’四字簡單概括一個朝代”式的輕率與淺薄；我不輕視任何社會的風潮，但我反對沒有判斷、沒有思考的發燒式盲從。

再說張獻忠。後人雖然多有因《蜀記》的記載，而有為張獻忠大報不平、極力開脫者。但是，作為史料的補充、或者更退一步說——就是把此書當作小說來看，它也為曆史豐富了內容，也為暴政之後暴民的習性做了一個形象的標注。這，也未嚐不是一件好事。

曆史一頁一頁會翻過去，暴政之後，暴民會把暴政集團塗炭得不可收拾，以孽還孽，聽起來十分殘忍，但是，曆史血淋淋的現實就在眼前、無法否認。

不管是正史、野史、還是其它的什麽史，抒寫它們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滿足一些人淘舊的癖好，更重要的是它要給人類一個借鑒、給後來的當政者一個社會曾經的麵向，讓當政者在施政時有所警惕，在產生問題時能夠驚醒；讓民眾麵對曆史時有所對照，走向未來時有些理智。

從曆史看，出來混，都是要還的！毫無顧忌的暴政，必然會產生無法無天的暴民。暴民，是暴政者製造出來的屠殺自己的劊子手、埋葬自己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