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牛齋
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
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上作《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報告。隨後，京津兩地的二十所高等院校展開了為期四個月的學習運動。三千餘名教師通過聽報告、學習文件，聯係本人思想，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
老海歸們出國前大多沒有聽說過“自我批評”，他們回國後進入革命大學學習，改造思想，了解到這是回國後必須學會的生存之道。華北大學工學院的胡為柏，美國猶他大學礦業碩士，1950年回國，寫了一篇洋洋四千多字的自我批評，對自己作了深刻的檢討。由於篇幅太長，以下節選一部分：
在這次北京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運動剛開始時，我隻覺得周總理的報告很親切動人，但要聯係批判自己思想時，總覺得過去隻是讀書、研究、教書，好像提不出問題。
經過一段時期的自學、啟發、討論，我才逐漸將千絲萬縷過去認為“想當然”的思想意識抽出點頭緒，認識了過去的錯誤，警覺到如不及早學習改造，讓錯誤發展下去是很危險的。
我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父親是個中學教員。因為家庭經濟總是入不敷出，又親曆和目睹農民的痛苦，從小就決心要“振興家業、顯親揚名”；要逃脫種田或做小學徒的生活，往上爬；並且還有等自己爬到他們頭上去之後再去“同情”“幫助”他們的“雄心”。
“學而優則仕”的路，到我在陳立夫收買麻痹青年的貸金政策下進了大學時，逐漸明確了，那就是我要做“冶金專家”！有專門技術不僅可豐衣足食，還可待機而動，得到名利。在“專家”思想下，我一反過去積極參加學生活動的投機辦法，而專心讀書，對於什麽左右黨團會社，一概看不起，隻覺得“技術救國”“工業救國”才是根本之圖，其他都是舍本逐末。
大學畢業後進了研究機關，我的努力目標就是要自己“更專家”些，附帶的目標就是隨時準備投考留學。
我考得偽教育部留學資格，一九四八年就出國赴美。在國民黨統治區人民亂紛紛愁米愁柴之際，一見美國的表麵，崇美之念油然而起。留美，我那“專家”思想的客觀條件成熟了，於是我又萬事不管心安理得地讀起書來，目標是先“碩士”後“博士”再榮返中國。
雖然我心底羨慕美國的文明，但因為我初抵美國時經濟很窘迫，不能適應那種豪華生活，就由苦悶而起反感，說美國這樣不好，那樣我不欣賞……同時隨時隨地說中國好。當時自己以為是愛國，是民族立場，現在分析起來，實際上與魯迅描寫的“阿Q心理”差得不多。
初到美國，我專心讀書，有進步同學來談，我用反動“學者”的一套理論去辯駁；有反動“學者”來談，我又用進步同學的理論去辯駁，結論是：還是切切實實念書好。
由於祖國革命的勝利，我在主觀上有了要求回國服務的思想，並呼籲其他同學回國，然而當美國加省大學給我一筆獎學金和小職位時，我就在“國內還很亂，現在回去幫不上忙，我家庭要負擔，我在此賺點美金，再多學點技術”的偽裝下，毫無立場地接受了“恩賜”，直至朝鮮戰事發生，怕形勢對我不利，才束裝歸國。
回國一年多，在許多進步朋友的幫助下，我雖然有了某些進步，但在思想上還有不少嚴重的缺陷。例如：
（一）口頭說要犧牲一切為人民服務；但實際上計較著名利，計較工作崗位的好壞，不安心工作，並且還有將技術“恩賜”給祖國的觀點。例如我到東北各選礦廠參觀，人家客氣地稱我“教授”“專家”，我也就自高自大以“專家”自居、不知虛心學習。在學校對同事對同行亦是自命不凡。
（二）口頭上批判美國，但實際上時常想著美國對我的“待遇”、實驗室等等，對蘇聯先進經驗不肯虛心服氣地去學習。
（三）口頭上說要虛心搞好業務，但實際上我有著一種優越感，覺得我自己有一套新東西。我在教學內容和方法上是脫離實際的，可是還強調“不曉得怎樣聯係法”。
（四）口頭上說要學習政治，但實際上我總覺得政治學習妨礙我的業務，將政治和業務嚴重地對立起來。
因為我是留美學生，我的崇美思想要是不根除，一有機會，就會不自覺地做了買辦階級或帝國主義的走狗。何況我現在是站在教育崗位上，負有為人民祖國訓練建設幹部的任務！我過去雖未爬到人民頭上，但也已騎在人民頸上了。現在要爬下來同人民站平，並全心全意為他們服務。
自我改造的方法就是學習，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我要學習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要使理論結合實際，業務結合政治，要學習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作為今後工作的指南。
擺在我麵前的抗美援朝，增產節約工作；改革學製，改革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等具體工作都將給我以考驗。
兩年來祖國建設的輝煌成就，英勇的誌願軍的感召，使我體驗到新民主主義的優越性，使我消除了舊知識分子所特有的悲觀和傷感。我要改造自己，充滿信心地隨著共產黨前進。
通過四個月的學習，不知胡為柏的思想改造得怎麽樣。1957年他被調到中南礦業學院後，與院長陳新民一起被打成極右派。也許他是改造好了，真心為共產黨著想，真心給共產黨提意見。改革開放後讓他擔任黨外副省長職務，被他拒絕了，以後移居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