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牛齋
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
張中允，四川江油縣人，中學畢業後考上警校，當上了警察，被分配到四川三台縣。由於工作勤懇努力，不久便提升為警察局長。1945年他參加了國民黨政府第二批警政人員留學考試，被錄取選派到美國華盛頓大學讀警政係。
兩年後張中允拿到學士學位，按照規定本應立即奉召回國。此時國共鏖戰正酣，張中允反內戰，便決定留在美國繼續學習，選學政治學。南京政府中斷了他的學費和生活費，他就靠獎學金和打工維持生活。
1950年，他拿到政治學碩士學位後，打算繼續讀博士，便轉到俄勒崗州立大學。就在這時，共產黨“歡迎留學生歸國服務”的號召在中國留學生中激起了軒然大波，周圍許多同學紛紛打包回家。張中允思想鬥爭很激烈，一來有顧慮，自己是國民黨政府的警官，雖然沒有幹過傷天害理的事，但是在一次抓捕共產黨的行動中，奉命選派過警察去抓捕；二來思鄉情重，自己已是三十出頭的人了，父母健在，女朋友又在國內，何況一個學政治學的中國人在美國能有什麽出路呢。
在大浪淘沙的回國浪潮中，在共產黨“既往不咎”的熱情感召下，張中允決定放棄博士學位的學習，於1950年10月同一百多留學生乘船東歸。
回國後便同一些舊社會知識份子進入華北革命大學接受思想改造。哲學家馮友蘭、電影演員田華都是他的同學，還有另外三名回國留學生和許多國民黨舊職人員。整天的政治學習和思想匯報，留學生多了一條任務，交待自己的過去以及在海外的情況。張中允把自己的警官經曆以及“響應號召”回國的經過都作了交待。他天真地相信了“既往不咎”，交待了選派警察抓共黨，還表白自己從來沒有親自參加過任何行動。
一年的學習結束了，1951年底，在畢業典禮上，學校宣讀了一份名單，有十幾人，要這些人到辦公室開會。到了辦公室，隻聽一聲令下，烏黑發亮的手銬便銬在每個人手上。張中允從此成為階下囚，開始了他頭10年漫長的鐵窗勞改生涯。
從監獄到看守所到勞改隊，張中允過了10年暗無天日的非人生活，磬筆難書。做牛馬，吃豬食，體重從120斤減少到不到80斤，身體和精神每天都在死亡線上掙紮。他三度企圖自殺，一次在嘴裏鼻子裏塞滿棉花，一次想撞牆，一次企圖從押送卡車上跳下去。讓他最享受的日子竟然是骨折，大腿上了夾板，在醫院裏躺了三個月。
張中允被捕沒有任何正式程序，一直到1958年才宣布以“曆史反革命”的罪名判刑10年，從1951年算起。1961年底張中允服刑期滿，名義上叫做刑滿就業，實際上還是留在勞改隊裏繼續接受改造。所不同的隻是勞動時沒有武裝人員跟在屁股後麵，可以請假上街，每月有30元的工資。社會上把刑滿就業人員稱為“勞改釋放犯”，到了還是沒能逃脫一個“犯”字。
“勞改釋放犯”的四年多是張中允甜蜜的日子，口袋裏有些錢，行動有些自由。他時常能上街，吃喝比服刑期間好得多。他還談戀愛，結婚，前後一共過了半年的家庭生活。但好景不長，文革一來，無產階級專政的魔爪又把他抓進去了。
二進宮似乎沒有讓他太震驚，他對共產黨的作風了如指掌。他把監獄稱為自己的“第二故鄉”，熟悉這裏的陰暗、臭味、疾病、饑餓、打罵、體罰、學習、交待…他也不想出去了，決心把這牢底坐穿。這次讓他不熟悉的是階級鬥爭、犯人互相揭發、批鬥、捆綁、坐噴氣式飛機、陪刑場，槍聲…
就這樣，又是整整10年的冤屈，幾次從一個勞改隊調到另一個勞改隊，妻子也跟他離婚了。
1976年，勞改隊裏突然傳來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凡屬前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就業人員、犯人一律特赦。” 在一段時間的集中學習、端正態度、知恩圖報之後，張中允被釋放了，被分配到一個“殘老院”園藝組，在果園裏搞育苗、整枝、殺蟲之類的工作。每個月隻有兩塊錢零花錢，把他當成了老弱病殘收養起來，讓他心情很不好，甚至提出回勞改隊，還給鄧小平寫了三封信，請求給予出路。
無可奈何地在“殘老院”工作了三年，1979年，一所中學的英文老師要動手術休養，經縣委介紹，請他去代課。沒過多久，綿陽農業專科學校聽說有個從美國留學回來的老師在中學代課，又把他挖走了。近30年沒摸過英文，他就邊學邊教，開始了新的人生。
1981年張中允書麵向綿陽中級人民法院討回公道，要求糾正原來判刑的錯誤。一年後，該院撤銷了原判刑10年的決定，卻依然肯定他曆史上是有罪的，還把他當成起義投誠人員處理。他再次上訴，最後於1984年才收到第三份判決書，肯定了他回國參加祖國建設的愛國行動，並正式宣布他無罪。
此後，縣政府認定他的工齡應從1950年參加華北革命大學學習時起算，包括勞改服刑期。1987年，四川省人事廳省高校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評定他為副教授。這時他已經67歲了，當了一年副教授，告別講壇，開辟退休後的另一方天地。
張中允總結自己的人生，年輕時上警校是最大的錯誤，“棋下一著錯，滿盤皆是輸。”
下麵的照片是當年張中允同一百多留學生在回國船上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