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牛齋
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
說到“公費生”，很容易聯想到出國留學。40年代公費出國留學的途徑很多，除了民國教育部主辦的公費出國留學外，各省也舉辦自己的留學考試，選派“省公費留學生”。
1946年，台灣教育處舉辦了一次考試，錄取了92名台灣青年，竟然是公費派遣到大陸“留學”，在北大、廈大、複旦、武大等九所大學學習。除了學費和食宿全部由政府提供，每個月還有兩千元生活費，條件是學成後必須返台，在政府機關工作。他們離開台灣前，成立內地同學會，並在台灣的《新生報》發表了一篇【臨別告同胞書】（全文見後）。
看了這篇告同胞書，非常令人困惑。當時還處於內戰時期，不存在“統一”問題，從一個省派公費生到其他省學習，似乎代表了台灣的地位已經不同於其他省了。這些學生發表告“同胞”書，也反映了台灣人民的特殊地位。
文章使用的文字也令人不解，比如“我們要去內地接收祖國悠久的文化”“在將來我們將再回到我們的家園─台灣”“本省隻受日本愚民教育，和我國的文化幾乎沒有溝通”“為了新台灣，為了新中國而奮鬥吧”。在這批學生心目中，中國大陸似乎是他們的祖國，同時台灣又不是祖國的一部分。他們去內地學習是為了自己的家園台灣，而新台灣和新中國又是兩個概念。
把這些學生稱作“留學生”有些不妥，畢竟台灣是民國的一個省，並不是出國。可是到了暑假，這些公費生要回台灣探親，必須得到學校發給他們的“護照”。雖然不同於國家頒發的護照，還是給台灣的歸屬增添了疑惑。他們當時一直自稱為“公費生”，現在的台灣政府就把他們叫做“留學生”。
設想，廣東省選派公費生到北大學習，臨行前發表“告同胞書”，去接收祖國悠久的文化，需要“護照”才能回廣東，學成後回到自己的家園廣東，要為新廣東而奮鬥，是不是太荒唐離譜了。台灣選派公費生就不同，包含著十分深遠的文化和曆史內涵。當時國民政府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想淡化日本文化在台灣的影響，鞏固國民政府的政權。
這些人以後的歸途不經相同，有的畢業後回到台灣，有的因局勢動蕩半途退學。1947年5月，武漢大學發起“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示威遊行，遭軍警鎮壓，發生“六一”慘案，在武大學習的公費生陳如豐中彈身亡。同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民眾要求反腐，提出政治改革，國民黨政府派軍隊鎮壓，傷亡無數。有30餘名公費生因此失去了對國民黨的信心，投靠共產黨，拒絕回台灣，其中不少人輟學奔赴解放區。
解放初期，這30人的待遇還不錯。然而他們的家人在台灣卻因“通匪”陷入白色恐怖，很多公費生怕家人受連累，把名字改了。文革期間，他們被扣上“台灣特務”的帽子。跟“老海歸”都是“美國特務”一樣，他們被批鬥、被下放、被勞改。北大的公費生尤寬仁被關押了兩年，放出來後回家才知道，妻子得了神經病，殺死了女兒之後自殺。
改革開放後，開始平反過去政治運動的冤案，洗刷了這些公費生的罪名。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令，台灣老兵開始返鄉探親，但隻是單向探親，大陸人還不可以赴台。1990年，台灣議會代表團第一次訪問大陸，了解到還有30多公費生很想回台探親或定居。議員邱創良回到台灣後，向台灣政府提出“解救我們的同胞”的議案。然而當時的省政府主席連戰態度很曖昧，認為這是大陸的事。說的也沒錯，這30人自願投靠共產黨，放棄回台灣，有的已經是共產黨高官，無所謂“解救”。
的確，有些公費生成了組織上的人，已經紮根大陸了。浙江大學的公費生洪瑤楹於1949年參加解放軍，1950年加入共產黨，曾擔任黑龍江人大常委。北大的公費生楊威理（原名陳威博）1949年入黨，致力於馬列主義著作的編譯，曾在機要部門中央編譯局工作。廈門大學的鄭堅（原名鄭鴻池）1947年入黨，1949年參軍，曾任福建前線廣播電台副總編輯，福建黎明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北大的呂平（原名呂清銘）當上了外交官，曾擔任中國駐美使館參讚。北大的陳天章（原名廖天郎）1948年入黨，棄筆從戎，後任上海外貿學院黨委書記，上海人大代表。廈門大學的彭騰雲1948年入黨參軍，後任空軍工程部參謀，政協委員。北大的方舵（原名黃厚年）入伍後參與平津戰役，隨63軍出征朝鮮，以後在哈軍工從事多項軍事研究工作。廈門大學的張克輝（原名張有義）官職最高，擔任過中共十三大黨代表，政協副主席，海協會顧問。
也不是所有公費生都是為了走革命道路才滯留，廈門大學的黃國雄1949年畢業後，因為貪圖上美國人開辦的英語學習班，耽誤了最後一班返回台灣的渡船。50年代和70年代兩次申請入黨不準。80年代赴美探望家人，大家都說黃老師不會回來了。可是他回來了，再次申請入黨獲準。由於各種“政治原因”，終生未娶，也許他是一位應該“解救”的台灣同胞吧。
1992年九二共識後，兩岸大門正式打開，這30名公費生才有機會回台灣。由於國名黨政府遺失了這些公費生的檔案，許多人又改了名字，使他們失去了台灣人的身份，加上在共產黨內的地位，大部分人隻能以大陸人身份短期停留探親，甚至受阻，隻有少數人得以定居。
複旦大學公費生陳弘（原名陳伯熙）說：“相隔43年才回去，哎呀，感慨萬千。在這個期間我父母親都不在了，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掃墓，向父母親賠不是。我大學畢業之後，沒有孝敬過父母一天，但這不是我願意的。”他當年要未婚妻來大陸結婚，未婚妻不同意，在一片淚水中解除婚約。
“內地同學會”會長江濃（原名江新添），考上公費生前就是台灣地下黨。80年代起千方百計想回台灣。第一次在北京電報大樓給台灣親人通電話，淚流滿麵。他堅決表示，不管遇到什麽困難，都要衝破阻撓，回到台灣。
武漢大學的莊德潤很想回台定居，可是台灣政府不能肯定他是當年的公費生，連探親掃墓都加以阻止。他一再申請，一等再等，68歲突發心梗去世。
尤寬仁妻子死後再婚，卻一直不敢告訴第二妻子他是台灣人。1995年攜妻回台灣定居，不久後抑鬱而死。
至於那些畢業後就返回台灣的公費生，有人後來比較成功，但也受到台灣國安局監視、騷擾，懷疑他們是帶著共匪任務回來的，在白色恐怖中日子過得很不自在。不少人受到迫害，廈門大學的鄭溪北在綠島服刑10年，暨南大學的劉壁堂被捕後死於獄中，陳敏臣和丁保安逃亡到日本。廈門大學的蔡瑞欽1947年加入共產黨，回到台灣後，又發展多名黨員，其中包括另一名公費生謝傳祖，二人1951年被槍決。
這是一段鮮為人知、被遺忘的，卻十分精彩、值得研究的曆史。以上的許多內容是一位台灣年輕人鍾明宏挖掘出來的，他的一個高中同學是尤寬仁的兒子，聽到一點“公費生”的故事，十分感興趣，花了四年時間研究采訪，查閱資料，多次自費到大陸尋找當年的公費生。
台灣的“公費生”和大陸的“老海歸”是一對孿生兄弟，年輕時心懷理想抱負，春風得意，背井離鄉去求學，要為國家建樹，為個人成名。結果曆史開了他們同樣玩笑，當年的佼佼者，淪為無名鼠輩，夢幻破滅，受到屈辱和迫害。大部分人已駕鶴西去，被人遺忘。共和國也好，民國也好，莘莘學子都有這麽一段心酸往事。
【臨別告同胞書】原文：
我們是第一批升學內地大學的公費生。在三個月前蒙教育處錄取並在本省訓練團受訓三個月，現在我們要分成上海，北平，廈門三隊到內地各大學升學去。我們覺得我們所負的責任非常的大，在目前，我們要去接收祖國悠久的文化，同時要給外省的同胞明白我們台灣同胞雖然受了日本人五十年的統治壓迫，但我們的民族精神還是堅強的。在將來我們將再回到我們的家園─台灣，共同努力，建設一個美麗島。自我們及格升學內地大學公費生以來，常常聽到一股人士的意見，他們說「台灣是全國最發達的省份，無論文化方麵或者科學方麵都不亞於全國任何省份，所以如果要離鄉背井遠涉重洋到內地，不如就在台灣學習」，不錯，台灣過去雖然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蹂躪下不斷地呻吟，但是日本因要施行他的榨取政策當然也要設備許多的文化，科學設施，致使本省比較內地有進步些，這種也不能諱言的，可是以這個理由就斷定升學內地的好壞是錯誤的。
回想台灣光複以來，省民當初的熱烈的情緒和期待，經過不久時期，就有一部分人民變成冷淡，這成為建設新台灣的障礙，其所由來的原因也許很多，可是我們知道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本省離別祖國達五十年之久，其間本省隻受日本愚民教育，和我國的文化幾乎沒有溝通，因而很少認識我國文化的好處。雖有認識，那不過是屬於古代的遺品，對於近代由本身的進步和外國的影響而生長起來的新文化，卻很少有認識，因此本省民往往以為我國文化都是古老的，都是不合世務的，這是一個大錯誤了。我國近代史上所看見的進步，我們要認清楚。百年來我國漸漸進入接受世界文化的時代，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演變到今日，有很多的發展。所以我們要認識祖國，打開本省和內地的隔閡，當然要親到內地看我國文化的體製，研究我國的思想，主義，然後才能談到新中國的新台灣建設。我們既然知道台灣建設要由認識祖國起，同時更知道對祖國正確的認識。要親到內地看我國的情形，吸收我國的新文化，所以我們敢大膽地說，此次公費生的意義實在很大。
我們負著這個重大的使命快離開我們所愛的台灣向內地去求學，為了養成更大的力量來建設新台灣，暫別我們全身愛著的故鄉，當此臨別的時候，禁不住有些說不出來的感想，有濃厚的惜別心。尚且想到在這一個正急需建設的時候，離開本省似乎太無責任，但是我們是為求更大的建設力量而求學去的，我們有熱誠，更大的任務等著我們！
別了，我們所愛的同胞，當我們畢業的時候我們一定帶回更大的力量，來加入你們鬥士的當中，為了新台灣，為了新中國而奮鬥吧！最後以最大的誠意深謝陳長官賜給我們這個機會能夠到內地去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