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以忘憂
古稀之年，知足常樂，助人為樂，自尋其樂！
閑話人生（187）市民與市長係列之四
難忘與博士市長的一次相見
1990年，我調到海南農墾中學工作，中學時代的好朋友李小懷告訴我，他有一個好朋友也到海南三亞了，名字叫江上舟，讓我有機會去見見他。他和小懷一樣，都是紅二代。
當時，我剛調到海南農墾中學，執教兩個高一重點班的語文課，還當一個班的班主任，兼任語文教研組長。後來又被賴瑞光校長任命為教導主任。工作實在繁忙，無暇外出訪友，而且海南剛剛建省，交通十分落後，我在海口當老師，江上舟在三亞當市長，各人忙各人的，無緣見麵。
1993年，江上舟出任海南省洋浦開發區黨工委書記，洋浦開發區管理局首任局長。
大約在1994年四五月份吧，我去與洋浦毗鄰的儋州市參加全省的一次教育工作會議。會議之餘，專程去拜訪老朋友的朋友江上舟。
當時的洋浦石頭多、荒地多、仙人掌多，樹少、水少、人少，而且，剛剛經曆了“國恥風波”，即1989年1月，五名全國政協委員到洋浦考察，認為洋浦開發，租地七十年給外商是“喪權辱國”。鄧小平1989年4月28日的批示，平息了這場爭論。鄧小平在海南的報告上作出了改變洋浦命運的批示：“我最近了解情況後，認為海南省委的決策是正確的。機會難得，不宜拖延，但須向黨外不同意者說清楚，手續要迅速周全”。江上舟正是在國人矚目的焦點、改革的最前線，出任這個號稱“特區中的特區”的行政首腦。當時，他領著手下66個兵，一切從頭開始。
我去的那天，他比平時更忙一些，我們剛坐下來不一會，省政府有關部門就來電話，通知他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要到洋浦視察工作。他放下電話，立即讓秘書進來，對秘書說：“你馬上打電話給省領導請示一下，陳副總理來視察，中午是否在洋浦吃飯？吃飯時是否需要我作陪？”秘書出門後，我們才開始聊天。
他非常熱情地說：“我到三亞後不久，小懷就說起過你，中學時代建立的友誼，至今還這樣熱乎，難得啊！非常高興能與你這個語文特級教師聊一聊海南島的教育問題。”
“我雖然漂洋過海來到海南島，但還是沒有跨出國門呀！還是聽你說說海外見聞吧！”
先聽他講，在瑞士留學八年獲得了博士學位後，1987年匆忙回到了祖國，才發現，所學非所用。當時搞移動通信專業的單位太少了，真是英雄一時難有用武之地。在上海徘徊了兩個月，精通德語和英語的他隻好聽從朋友的勸告，拋棄了自己多年的專業，去了國家經委的外資企業管理局，走入仕途。
1987年9月，他和一個中國社科院的朋友去東北出差，路上聽到海南要建省，於是向朋友建議：海南建省是一件大事，你們社科院應該出力啊。籌建中的海南省也想到了中國社科院，請他們派專家去搞經濟規劃。朋友知道江上舟曾提過建議，將他也拉了過去。一次偶然的談話，讓江上舟成為十萬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員。
1988年，在海南考察、調研並參與了規劃過後三個月，國家經委撤並，沒了單位的江上舟隻好留在了海南，籌建剛從縣級市升格為地級市的三亞市。彼時的三亞，有著江上舟想不到的落後——電話號碼竟然隻有三位！留洋八年的他看不懂：難道大夥裝的都是分機？——當時整個三亞安裝的電話也不超過1000部。艱苦，江上舟是不怕的。小時候，身為福建省委書記的父親江一真被政治鬥爭批判，人情的冷暖他已經見識過，艱苦生活也體驗過。清華大學畢業後，他又去雲南的一個工廠幹過八年，吃苦算不了什麽。
1993年，他和妻子吳啟迪因工作關係分居多年。他們夫妻兩人是清華大學的同班同學，先後去瑞士留學，獲博士學位後歸國。吳啟迪曾任教育部副部長，時任上海同濟大學校長。他找領導談話，想調回上海，不料，新去的省委書記認為他是個人才，不僅調不成，還把他官升一級，派他去新成立的洋浦開發區任管理局任局長兼書記。那一年，他46歲，年富力強。“不談話，或許也就不會考慮到我了。”江上舟說，人的命運有時候就是被偶然的細節所決定。
我對他說的“偶然的細節決定命運”感同身受。我和小懷是中學同學六年的好朋友，我高中畢業因“不宜錄取”政策，沒有被大學錄取，直接被武漢市教育局錄用為中學語文教師。先被分配到一般中學，後來在母校老校長的親切關懷下，調回母校。1982年有幸參加國家教委啟動的中學語文教材改革實驗，堅持試教六年，取得了豐碩成果。
1984年海南省農墾總局教研室吳多雄主任，帶領二十多位農場中學的語文老師，到武漢聽課學習。湖北省教研室的譚老師帶他們到華師一附中，教導處主任安排他們到語文實驗班聽課。他們到我們班教室門口時，已經打預備鈴了。我立即請學生去辦公室搬來座椅，在教室後麵和走道坐下後聽了一節課。下課以後，聽課的老師們非常興奮，謝謝聲不斷。帶隊的吳主任對譚老師和聽課的老師們說：“我們這樣突然襲擊式的推門聽課，聽到的、看到的都非常真實。李老師教態自然，講課要點清晰，重點突出，學生主動學習、思維積極、課堂氣氛非常活躍！感謝李老師為我們上了一節很好的、非常真實的語文課。”吳主任握著我的手說：“請你在方便的時候，一定到我們海南來，給我們農墾係統的語文老師講講課吧！”
1989年暑假應吳主任邀請到海口講學，借農墾中學的學生上了示範課。賴校長聽了那節課後，請我們一家第二天到海口華僑賓館喝早茶，熱情介紹大特區的有關政策，激情描繪農墾中學發展遠景，再三動員我們調到海南。後來還專程到武漢來盛情邀請。1990年，我們舉家南下來海口了，那一年，我45歲。
我們聊得正歡的時候，秘書進來看著他，欲言又止。他說：“李老師是我的朋友，你說吧，沒有關係的。”那位秘書吞吞吐吐，很不好意思地開口說：“局長，請問你剛剛要我去問什麽啊？”
江上舟看了看我，那眼神分明是在告訴我，你看這秘書怎麽連我這麽標準的普通話都聽不懂了？！他長歎一口氣，一字一句地說：“你去問清楚，第一是，陳副總理中午是否在洋浦吃飯；第二，如果在這裏吃中飯，是否要我作陪。趕快去問清楚！”
秘書出門後，江上舟笑著問我，你們語文老師現在教不教學生學習說話和聽話呀？我告訴他，語文高考從來就沒有考聽和說的能力，從建國之初，到1965年，語文高考是一篇作文定“終生”。1977年恢複高考時，考慮到十年浩劫，學生語文基礎知識太差，於是，除了要考寫作能力外，增加了語文基礎知識的考核。所以語文老師一般不重視聽說能力的教學和訓練。他莞爾一笑，“原來如此，那我就不能批評我的秘書了！”
他接著說他這次到洋浦後的工作情況。他的執政思路是“積極的不幹預”政策，盡量壓縮政府職能規模，給市場配置資源留下足夠大的空間。後來，有人把他搞的這套行政製度改革稱為“洋浦改革”。他活學活用在瑞士所見的“主辦製”和“AB製”。不止於此，江上舟還開始“公務員招考”，從全國範圍內選拔英才，麾下一度聚集了8位博士、幾十名碩士，其他的如公共財政、無紙化辦公等，都開了風氣之先。
後來又談到海南省的教育現狀，他尤其關心外地教師來海南後，與當地教師的關係處理得怎麽樣。他準備去內地招聘教師來洋浦辦學。
秘書再次進來準備匯報時，我趕忙起身告辭。他也抱歉地表示以後有機會再見再聊。
難忘的相見，更是難得的相見，讓我目睹我們那一代人中的英才風貌！當時江上舟是海南，也是全國唯一的有真才實學的博士市長，然而，他隻懂執著地追求理想，拚命地努力工作！本來與他約定再見暢聊的，後來他還是回上海了。後來，他在上海創造了世界最快建芯片廠的紀錄，實現了中國集成電路產業“零”的突破。江上舟一生的經曆，雄辯地證明了是金子總會發光的！
補記：
看到紅二代陳小魯在海南三亞不幸病逝的新聞之後，讓我想起了另一位在海南的紅二代江上舟，於是寫了《難忘的相見》。寫完之後，先發給小懷，請他看看有沒有不太恰當的地方，請他指正。他告訴我，我們高中同班同學肖蘊詩，當年與江上舟夫婦都是清華的同班同學，而且後來又一起回校讀研。於是，我又把這篇文章發給肖蘊詩。
肖蘊詩當時是同濟大學教授，研究生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他的回複如下:
我們與江上舟是清華校友，1978年研究生製度恢複後，同返清華讀研，因此與吳啟迪的先生江上舟比較熟悉。你文中說的無紙化辦公，就是我們當年去洋浦開發的項目。你短短的一次麵晤就抓住江上舟的主要特點，不簡單！
我的突出感覺是：江上舟十分務實，思維敏銳，工作要求嚴格叫真，說他是戰略科學家不為過。工作是拚命三郞型的，夜裏工作基本到淩晨兩三點，日夜顛倒是常態。在洋浦那一段歲月，他精力過人。客觀、主觀因素，都讓他處於除了工作還是工作的無休止循環中。他嗜煙如命，從早到晚香煙不離手，桌上幾個煙灰缸內，煙頭堆積如山。這可能也是他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吧。洋浦管理局機關工作人員髙學曆學位的多，可謂人才濟濟！我們當時的深刻感受是項目交賬時，他們也因此錙銖必究、不能有半點糊弄。他的風格特點是工作事業實在執著，雷厲風行，而對社會世俗卻不甚了了??他是個做事業的人。文中提到啟迪1993年時任同濟大學校長，實際似應為副校長，好像1994年民主推舉後升任校長的。羅嗦了不少，你去斟酌取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