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也夫: 文亮升天，憲法掃地

鄭也夫：文亮升天，憲法掃地——評訓誡書

 

李文亮事件讓孤陋寡聞的筆者第一次聽到訓誡書。而世人一路尋根：從病毒蔓延世界，到國內封城封省，追溯到封口，定格在一張訓誡書上。訓誡書幫助世界認識今日中國。它讓全體中國人在世界麵前蒙羞：我們的國民還蒙受這樣的待遇，我們的首領還操持這樣的手段。

    

    李文亮事件讓孤陋寡聞的筆者第一次聽到訓誡書。而世人一路尋根：從病毒蔓延世界，到國內封城封省，追溯到封口，定格在一張訓誡書上。訓誡書幫助世界認識今日中國。它讓全體中國人在世界麵前蒙羞：我們的國民還蒙受這樣的待遇，我們的首領還操持這樣的手段。

    

    法律上“訓誡”一詞較早出現於1964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訓誡問題的批複》。《批複》指出，法院對情節較輕的罪犯分子不判處刑法，予以訓誡。1987年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規定：不滿14歲的人違反治安管理的，免予處罰，予以訓誡。此處的訓誡接近該詞匯的本意，即家長對未成年子女的管教。那時訓誡尚處在一個狹窄的法律範圍中，或犯罪（筆者注：可以明確裁定的）較輕，或犯罪人年齡較輕。不幸的是，以後訓誡擴大化，被移植到兩個領域。其一，上訪。本文對此不予探討。其二，本文討論的言論管束。

    

    在李文亮事件中，訓誡人是派出所的兩名警察。被訓誡人是一名具有博士學位的市中心醫院的大夫。被訓誡的事情是李大夫關於醫療領域的言論。我們還看到，這份訓誡書是編號的表格。它說明了管束言論的訓誡已經成了製度化的手段。如果說訓誡是通過嚇唬去約束人們的言論，訓誡書說明了它已成為製度化的手段。恐嚇可以是口頭的。而這份訓誡書中被訓誡者做了書麵回答並簽字。它與耳提麵命有何差異呢？筆者理解，此乃嚴格管理之貫徹，免得基層警察對派遣他們實施的訓誡敷衍了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對公民言論加以訓誡，是違背憲法的。公安部門這麽做，就是執法犯法（我不說知法犯法，因為他們的認知，我不確知）。而印製且編號的訓誡書就是組織化的、製度化的犯法。李文亮事件演至今日，為這次訓誡辯護的言論已經稀少，武漢公安局方麵說我們是執行，並未評價這次訓誡。筆者要強調的是，在邏輯上對言論的訓誡有兩種可能的錯誤。其一是某次訓誡，比如李文亮案。其二，對其他人，其他觀點，其他事項的言論，就可以訓誡嗎？筆者對此斷然否定。對李文亮案的反思，如果隻停留在對他的訓誡就不叫反思。因為其言論正確無誤。而憲法保護言論自由，意味著不可以因言論不正確就禁止，就訓誡。在一個良好的輿論生態中，錯誤的、片麵的言論都會遭遇它的對手和批評者，不需要公安或其他權力部門出場。

    

    這份訓誡書的抬頭是武漢公安局，如果此類訓誡書隻存在於武漢公安局事情就簡單了。而如果其他省市的公安局，都有此類訓誡書，則有理由懷疑和追問：這是高層的默認還是高層的指令。武漢疫情，無論是蔓延規模還是深層原因都指向天下興亡的問題。每一個有良知的匹夫都該超越武漢，追究中國破壞憲法的根子。

    

    晚清末年，當楊乃武被判死刑時，《申報》鳴冤文章的結尾是一副對子：乃武升天，斯文掃地（乃對斯，武對文，絕妙）。對聯中隱含著中國傳統社會的規則：如此對待一個有科舉功名的人不夠文明。筆者並不認同刑不上大夫。趕巧，醫生的別名就是大夫。一個警察就醫療上的言論去訓誡一個有博士文憑的大夫，放到哪個社會中都是滑稽的。它說明我們的權力運作既背離憲法，又背離傳統與常識，真的走到了荒誕的程度。

    

    管製言論早就讓中國社會蒙受巨大代價。這次的不同僅在於，上蒼以數百條生命警醒我們：言論自由是良好社會的生命線。

    

轉載自博訊，作者: 鄭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