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元買漢港聯誼會會董的資格

    指責歸指責，但用的錢還是要報銷的。我是管賬的，六家每一家預付的8000元經過訴訟及迎來送往也隻剩下2萬多元了。高官哥哥要報銷，來去機票2000元（沒有見到機票），雖然有人說一次買往返機票要便宜多了，但我說服他們：既然當初同意無條件報銷，現在談這個好像有點出爾反爾，就按他說的報銷吧。另外加上酒席錢500元，送別人衣服500元，一共3000元。好吧，由曉紅姐姐轉交，現在我手上隻有1萬7千多元了。香港姐姐也來要求報銷：兩串水晶手鏈各5000。另外，作為與僑辦聯係的有力支撐是漢港聯誼會（武漢和香港），交5000元就可以成為會董。另外，武漢市當時的市長李憲生即將率武漢市政府代表團到香港訪問，漢港聯誼會要招待，招待的酒席費按桌來認領。香港姐姐認領兩桌，以換取和領導麵對麵交談的機會。我一算，還真的正好，正好把我手上的錢報銷完畢了。

   我想了想回答她說：高官哥哥的報銷錢是大家同意的，你的錢我不能報，我不就一個管家？管家怎麽能夠動老板的錢呢？你問問老板吧，看他們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見是不能報銷，因為你們也在為你們自己的房屋發還努力，公私分不清楚。我把餘款還給大家，他們願意付就他們自己處理。我當即把錢還給每一家。當然，這筆錢有人出了有人沒有出。

   一晃又過了幾年，武漢市房管局出台了武辦發【2006】28號文件。按文件規定成立了“解私辦”。我們得交資料呀，我依然為房屋檔案苦惱。有一天，一位姓黃的朋友高高興興來找我，告訴我她已經拿到了房屋檔案的複印件。我好生奇怪，趕緊問她怎麽做到的，她得意洋洋的告訴我：她到房管局去查資料，別人三言兩語把她打發了，問什麽都不回答了。她氣得要死，走的房管局的大門外大聲喊叫。武漢話沒有卷舌音，沒有前鼻音後鼻音之分，是個直喉嚨，一喊叫，聲音傳的很遠很遠。她站在大門外大聲地喊叫：誰要是幫我查到資料，要什麽給什麽，說話算數。果然，有一老者過來低聲地對她說：不要喊叫了，有話好好說。然後把她帶到一個僻靜的地方，談好價錢，就把資料複印給她了。

   我一想，對呀，我也可以找人問問。我找我在房管所工作的同學問問，他說可以查。我問：我複印了資料對你有什麽壞處？他說：隻要你給錢，不說是我幫忙就行了。我們房管局的人多得是，誰知道誰賣了資料？果然過不了多久，他拿來了一份房屋檔案，是民國時期的檔案。我問他：新政權建立以後的檔案呢？他說：就這一份，什麽都沒有。（他的這句話是我後來把檔案局攪得雞犬不留的依據）。我終於明白：房管局的人都可以看資料，什麽都可以商品出售，把房屋檔案“國家秘密”，純粹是騙人，難得國民黨時期大家都可以查看的房屋檔案，到了共產黨領導的時候變成了“國家秘密”？當我把這份資料給我的家族成員看的時候，他們從內心裏感到高興，這是有史以來第一份寫有我們父輩名字的資料。

  又過了一段時間，曉紅姐姐專門來找我，告訴我可以查法院的卷宗。我問她：我們以前要求查閱法院的卷宗，總值班說沒有，你忘記了？她說：現在情況有變化，你不去怎麽知道不能查？

   我約好時間和她一起到江岸區法院。到了檔案室，她拿出一審判決書（上麵有案號）和她的身份證。管資料的人到裏麵去調閱卷宗，我無事往周圍看看，忽然發現牆上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法釋【2002】39號，大意是當事人和委托代理人是可以查閱卷宗的。我心裏有底了。過了一會，管檔案的人出來了，告訴我們：檔案找不到了。我指著牆上的司法解釋對他說：你們找不到是要負責的，誰毀損卷宗誰犯法，我記得當初總值班說有幾卷卷宗的。此人說：我再找一下，你們明天來。

   第二天，我們一起到法院去，他拿出了六卷卷宗，問我們要看哪一卷？曉紅姐姐說：從第一卷開始，複製卷宗。她讓我從封麵開始，我非常感謝她教了我這個方法，所有的資料必須從第一個字看到最後一個字，一個也不能拉下，封麵和封底一定要複製。在卷宗裏，我們發現了所有的房屋檔案，隻到1972年止。這些證據與我們以前打的第二個民事訴訟收集的證據放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房屋檔案。當然也有新政權建立後的房屋檔案，這說明：新政權建立後的房屋檔案被人銷毀了，而法院恰恰在他們銷毀以前複製了這份證據。他們的行為是嚴重違反《檔案法》的犯罪行為。我會慢慢收拾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