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武漢中級法院信訪接待室門口拉橫幅

    雖然我知道幕後黑手之一是田雙娥，但如何入手對付她呢？她是分管信訪的，幕後定了個調子，她的下屬自然會按照她的意圖來辦事。我想起了“應聲蟲”的故事：很久以前有個人得了一種怪病。每當他說話時，肚子中便有東西應答他說的話。有人告訴他一個辦法，就是讀《本草綱目》。讀什麽應聲蟲就應什麽，當讀到某一種藥材而肚子中沒有回音時，就立即停止，然後服下該藥，這樣應聲蟲就會被除掉了。

   我就采用一個最笨的辦法，就是把法院的錯誤羅列出來，一個一個的問法官。他們隨意忽悠的沒準就讓我發現了新的問題，如果他們說得非常有理的我就去掉。這個做法也就是看看應聲蟲是如何反應的。

   比如：我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審法院的《合議庭評議筆錄》記載的“現在李（指傭人）已有七、八十歲了，再不能在婚姻方麵成為一種所謂的不明不白的皮絆關係，第三、認定第二配偶，”問法官“因為傭人有七八十歲了，就應該給她認定一個‘配偶’關係，如果…….”我還沒有說完，法官馬上說：你隻能說你自己，不能搞到我這裏來了。我打斷了她的話說：如果給你爸爸“認定”而不是判決一個“媽”你怎麽想？你們法院敢“認定”，我憑什麽不能說？我就說了，你還能有什麽招？法官低下了她高貴的頭，再也不敢接我的腔了。

   下一次我再問法官一個問題：《合議庭評議筆錄》記載合議庭參加人已經清楚的對當年開庭的情況做了描述“楊：從開庭情況來看，李構成第二配偶事實不清，提供的證人都是死人，證人的子女書證的分量不大，直接參加婚禮活動人都死了，四八年至今，李與冷（我祖父）的關係，冷家的親戚總該有些知道的，那天吳律師提到的手表和接生人並不能證明婚姻關係，四八年¯二房並不算什麽醜事，沒有必要不公開，從談話中給我的印象是一種不正當的男女關係，….”而我並不認可楊的看法，因為我找到足夠的證據證明我祖父是被陷害的。本文我不想花太多的筆墨敘述這個案子。這個案子的資料已經給一個作家去寫我們的家史了。我僅僅隻是介紹我的上訪經曆。

   這樣一個一個的問題問，終於形成了近200個法院無法回答的問題。有一天，我拿著一份二審卷宗的一份《貴院冷伯華訴冷仲華房屋析產繼承一案的複查報告》岸法（91）民經申字第38號問武漢市中院接待的法官黎偉雄主任：“這個《複查報告》怎麽沒有日期？”當時我的注意力還隻是注意在日期這個小問題上，誰知他拿起這個資料一看，忽然驚呼起來“你怎麽拿到這個東西？”我口裏雖然平靜地說“對，我拿到了！你現在已經沒有辦法了。”心裏一陣陣高興，這個肯定是個“大家夥”。回家後再仔細一讀，果然是個“大家夥”！因為一審法院已經承認錯誤了。1992年就知道錯了怎麽直到現在還不改正錯誤呢？這個也就是以後的有力武器。

   經過和法院各類人員頻繁地接觸，法院終於沒有人可以接我的話往下談了。我可以大氣的對法院的任何一位法官說：以前我是仰視你們，後來是平視你們，現在是俯視你們！你們沒有一個人可以談得贏我，而我已經不是當年僅僅隻能和你們打平手的角色了。

  雖然我嘴上有道理，但人家可以縮在烏龜殼裏不理你。你就是打了他的臉他們也會說：沒有打到，不疼。我一直就是這樣認為：簡單的重複就是死亡，必須升級。我就在武漢中院信坊接待室門口拉一個白布，這樣一個人就可以操作了。上麵橫著寫上“武漢”，下麵豎著寫上“冤冤冤”。隻要有人拍照自然會明確我說的是在什麽地方發生了冤情。當然這個布條對武漢市房管局依然有效。雖然我和法院鬥，但時不時的刺激一下房管局，保存著一種烈度。為了保持敘述和法院鬥爭過程的完整性，我將在以後完整介紹和房管部門爭鬥的過程。

   書歸正傳。我一拉橫幅，法院馬上就有人開始研究如何處理我拉橫幅的這件事，然後找到應對的辦法。他們也曾經想采取過激的辦法，但又怕這件事鬧大了，所以隻有任憑我拉。實際上內部也在商量是否要重啟程序。我知道這個情況後，就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行為，給個時間他們。

   然而有一天，我剛剛走到信坊接待室的外麵，有一個平時對我挺不錯的法官從裏麵衝了出來，口氣非常急切也非常嚴肅的對我說：冷明，你快回去，找個事做，你搞不贏他們的。我嘴上說：謝謝你的好意，我知道該怎麽做。暗自歎了口氣，我現在這個時候還能夠找什麽工作呢？其實他們還真得怪美國總統奧巴馬先生。本來我移民美國的排期還剩幾個月了，我這種有強迫症的人正著急如何能夠把和法院的事辦完，誰知道奧巴馬政府一下子把排期往後延了兩年，這下好了，我已經停止的職業不可能再接起來做，現在就把和法院鬥的事當個課題研究。我也滿心高興這種排期的倒退。當這個法官衝著我將這番話的時候，我已經讀懂了法官的意思：那就是法院又把我拍死了。毛澤東主席說得對：“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拍死了我怕啥？我又不是第一次被拍死的。看來我得再增加一點壓力，那就是到中院的大門口去拉橫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