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1年出生在武漢漢口的中南軍區總醫院。我們家兄弟姐妹實際上是六個，送給老戰友家一個，還有五個，我是老大。
1951年，中央軍委組建空26師，就把我父親調到了空軍。過了不久，空軍和防空軍合並，我爸就成了空軍政治部幹部部副部長。
1967年，文革初期的王冀豫
我是三年級搬到空軍大院的。小學四年級時，我的老師是個部隊家屬，在學校收拾我，我就恨她。那時，我打彈弓特準，能打下麻雀來。我知道那個老師住在空軍大院的11號樓，但不知道她具體是哪一戶，隻知道一樓住的是警衛連，二層是圖書館，我就拿一個彈弓，把11號樓這兩層之外的每扇窗戶都打碎了一塊玻璃。
小時候，我和院裏的小孩打架，也是混不吝。有個小孩叫土豆，我們倆打過一架。他比我大，我打不過他，我挨打的時候就一口咬住人家的耳朵，連撕帶咬的，把人家耳朵咬掉一塊。
我天生體能好，膽子大。在育鵬小學玩單杠，做引體向上，有的說我能來10個，有的說我能來15個，我說，這還要數數啊？我玩這個，沒數！上去就“哢哢哢”地大概做了一百多個引體向上。玉淵潭那兒有個水電站，那壩挺高的，有七八米吧。那幫高年級的學生激我：你敢從那上邊跳下來嗎？我說：有什麽不敢的？就從上麵“嗖”地跳下去了。他們又說：你敢頭朝下跳嗎？我說：敢！我就頭朝下，“嗖”地又跳下去了，水拍得我夠嗆。
當年，除了那種扒女廁所、耍流氓的壞事絕不幹以外，其他那些顯示“英雄主義”、招人嫌的壞事兒我老幹。我整天異想天開，從來不想著好事兒應該從點滴做起，老想石破天驚。
潘多拉的盒子
前排中為王冀豫
我小學畢業後，就上了玉淵潭中學，後來轉校去了鐵三中，文革中又轉到了翠微中學。
從1962年林彪開始主持軍委工作之後，1964年部隊裏開始出現了《毛主席語錄》。毛主席的話越來越成為大家追捧的東西，比如跟王海容、毛遠新關於教育問題的談話。這些談話一旦進入大院以後，馬上就成為紛紛效仿的標準。比如王海容說她班上一個同學，學習不好，老考三分，但是看《紅樓夢》看得掉淚。毛主席稱讚說好，要看五遍才有發言權。所以當時連我這樣的都捧起《紅樓夢》看，但我實在看不下去，我還納悶呢，我怎麽不掉眼淚啊？我們這幫人那時鼓吹誓死效忠毛澤東，能盲從到這種程度。
文革前，在學校裏有一個明顯的感覺，就是政治教育加強了。毛主席說了，青年人要到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去鍛煉，要到大江大河裏去鍛煉。
自小受的教育，我們就是革命的種子，天生就是為了革命而存在的。不隻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甚至是要處處革命，要走向各種各樣的戰場。那時對我們的培養方向就是鬥士，像雷鋒說的：對待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包括對修正主義的批判，這都是當時教育中貫穿的主題。這種教育對幹部子弟影響很深，不光是部隊大院，地方也一樣。
北京是個四合院兒的城市，所以那些“院兒”就成了北京的符號。所謂的大院兒，不管你是政府的還是軍隊的，都是一樣的，因為共產黨的地方政府也是軍隊建的。因此，部隊幹部、地方幹部如出一轍，同種同源，這種傳遞方式和這種思想的一致性，就導致最後形成了對修正主義的義憤，形成對毛澤東的超級迷信。所以我覺得紅衛兵運動跟這個有關係。
過去的集體主義教育、崇尚“英雄主義”的意識、寄宿製學校培養的團隊精神、家庭背景的清一色，尤其是其後“血統論”的出現，都讓我們形成了一種同一的心理結構。以至於到今天，這種思想意識對於許多人來說都是打不爛的。
這也是我們打架不要命的一種原動力。這些人為什麽湊在一起就厲害？要單獨相對，那就是一種力量的較量了，是對方比你強大還是比你弱小的問題。可是作為一個群體，就不是個人的力量了。十個人加在一起，可能就是五十個人的力量，這就是區別。
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這些人就都湊在一塊兒了，甚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串聯的時候，一聽說話，就知道你是不是幹部子弟，心裏特別明白。這是當年紅衛兵興起的基礎，也是後來我們這幫人打架的基礎。
文革前，我們很多人都受過小流氓的欺負。比如我剛上中學的時候，有次去踢足球，剛一去，有些比我們大的孩子就用足球踢我們。我們都是從寄宿學校出來的，當時都很規矩，我說：唉，別欺負人啊！結果不行，人家過來就揍我。我就特別憤怒，他們一打我，當然我就還手了。我逐漸對我的爆發力和拳頭的力量更有自信了。我的“渾”和體能結合起來，就比較可怕了，導致我走向一條不歸之路。
文革初期的打流氓，又被賦予了政治上的意義：革命。打流氓是革命，流氓是革命的敵人。紅衛兵和流氓成為了文革中的一對冤家，打架幾乎貫穿了文革的全過程。
文革中，空軍的幹部受衝擊的很多，特別是管幹部、管組織的幹部得罪人多，就更倒黴。所以我父親在文革中老挨整，時不時地被挨鬥。今天叫你喂豬去了，明天叫你回來工作兩天，後天又叫你喂豬去了，都不知道為什麽。文革時候幹部挨鬥很正常，幹部們也都皮了。
人們有種誤解，認為部隊幹部受衝擊少，實際上不然，挨鬥挨得更狠。像鬥彭德懷，鬥羅瑞卿、賀龍等等，在軍隊裏一鬥就是一條線下來，走資派多得很。軍隊整人，跟地方不一樣的是，你要挨整了，就一點希望都沒有了。文革初期，是按照林彪的那條線來劃分的，部隊的幹部進行了一次次的權力洗牌。
比如，紅一方麵軍、紅一軍團，叫所謂“雙一”，這是一條線，是毛的嫡係，也是林彪的那條線；四方麵軍，“招降納叛”的就比較多；賀龍那邊又是一條線……都是按山頭論。其實我覺得文革整個是一次權力洗牌。所有的群眾運動，就是運動群眾。而且，要把每一件事情都賦予一個革命的內容。
沒多久，院裏好多人家裏都沒大人了，大多被隔離審查不讓回家了，有的出去“三支兩軍”了。家家是留守家庭，就剩下一幫孩子。文化大革命對於我這樣的孩子來說，那無疑是把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我們感覺是非常的幸福，解放了，無限自由，好像是1949年啊！
文革中的惡少
我們那時候沒人管啊，就去偷嘛。我當時甚至覺得偷東西是件很光榮的事情，我都能偷東西了！其實那是一種“打砸搶”行為，跟偷盜不一樣。
一般像小偷偷東西，主要是偷錢。我們不是，錢不敢偷，我們偷東西去賣。像銅製品、金屬製品啊，我們就賣給廢品收購站；像生活用品，比如說什麽毛毯啊，就賣給委托商店，相當於現在的典當行那種。印象中，毛毯偷得最多，因為價格還算公道，那種花花的純毛毯，挺高級的，新的賣四五十塊，委托商店一條給我們十塊錢。氣槍，我記得特別清楚，20塊錢一支；偷一副冰鞋，加上黑龍牌的跑刀，是8塊錢。記得全聚德的一隻烤鴨那時候才4塊錢。
我們賣這些東西，用的戶口本是從各家收來的。這些走資派家的戶口本，我們把它集中起來，都交給一個人管理，這樣他可以知道哪個戶口本用過幾次了，是在哪家委托商店或廢品收購站用過，誰去用的。如果老在一個地方用一個戶口本就麻煩了，容易引人注意，收購站、委托商店那幫人的階級鬥爭覺悟很高的。賣破爛兒的時候也一定要換著人去賣，不能老是一張嘴臉，老是一個人，也容易引起人家警覺。
我印象最深的是，翠微中學外麵有一片桃園，那是羅道莊隊裏的果園。那時候，有人半夜到人家果園裏偷桃子去，偷桃子吃不說，可惡的是還搖人家的樹，弄得滿地都是桃子，吃不了幾個，糟蹋一大片。後來老百姓集體跪在學校門口說：少爺們，我們還指著那桃園活呢，你們吃點就吃點吧，別糟蹋呀！人家集體跪在那兒，那是對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從那以後，我們就再也不敢偷桃了。而且大家互相監督，誰要再想去偷桃，馬上有人站出來阻止：別去！人家老百姓指著這個活呢！所以，那時的壞，還不是良知殆盡。
亂時“共產主義”
那時候我們出去“刷夜”，今天住他家，明天住我家。我覺得那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刷夜，那是一種“共產主義”的生活方式。家家都敞開大門，甚至於你一進自己家的大門，你會發現一屋子的人你一個都不認識！都反客為主了，能到這種程度。
那時候，比如說解放軍政治學院，大人們奪權，那幫孩子就奪了遊泳池、燈光球場的權。夏天，不是熱嗎，晚上每每在半夜裏，就招呼一幫人，騎著自行車，到政治學院去，到遊泳池裏頭泡著，睡覺就在遊泳池的邊兒上。池邊鋪滿了草席，一人一張，大家都躺在那睡，感覺可幸福了。
在遊泳池住的那段時間，我們四處偷東西。空軍大院裏幾乎每個食堂都被我們偷過。大院裏好多食堂，有司令部的、政治部的、工程部的、雷達兵部的，偷唄。尤其是空勤灶的倉庫，那裏邊最棒了，有各種各樣高級的魚蝦，但我們都不會做，經常都是糟蹋了。
有次，我們從食堂和倉庫裏把人家的半片豬都拿出來了。通訊兵的一個孩子，他爹是個少將，被打成什麽反黨集團的了。他爹媽一完蛋，把我們美死了，用反黨分子家的煤氣灶給我們做大丸子吃吧！大概是1964年還是1965年的時候，軍隊開始有液化煤氣了，將軍家裏都有煤氣灶。院裏有個煤氣站，那煤氣就憑本兒換。那時，覺得用煤氣灶來做飯太方便了。我們就把那肉切了，做成大丸子。其實我們的那段真實生活，比王朔小說中描寫的那些好玩多了。
我們還從食堂裏整袋地偷麵。我記得部隊的麵口袋都是100斤一袋的，不是外邊賣的那種45斤的小麵袋子。還從食堂偷掛麵，一偷就偷那麽一捆，10斤呀。還有偷汽水，那時北京就是北冰洋汽水。一箱24瓶，喝完了以後拿汽水瓶子打架就是最好的武器。
武鬥中殺人
那時人們把翠微路中學、育英中學和太平路中學統稱“三校”。它的成員大部分是周邊幾個部隊大院的孩子。在這三個學校裏，大部分是“老兵”這一派的，就是社會上稱之為“聯動”的成員。也有一些“四三派”的成員。
在我們三校中，那時候並沒有實際上的頭兒，反正我沒覺出來誰是頭兒，但可以說有那麽一個核心團隊。像翠微中學，核心團隊有王小盛、朱平楠、王小點、江曉路、楊育生等。
有段時間，我不知道為什麽，四三派特別囂張，在我們院兒裏也這樣。後來有一天，就出現了“糧校武鬥”這個事兒了。
武鬥剛剛結束，就聽說四三派的王××死了，而且是被我打死的，我如五雷轟頂，渾身發抖。我從心裏想往外喊：我不是故意的！但是事實卻永遠不能改變——我殺人了。
反思的起點
打死人後，我坐過牢，走後門當過兵，當過工人。那年代，工廠抓革命促生產，大幹苦幹，也不注意對工人的安全防護。結果，我幹活的時候，濺起來一個碎鐵屑，把我的眼球擊穿，我的一隻眼睛就瞎了。我經常想，這也是蒼天對我所幹壞事的一點懲罰吧。
我是1975年去河南下鄉的。因為聽說河南新蔡搞了個勞動大學，我就聯係去了那裏。當時一批精英人物，如金觀濤、鄧英淘等人都在河南。我插隊所在的是新蔡縣澗頭公社徐營大隊徐營小隊。我覺得我的人生觀的轉折，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大概是收麥子前後，有天老鄉請我們喝酒。他們說：今天村裏有人家生孩子，從此這個村又是144口人了，要慶賀呀！原來，這個村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時共有144口人，到1959年底1960年初，餓死了73口人，當時才又恢複。我說：錯了吧，餓死人那應該是舊社會的事吧？可老鄉們說：沒錯，就是1959年！村裏家家戶戶沒有不死人的！後來，我又了解到，就我住的那戶農民，叫楊樂仁，當年一家8口就剩下了他一個，其他都是餓死的！這給我的感覺和衝擊是顛覆性的。我一個無法無天的人，被徐營這血淋淋的現實給震住了。
徐營餓死人，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我確切地感到，這個社會出大問題了。從我進入社會之後，特別在一隻眼睛瞎了之後，我對我殺人這件事，已經有了一定深度的反省。我感覺我在人性方麵是有缺陷的，那推而論之，那些對餓死幾千萬負有責任的人呢？
其實，一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是聯係在一起的。我覺得胡適有一句話講得特別好：爭一個人的權利，就是爭國家和民族的權利；爭一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大眾和國家的自由。少一點不自信，多一點獨立思考，是我們通過那段悲慘的曆史應當領悟的。
信仰真實
我是1979年回北京的，分配在北京特殊鋼廠當了工人。後來我就下了海，到深圳混了幾年。最後，覺得那些事都不適合我幹，又回到北京，在稻香湖的馬場做牧馬人。
回顧我的曆史，我覺得個人命運總是跟時代攪在一起的，剪不斷理還亂。以前我隻知道我是作惡的，人有惡緣，基督教叫原罪，如果要說到今天，我有什麽覺悟的話，那就是學會思考了。人如果學會思考了，才會有獨立的人格，才會真正有靈魂，就不會出亂七八糟的事兒了。否則，這個人的人格就是不健全的。
“性相近、習相遠”的人世間，為什麽盛產這麽多的仇恨？從文革之初，從我打死王××的一刹那，我靈魂的“異化”就開始了。伴隨其間，有金觀濤、鄧英淘等人不斷地對我的塑造。點點滴滴的積累，直至在徐營時，我的思想發生了突變。這個異化讓我認識到什麽才是自由、民主和理性。
中國前30年，鬥私批修，甚至“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改革開放後，人的拜金主義又越來越厲害。我們經曆了兩個時代，從極其沒有自我走向極端自我，但是沒有改變的仍是人性的坍塌。
今天我們奔六、奔七了，常有聚首，當年的哪派都有，哪種出身都有。坐在一起，竟有一種莫名的滄桑。想起過去，大家隻有感慨的自嘲和悲哀。
前些日子，我們空軍大院的孩子們聚會。他們講，其實我們的父母不願意改革。或者說，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那就會喪失目前的一切。我就覺得，其實錯了，我們的父母當初在參加革命的時候，如果僅僅是想著要維護一己私利，這場革命當時就是毫無意義的。這點應該反複強調，讓我們這些紅二代——就是幹部子弟——都清醒地認識到，我們隻有一個使命，就是為了使這個國家好起來。確實，今天做到這點很不容易，因為人們一旦嚐到了權力和利益的滋味，想讓他放棄，確實有難度。但是，我們應該有種舍棄。難，也得放棄。
另外，對曆史要有一個客觀的、真實的認識。
我們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是有一種使命感，也有一種優越感的，甚至有一種無聊，覺著自己挺牛，這個國家就是我們的。對工農真的有一種輕視，或者是蔑視。我們在文革中有沒有這種所謂的權貴情緒呢，我覺得有，而且很強烈，尤其是老紅衛兵，始終抱有這樣一種很強烈的、很強勢的優越心理。經過了10年文革，經過了30年的改革，現在還有不少人依然如舊，我覺得這個特悲哀，應該放棄了！其實放棄了，我覺得得到的會更多，得到的是父母或祖輩們當年所真正追求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