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個女子，她沒有出版過任何書籍，卻讓知識分子們敬重萬分；有這樣一名罪犯，她沒有實施過任何犯罪，卻被捕入獄，被處於槍斃死刑。
她的名字仿佛是不能觸碰的禁忌，而今天，這個特殊的日子裏，也許她的故事，終於可以說了......
她，就是林昭。
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12月16日生於蘇州。這是一個愛國的紅色家庭，母親許憲民，16歲就投身革命，是抗日戰爭時代背後的巾幗英雄，後加入國民黨，以身份作掩護，秘密幫助中共地下黨進行策反活動。
父親彭國彥，曾留學英國，回國後任蘇州吳縣縣長、中央銀行專員，他暗地裏，也多次為中共地下黨人做掩護和幫助。
她那來自革命家庭的基因，讓她自幼就對拯救黎民抱有極大熱忱。
15歲時，在蘇州讀高一的她，和同學創辦“大地圖書館”，開始以筆名“林昭”寫作，積極猛烈地反抗國民黨的腐朽統治。
17歲時，她進入有“革命搖籃”之稱的，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每當她看到因戰爭而滿目瘡痍的祖國，正一點一點恢複繁榮時，她就下定決心：這樣的祖國，決不能讓它再受苦難。
之後，她又以優異成績考入北大新聞係，她是北大校園裏有名的才女，寫得一手好詩和好文章，曾先後任校刊《未名湖》《北大詩刊》編輯，還是綜合性學生文藝刊物，《紅樓》的編委會成員之一，她被人們稱為“紅樓裏的林姑娘”。
這位林姑娘外表的確和林黛玉一樣，因她曾患有肺病，瘦弱不堪，“嫻靜似嬌花照水，行動如弱柳迎風”，但她的思想卻和林黛玉迥然不同，她有著凜然無懼的膽量、更有著語驚四座的雄辯。
1957年，在當時表麵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實則“引蛇出洞”的文藝政策下，文藝界熱情高漲，北大學生也十分興奮。和她同是《紅樓》編委之一的張元勳，貼出北大第一張大字報《是時候了!》。
結果有人認為大字報中的，右傾言論是反革命煽動，在某個夜晚，北大開了場激烈的辯論會，張元勳成了被猛烈攻擊的焦點，他在辯論會上聲嘶力竭，卻無力回天。突然，一個女學生跳上桌子，她沉靜的女中音使會場頓時安靜了下來：“我們不是號召，黨外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提了，怎麽又勃然大怒了呢？”
話音未落，人群中傳來一聲怒吼：“你是誰？你叫什麽名字？”沒想到她立即反問道：“你是誰？你有什麽資格問我？”她停頓了一下，接著說：“我可以告訴你，沒關係。武鬆殺了人還寫殺人者打虎武鬆也，何況我還沒殺人。你記下來，我叫林昭。林，雙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告訴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既然來了就不考慮了！”
在那個充斥欺騙的瘋狂時代，敢說真話的她必然成了異類，那個夜晚成了她人生轉折點。
不久後，北大學子有1500名被打成右派，占北大學生總人數十分之一還多，他們中許多人被開除公職與學籍，並被發配邊疆荒野，20多年後才得以平反，而如此敢怒敢言的她自然也無法幸免。
當時幾乎所有右派都檢討了，隻有她不肯還繼續堅持說真話，有人問她究竟是什麽立場觀點，她說：我的立場觀點很簡單，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藹，不要這樣人咬人！她的觀點都是常識，可當時把常識說出來，那就是反革命。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邊正墜落一邊在升騰，這是一段真正水深火熱的歲月。
她在日記中沉重地寫道：祖國，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該最知道孩子的心情，盡管孩子可能偏激，說錯了話，但怎麽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
她無法忍受那樣瘋狂的時代，選擇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可那時就連死都是種奢侈，她被搶救過來後，又被認為是在對抗，“態度惡劣”，於是又被加重處分，勞動教養三年。還好新聞專業副係主任羅列，可憐她身子弱，怕她被折磨死，冒險出麵為她擔保，她這才留在新聞專業資料室，接受群眾的“監督改造”。
從那時起，她開始深思、尋找，追問，眼光觸及到中國的未來，她說：現在我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北大劃了那麽多右派，全國會劃了多少？反右鬥爭還在全國進行，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它的後果、它對我們家、對曆史有什麽影響？對我們自己有什麽教訓？我現在可能還搞不清楚，但我一定要認真思考，為祖國找尋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