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夏日，讀《南渡北歸》，依然讓我從心裏感到寒意。窗外吹進的是絲絲熱風，心裏湧出的卻是冰冰的寒涼，沒有一點溫熱的感覺。
《南渡北歸》，講的正是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在曆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的決策，及其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後，各自命運的遭遇和劇變。1949年，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蔣介石劃江而治的幻想徹底破滅，中國開始建立新的政治格局。
這一年，毛給中國知識分子的未來命運畫了一條深刻的分界線。
這一年，有些知識分子留在了大陸，有些知識分子去了台灣；之後，又有很多知識分子響應黨的號召，自世界各地回國建設新中國，隻有少數知識分子堅守國外的陣地。
回望曆史，有時如夢一般，真實與假設難辨真偽，清晰與模糊交替出現。
1951年7月，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讀博士學位的巫寧坤接到國內急電，請他回國到燕京大任教，他隨即中斷學業回國。當時正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員和講師的李政道前往送行。巫寧坤突然問李政道：你為何不回國工作？“李笑著說：我不太適合
此後的1957年，巫寧坤被打成右派，受盡迫害。同一年，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28年後，二人再度相會。此時，李政道是中國政要迎接的貴賓，巫寧坤是剛從牛棚放出來內部控製的“牛鬼蛇神”。當時，巫寧坤正回京辦理“右派改正”手續，偶然從報紙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從美國回來講學的消息，便跑到北京飯店國賓館看望老同學。相見匆匆數言，臨別時，巫寧坤忽發奇想，如果當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國任教，結果會怎樣呢？
曆史不能假設，曆史隻能總結。
為了對民國及新中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有一個更直觀的印象，我們選擇一些具體的人和事，更能把曆史的真實麵目看得更加清楚。
—— 吳晗與胡適：師生的殊途——
吳晗是著名的明史專家。1948年11月底，時為清華教授，秘密潛入解放區等待出任高官的吳晗，派人找到胡適，讓胡適留下，不要跟著國民黨亂跑找死。當時這邊許諾，讓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兼任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斬釘截鐵地給來人以著名的三句話拒絕了，哪三句著名的話呢？這裏不說了，大家可以自行查證。
胡適南行之後，曾多次對人說，吳晗可惜，走錯了路。他這樣說，是因為吳晗曾經是他的得意弟子，他不願看著吳晗從此走上不歸路。吳晗隨後以接收大員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華。意氣風發時，越發認為胡適是典型的狗坐轎子，不識抬舉，是真正的“走錯了路”。
師生都認為對方走錯了路，其實，沒有誰對誰錯，每條路都有他的不確定性，特定的年代也有特定年代的局限和曆史環境，本文不以當時的事例映射當下，畢竟時代在進步，國家在發展，隻想以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來警醒後人，對社會起到正麵的引導作用。
對這一對師生，曆史是這樣記錄的：
1948年底，胡適離京南行後，受蔣委托，以私人身份赴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這一做，就是10年。蔣政權逃離大陸後，胡適在美自謀生路。這麽大一個知識分子，與其他人一樣，填表求職，買米買麵，其間苦痛，不足為外人道也。
1957年，蔣介石親請胡適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離美赴台。
1962年，當吳晗在北京副市長任上時，胡適在台北因心髒病發作去世。一時，台灣大慟，蔣介石為之親挽：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胡適隻會打麻將的小腳太太江冬秀看著如此壯觀浩瀚，湧動不息的人潮，對長子胡祖望說：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這份上，不容易啊。
台灣人所以會對胡適先生有這樣的情懷，是因為49年前後，當時所有重要的知識分子要麽就留在大陸，要麽就流亡海外。傅斯年主持台灣大學時，連教師都招不夠，還是用從大陸史語所跟過來的研究員們當教授才解決了當時的困難。所以，以胡適當時的地位，在台灣非常困難的時候，願意回台灣擔任這個職務，主持中央研究院，台灣的老百姓從心裏覺得胡先生是認同我們的，來支持我們的，對他非常感激。那種感激之情確實是發自內心的。
吳晗有一個革命的老婆叫袁震，袁是中共早期黨員，是一個思想極激進，身體極虛弱的女人。吳和袁是姐弟戀，吳對袁的愛情，確實純之又純，因為袁震身體的緣故，據說連夫妻生活都是沒有的。這樣的愛情感動了當時的許多人。
在西南聯大教書時，正處於八年抗戰最艱苦的時段。作為教授，吳晗與他體弱多病的妻子和其他教授一樣，過著貧病不堪的生活。自此時起，吳的人生道路，開始由袁震引領，為黨開始工作並出了大力。後來的結果是，文革期間，吳晗因《海瑞罷官》開始受到批鬥。繼而又挖掘出建國前他寫給老師胡適的信，這就變得更加嚴重了。妻子袁震也跟著被揪鬥。
69年春，袁震因病被允許自勞改隊回家看病。當晚，住在同院的萬裏送來一碗紅豆粥以示慰問。想不到，這碗粥竟成為袁震最後的晚餐。身體早已跨掉的袁震，當晚被隻有10歲的養子和養女用平板車拉到醫院，醫院因其身份拒絕搶救。淩晨，躺在醫院大廳冰冷水泥地上的袁震撒手歸天。死時，兩眼半睜，死不瞑目。
新中國成立後，吳晗煥然一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就是他那段時間的寫照。
1956年，吳晗找郭沫若、茅盾、鄧拓等人，聯名上書周恩來，要求挖掘十三陵中規模最大的永樂皇帝陵——長陵。很多專家堅決反對發掘行動，但是那時吳晗風頭正健，時常出入毛主席的書房，最後決定拿出個定陵讓吳晗“試掘”，長陵才算保存下來。
發掘定陵是吳晗一生最大的敗筆。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這真是一句辛辣的讖語，吳晗一生沒有親生子女，他後來種種不詳的遭遇，也成為人們茶餘飯後議論的話題。
1966年文革開始後，吳晗也沒能逃脫文革的狂飆，其與胡適的書信，成為其投靠胡適的死證。他數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鬥，受盡羞辱：在關押期間，他的頭發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積血，69年10月，吳晗被鬥死。死前未能見養子養女一眼，隻留下一條滿是血跡的褲子。
胡、吳師生的道路選擇不是個例。那時，選擇離開的必經過深思熟慮。留下如能相安無事，誰願選擇顛沛流離，最終歸骨於田橫之島。例如胡適、傅斯年、梅貽琦、錢穆、梁實秋等人。選擇留下的，當時其實已經左傾，他們或者對國民政府徹底失望，或者對新政權抱極大的熱情與期待。例如吳晗、馮友蘭、陶孟和及後來大批留學歸國的知識分子。隻是沒過幾年，夢想就被擊得粉碎。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何以走到這一步？當時政治的原因我們不去談它，從知識分子自身的思想和行為來進行討論，有沒有值得反思的地方？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依然隻能靠別人恩賜而無法自己掌握。
正常來說大家都不願離開熟悉的故土，開始張愛玲也留在了上海，五十年代初風向已經不對了，張愛玲、陳蝶衣等一批文藝界人士用最後的機會逃離了大陸，拯救了自己，真正的精明世故。
吳晗好像也是拆毀北京老城牆和牌樓的積極者，當年在辦公室被林徽因指著鼻子大罵，其實他是領會聖意奉旨行事，他的養女遭遇也很不幸。
巫寧坤他們屬於自投羅網的一代。
博主最後幾句話挺有分量！我一直覺得對文革的研究有些大而無當，應更多地從社會學和心理學方麵細膩地分析，盡管直到今天資料也沒完整地公開，可就已知的已是觸目驚心。假想即使國家領袖發動文革在美國實行的了嗎？在法國倒是有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的六八年小文革，但穩固的社會基礎是無法動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