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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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百年:願全球華人親愛精誠團結合作

(2024-06-08 18:19:06) 下一個

2024年是黃埔百年。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致辭說:“今天在這裏開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黃埔軍校是國共合作的產物,是國民革命的中流砥柱。

1920年秋,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發表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指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結盟,這奠定了蘇俄支持孫中山的遠東政策。 1921年中國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雖然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極力推動中共與孫中山合作,但大多數代表都反對,因此一大並沒有與孫中山合作的政策。而那時孫中山也沒有與共產黨合作的意向。

孫中山自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帝製以後,一直致力於共和的建立而屢屢失敗,各地軍閥擁兵自重挾洋自重。孫中山求助西方列強總是得不到實質性的支持,列強隻支持軍閥以瓜分在華利益,北洋軍閥政府也出賣主權以得到列強支持。值此山窮水盡之時,隻有蘇俄支持孫中山,孫中山因此隻能聯俄師俄,與共產國際的民族解放運動聯盟對接,使得國民革命成為反對帝國主義主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部分。聯俄師俄成為孫中山再次革命的希望。

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炮轟孫中山住所粵秀樓,孫中山借助軍閥武裝的政策徹底失敗。建立革命黨和革命軍因此成為孫中山的當務之急。1922年7月中共召開二大,采納了共產國際的與孫中山合作的政策。8月,李大釗林伯渠在上海與孫中山深談,討論建國問題。9月4日,孫中山邀請上海的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53人討論改組國民黨的問題,馬林也出席了討論。9月6日國民黨成立了國民黨改組委員會,委員會中有9名中國共產黨員,陳獨秀等為國民黨起草了國民黨的黨綱和黨章。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與蘇俄全權代表越飛共同發表了《孫文、越飛聯合聲明》,確立了孫中山聯俄政策。10月24日,國民黨設立改組國民黨的執行機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聘請了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鮑羅廷為顧問。25日,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在廣州政府財政廳召開,與會人員達一百多。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165名代表到會,其中包括共產黨人李大釗、毛澤東和林伯渠等。1月24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

國共合作雖然是共產國際促成的,但本質是孫中山和共產黨達成了民族自救的共識,認識到打到列強才能使得中國擺脫半殖民地的處境,才能夠使得中華民族得到解放和自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施,就是建立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和一個革命軍,就有了黃埔軍校。這次國共合作是由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蘇俄和共產黨幫助國民黨改組和建立軍校。蘇俄支持黃埔軍校建立的武器裝備和軍事顧問,都是直接支持孫中山的,而不是給共產黨的。

自從建立黃埔軍校,國民黨一躍成為中國的實力派,一改孫中山自辛亥革命以來一直沒有實力的狀態。黃埔軍校兩次東征和北伐,表現出超強的戰鬥力,把各路軍閥打得落花流水,孫中山受如陳炯明那樣的實力派軍閥脅迫的曆史就此結束。然而,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蔣介石自己成為中國最大的軍閥,代表了英美在華利益。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總結了這段曆史教訓,認為在帝國主義階段,由於民族資本家對國際壟斷資本的依附性,資產階級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不可能成功,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隻能由共產黨領導才能成功。毛澤東這個論斷至今依然有效。

自上個世紀蘇東巨變以來,前蘇聯和東歐及印度都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而中國改革開放堅持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堅持了社會主義,使得所有轉型經濟體中,隻有中國脫穎而出,而東歐國家由於放棄了共產黨領導,相繼成為國際壟斷資本的附庸,建立了類似於蔣介石統治下的寡頭政治,還沒工業化的依然沒有工業化,已經工業化的去工業化成為資源國家。中國民主隻能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脫離了共產黨領導就不可能有中國的民主,就隻能任由國際壟斷資本擺布中國人民的命運。前有中國自身的曆史教訓,今有過去幾十年世界各地各種顏色革命的對比,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此曆史論斷至今確切無誤。

大革命時期的國共合作,以國民黨改組和建立黃埔軍校拉開序幕,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加入國民黨,這是黨內合作。這與抗日戰爭國共合作形式不同,抗日戰爭是黨外合作,國共都保持自己的獨立實體來形成合作。馬林作為共產國際遠東代表有他的遠東革命經驗。馬林是荷蘭人,是荷蘭共產黨人,他在荷屬東印度(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亞)從事共產國際運動,共產黨領導的印地社會民主工黨與泛回教聯盟就是黨內合作。馬林在共產國際地二次代表大會上就總結和介紹了這種合作方式,即共產主義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的合作模式:社會民主工黨的黨員保留自己的工黨身份加入泛回聯盟,泛回聯盟會員保留自己泛回聯盟身份加入社會民主工黨。這是馬林撮合國共合作推行的合作模式,即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幫助國民黨改組,幫助國民黨建設革命黨,幫助國民黨建設革命軍。孫中山自己也有黨內合作的經驗,那就是辛亥革命時期同盟會加入洪門,那和大革命時期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如出一轍。黨內合作,就是相互認同的合作。同盟會加入洪門,是同盟會認同洪門的反清複明宗旨,洪門認同同盟會驅逐韃虜的宗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就是共產黨認同孫中山天下為公理念,認同國民黨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的黨綱,也是國民黨認同共產黨民族解放的綱領。

國共合作的黨內合作模式是相互認同的模式,是可行的,盡管合作期間荊棘叢生摩擦不斷,但國民黨和共產黨當時在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的革命綱領是一致的,解救中華民族於危難的情懷也是一致的。國共親愛精誠的合作演繹出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曆史,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不是合作方式,而是共產黨放棄大革命的領導權,把大革命領導權交由資產階級政黨,而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對國際資本依附性導致大革命失敗。黃埔軍校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創造出了那時候中國最強的政治力量和最強的武裝力量,隨著列寧和孫中山相繼去世,領導大革命的國民黨最終屈服於國際壟斷資本而背叛了革命。

今天香港的一國兩製,就是香港在不放棄自己曆史形成的特點而加入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崛起的事業,這和大革命時期國共黨內合作是類似的,即香港人不放棄自身的香港身份而與內地合作。黃埔軍校的“愛國救民”精神,也適合於香港一國兩製,那就是愛國愛港。黃埔軍校的“親愛精誠,團結合作”精神也適用於一國兩製,適用於港人與內地為了中華民族崛起之偉業親愛精誠團結合作,適用於台灣人與大陸人親愛精誠團結合作。這種合作模式就是港人認同自己為中國人,台灣人認同自己為中華民族一部分。鑒於曆史經驗,鑒於當今國際秩序依然是國際壟斷金融資本製定的國際秩序,無論港人還是台灣人,都應該接受共產黨領導和擁護共產黨領導,才能合作出中華民族複興之偉業。

一國兩製與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的黨內合作模式是類似的。堅持共產黨領導是成敗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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