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比利·林恩談李安的電影魅力

“I did a women's movie, and I'm not a woman. I did a gay movie, and I'm not gay. I learned as I went along.”

                                                          — Ang Lee

 

《Billy Lynn’s Long Halfway Walk》，中文譯作《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是李安2016年的新作。盡管它的票房並不是很好，甚至有人說這是李安的高手失手之作。而我看，這又是一部李安用他如此深沉的東方哲學，拍了一部西方旋律的電影。

 

 

過了知天命的李安更加平和，對人性，哲學命題的剖析也更加銳利，深刻。他說，電影是他的夢，他的信仰。我相信。

 

曾經聽過關於李安的種種軼事。在天降大任於斯人之前，這位現在星光熠熠的導演的確經曆了六年苦其心誌的幽暗歲月。80年代中期，紐約大學畢業後，因為沒有合適的片子，他賦閑在家，做了六年的“家庭煮夫”。李安偶爾也來紐約幫人家拍拍小片子、看看器材、做點助理、劇務之類的雜事，還有一次去到紐約東村去幫人守夜看電影器材。期間，他仔細研究了好萊塢電影的劇本結構和製作方式，試圖將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白天，在紐約法拉盛的麵包店，常常有人看到他在那裏讀書，看報紙，書稿，觀察路人甲乙丙。也正是這樣一段時間的韜光養晦，才有他日後輝煌。於是，他在不同的年齡段，從36到60，從出道開始的中國近代家庭片、到西方古典愛情片、中國古代武俠片，西方現代同性戀片、再到魔幻片、色情片、隱喻片，幾乎沒有失手過。題材跨度之大，狀態之穩定，實屬少見。

李安說，他希望去電影院看電影成為一個莊重的大事，如同去教堂或者廟裏一樣特殊。說來也巧，幾乎他的每一部電影，我都是在電影院看的。在拍《Sense and Sensibilty》時他說，“我要讓這部電影重重地擊碎人心，人們得花上兩個月才能痊愈！” 果不其然，情感，理智和真愛，整整磨了我三兩個月！

 

轉眼到了《色·戒》。我時常想，如果張愛玲看了《色·戒》，一定會視李安為知音。一定會感歎，錦瑟年華，願與君度。它的拍攝過程，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場地獄般的洗禮。拍一場麻將戲，會拍上整整一周，拍到打掃衛生的工作人員都能背出台詞。每一個眼神，每一個動作，官太太們似是而非的對話，麻將桌上的明爭暗鬥，爭風吃醋，馬虎不得，必須拍到位。湯唯至今沒有一個電影形象能夠超越《色戒》中的王佳芝。

 

 

不知道為什麽，每每讀到李安，看他的電影，就情不自禁地想到《琅琊榜》和梅長蘇／林殊。梅長蘇，曾經的赤焰少帥，帝都金陵城裏最明亮的少年。後因奸佞迫害，梅嶺慘案，身中火寒之毒，經削皮挫骨的徹底解毒，音容大改、改名換麵，蟄伏江湖，以待時變。雖纏綿病體，但容顏靈秀，氣質清雅，心懷赤子，精通音律，才冠絕倫，蟬居琅琊榜首。蟄伏12年，終於為冤案昭雪。用詩詞形容是,“遙映人間冰雪樣，暗香幽浮曲臨江，遍識天下英雄路，俯首江左有梅郎。”李安又何嚐不是這般韜光養晦呢。《琅琊榜》大火特火的原因是一種心理投射，是當下社會長期秉承現實主義價值觀後，理想主義價值觀的反彈。它是理想而不是現實，是一種社會共有的理想的共鳴。李安說，拍電影是他的理想，夢想，也是信仰。我相信。他不止一次地表露過，在現實的世界裏，他一輩子都是外人。何處是家也難以歸屬，不像有些人那麽清楚。在台灣是外省人，到美國是外國人，回大陸做台胞。命中注定，他這輩子就是做外人。這裏麵有台灣情，有中國結，有美國夢，但都沒有落實。反而在電影的想象世界裏麵，他能覓得暫時的安身之地。”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有些人在現實生活中可能無趣，反而在演戲中才真正找到自我。李安說的是《色戒》裏的王佳芝，說的亦是自己。

 

李安多次自我解嘲，說自己表麵上溫文爾雅，行事溫和，符合儒道傳統文化中的好人形象，一如《琅琊榜》的梅長蘇。這樣的他，是《臥虎藏龍》裏壓抑自己的大俠李慕白，是《理智與情感》裏隱忍的大姐Elinor Dashwood。正如梅長蘇心心念念的是張揚耀眼，往來不敗的少帥林殊，李安真正渴望的，是玉嬌龍縱身躍入深崖的極度反叛，是Marianne沉醉不知歸路的驚蟄心境！·    

 

這一部《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原著作者Ben Fountain，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也被BBC評為21世紀最偉大的12本英文小說之一。影片講述的是德州十九歲男孩Billy Lynn參加2004年伊拉克戰爭。在一次與敵軍交火中，與敵人近身肉搏，大難不死。他與他的戰友意外地受到大眾關注，被塑造成英雄。回國時在橄欖球賽中場時走秀。對比利來說，中場的確很長，周圍的明星，觀眾的歡呼，耀眼的焰火，勾起的都是滿滿的對戰場戰事的回憶。當國歌響起來，大屏幕裏看到的是星條旗的背景裏，比利敬軍禮，兩行熱淚清晰地流淌著，而他的腦海裏想的是他與一見便好感頗多的拉拉隊長Faison在顛鸞倒鳳。有人說李安是用東方人的情感，講西方人的故事；用西方人的技術，拍東方人的哲學。其實在人性深處，哪有什麽東方西方，焦慮，恐懼，困惑，憤怒，愛與性，都是一樣的。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這部片子，李安掀起了一場電影視覺革命。李安想要挑戰前所未有的技術難題：以120幀每秒的速度來拍攝。每秒120幀是普通電影的5倍。理論上，這種高幀數頻率能傳送出更流暢的畫麵和動作，無法匹敵的尖銳、現實主義。感官上，這種速度更像人腦運轉的速度，從球賽中場的火樹銀花，到戰地新式武器的交火，切換得如此快速而毫無突兀感。真的，我無法描述它的刺激，興奮，和逼真度。

李安的毒辣在於看透了但從不憐憫，隻是冷眼旁觀暗藏嘲弄。他的仁慈在於不點破。

 

 

的確，李安，也是一位不會重複自己的導演。每次看完李安的電影，都會讓我思考。講真，看到比利經過猶疑，彷徨之後，回到戰友的懷抱，重返戰場，我有些失落。 我希望他聽從了姐姐的建議，以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為緣由，立刻退伍，不再回到烽火狼煙！你會說，電影白看了，沒有被李安的英雄主義，理想主義所感染。 試問，如果比利是你的親愛的小弟弟，或者他是你的兒子，你會千方百計把他留下來，還是把他送回殘酷無情的戰場？是有一個陪你到老的相親相愛的弟弟，承歡膝下的兒子，還是分分鍾都會被送回來的遺骸，在阿靈頓國家公墓，在鳴槍，奏國歌，國旗蓋棺的節奏裏，做一個英雄的親屬？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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