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在公司餐廳吃飯遇到A君，聊起八十年代的北京。
A君是東京某大學中文係畢業的日本人， 八十年代初在北京留學工作過幾年，講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他熱愛京劇，通曉書法，篤信中醫，比我所認識的中國人更熟悉和熱愛中國文化。A君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給人的印象卻是個美籍日裔的華人。 我剛到公司工作的時候他熱情主動的過來用中文和我交談，有種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的感覺，我全然沒有發覺他不是中國人直到他自報姓名之後我才知道他是個假老鄉。
我和A君的聊天總是關於中國的回憶。 A君笑談起八十年代的北京很少有電話，通常一棟樓或一條街隻有一部公用電話，如果要到朋友家拜訪，無法提前預約，隻能采用突襲式訪問。 朋友們對這樣的突襲也習以為常，聽到有人敲門，隨時打開房門迎接不速之客，如果正在吃飯，就添雙碗筷，那時候買食物要用糧票，老百姓家中沒有多餘的的食物，就東拚西湊把家裏所有能吃的拿出來招待客人。如果是冬天，桌上唯一的食物隻有白菜，一大盆白菜全家吃。 那時候的飲食中肉很少，偶爾吃一次肉感覺無比香甜，他總是納悶為什麽中國的豬肉比日本的好吃的多。 A君的北京朋友中有不少人住胡同裏的四合院。本來一家人住的四合院擠了好幾家人。有的是四合院的原主人，有的是搶占別人房子的人，被搶的人和搶房的人擁擠的生活在一個屋簷下，不知是什麽樣的心情。 A君喜歡去拜訪四合院的朋友，感歎現在四合院大都消失了，住四合院的朋友們也都不知去向。 A君說八十年代的北京人很有閑情逸致，生活不緊不慢，人們比較關注興趣愛好，物質的貧乏對人的心情沒大影響。 A君在北京時學會了京劇，直到現在還偶爾和美國的華人京劇票友們一起切磋技藝。他有時到中國旅行順便尋訪老中醫，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問題尋求中醫的治療方案。有一次在中國做完拔罐之後回日本泡溫泉，後背上滿是罐狀的印子像個七星瓢蟲，引來不少好奇的眼光。
八十年代末我在北京讀中學，我們學校和日本的幾所中學經常有中日友好交流活動。每次都是日本師生幾百人的團隊浩浩蕩蕩訪問我校，表演節目，交換禮物。我們班上有個會跳日本舞的女生，每次活動她都會穿上和服，木屐拿著油紙傘上台表演，她麵無表情動作緩慢的舉左手再舉右手，讓人覺得日本舞蹈沉悶乏味。我最喜歡的部分是交換禮物，總是充滿驚喜的拿到一些漂亮精致的日本文具，文具精致到讓人不忍心使用，隻能象博物館展品一樣陳列在家中觀賞。 我完全不記得自己準備了什麽禮物做交換，在那個物質貧乏的年代，所有的禮物好像都是一張手寫的祝福卡片。 日本學生來訪，大家最羨慕的是他們的校服，男生是全身黑色莊重的製服，女生是黑色西裝短裙加白色長筒襪，即使在大雪紛飛的寒冬也是短裙長筒襪，讓我們總是擔心她們會感冒。 所有人的衣服都象量體裁衣專門定製的，非常合體。不管什麽長相的學生在漂亮校服的襯托下都像電影演員一樣可愛。 而我們中國學生不分男女都穿清一色的比自己身材大幾號的運動裝，貌似會行走的麵口袋。中國女生們會特別注意身材較高長的帥的日本男生，悄悄議論誰長得最象三浦友和，如果誰有幸和三浦友和交換禮物，那恨不得把自己直接當禮物送給他。
中午的時光在閑聊中轉瞬即逝，我和A君不得不終止對北京的回憶，回到工作中。 我們相約以後再聊，繼續聊北京的八十年代。
我也是80年代末在北京讀中學，我們學校好像沒來過日本學生，但我記得有老師給我們一些美國中學生的地址，說我們可以跟他們通信做筆友，我還真收到一個美國女生的來信，當時覺得特別好玩兒，也跟她通過幾封信，但沒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