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摩托日記》十九.這一次，災難降臨

這一次我終於看清楚了船長的嘴臉，在他酩酊大醉的時候，他和其他的船員以及那個留著大胡子的船主一樣可鄙。這幫家夥喝醉之後一邊狂笑著一邊編排我倆在船上的醜態。“嘿，注意聽！這倆家夥可是動物凶猛，等一下我們出海了，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麽了！”我想船長很可能把我倆最初的倒黴事說給了其他人了。

當然我們對此一無所知，在開船的前一小時裏，我們舒舒服服的坐在船艙裏，周圍都是香水瓜，我倆一頓狂吃海塞。我們談論著船上的水手，評論著誰是最好的。多虧了和他們串通一氣才讓我倆能夠藏身在這裏。這時候我們聽到一聲怒號，接下來一張滿是胡須的臉孔出現在麵前。海麵上漂著一列整齊削剝的瓜皮。後來一位水手告訴我倆：“兄弟，我試圖為你倆遮掩過去，誰知道他看到了瓜皮，於是就查個水落石出。而且”說到這，他也覺得尷尬“誰讓你倆吃那麽多的瓜？”

一位同船的旅客對我倆道出了人生的真諦：少他媽的廢話，趕快給我下船滾回你們的狗屁國家去吧！於是我倆就坡下驢，趕緊收拾行李下了船，準備去“楚丘卡馬塔”(Chuqiucamata)，那裏有一座著名的銅礦。

其間還有一些耽擱，因為訪問礦場還需要當局發放的通行證。於是又在船上留了一天，並得到了水手們的“熱情”送行。

我倆躺在幹硬的通向礦場的便道上，躲在昏暗的路燈的陰影下，開始無休止的爭吵，相互指責，直到天邊出現了一輛小卡車的輪廓，我們才停止爭吵。小卡車載了我們一段路，直到“巴科達諾”(Baquedano)。

在那裏我們認識了一對夫妻。他們是智利工人，共產黨員。(在智利共產黨是非法的黨派，很多黨員在所謂的“民主法案”的控製下遭受迫害）在一隻蠟燭的微弱光線下，我們喝著梅特茶，吃著麵包和乳酪。我看著那個男人像是處於悲情中瑟瑟發抖。這個男人簡單平實的陳述了他們的處境：他坐了三個月的牢，他的妻子一直衷心的陪伴著他。他們的孩子留給了好心的鄰居照看。他們苦於找一份工作卻毫無進展。他的一些同事卻在不斷的神秘失蹤，或是，被沉入了海底。

這對在寒冷的荒漠的夜晚，緊緊的相擁在一起瑟瑟發抖的夫妻，就是普天下的所有無產階級窮苦人民的活生生的例子。他們甚至沒有一條可憐的毯子來遮擋寒風，於是我們把自己的毯子分給了他們一條。我倆用剩下的一條毯子緊裹住自己。這是我一生當中最感寒冷的一刻了，這也讓我或多或少產生了一點對陌生人的兄弟情誼。

第二天早上8點鍾的時候，我們攔住一輛卡車帶我們到了楚丘卡馬塔。我們也就和那對夫妻分手了。他們去了山區裏的硫礦廠工作。在這樣惡劣的氣候和生活條件下，很少有人願意去那裏工作，因此也就不會有人去查看他們的工作許可或是盤問他們的政治立場。這裏隻需要一樣東西，那就是需要你情願的為了這一點點的僅夠維持生計的報酬來犧牲掉自己的健康。

卡車漸漸開遠，那對夫婦的身影越來越模糊，不過我腦子裏依然清晰地印記著那個男人堅定決絕的麵容以及他坦誠的邀請：“來，同誌，我們一起吃吧。我，也是，一個流浪漢。”很明顯他把我們當成兩個無聊的背包客和寄生蟲。

對於智利共產黨員的處境我感覺深深的遺憾，且不論“集體主義或是共產主義是人類正常生活的危害”這種論調是否正確。其實他們對於共產主義的追求與對一些美好的渴望是一樣的感覺。是長期的壓迫和饑餓讓人們對這種主義產生了愛。也許他們對這種主義根本沒有理論上的認識，不過當這種主義被詮釋成“為了窮人的麵包”，那一切就變得容易理解了，而且也更加的充滿希望。

到了礦山之後，那些老板和金發的，刻板的，傲慢的經理操著蹩腳的西班牙語對我們說：“這裏不是旅遊景點，我會給你們找一個向導，他會帶著你們在這裏轉上半個小時看看礦井的安裝，然後就拜托你們離開這裏，別再煩我們了。”這也難怪他們，因為一場罷工就要開始了。那個指派給我們的向導，美國老板的忠實的狗，卻私下裏嘀咕：“這幫白人鬼佬簡直蠢透了，他們寧願罷工每天損失幾千比索，也不同意給工人漲幾分錢的薪水。等到有一天我們偉大的涅斯將軍重掌政權的時候，這一切就都會結束了。”（這裏的涅斯將軍就是卡洛斯·涅斯·德·坎普，1952-1958智利總統，民粹主義者，承諾執政後讓共產黨合法化）還有一個工頭兒詩人對我們說：“我們這裏有很高效的技術可以讓每一寸的銅礦都被開采出來。很多人像你一樣會問我一些有關技術的問題，但是很少有人會問到開采礦石會要了多少人的命。我回答不上來，醫生，但是謝謝你的問題。”

冷酷的機械的重複以及無助的憤怒在這個大型的礦車上手把手的傳遞著。為著維持生計不得已而為之的工作。我希望有一天能夠看一些礦工拿著他們開掘出了的礦產離開這裏，重新讓幸福快樂充滿他們的身體。他們會說：那裏就是這樣的，紅色的爐火照亮了世界的源頭。但是現在，他們隻能是：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