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最好的自己
天堂不是一個地方，是一種境界
由於郭文貴爆料，由於劉曉波的遭遇，近兩個月來，我重新開始了關心中國的時事。自從2015年我切斷了“臍帶”後，我視自己是世界公民；活在當下的理念讓我更多關心美國的事和我自己的事。但世界公民也是要關心世界上的事的，更何況“母體”的事？臍帶可以切斷可血緣是切不斷的。
自從劉曉波的病情公布後，我每天都看明鏡電視的節目。他們是報道劉曉波最多的媒體，特別是何頻的“點點今天事”，不斷更新，我便花不少時間看視頻。當在網上溜達時，無意闖入了“大師兄”的視頻，看了個開頭就無法不一直看下去了。何許人也？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但他的談吐，內容，情感，深度，接地氣，都會讓我覺得聽得很過癮。此大師兄隻有在周末來聊聊，不做報告，就是像在和大家聊天，抽著煙喝著茶，很獨特的風格。今天他推薦大家去看看顧準先生的作品，他對顧準先生評價很高，因為顧先生在非常艱難的境遇裏沒有屈服而是一直在尋找這個答案：中華民族出了什麽問題會變成這樣。
到穀歌上查詢了一下，一篇作者為柴靜的文章吸引了我的眼球，寫於顧準先生三十五年祭。這篇文章簡述了顧準的遭遇，其中的一些事勾起了我的回憶。共產黨當政後，摧殘了多少家庭，多少美麗的愛情，多少兒童的心靈，多少......
我的媽媽在十六歲時就加入了共產黨，那時就是個高中生。還沒高中畢業，她的地下黨上級通知她，單線聯係的黨員失蹤了，為了預防那人叛變，我媽媽必須立刻轉移。外婆告訴我這個故事時說：“我猜到她在搞共產黨的事了，隻有把她藏在國民黨那裏才安全，所以我把你媽媽送到我在南京國民黨空軍的堂哥那裏。” 在南京，媽媽以同等學曆考上了金陵大學，在那裏，也是在搞地下工作發展進步青年時，她認識了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比媽媽高幾屆，那時他要畢業了。抗戰時期，畢業後他參加了抗日救國軍，一路南下到了緬甸。而我媽媽則因為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離開了金陵大學回到了上海，在大廈大學就讀。好像因為是外公外婆搬了家，媽媽留給我爸爸的地址改了，所以他們失聯了。媽媽回憶時說不知道我爸爸是如何打聽到她的下落的，後來就又恢複了書信往來。媽媽後來去參加土改，由於迎接“解放”時很辛苦，體力嚴重透支，她病倒了。當時送回上海搶救，全上海的神經科權威醫生會診，靠鐵肺（如今的呼吸機）維持生命。外婆說之前我爸爸猛追我媽媽，她不喜歡這個山東人，希望媽媽嫁給廣東老鄉，所以她是反對他們的交往的。可媽媽病了後，軍隊駐防在廣西桂林的爸爸知道後，叫他在上海的弟弟去看望，去送花。他自己休假時到醫院來看望，外婆對他說：“你別追了，她如果活過來可能也癱了。”（當時的媽媽是癱了的，多發性中樞神經硬化）爸爸的回答是：”隻要她不死，癱了我也娶她，我照顧她一輩子。“ 外婆說所有的追求者中好多沒見來，來的也沒這麽倔的，不會講廣東話就不會吧。”
57年，我出世不久，爸爸告別我們回到部隊就被打成右派了。開除軍籍到農場勞改。媽媽為了我，她必須與爸爸劃清界限，他們辦理了離婚手續，這事我是到了很晚才知道的。那時我改了跟媽媽姓。但他們一直通信，媽媽一直寄我的照片給爸爸。媽媽去世後在她的遺物裏，一個小盒子裏保存了當年爸爸寫給她的信，看到照片後麵爸爸的題字，我實在無法表達我的心情。摘帽後他們複婚了，因為他們一直相愛。但右派實際上是永遠摘不了帽的。爸爸回不了上海，64年媽媽帶著我到了桂林。66年弟弟來到人間，而在弟弟才一歲半的時候，我們永遠地失去了爸爸。
常有人問我：“你被老美歧視過嗎？” 我憑良心講：沒有！因為我知道受歧視是什麽滋味，因為我受過歧視，但不是在美國，不是被美國人歧視，而是在中國，被中國人歧視，就像一棍棍打我爸爸的是中國人，送他兩顆子彈的也是中國人，歧視我的是中國人，且不說那時我隻是個孩子。我不能繼續當班長了因為我的爸爸是被“鎮壓”的，我不能留在校宣隊了因為我的爸爸是被“鎮壓”的。即便我有一個十六歲就已經是中共黨員的媽媽，我依然是“敵人“的孩子。我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比別人付出很多的努力因為我要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與顧準先生的孩子們不一樣，我沒有要與我爸爸脫離關係（要也不行，他死了）但我幻想著希望著我是媽媽從垃圾桶裏撿回來的窮人家的棄嬰，哪天我那窮人家的父母會來認領我，我就不在是狗崽子了。我說的是真的，那時我真這麽幻想過。
我一定會去買顧準先生的書來讀，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什麽原因讓中華民族墮落到了今天這種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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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問題。恐怕還是因為不信神吧。以前中國人還說“三尺頭上有神明”， 這個神明還不是神，不過可以拿來一用，人心中總要有所忌憚，不然行為全無約束了。現在的中國是全無約束的，所以加速度衝向地獄。
這個民族沒問題，隻是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路上有優秀的人誕生，有壞的人出現。
世界上這麽多民族，還不至於要到否定一個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