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物欲的降低，會帶來精神的豐富——在國內，她有車有房有編製，還有四個老人搶著帶孩子，基本已經躺平了；出了國，真正的奮鬥才算開始。但她也發現，移民就像圍城，在自己向往出國獨立的時候，不少移民也在反潤回流。
“國內基礎教育好，部分行業也比較賺錢，所以想回國發展。”這是雨桐了解到的回流原因。
但我們與幾位移民的中產聊過後發現，教育和事業隻是表麵，真正勾起鄉愁的，可能是移民後的失落與不甘。出了國才知道，CBD白領原來隻能當酒店服務員，一個月電費會燒掉5000元，化學課可能是看一學期電影，而再要好的外國朋友，也會笑著問你去中國需不需要“眯眯眼”。而等你磨平棱角適應了海外生活，驀然回首，看到國內朋友蒸蒸日上，自己反而走起了下坡路。
總之如果內心不夠強大，如果資產不夠豐厚，中產移民很有可能成為令人後悔的選擇。
對移民可能帶來的落差，雨桐毫不避諱。甚至在她眼裏，中國的物質生活已經過剩了，出國未嚐不是返璞歸真。更重要的是，物欲的降低，會帶來精神的豐富——在中國，她有車有房有編製，還有四個老人搶著帶孩子，基本已經躺平了；出了國，真正的奮鬥才算開始。
但她也發現，移民就像圍城，在自己向往出國獨立的時候，不少移民也在反潤回流。“國內基礎教育好，部分行業也比較賺錢，所以想回國發展。”這是雨桐了解到的回流原因。
北京七套房，羨慕海外一張床
趙輝的親友們聽到他要移民的消息，都覺得他的腦子被門夾了。“多少人羨慕你們現在的生活。”這是親友們勸阻趙輝的話，也是事實——他和妻子年紀輕輕就躋身國企中層，平時朝九晚五，年底銀行卡還能多出四五十萬，日子過得順風順水。但無需為生計發愁，不意味著沒有煩惱。
“鈴鈴鈴…”深夜十二點，睡夢中的趙輝夫妻被突如其來的鈴聲驚醒，妻子深吸一口氣，劃到接聽鍵。來電的是她的領導，讓她寫一份匯報材料，要求次日早上提交。據趙輝介紹，妻子單位是“領導一句話，下屬跑斷腿”的典型，所有人唯上是從，下了班也要隨時待命。像這種淩晨布置工作的劇情，已經上演過無數次了。妻子幾度想要辭職，但這個鐵飯碗是家裏爭取來的，以她自身的能力，根本無法在叢林世界裏找到更好的工作，隻能苦苦煎熬。
趙輝雖然沒那麽卷，可是每天喝茶看報的生活，讓他覺得人生一眼就望到頭了。因此，偶然間發現自己符合澳洲技術移民的條件後，夫妻倆心裏向往移民的種子開始不斷瘋長：“移民好像能把一輩子當兩輩子過。”
不同於趙輝的突發奇想，雨桐一家的移民計劃由來已久。
從英國留學回來後，丈夫一直無限懷念在大不列顛島的日子。那時的他，可以學自己熱愛的專業，做自己好奇的課題，以研究生第一名的成績畢業。
但回國之後，邏輯全都變了。金融本科+旅遊碩士的自由專業組合，很難找到對口工作，上百次簡曆投遞都沒了下文。想要養家糊口，隻得投靠親戚的電商公司。
但空降成為管理層，難免會被人帶著有色眼鏡看待。丈夫也很排斥職場複雜的人際關係，“他寧願在國外做木工，也不想在熟人公司當所謂的管理層。”
於是，在丈夫的強烈要求下，雨桐一家開始辦理移民。成功拿到楓葉卡不久，她和兩個娃就被丈夫風風火火地帶上飛機，短登加拿大。
到了民宿，丈夫一手抱著喝奶的二寶，一手給大寶翻繪本，嘴上還不忘叮囑雨桐多休息、別勞累，與國內悶悶不樂的形象判若兩人。
雨桐知道，他正迫切地證明自己的擔當，讓她相信移民後一家人也會過得很好。
“別人千辛萬苦去羅馬，而我們家出生就在羅馬。”老北京人桑德如此評價自己的生活。
從小在北京大院裏長大，坐擁北京7套房產，桑德的生活看起來毫無壓力，但剛需資源的不如意，讓他頻頻閃現離開的念頭。
“現在還看不出來孩子是什麽問題，您帶孩子去做一個腦脊液穿刺檢查吧，醫療費大概是10萬塊。”
帶大兒子看一個小毛病，醫生一上來就開出“駭人聽聞”的檢查方式，他不敢冒險，找了一位中醫朋友求診，結果隻是多動症，針灸配合安神的中藥就可以治療。桑德鬆了口氣，慶幸沒讓孩子受腦脊液穿刺的罪。
但這遠遠不是結束。小兒子因贅生指求醫，但看病遲遲掛不上號。焦急的桑德好不容易掛上400塊的專家號，專家告訴他，這種小手術門診就可以做，沒必要掛專家號。
然而到了門診，他又被告知，手術要全身麻醉住院，且家長不能陪同。彼時孩子才一歲多，桑德實在無法放心，皮球又被門診醫生不耐煩地踢到了專家醫師那裏。
而專家的回答，讓他大跌眼鏡：“要做也可以，去對麵私人醫院交個紅包，我就可以幫你。”
這件事之後，心灰意冷的桑德加快了移民進程，頭也不回地奔著匈牙利的永居去了。
他也無比慶幸自己的決定：在國內來回踢了幾次皮球的手術，到匈牙利隻花了幾小時，刷醫保一分錢沒花就解決了問題。
當然，移民雖然擺脫了舊的軌跡，但同時也意味著，需要融入新的環境。
老外的鬆弛感，終究是舶來品
傍晚6點，小英推開窗戶，天空已經如午夜般漆黑，街道上一個行人都沒有，萬籟俱寂。
挪威的冬季黑夜漫長，早上10點天才蒙蒙亮，下午3點就到了黃昏時刻，而這樣的日子要持續大半年。
“太漫長了，感覺一天怎麽也過不完。”小英說，“你要是在國內四點半下班，那你可太知道該幹嘛了。但是在這裏，下班再早你也隻能回家躺著。”
但就算是在有著明媚天氣的南歐國家西班牙，移民生活也未必就陽光燦爛。
剛落地西班牙瓦倫西亞的時候，莉亞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幢幢樓房看起來灰舊、破敗，牆上暴露著電話線，電線一坨一坨地在地上亂扔著，乍一看還以為回到了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
“停滯”是西班牙這些年帶給她最大的感受之一，時至今日西班牙人對中國的印象還停留在落後年代。莉亞發現，西班牙電視台播放中國新聞時，配的依然是黃土泥濘老山溝，人們端著飯碗蹲在地上吃飯的畫麵。
許多當地人對中國的評價，就是“不值得一去的第三世界國家”。但談到西班牙，關鍵詞就變成了自豪的“初代日不落帝國”“地中海的明珠”。
而實際上，她所結識的西班牙朋友，生活簡單而鬆弛：每天重複同樣的活動，消費同樣的商品，生活信條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隻要有太陽曬，有啤酒喝，有海邊躺就萬事大吉。
“他們一成不變到可怕。”莉亞說，對從小被教育要勤奮、積極向上，總會想要把日子過得更好、努力掙錢的她來說，西班牙的遲緩讓人無所適從。
“在這裏，等快遞是一種折磨，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快遞員什麽時候來。”有一次，莉亞想寄一個急件，原本是24小時取件，但快遞員不見蹤影。
等到第三天，快遞員終於上門了，莉亞驚訝地問他，“你知道取快遞的時間是兩天前嗎？”對方理直氣壯地說，“知道啊，但我那天沒空。”
類似的事情發生了無數次：年夜飯點了個外賣，2個小時了飯都沒送來；補個牙齒，牙醫會因為和其他醫生聊天而補錯。
習慣了有規矩才成方圓的莉亞，每次碰上這些離譜的事情，都覺得自己格格不入。相比隨性的西班牙，移民到瑞典的菲菲一家，一開始幸運地感受到了被尊重。
菲菲的丈夫在收到offer時，驚訝地發現瑞典公司給自己開了最高期望薪資。HR告訴他，“你說過按照最低期望薪資的話你會考慮，但我們真誠地希望你能加入，而不僅僅是考慮。”
但他們沒想到的是，公司過度的保護也可能帶來負效應。
“我生病了，今天不能去工作，想請一下假。”新員工開工第一天，菲菲的丈夫就收到了對方的郵件。他沒太當回事就準假了，但對方一病就是一個星期。
“我有精神壓力，醫生說我需要3個月的假期”“因為身體原因，我每天可能隻能工作2小時”“抱歉，我的睡眠不好，今天恐怕無法工作了”……
當這樣的郵件在接下來的半年裏紛至遝來時，菲菲的丈夫隻能在無奈之下承擔起這位女士的工作。
“瑞典的法律很注重保護勞動者的權益，公司不能隨意裁員。”菲菲感到很無奈，“但這樣對其他的同事並不公平。”
不僅如此，高福利就像命運饋贈的禮物，往往都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從移民開始，人生走起了下坡路
礦泉水一瓶25元，啤酒一瓶60元，最便宜的飯館也得人均200塊……哪怕已經在挪威十餘年了，小英還是時不時就會被這裏的物價背刺，“我發現把國內東西的價格再加一個0，就能變成挪威的物價。”
在國內是標準一線中產的她，怎麽也不會想到，自己竟然會有一天被冬天高昂的取暖費逼得學會燒柴火。
“挪威是靠電取暖的，我們家房子小，冬天一個月的電費也有5000塊，那些房子大點的，電費一個月1萬小意思。”
為了省錢，小英專門找當地的農民買柴火，1000塊的木頭能在壁爐裏挺大半個冬天。
移民到西班牙的莉亞，更是眼睜睜地看著存款以8倍的速度流失。每學期給女兒上千歐元的書本費、校車費、校服費買單的時候，她都覺得笑不出來。
2012年前往西班牙的時候，莉亞全家是“非盈利移民”的身份，這意味著他們隻能在西班牙消費和居住，不能就業和賺錢，“其實在前5年和旅遊簽證沒有太大的差別。”
等好不容易給西班牙做滿5年貢獻，拿到了永居資格，莉亞卻發現，在當地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西班牙的高端產業鳳毛麟角，就算有也是留給本地人，能夠給到移民的，就是洗碗、廚師、跑堂、賣衣服這些爛大街的工作。”
就連創業也是處處碰壁。“設計個Logo不就兩個字嘛，怎麽會值300歐？”聽著飯店經理無情的拒絕，費勁解釋了半天的莉亞夫婦，隻得轉身離開。
從前在上海，莉亞的丈夫有著自己的廣告公司，大把的平麵設計、攝影攝像的單子主動找上門。莉亞在品牌公司的市場部門任職，作為聰明又外向的上海小囡，在圈裏也頗吃得開。出國前，夫婦二人的想象很美好，“憑著頭腦和努力總能立足”。但收入歸零的現實擊碎了他們的一切幻想。
莉亞決心放下身段，她看到有華商開的大型飾品店倉庫區招管理員，雖然早就聽說這份工作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莉亞還是打了電話。
電話那頭問她，“小妹哪裏人？我們要看看是不是同鄉，好照顧一點。”聽到她是上海人之後，對方的語調霎時變得微妙起來，“噢——上海人好像吃不起苦啊。”氣得她當場掛斷電話，“他們這些閩商、浙商在這裏抱團，不帶外人玩的。”
更痛苦的是，每次回國，和朋友們聚餐、聊天的時候，莉亞都會深深地懷疑，自己移民的決定是不是做錯了。曾經市場部的同事，踩上了直播電商的風口，年入百萬；也有老同學在體製內工作穩定，升職加薪，日子平淡而幸福。
看著朋友們分享著自己的生活，有時她也會幻想，當年要是留在上海的話會是什麽樣，“應該會有一份能實現價值的工作，我們兩個人會努力賺錢，在上海的資產都給孩子留著，等她長大再送她出國留學。”
但現在，她已經錯過了發展的黃金時期，職業生涯不進反退，資產也在不停地縮水。朋友們安慰她，“你出國是為了女兒的教育，至少現在孩子特別快樂，說明你的心血沒有白費。”莉亞隻能苦笑，把西班牙的教育當作笑話講，“有位朋友的女兒在西班牙是學霸，後來又去美國讀書，數學被判定為零基礎，要從頭學起，朋友的鼻子都差點氣歪了。”
莉亞女兒上的國際學校，教育質量也一言難盡。女兒今年已經是初三畢業班，化學老師在課堂上放了整整一學期的電影；數學老師給一個案例讓抄寫，女兒沒看懂想問老師，老師回應道，“這你都不會？自己去想，你要學會自學。”
除了“快樂”，莉亞不敢再對西班牙的教育抱有什麽期望，“按照1:7的匯率花著錢，卻得不到同等的價值。”
莉亞現在每天都掰著手指頭算日子，念叨著等孩子長大，她就和先生回到上海生活。但看著流利地講著西語，和西班牙朋友們玩鬧在一起的女兒，作為母親的她心裏五味雜陳。
“我以後當然要待在西班牙，我所有的朋友都在這裏啊。”女兒說。
莉亞明白，在做出移民的決定的那一刻，就已經埋下了一顆名叫分離的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