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耶倫訪華，5年貿易戰遮蔽的核心問題終於曝光
1... 中美金融競爭的四個維度
當前關於中美競爭的討論存在兩大傾向：一是從戰略和宏觀的維度討論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革下的中美關係，如關於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爭論；二是從經驗和微觀的維度討論具體問題或事件，如金融領域中關於美元和人民幣國際貨幣地位的競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成立和美國的阻撓、中美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革上的博弈、中美關於全球貿易失衡的爭論、美國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的指責與中國的反駁等等。宏觀的戰略討論和微觀的經驗分析在揭示中美關係和管控中美競爭上，都有不同的積極作用和意義，但也存在各自的不足之處。宏觀的戰略討論往往忽略問題領域間的差異，而微觀的經驗分析又無法描繪特定問題領域的全貌。因此，關於特定問題領域的整體性“中觀分析”是對上述宏觀和微觀分析的有益且必要的補充。
國家間競爭本質上是關於國家利益和國際權力的競爭，因此，被視為國家利益和國際權力主要來源的領域，便會成為國家間競爭的核心領域。這為本文對中美金融競爭的整體性分析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巴奈特（Barnett）和杜瓦爾（Duvall）的經典研究認為，國際權力源自於國家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既可以通過直接交往或參與一個共同的國際體係而建立，也可以通過國際製度或國際話語體係而間接建立。金融領域中關於權力的既有分析也多從上述某一種或幾種關係入手，且都能被歸入到上述分類中。參考金融領域的特性以及中美金融關係的現實狀況，中美金融關係主要存在於四個方麵：國際貨幣體係、雙邊金融交往、國際金融製度和國際金融（經濟）觀念，這四個方麵勾勒出了中美金融關係的全貌。在這四個方麵中，當前處於核心位置的關係分別是：人民幣與美元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關係、雙邊債權債務關係、中美在全球金融治理組織和規則中的間接關係、關於國際主流經濟意識形態的潛在競爭。
中美金融競爭的第一個主要維度是人民幣與美元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競爭。主權國家貨幣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地位，既是該國國際貨幣權力的體現，更是國際貨幣權力的重要來源。美國正是憑借其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所積累的實力，成功推動了戰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建，確立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中心地位，而美元的特殊地位通常被視為戰後美國霸權的重要來源。因此，國內外學術界對主權貨幣的國際權力（即國際貨幣權力）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國家也對本國貨幣的國際地位給予了充分的政策關注和戰略考量，譬如：美國曆屆政府為捍衛美國霸權所作出的努力，德國馬克和日本日元等貨幣的崛起及其與美元的博弈。在當前國際貨幣體係中，美元和人民幣的潛在競爭將決定未來國際貨幣體係的改革方向和穩定性，這種競爭具體表現為霸權美元與新興人民幣關於國際貨幣地位的競爭。
與貨幣關係密切相關，中美債務關係是兩者競爭的第二個重要維度。在當前國際貨幣格局下，中美建立了密切的雙邊金融聯係，這些聯係是以本國貨幣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為基礎的，因此是不平等和不對稱的，更多地體現了美國的偏好和利益。這些金融聯係主要體現為資本流動，既包括市場層麵的資本流進流出，也包括政府層麵的國債或國家外匯儲備等，同時又與中美其他經濟領域的聯係密切相關，比如中美貿易聯係。中美貿易失衡和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中美金融失衡和分歧。這種失衡表現為美國的借債消費和中國高額的外匯儲備。這種分歧是指中國將失衡歸咎於美國的債務經濟模式和美元霸權，而美國則認為是中國的非市場經濟模式和匯率幹預為其獲得的貿易優勢。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大多數時間裏，中國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國債持有國，這是中美雙邊金融聯係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體現。這種債務關係對債權國中國和債務國美國帶來了不同的擔憂和影響力，並因此成為中美金融競爭的一個重要維度。
第三個重要維度是中美在全球金融治理相關國際機構和國際規則中的地位和作用。全球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內在邏輯在金融領域的表現，可簡單理解為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合作解決全球性的金融問題。非國家行為體雖然廣泛涉及個人、金融企業、行業協會、非政府組織等等，但在諸多主體中最重要的還是國際金融機構或國際金融標準製定機構，如IMF和世界銀行等布雷頓森林體係機構、銀行業領域裏的國際清算銀行和巴塞爾委員會、證券業領域裏的國際證監會組織、保險業裏的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會計行業裏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等等。其解決全球性金融問題的主要方式是製定和推行具體問題領域內的國際金融規則，如《巴賽爾協議》《保險核心規則》《證券監管目標和原則》等。因此，中美在這些國際機構和國際金融規則製定中的影響力會為其帶來國際權力，也因此成為中美金融競爭的場所。
除了上述物質層麵的競爭維度外，觀念層麵的競爭是常被忽略，卻是十分重要的第四個維度。金融觀念既指宏觀上指導金融發展的主流觀念，也指微觀上的金融見解和知識。國家層麵的金融觀念競爭主要存在於金融發展主流觀念的競爭。金融發展主流觀念往往與經濟發展意識形態和模式高度關聯。在二戰後全球金融治理中，美國是絕對的金融主流觀念塑造者，如布雷頓森林體係下固定匯率觀念的塑造和之後的浮動匯率觀念的再塑造，20世紀80年代美國加強銀行業監管的國內觀念和偏好的國際化，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和金融自由化觀念的全球傳播等等。在當前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危機的背景下，金融和經濟發展主流觀念和模式的競爭存在強化的可能。
2... 中美金融競爭的現狀
在中國經濟持續崛起的背景下，中美在上述四個維度的金融競爭態勢漸強，但不同領域內的競爭內容、程度和方式存在較大差異。
首先，在國際貨幣體係中，人民幣和美元的競爭體現在貨幣功能和戰略影響兩個層麵。從功能的角度而言，人民幣的國際地位總體在提升，但出現波動和起伏。人民幣與美元在國際結算、國際投融資和國際儲備等方麵的基本競爭形態已經初步形成，但當前人民幣對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替代作用有限。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發布的《人民幣國際化報告》，衡量人民幣國際化總體程度的人民幣國際化指數在2015～2016年期間達到了峰值，隨後在2017年觸底，並於2018年創新高後再次下跌。在國際支付中，從2013年7月以來，美元一直是最重要的國際支付貨幣，其所占份額在2015年12月達到最高時的47.87%，2019年9月卻降到了40.51%，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中的份額增長到了1.95%，成為第5大國際支付貨幣（2019年9月）。在國際官方外匯儲備占比中，美元占比從2016年第二季度的65.36%下降到了2019年第三季度的61.78%，而人民幣則從1.07%增加到了2%。
美元國際貨幣功能的相對弱化並不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直接結果。從數量上而言，上述美元在國際結算、國際投融資和國際儲備中份額所下降的部分，遠大於人民幣相應份額的增加部分，所以人民幣對美元的國際貨幣功能替代十分有限。例如，從2015年12月到2019年9月，美元在國際支付中的份額減少了7.36%，而人民幣的份額僅增加了0.35%。從具體的貨幣功能而言，人民幣國際化主要表現在國際貿易的支付中，尤其是跨境貨物貿易，在國際投融資和國際外匯儲備中的作用本來就比較弱，替代美元的相應功能更是無從談起，譬如，人民幣國際債券和票據在國際債券總額中僅占0.44%。從本質上而言，美元國際貨幣功能弱化的根本原因是美國政治經濟實力的相對衰落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結構性調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美國債務經濟模式的弊端和國際貨幣體係的痼疾，並誘發了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變革。
從戰略層麵而言，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是中國宏觀戰略轉變的體現。步入新時代後，中國的宏觀戰略經曆了從“韜光養晦”到“有所作為”的轉變，人民幣國際化正是這種戰略轉變在具體問題領域裏的體現。於是，人民幣國際化也從市場選擇的一種經濟現象，變成了國家選擇的一種政治行為。市場選擇是依據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的功能，而國家選擇更傾向於關注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的權力。人民幣國際化可對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功能進行有益的補充，在市場選擇的狀況下，人民幣和美元有和諧共存的空間和可能，市場主體將依據需求和偏好選擇不同的國際貨幣。相較之下，貨幣的國際權力往往具有獨占性和排他性。曆史上，無論是英鎊與美元的國際權力競爭，還是馬克和日元與美元的國際權力競爭，都反映了同一個現象：主權國家有無限追逐國際貨幣權力的天然偏好，且權力不與他國分享。於是，人民幣和美元呈現出了一對相互矛盾的關係：人民幣和美元國際貨幣功能的互補和合作有利於國際貨幣體係穩定，而其關於國際貨幣權力的競爭將為國際貨幣體係帶來危機，進而不利於國際體係的穩定。
其次，中美間雙邊債務關係及其潛在權力競爭變得愈發突出。根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在2008年以前的較長時間裏，日本一直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中國的持有量位於第二位，且持有規模較日本有較大差距；在2008年以來的大多數時間裏，中國成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其規模在2013年11月一度超過了1.3萬億美元，到2019年11月中國依然持有1.16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中國持有的巨量美國國債引發了一些擔憂：其一，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結構非常不合理，絕大多數都是一年期以上的長期國債，收益率較低且波動較大。以十年期美債為例，其收益率隨市場波動變化較大，在2008年以前基本維持在4%以上，2008年金融危機後，收益率不斷下跌，2020年2月10日的收益率僅為1.56%左右。其二，中國以美國國債方式在美的投資麵臨更多其他經濟風險，且美債在中國外匯儲備中的份額過高，不利於風險分散。除了上述收益率波動外，美元貶值、美國債務危機、通貨膨脹等因素都會給中國持有美債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帶來風險。雖然國家外匯管理局2018年年度報告顯示，美元在中國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已從1995年的79%下降到了2014年的58%，且這一比例很大可能在持續下降，但美元和美國市場依然是中國外匯儲備及其投資的主要選擇。其三，中國持有的大量美國國債加強了中國對美國的金融依賴，並可能成為美國要挾中國的籌碼。有學者認為中美金融關係中存在“美元陷阱”，即美國可能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威脅或損害中國所持有的美元資產。
由於上述擔憂，近年來，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數量在下降，減持美債已成為一種主流的觀點。按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年平均量在2013年達到峰值（約1.28萬億美元），隨後逐漸下降，2019年前11月的平均持有量已下降到約1.11萬億美元，這至少說明中國政府賣出美債的數量大於同一時期買入美債的數量。鑒於此，相關政策和學術研究開始討論拋售美債是否已成為或可能成為中國製約或報複美國的重要武器，即“美債武器”。所謂的美債武器即通過在短期內大規模拋售或威脅拋售美債使美國的利益受損，或以此要求美國政府改變相關政策或行為。無論是美債陷阱還是美債武器都體現了中美在雙邊金融關係上的分歧和競爭，其競爭的惡化必然對雙方的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產生深遠的負麵影響。
第三，雖然超國家組織和國際規則在全球金融治理體係中扮演愈發重要的作用，美國依然是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事實領導者或最有影響力的國家。這種影響力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美國在主要國際金融機構中的地位，如在IMF中的事實否決權、在很多重要國際機構中的創始成員國地位（如國際清算銀行）、美國公民在主要國際金融機構中的重要職位（如世界銀行和金融穩定理事會）等。另一方麵表現為美國在主要國際金融規則製定中的主導作用。例如，美國將其國內關於銀行業監管的政策偏好轉化成了國際銀行業監管規則，並由此推動了《巴塞爾協議》的製定和不斷修訂，美國國內關於加強金融監管和金融自由化的博弈直接影響了國際金融監管的發展趨勢。因此，當前關於美國霸權衰退的論斷在全球金融治理領域裏體現得並不明顯，因為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全球金融治理體係中的主導地位是由曆史、文化、權力、觀念等多重因素所決定的，不會因其在個別國際機構中的投票權下降而立即改變。
同理，中國在全球金融體係中的地位提升亦非朝夕之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體係的程度不斷加深，但依然是一個後來者和追趕者。中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體係同樣表現在兩個方麵：與全球金融治理國際機構建立正式的聯係；接受和執行主要的全球金融治理規則。正如一項研究所示，雖然中國已與40餘個主要的全球金融治理國際機構建立了正式的會員關係，並很好地執行了主要的國際金融規則，但是，中國還不是全球金融治理的引領者，且與美國在其中的潛在競爭是十分不平衡和不對等的，即美國是全球金融治理體係中的主導國，而中國還在學習和接受這套西方國家主導建立的體係。這種實力和影響力的差距是中美在全球金融治理體係中的競爭相對緩和的一個原因。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美通過國際製度的競爭往往不是直接對抗式的，國際製度自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和促進國家間合作的功能，這會緩和中美間的競爭和對抗。
第四，中美金融競爭的另一個更加宏觀的維度是中美經濟模式之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引起了國際學術界和政策界的高度關注，中國政府將其創造這一奇跡的道路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內外學者試圖從不同角度解釋中國特色，其中“中國式發展型國家”的觀點引起了較多共鳴。“中國式發展型國家”的解釋強調政府的能力、發展觀念和市場幹預手段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其在金融領域表現為金融抑製，即通過政府幹預推動金融業發展，引導資金流向重要或需要支持的行業。在諸多不同的解釋中，“政府幹預”幾乎都被視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特征之一，中國發展道路較之歐美市場經濟模式的差異也成為普遍共識。於是，存在可以推而廣之的“中國模式”的觀點逐漸傳播開來，甚至蔓延到超越經濟發展的其他領域。在當前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出現危機的背景下，“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之間的競爭態勢愈發清晰，而這在金融領域裏具體表現為關於金融發展和金融監管的主流觀念的競爭變得更為突出。
3... 如何實施關鍵和新興技術的出口管製？
市場層麵關於經濟利益的金融競爭往往會激發金融創新，增加金融活力，促進金融發展，而國家層麵關於國家利益和金融權力的競爭則往往會破壞國家間的金融合作，進而不利於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和國際金融穩定。因此，對中美金融競爭的管控既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國際金融穩定的需要。但是，由於上述中美金融競爭在不同維度的差異和特點，中美金融競爭管控也必須要采取相應的審慎性差別化策略。
一是延緩人民幣與美元的戰略性對抗。人民幣國際化雖不是解決當前國際貨幣體係根本問題的終極方案，但有助於緩解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係的問題。當前國際貨幣體係的根本問題是主權國家貨幣充當國際貨幣的內外部目標矛盾，即所謂的“特裏芬兩難”。具有國際貨幣功能的美元擁有“囂張的特權”，而這種特權被廣泛地視為國際貨幣體係，甚至國際經濟體係的重要問題。人民幣國際化本質上也是主權國家貨幣充當國際貨幣，國際貨幣的發行國依然無法同時兼顧國內經濟發展和國際貨幣體係穩定的雙重目標。在超主權或非主權國際貨幣短期內並無現實可行性的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及與其相關的國際貨幣多元化，有利於遏製美元的特權，彌補美元國際貨幣功能的不足，增加國際貨幣體係的穩定性。因此，在國際貨幣功能的視角下，人民幣國際化既有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內部需求，也有增加國際貨幣體係穩定性的外部需求。
但是，主權國家貨幣的國際權力屬性決定了主要貨幣間關係的競爭性與對抗性。國際貨幣權力可理解為一國通過其貨幣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地位和作用，影響其他國家或經濟體的思想或行動的能力。由於國際貨幣權力主要來源於本國貨幣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地位，貨幣國際化便成為獲取國際貨幣權力的必經之路，這解釋了為什麽曆史上的崛起國都會采取貨幣國際化的戰略，且都會遭遇貨幣霸權國的極力阻撓和遏製，一個經典的例子是20世紀80年代美國對日元的打壓。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元與人民幣的競爭不可避免，對抗趨勢漸強。這種競爭與對抗已超出了貨幣功能的範疇，而是關於貨幣權力，甚至更廣義的國際地位和國際權力。
雖然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體係一直以來都並未曾為中國崛起提供有利的國際金融環境，譬如對中國匯率體製的指責，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質疑，對中國資本賬戶管製的批評，以及其他莫須有的“中國威脅論”等，但是美元和人民幣戰略競爭的加劇，將更加惡化中國崛起的國際金融環境。如前所述，當前中美貿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中美貨幣競爭的表現，美國指責人民幣匯率低估為中國帶來了貿易優勢，而中國認為是美元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特殊地位和霸權導致了中美貿易失衡和全球金融危機。因此，管理美元和人民幣競爭可能帶來的危機，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爭取更長時間的有利外部環境，必須要延緩美元和人民幣的戰略性競爭與對抗，強化其基於市場選擇和貨幣功能的互補與合作。當前人民幣與美元的競爭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功能性的，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戰略性的。因此，通過市場化的手段提升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的功能性地位，可能在短期並不會遭遇美國等主要國家的阻擊，而在國際權力結構調整和國際秩序變革的背景下，任何反映人民幣與美元在戰略層麵存在國際貨幣權力競爭的話語、政策和行為，都將加劇美元和人民幣的對抗。
二是慎用美債武器。在中美債務關係上，中國通過減持美債和逐漸去美元化的策略逐漸擺脫可能的“美債陷阱”，但同時，基於以下幾方麵的原因，將美債武器化的觀點和做法並不可取。首先，使用美債武器對中國弊大於利，得不償失。若要將美債變成中國威懾或打擊美國的武器，中國必須要在短時間內大規模拋售美債，這一操作將直接導致美債價格的大幅下跌，中國持有的美債將因此蒙受較大損失。同時，拋售美債會誘發美元貶值，人民幣相對升值將給中國的出口行業帶來壓力。此外，在當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係下，大量拋售美債，失去美國金融市場，中國的外匯儲備將麵臨巨大的保值和增值的壓力。有研究分析了拋售美債後中國持有資金的三大可能去向，即換回人民幣、購買他國國債或購買境外非國債資產，這些方式都存在較大的風險。即使美債武器真能對美國的金融體係帶來破壞性影響，這種影響將通過美元和美國在國際金融體係中的特殊地位而迅速傳導到全球，中國崛起的國際經濟環境將進一步惡化。
其次，美債武器破壞力有限，不足以實現中國威懾或製約美國的目標。雖然中國持有美債的絕對數量較大，但事實上美國外債占其總體債務的比例才近30%，中國持有美債占外國持有美債總量僅約16%，占美國總債務才約5%（截至2019年末）。中國拋售的美債很可能被活躍的美國國債市場所吸納，龐大且高流動性的美國金融市場和強有力的美聯儲貨幣政策，將抵消或稀釋拋售美債帶來的負麵影響。一些學術研究也認為，大國間債權債務關係對彼此的影響被誇大了，中國憑借其債權國地位對美國施加影響的效果有限。美國國防部辦公室2012年7月向美國國會提交了一份報告，該報告評估了中國拋售美債可能對美國產生的影響，認為美國完全有能力應對中國的拋售，美國的國家安全不會因此受到威脅。另一種可能性是中國與其他美債持有國合作，同時拋售美債，通過增加拋售美債的規模提升美債武器的破壞力。然而，外國持有美債的情況呈現出中國和日本兩足鼎力的局麵。以2019年11月的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為例，在持有美債規模前十的經濟體中，日本和中國排前兩位，其所持有的規模是其他排後8位經濟體所持有的數量之和，且在這些經濟體中，有可能和中國合作拋售美債的經濟體僅有香港和巴西，但其所持有的規模依然有限，日本、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與中國合作的可能性很小。
再次，使用美債武器很可能會引發美國金融報複，甚至誘發超越金融領域的更大規模中美對抗。美國是世界上最常使用，也是最善於使用金融製裁的國家，並且已經形成了一套對其他國家、經濟體或個人進行經濟製裁的國內政策程序。盡管中國大量拋售美債的行為可能並不會對美國金融和經濟體係產生實質性的破壞，但確實在政治上傳遞出了一種敵對情緒，並可能觸發美國針對中國的金融製裁程序。美國可能對中國進行金融製裁的具體領域和手段主要包括：凍結或沒收中國個人、組織或政府在美國的資產，通過控製“環球銀行間金融電訊協會”（SWIFT）係統和“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係統”（CHIPS）切斷中國的國際支付清算通道，限製或禁止美國金融機構與中國銀行的業務往來等等。這些金融製裁往往還以反洗錢、反核擴散、反恐怖主義、知識產權保護等為名，以獲取國內和國際的合法性。雖然中國經濟崛起已使其積累了較強的政治經濟實力應對美國金融製裁，且通過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跨境支付係統（CIPS）建設、外匯儲備的多元化、減少美債持有量、降低中國經濟的貿易依存度、推動人民幣原油期貨交易等措施，中國金融和經濟呈現出去美元化的趨勢，其獨立性和抗風險能力加強，但是，中國仍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良好的國際環境，推動這些措施的深化。
最後，使用美債武器不符合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定位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長遠目標。無論是出於自我保護還是利益拓展，美債武器的使用都將使國際金融體係陷入動蕩。當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本就處於調整期，國際金融體係的動蕩將加劇國際秩序的不穩定，使更多的國家、組織和個人利益受損，這不符合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初衷，有損於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形象，不利於中國培育和提升基於道義和責任的國際話語權。管控中美雙邊債務關係可能出現的危機，要謹慎看待中國對美國的債權地位，既不能因為對美金融市場的過度依賴而受其裹挾，也不能以拋售美債為武器發起主動的攻擊。一個合理的選擇是漸進有序地減持，但依然維持一定數量的美債。這既在經濟學和金融學上有必要性，因為美國金融市場在短期內依然將是相對安全的投資選擇地，也在國際關係學上有合理性，因為維持中美金融關係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聯係和依存，比切斷其聯係（或所謂的“脫鉤”）更有利於國際金融體係的穩定。
三是深度融入全球金融治理體係。雖然中美在全球金融治理體係中的競爭是通過相關國際機構和國際規則的間接性競爭，但有效的競爭管控有利於全球金融治理的良性發展。管控全球金融治理體係中的中美競爭，維護全球金融治理體係的穩定，既需要正確處理好與現有國際金融機構和規則的關係，也需要正確認識和運用創建新製度的策略。一方麵，坐視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陷入危機並不是正確的選擇，應積極防止全球化危機向金融領域蔓延。IMF和世界銀行等主要全球金融治理機構在20世紀90年代便開始出現信任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改革這些機構的呼聲更加強烈，且已經出現了一些製度變革，如IMF投票權和份額的調整。雖然中國等新興國家依然不滿於改革的進展和程度，但不能忽視這些機構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大肆推行逆全球化政策，全球治理很多領域的多邊國際製度都麵臨挑戰的背景下，維係全球金融治理的多邊國際製度，通過漸進式的變革推動其去歐洲中心化和去美國中心化，並更加客觀地反映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全球金融發展的客觀需求，才真正有利於國際金融體係的穩定。
此外，排斥西方國家主導建立的國際金融規則也很不妥，提升中國國際規則設定和創新的能力則更為重要。現有國際金融規則幾乎全是歐美國家或其主導的國際機構建立的，這些規則自然主要體現歐美國家對於金融監管的認知和需求，但這絕不是中國排斥現行國際金融規則的理由。一方麵，歐美金融體係是當前國際金融體係的最重要構成部分，排斥這些國際金融規則將使中國金融體係在融入國際金融體係的過程中遇到更多阻力。因此，學習、接受和執行這些規則是中國融入國際體係的大勢所趨。另一方麵，這種接受不是不加甄別的全盤接受，因為針對歐美金融體係所設計的金融規則必然沒有考慮和反映中國的具體國情。國際金融規則的本地化，甚至基於現有國際金融規則進行改良和創新，並向國際社會提出“中國方案”，才是中國麵對國際規則的正確方式。例如，中國相關金融監管機構主導建立了保險業裏的“中國風險導向償付能力體係”和銀行業裏的“中國版巴塞爾協議III”監管政策框架，這些中國金融規則既參考了相關的國際金融規則，更嚐試體現中國的具體情況，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些創新的經驗。
另一方麵，嚐試通過建立或強化新的製度完全取代傳統國際金融製度尚不可行，“建製”行動需謹慎推進。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在推動全球金融治理體係改革的努力中，中國除了積極呼籲改革現有不合理的製度外，還嚐試建立新的國際製度。這一行為被稱之為“金融建製行動”，例如創建、強化或升級金磚國家合作機製、“10+3”機製金融合作、上海合作組織金融合作和亞投行等。從規模、功能及其所覆蓋的地理範圍和領域而言，這些新製度目前還隻是傳統國際金融製度的補充，不足以將其替代。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建製”行為既會引發不同製度間的競爭，如亞投行和其他涉及發展融資的國家、區域或國際製度的競爭（譬如與美國國際發展融資機構的競爭），更會激化主要國家捍衛其製度性國際權力的對抗，如美國和日本拒絕加入亞投行，並通過多種渠道阻撓亞投行的發展。全球金融治理領域裏國際製度競爭的另一個重要的例子是國際支付體係。如前所述，美國金融霸權的一個重要籌碼是對SWIFT和CHIPS等國際支付機製的掌控，近年來歐盟開始籌建“特殊目的實體（SPV）”體係，中國也啟動了“人民幣跨境支付係統”的建設，這些“建製”行動直接挑戰了美國在國際支付體係中的權力。可以預見，隨著SPV和CIPS的規模擴大，美歐和中美在國際支付體係中的權力競爭將被激化，甚至升級為更大規模的對抗。
全麵且深入地接納和融入全球金融治理體係，先成為現行體係的局中人，再謀求改變其不合理之處，方為中國推動金融治理體係改革，使其更多反映中國和新興國家需求的可取之道。這至少需要中國提升兩種融入國際社會的能力：一是學習和應用現行國際金融規則，並將其進行本地化創新的能力；二是向國際社會表達需求，傳播“中國方案”，培育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國際議程設置能力。這些能力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中國外交能力和技巧的體現，是推動中國金融和經濟持續發展的保障，更是提升中國國際地位，實現中國全麵崛起的重要手段。
四是規避模式之爭。“模式”是指事物的標準式樣，“中國模式”應指中國發展的經驗所呈現的一種經濟發展的標準式樣。事實上，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經驗之一是不盲目照搬任何模式，亦不屈服於任何外來幹預和壓力，充分考慮自己的國情。在國際社會推廣中國發展標準式樣的做法不符合中國發展道路所呈現的基本經驗，也沒有充分體現中國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製度和發展道路的原則。因此，“中國模式”的話語無法充分表達中國發展經驗和中國智慧對世界的貢獻，反而容易引起歧義和誤解。相較之下，“中國方案”更好地表達了中國用自身經驗和智慧助力國際問題的解決，但又並不強調中國經驗的唯一性和標準化。
模式競爭往往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帶有較強的經濟意識形態色彩和戰略意圖。例如，“華盛頓共識”明確地將其認為有效的歐美模式強加到發展中國家，最終導致了一係列的危機。將中國的發展道路塑造成與“華盛頓共識”分庭抗禮的“北京共識”會強化中美間的戰略競爭，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和平意圖的質疑。當前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意識形態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陷入危機，這便是其在國內和國際社會強調標準化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後果。因此，中國並不需要提供一種替代性的模式，而是需要用中國的經驗和智慧維護國際秩序的穩定，避免中美模式之爭帶來更大危機和動蕩。
4... 結 語
在國際實力和權力格局調整的背景下，中美間的競爭尤為引人關注，潛在危機的管控十分必要。中美處於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和國際體係中的不同角色，其對國際體係穩定性的訴求並不一樣。美國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試圖通過製造混亂改變國內經濟的頹勢和美國在國際體係中地位下降的態勢，這些政策既是特朗普政府實現其國內政黨政治目標的需要，也是美國國際戰略改變的體現。於特朗普政府而言，製造中美對抗是其實現國家利益和政黨利益，並遏製中國的手段；而於中國而言，中美對抗的強化將極大地改變過去幾十年中國發展所麵臨的國際環境。這一環境雖並不是一直完全有利於中國的發展，但相對和平，且中國已逐漸適應了這一體係，獲得了發展。國際體係的變革是有成本和負麵影響的，既有的主導國必將盡力轉移變革的成本，而正處於經濟發展關鍵階段的中國，可能需要承擔更多變革成本和影響。作為經濟發展的粘合劑和現代經濟核心的金融業，如果發生危機將帶來更大的影響，中美金融對抗正是潛在危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中美金融關係的幾個關鍵領域裏，中國需采用更加謹慎的策略和政策，度過國際體係的動蕩期，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繼續維係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金融和經濟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