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同情》西藏少數人還是多數人
關於西藏平叛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1）鮮明的階級立場
有些人對於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們隻同情少數人，不同情多數人，一百個人裏頭，同情幾個人，就是那些叛亂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幾的人。在外國，有那麽一些人，他們對西藏就是隻同情一兩萬人，頂多三四萬人。西藏本部(隻講昌都、前藏、後藏這三個區域)大概是一百二十萬人。一百二十萬人，用減法去掉幾萬人，還有一百一十幾萬人，世界上有些人對他們不同情。我們則相反，我們同情這一百一十幾萬人，而不同情那少數人。
那少數人是一些什麽人呢?就是剝削、壓迫分子。講貴族，班禪和阿沛兩位也算貴族，但是貴族有兩種，一種是進步的貴族，一種是反動的貴族，他們兩位屬於進步的貴族。進步分子主張改革，舊製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舊製度不好，對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興，二不財旺。西藏地方大，現在人口太少了，要發展起來。這個事情，我跟達賴講過。我說，你們要發展人口。我還說，你們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讚成你們信。但是，有些規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們一百二十萬人裏頭，有八萬喇嘛，這八萬喇嘛是不生產的，一不生產物質，二不生產人。你看，就神職人員來說，基督教是允許結婚的，回教是允許結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許結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結婚，不生產人。同時，喇嘛要從事生產，搞農業，搞工業，這樣才可以維持長久。你們不是要天長地久、永遠信佛教嗎?我是不讚成永遠信佛教，但是你們要信，那有什麽辦法!我們是毫無辦法的，信不信宗教，隻能各人自己決定。
（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鮮明的希望農奴解放的階級立場、開明的宗教政策，亮明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態度，堅決打擊農奴主階級及其走狗。）
（2）注意鬥爭策略
至於貴族，對那些站在進步方麵主張改革的革命的貴族，以及還不那麽革命、站在中間動動搖搖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麵的中間派，我們采取什麽態度呢?我個人的意見是:對於他們的土地、他們的莊園，是不是可以用我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辦法，即實行贖買政策，使他們不吃虧。比如我們中央人民政府把他們的生活包下來，你橫直剝削農奴也是得到那麽一點，中央政府也給你那麽一點，你為什麽一定要剝削農奴才舒服呢?
（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堅持團結多數，孤立少數。）
（3）廢除農奴製度的改革的要求
我看，西藏的農奴製度，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製度，說奴隸不是奴隸，說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製度。貴族坐在農奴製度的火山上是不穩固的，每天都覺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個農奴製度了，不要那個莊園製度了，那一點土地不要了，送給農民。
但是吃什麽呢? 我看，對革命的貴族，革命的莊園主，還有中間派的貴族，中間派的莊園主，隻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麵，就用贖買政策。
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現在是平叛，還談不上改革，將來改革的時候，凡是革命的貴族，以及中間派動動搖搖的，總而言之，隻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邊的，我們不使他吃虧，就是照我們現在對待資本家的辦法。並且，他這一輩子我們都包到底。資本家也是一輩子包到底。幾年定息過後，你得包下去，你得給他工作，你得給他薪水，你得給他就業，一輩子都包下去。這樣一來，農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農民就不恨這些貴族了，仇恨就逐漸解開了。
（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有利於團結多數、社會穩定。）
（4）說明事實
日本有個報紙哇哇叫，講了一篇，它說，共產黨在西藏問題上打了一個大敗仗，全世界都反對共產黨。說我們打了大敗仗，誰人打了大勝仗呢?總有一個打了大勝仗的吧。隻有人打了大敗仗，又沒有人打了大勝仗，哪有那種事?你們講，究竟勝負如何?假定我們中國人在西藏問題上打了大敗仗，那末，誰人打了大勝仗呢?是不是可以說印度幹涉者打了大勝仗?我看也很難說。他打了大勝仗，為什麽那麽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呢?你們看我這個話有一點道理沒有?
（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用事實說話。）
（5）解決辦法
還有個美國人，名字叫艾爾索普，寫專欄文章的。他隔那麽遠，認真地寫一篇文章，說西藏這個地方沒有二十萬軍隊是平定不了的，而這二十萬軍隊，每天要一萬噸物資，不可能運這麽多去，西藏那個山高得不得了，共產黨的軍隊難得去。因此，他斷定叛亂分子滅不了。
叛亂分子滅得了滅不了呀? 我看大家都有這個疑問。因為究竟滅得了滅不了，沒有親臨其境，沒有打過遊擊戰爭的人，是不會知道的。
我這裏回答: 平叛不要二十萬軍隊，隻要五萬軍隊，二十萬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們就五萬人(包括幹部)在那裏，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們撤了三萬多，剩下一萬多。那個時候我們確實認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後，如果還不讚成，我們還可以推遲，是這樣講的。
（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誠意。）
你們曉得，整個藏族不是一百二十萬人，而是三百萬人。剛才講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後藏)是一百二十萬人，其他在哪裏呢?
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來西康區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兒蓋、鬆潘、阿壩那些地方。這些地方藏族最多。
第二是青海，有五十萬人。
第三是甘肅南部。
第四是雲南西北部。這四個區域合計一百八十萬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商量在藏族地區搞點民主改革，聽了一點風，立即就傳到原西康這個區域，一些人就舉行武裝叛亂。
（可見這是階級鬥爭）
現在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的藏族地區都改革了，人民武裝起來了。藏人扛起槍來，組織自衛武裝，非常勇敢。
這四個區域能夠把叛亂分子肅清，為什麽西藏不能肅清呢? 你講複雜，原西康這個區域是非常複雜的。原西康的叛亂分子打敗了，跑到西藏去了。他們跑到那裏，奸淫虜掠，搶得一塌糊塗。他要吃飯，就得搶，於是同藏人就發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萬多人。一萬多人要不要吃呢? 要吃，從哪裏來呢?就在一百二十萬人中間吃過來吃過去，從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經吃了一年了。
（爭取政治主動。）
這回我們把叛亂分子打下來，把他們那些槍收繳了。比如在日喀則，把那個地方政府武裝的槍收繳了，江孜也收繳了，亞東也收繳了。收繳了槍的地方，群眾非常高興。
(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堅持群眾路線。)
老百姓怕他們三個東西:
第一是怕他那個印，就是怕那個圖章；
第二是怕他那個槍；
第三，還有一條法鞭，老百姓很怕。
把這三者一收，群眾皆大歡喜，非常高興，幫助我們搬槍枝彈藥。
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裏的反動農奴主對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幾歲女孩子的腳骨拿來作樂器，還有拿人的頭骨作飲器喝酒。
這樣野蠻透頂的叛亂分子完全能夠滅掉，不需要二十萬軍隊，隻需要五萬軍隊，可以滅得幹幹淨淨。
滅掉是不是都殺掉呢? 不是。
所謂滅掉，並不是把他們殺掉，而是把他們捉起來教育改造，包括反動派，比如索康那種人。
這樣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來，悔過自新，我們不殺他。
（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爭取群眾基礎和治病救人、盡可能做到仁至義盡。）
（6）進一步展現政治誠意
再講一個中國人的議論。此人在台灣，名為胡適。他講，據他看，這個“革命軍”(就是叛亂分子)滅不了。他說，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國的時候，占領了安徽，但是沒有去徽州。什麽道理呢? 徽州山太多了，地形複雜。日本人連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個山共產黨敢去?我說，胡適這個方法論就不對，他那個“大膽假設”是危險的。他大膽假設，他推理，說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產黨難道敢去嗎?因此結論:共產黨一定不敢去，共產黨滅不了那個地方的叛亂武裝。現在要批評胡適這個方法論，我看他是要輸的，他並不“小心求證”，隻有“大膽假設”。
（實事求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有些人，像印度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點，他們有兩麵性。他們一方麵非常不高興，非常反對我們三月二十日以後開始的堅決鎮壓叛亂，非常反對我們這種政策，他們同情叛亂分子。
另一方麵，又不願意跟我們鬧翻，他們想到過去幾千年中國跟印度都沒有鬧翻過，沒有戰爭，同時，他們看到無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經落去了。
一九五四年中印兩國訂了條約，就是聲明五項原則的那個條約，他們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的領土。他們留了一手，不做絕。
英國人最鬼，英國外交大臣勞埃德，工黨議員這個一問，那個一問，他總是一問三不知，說:沒有消息，我們英國跟西藏沒有接觸，在那裏沒有人員，因此我無可奉告。
老是這麽講。他還說，要等西藏那個人出來以後，看他怎麽樣，我們才說話。他的意思就是達賴出來後，看他說什麽話。
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三封信。
這次人民代表大會，周總理的報告裏頭要講這件事。
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隻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會怎麽樣呀?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五十九年不回來，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裏是他的父母之邦，生於斯，長於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采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
（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有理有利有節，掌握政治主動權。）
總理的報告裏頭要講希望達賴回國。如果他願意回國，能夠擺脫那些反動分子，我們希望他回國。
但是，事實上看來他現在難於回國。他脫離不了那一堆人。同時，他本人那個情緒，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來的，而班禪是要回來的。
那時，總理勸解，可能還有尼赫魯勸解，與其不回不如回。那個時候就跟他這麽講: 你到印度有什麽作用?不過是當一個寓公，就在那裏吃飯，脫離群眾，脫離祖國的土地和人民。
現在，還看不見他有改革的決心。說他要改革，站在人民這方麵，站在勞動人民這方麵，看來不是的。他那個世界觀是不是能改變?六十年以後也許能改，也許不要六十年。而現在看來，一下子要他回來也難。他如果是想回來，明天回來都可以，但是他得進行改革，得平息叛亂，就是要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麵來。看來，他事實上一下子也很難。但是，我們文章不做絕了。
（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已經留有充分餘地。）
轉《何玉興：最絕望的墮落——寫給中國知識分子》
（二）
魯迅曾經打過比方：羊分“胡羊”和“山羊”。山羊是帶頭羊，胡羊大多數的羊。山羊脖子上掛著鈴鐺走在前麵，後麵一大群低眉順目的胡羊挨挨齊齊地跟著。勒龐在《烏合之眾》中也比喻：一群人就像溫順的羊群，沒有了頭羊就會不知所措。山羊脖子上的鈴鐺就是知識分子的徽章，無論是吃人還是被吃，一切悲喜劇，帶頭的無不是知識分子。
這裏想要明晰的，是墮落的主要標誌：終極關懷的缺失，道義立場的搖擺，社會良知的泯滅，懺悔意識的淡漠以及對人的極度冷漠。
於光遠有句精辟的話，把幾千年的文人全裝進去了：封建文人的最大理想是做穩奴隸，說到人的覺醒，隻能是“五四”之後，盡管“五四”提出的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解決。
翻閱汗牛充棟的古籍，“進則朝廷廟堂，退而江湖山野”的中國文人，寫了那麽多狗屁官樣文章和無聊失意文字。“士大夫” 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了，思想也不複成為思想，而是意識形態。“學而優則仕”的參與模式，使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成為社會的守望者，而是既得利益的看家狗。作家張平說，現在的知識分子，在桌子底下說話，在桌子上麵沉默。知識分子當中的某些人，已經進入到這個既得利益群體。知識分子的集體沉默，是導致目前道德滑坡或者說是道德產生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知識與權力的結盟導致社會的淪落和腐敗。
翻閱回憶反右和文革的圖書，知識分子之間的出賣與背叛以及各種醜惡表演，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巴金說：“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惡心，感到羞恥。”顧準等碩果僅存的幾位已不具代表性，應該說知識分子是集體投降、集體墮落。關於集體墮落的原因，朱學勤“終極關懷基因缺陷”的分析是中肯的。社會最大的危機是失去支撐它的精神結構，失去將社會凝結為整體的具有終極關懷的價值係統。
美國當代心理學家裏奇拉克《發現自由意誌與個人責任》：“烈士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而不願意肯定與自己相對立的觀點。”魯迅：“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而他的變化沒有一定的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稱為流氓。”
遺憾的是，流氓太多，烈士太少；可悲的是，流氓的風光，烈士的寂寥。這些流氓，無論什麽風吹草動，都能拿出令上邊滿意的大作；無論什麽觀點，都能拿出合理的理論解釋。他們不是喪失，而是壓根兒就沒有過什麽道義立場，淪落成為權錢伴唱的夜鶯。魯迅先生罵得痛快：“我寧願向潑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樣活力的文人打繃。”
缺乏對道德操守的堅守，缺乏對良知的省視，缺乏對誘惑和邪惡的抵製，缺乏犯下罪惡之後懺悔的勇氣。在西方文化史上，有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有盧梭的《懺悔錄》，我們有什麽？朱學勤說：“世界史上的優秀民族在災難過後，都能從靈魂拷問的深淵中升起一座座文學和哲學顛峰，唯獨我們這個民族例外。”
正因如此，才有對人的極度冷漠。北京大學某學者說，堵車讓他感到很欣慰，因為堵車是繁榮的標誌；某災難經濟學家說，災難對於經濟發展是有利的，可以拉動內需。
亨利·柏格森在《道德與宗教的兩個起源》中說：我們的道德的部分包含著責任，責任都是日常實際的事情。麵對現實問題，知識分子的沉默就是責任的放棄。杜威《教師和他的世界》：逃避責任是怯懦的選擇。《知識分子：薩特與阿隆》：目睹災難卻一言不發，責任感就變為負罪感。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保持沉默，就是犯同謀罪。肯尼迪《信仰在風中飄揚》：你能否不同流合汙，讓自己的勇氣在腐爛的中庸泥潭發光？
（三）
墮落，瘋狂蔓延，突破底線
媚俗的曆史，源遠流長。《恩格斯致施密特》：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哲學中始終顯現著庸人的麵孔。
康德《邏輯學講義》：矯揉造作的通俗浮華隻是力圖博得讀者的厚愛，這種科學研究的墮落，像嘩眾取寵的情婦。
王力《龍蟲並雕齋瑣語》引波德萊爾的詩，翻譯的真好：饑腸轆轆佯為飽，熱淚汪汪強作歡；沿戶違心歌下裏，媚人無奈博三餐。
韋伯《以政治為業》：領袖的實際收獲，並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隨者的動機所左右，而從道德角度看，這些動機大都不堪聞問。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
2001年以後，掌握巨大財力的行政權力的控製與幹預，出現越來越嚴重的商業化、行政化、官僚化、體製化傾向，造成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的全麵腐敗和對知識分子的整體收編。
侯寧：《大陸經濟學家已是一個墮落群體》。皮海洲：《墮落的又豈隻是經濟學家》。北大教授說：百分之九十九的上訪人員都是精神病患者。清華教授說：強奸陪酒女比強奸良家婦女危害性要小。
科學家離實驗室漸行漸遠，不在開會就在開會路上。科學已經從昔日神學的婢女，墮落成今天資本的幫凶。“科學無禁區”變成“道德、法律無禁區”。 三聚氰胺、瘦肉精、轉基因等事件中，哪一樁沒有科學家的幽靈？
斯塔佩爾：科學研究在逐漸演變成一種商業行為。資源有限，競爭激烈，為了得到經費不擇手段。
雷海宗《君子與偽君子》和林同濟《士的蛻變》，考察了“士”從君子到偽君子，從技術到宦術的墮落曆程。
魯迅《流氓的變遷》：“以武犯禁”而“替天行道”的是俠客，打著“替天行道”的大旗卻壞事做絕的是強盜；沒有做強盜的危險卻有做強盜的收益的則是流氓。
中國傳統文化培養了有知有道之“士”，這是中華文明五千年而沒有夭折的重要原因。陳寅恪：哪個民族把士給打倒了,這個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是典型的流氓傳奇和流氓教科書。流氓文化、流氓意識、流氓哲學、流氓精神已經內化、滲透到血肉中。
《今日之中國，無處不流氓》：一個壞的製度可以把好人變成壞人。發動流氓起來把貴族消滅，並不會使流氓變得高尚，隻會使流氓變得更加流氓，而且誘逼更多的人變成流氓，最終變成流氓社會。
《知識分子的背叛》：他們的浪漫主義已經登峰造極，他們的精神操守已經跌落穀底。
赫連勃勃大王《群氓時代》：浮躁而盲動的奢侈、勢利、焦慮、惡俗、虛假、縱欲、跟風是一個“群氓時代”開始的標誌。
2014年5月17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刊登《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的書評：中國正在經曆一個“狼吞虎咽的時代”。
墮落，心安理得，理直氣壯
奧爾特加·加塞特《大眾的反叛》：我們這個時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盡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卻理直氣壯地要求平庸的權利，並把它強加於自己觸角所及的一切地方。虛假的反叛，在荒謬中成長，處心積慮地垮掉。
格裏德爾《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衝動的狂熱分子如今在舒適的公家辦公室裏享受安逸，很少出以公心去關注國家的進步和人民的福祉，更多考慮的是自己的仕途和財富。
魯迅 《偽自由書·文人無文》：借了“文人無行”的幌子，犯著可詬病的惡癖。
朱利安·班達《知識分子的背叛》：在群體激情四溢的狀態中，推波助瀾，甚至是主動墮落——還有比知識分子更沒有骨氣，更容易墮落的階層嗎？
曠新年《為什麽社會容不下一個善良的人》：中國知識分子是最變態、心理最陰暗、心靈完全被扭曲的一群動物。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到二十一世紀，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自覺、半自覺地履行這“同意和解釋、宣傳與做戲”職能，開始時還有些心虛，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做到後來，就習以為常，理直氣壯，並以此炫耀於世了。
網民：上帝啊！把這些專家帶走吧！路費我掏。
墮落，良幣隱退，劣幣泛濫
錢鍾書《七綴集》:有不少古代和近代的作品,讀者對它們隻能起厭倦的感覺,不敢作厭倦的表示。
《“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證明：名人的劣幣甚至假幣，也可以成為真幣、良幣。博尼法斯《造假的知識分子》：他們高舉著道德的旗號迫使我們忍氣吞聲，沒人敢指責他們篡改真相的事實。在媒體時代，這些製造知識假幣的知識分子已通過電視和互聯網，取得了勝利。
學術造假每天都在發生。韓國黃禹錫幹細胞數據造假。哈佛大學著名進化生物學家馬克·郝澤編造數據。《Blodt，偉大的造假者》：超過90篇羥乙基澱粉臨床研究數據是編的。東京大學加藤茂名研究組43篇論文撤稿。
墮落的程度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力。王立軍等沒怎麽念過書的官員成為大學的博導，一些明星、主持人當了大學的教授，前鐵道部總工程師張曙光2300萬賄買院士。
漢字簡化，無意中佐證了劣幣驅逐良幣定律：親不見，愛無心，產不生，厰空空，導無道，鄉無郎。但：魔仍是魔，鬼還是鬼，偷還是偷，騙還是騙, 貪還是貪，毒還是毒，黑還是黑。
絕望中堅守著希望
叔本華《自然界中的意誌》：道德是萬事萬物的支點，是所有體係的試金石。
韋伯《以學術為業》：學者的宗教是對知識理性的倫理追求和使命感，這是世界的基礎。
鄭也夫《信任論》：係統信任中，最大的兩個係統是貨幣係統和專家係統。
韋伯：黎明將至，長夜漫漫。正因如此，才更凸顯社會守夜人的品格，更體現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
羅曼·羅蘭：太陽的光明是不夠的，必須有心的光明。心裏有光，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放出光輝，照亮大眾在黑暗中前行的路。
茨威格：人文主義理想注定是一種理智的和貴族的夢，這樣的夢普通的人做不出來，隻能由少數人把它作為神聖的遺產繼承下來，留給後來人，並代代傳下去。
未曾謀麵的文友謝小慶《憑借什麽堅守價值體係》：不是憑借對某一價值係統的合理性、重要性的闡述來堅守，而是憑借樹立“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自身形象來堅守。它被知識精英們以一種心有靈犀的默契、一種不可言傳的意會而世代堅守和承傳。
謝小慶下鄉的村落與張承誌毗鄰，他完全理解“清潔精神”和“無援思想”的堅守。他和張承誌定下相似的人生基調：抗拒蛻變（alienation，一般被譯為“異化”，似乎此譯好些），抗拒蛻變為資本的奴隸，抗拒蛻變為“摩登時代（現代化）”中機器的奴隸，抗拒蛻變為“房奴”、“車奴”。請聽《黑駿馬》
謝小慶給畢業生的贈言：不卑不亢。自信但不自負，自知但不自卑。窮時不失自尊，達時不忘篤敬。有勇有謀。勇敢但不魯莽，謹慎但不怯懦。審時度勢敢戰，艱難困苦能守。
聯想起《獅子王》的經典道白：我們隻是在必要的時候才會勇敢,勇敢並不代表你要到處闖禍。
寫《魯濱遜漂流記》的笛福說：個人的懷表壞了，隻是耽誤個人的事兒。教堂鍾樓上的大鍾壞了，耽誤的可是整個教區的事兒。
鍾樓上的大鍾，可能壞，也可以壞，但總得有人去修，有人去守啊。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開始進入反攻階段，隨著意大利的無條件投降，納粹德國的覆滅已成為時間問題，對日作戰開始成為同盟國的作戰重心。為此，美國總統羅斯福決定召開由美、英、中、蘇四國首腦參加的開羅會議，以加強反法西斯聯盟，協同對日作戰。
由於蔣介石一向對蘇聯不友好，斯大林反對將中國列為四大強國，加上又瞧不起蔣介石，不願與蔣會麵，故對羅斯福的倡議遲遲未予答複。斯大林的態度和想法，使羅斯福頗感意外。
考慮到斯大林與蔣介石的矛盾，羅斯福決定將四巨頭會議分兩次開，即先在埃及開羅開中、美、英首腦會議，然後再在伊朗德黑蘭開美、英、蘇首腦會議。這一想法得到中、英兩國的讚同。
1943年11月9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告知他在兩三天內去北非，請蔣介石和英國首相丘吉爾與他在開羅會晤，希望蔣介石11月22日抵達開羅。蔣介石接到電報後，認為這是一個廢除不平等條約，恢複中國國家利益的好機會，於是要求手下官員擬訂會談方案。其中涉及中國政治方麵的方案包括:戰後將東北、台灣及澎湖列島交還中國，並無償接收南滿鐵路與中東鐵路等。蔣介石對這個方案甚為滿意。11月18日上午，蔣介石、宋美齡夫婦以及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美國在華軍事將領史迪威和陳納德等20餘人，從重慶白市驛軍用機場分乘兩架飛機飛往埃及。
建議中美共管，蔣介石一拒琉球
開羅會議於1943年11月22日—26日召開，其間蔣介石與羅斯福會談了4次。11月23日晚，蔣介石帶王寵惠與羅斯福單獨會談，在談到剝奪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島嶼時，羅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島。他對蔣介石說:“琉球係許多島嶼組成的弧形群島，日本當年是用不正當手段搶奪該群島的，也應予以剝奪。我考慮琉球在地理位置上離貴國很近，曆史上與貴國有很緊密的關係，貴國如想得到琉球群島，可以交給貴國管理。”
羅斯福突然提出將琉球群島交給中國，大大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不知該如何回答。過了老半天，他才對羅斯福說:“我覺得此群島應由中美兩國占領，然後國際托管給中美共同管理為好。”蔣介石這麽一說，羅斯福覺得蔣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島，故未再往下說。
琉球群島位於中國台灣島和日本九州島之間，包括先島諸島、衝繩諸島、奄美諸島、土噶喇列島、大隅諸島等島嶼，麵積約4600平方公裏。12世紀琉球群島上出現了中山、山南、山北3個小王國，公元1372年開始向中國明朝進貢，國王分別受明朝冊封，官民與明朝往來十分頻繁。此後，該群島又形成了統一的琉球王國，但仍向中國封建統治者朝貢。1609年，日本薩摩藩諸侯島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後，琉球王雖向明朝與薩摩藩同時進貢，但國王仍受中國冊封，而且一直延續到清朝。琉球國王一直受中國冊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國，日本統治者對此極其不滿，十分擔心琉球歸並於中國。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與中國商量，強行廢琉球王國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強行吞並琉球藩設置衝繩縣。
日本對琉球的強行侵占，曾引起許多國家的不滿，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種方式進行過反抗，但都失敗了。琉球群島係中國的東大門，曆史上又與中國關係密切。羅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島交給中國，自然有他的考慮，但由於蔣介石的猶豫態度，羅斯福第一次提出的這一建議沒有成功。
懼怕日本，蔣介石二拒琉球
11月25日，蔣介石與羅斯福再次會談時，又談到了琉球群島。羅斯福說:“我反複考慮，琉球群島在台灣的東北麵，麵向太平洋，是你們的東部屏障，戰略地位極其重要。你們得到了台灣，如不得到琉球，台灣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島不能讓侵略成性的日本長期占領。是不是與台灣及澎湖列島一並交給你們管轄？”
蔣介石見羅斯福又提到這個問題，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領了多年，在國內草擬的談判方案又不含琉球問題，變得十分猶豫。羅斯福見蔣介石半天不作聲，以為他沒有聽清楚，又補了一句:“貴國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戰爭結束了，就將琉球群島交給貴國。”蔣介石猶豫再三，最後答複道:“琉球的問題比較複雜，我還是那個意見，中美共同管理為好。”羅斯福心裏明白了:蔣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島。蔣介石對琉球的態度，讓羅斯福感到不可思議。
自此以後，羅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員在蔣介石麵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蔣介石當時為何不要琉球群島呢？據後來跟隨蔣介石到開羅的國民黨官吏們分析，他去開羅，主要是爭東北、台灣及澎湖列島，沒有爭琉球的方案，蔣介石認為能將東北、台灣及澎湖爭回來就足夠了。另一個原因是日本是亞洲強國，蔣介石怕中國得到琉球後，日本日後找中國扯皮，中日兩國再結新怨。
由於蔣介石堅持不要琉球群島，故《開羅宣言》在寫到日本應歸還中國的領土時，隻提到“日本所竊取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隻字未提琉球群島。
蔣介石嚴防消息泄露
開羅會議結束後，蔣介石才回過味來，開始後悔沒有接收琉球群島。蔣介石覺得這件事說出去有損他的形象，於是叮囑王寵惠說:“羅斯福要把琉球交給我們的問題，隻有少數幾個人知道，再不要往外說了。如果有人問此事，就說我們沒有條約、根據，提不出理由。”盡管蔣介石對王寵惠千叮嚀萬囑咐，但王寵惠回到重慶後，還是向極少數關係密切的國民黨要員透露了羅斯福要將琉球群島劃入中國的事。此事在國民黨高層傳開後，許多人跑去找王寵惠詢問到底是怎麽一回事，王寵惠怕事情搞大了難以收場，再也不敢講出實情。此後，國民黨的文件、檔案、雜誌、圖書一提到琉球問題時，都說因無根據，故中國在開羅會議上未提琉球群島的問題。
1945年3月26日，美軍發起衝繩戰役，並在3個月後占領了琉球群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和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改變了對中日兩國的態度，開始扶植日本為其亞洲戰略服務，美國在琉球群島問題上的立場也發生了重大改變。1962年，美國總統肯尼迪公開承認日本對琉球群島的完全主權。1972年，美國將琉球諸島交給日本。隨後，日本完全控製了琉球群島。
1962年3月19日，台灣《聯合報》記者司馬桑敦得知美國政府馬上要公開承認日本對琉球群島的主權時，心中很不舒服，他發表了一篇文章，指責國民黨政府在開羅會議上太馬虎，不提琉球問題，以致本該歸中國的琉球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國的東部海防被撕開一道大裂口。司馬桑敦和台灣群眾當時還不知道，不是蔣介石馬虎沒提琉球的問題，而是蔣介石執意不要琉球，而且連拒了兩次。
司馬桑敦的文章引起了台灣當局的注意，為了使此事不至擴大，蔣介石親自出麵辯解。他在一次國民黨的高層會議上說:“實際上，琉球與台灣，在我國曆史上地位不同。我們當時（開羅會議）認為琉球是我東海的屏障，軍事重要性較大。我們同意，應由中美兩國經過聯合國之委托程序，實行共管，又以為此非當時緊急之事，故曾表示將來再說。”羅斯福兩送琉球群島被他拒絕的事，他卻一字未提。
蔣介石不要琉球群島，日本深受其益，美國也獲得了大利。今天這一地區複雜的政治軍事態勢，以及各種資源的糾紛，都是在這次安排的大框架下產生的。
本文參考資料:《中國國民黨與台灣》，台灣“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年2月印，作者陳三井；《雷震全集》，台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雷震著。）
醜聞之一：國軍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日本侵略中國時奮起抵抗，這是中華民族每個成員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被中國資改派“精英”們吹捧為“擔負著主要抗戰使命”的國民黨軍隊，卻創造了一個世界軍事史上令人瞠目結舌的醜聞：投敵人數超過聊殺敵人數。
先來看看侵華日軍死亡人數。日本原生省１９６４年調查統計，侵華日軍死亡４３．５６萬人，美國統計死亡４４．７萬人（見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著：《中國戰爭發展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下冊，９１６頁注釋２）。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國統計的，兩個數字相差不大。按照這個數字，在侵華期間，日軍死亡（包括被國民黨軍打死、被共產黨軍打死、病死的總數）人數大約為４５萬人左右。也就是說，哪怕都是國民黨軍打死的，日軍死亡人數也就是４５萬。
我們再來看看國民黨軍投敵人數。根據李敖《蔣介石評傳》和《自己不洗別人洗》兩書（文）統計，國民黨軍隊抗戰期間投敵人數約為５０萬人。《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也記錄著：“叛逃的將軍１９４１年有１２個，１９４２年有１５個，１９４３年是高峰的一年，有４２人叛逃。５０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遊擊隊”。大家看見沒有，上麵兩則信息都認為國民黨軍隊投敵人數約５０萬。
結論：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叛國投敵當偽軍的在５０萬人以上，而侵華日軍在抗戰期間死亡的人數為４５萬，就算這些死掉的日本鬼子都記在國民黨軍隊的“功勞簿”上，那充其量也就是殺敵４５萬人，與投敵叛國的５０多萬國民黨軍隊相比，實在不能讓國人為蔣介石的國名黨軍隊感到驕傲。連西方國家都嘲諷說：這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戰爭奇觀。早在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創造的這個“奇觀”就已成為世人笑柄，國名黨軍隊也因此被說成是二戰盟軍中的“異類”。
醜聞之二：蔣介石政府竟給偽軍發軍餉
說出來可能人們不信，國民黨政府竟然給投降日本鬼子的偽軍發放軍餉。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見的“奇聞”，而這件奇聞就實實在在地發生在蔣介石身上。戰後有人開玩笑說，偽軍沒有戰鬥力，隻是白白消耗日軍糧食。其實，不少偽軍投敵後，並沒有消耗日本人物資，而是享受著重慶的軍餉，用非淪陷區人民的血汗錢幫日本人殺中國人。
這個事實是降將們親口告訴日酋岡村寧次的：“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該資料的來源，參見日本人稻葉正夫編寫的《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一書第３２７頁。這本書由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翻譯，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出版。
該資料披露後，連當年的盟國也為之嘩然，認為這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又一醜聞：中國軍隊身處盟軍陣營，卻給為日軍服務的偽軍發軍餉。不過，投降日軍的偽軍也有他自己的原則：隻打共產黨，不打國民黨。
醜聞之三：日軍將國民黨軍隊稱為“友軍”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一章第一節中，記載４１師團在１９４２年２月掃蕩沁河地區決死一縱隊時提到了這樣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戰鬥，此點值得注意。”
蔣粉絲為蔣介石翻案的時候，最喜歡強調的就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的輝煌業績。很多人還振振有辭地指責中共曆史教材隱瞞“國民黨是抗日主力”的真相。其實，建國以來，我們的中小學教材最多隻是指責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還從來沒有指責過他們積極投敵，與日寇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共同反共。
現在好了，國民黨成為日寇“友軍”的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來，這實在讓那些盛讚國民黨軍隊是抗日主力的中國“精英”們無地自容。對那些打著還原曆史真相旗號，動輒拿“國民黨抗戰死亡多少多少將領”說事，拿“擊斃多少多少日軍將領”說事，就是不說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大批投敵，投敵後還領著國民政府的軍餉來屠殺中國人的這些髒事和破事。他們的臉皮太厚，已經不知天下還有“羞恥”二字！
醜聞之四：老百姓被逼幫助日軍打國軍
國民黨軍隊成批成批地賣身投敵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還嫌對日軍幫助不夠。他們又通過橫征暴斂，逼迫老百姓跑到日軍那一邊，變相地幫助了日本侵略者。這個現實是殘酷的，也是令人扼腕哀歎的。讓我們看看下麵的一些資料吧！
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蔣介石傳》第十八章中說：“１９４４年４月中旬，日本６萬軍隊對中國這個鬧饑荒的省（河南）發起了進攻……而當地的農民用草耙就把５萬中國軍隊解除了武裝。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時間，擊潰了３０萬中國軍隊，控製了到漢口的鐵路。”《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中說：“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冬天發生了全麵的饑荒，許多人吃樹皮、草根和牲畜的飼料。
據報道有吃人肉的。大約有兩三百萬人死於這場災難；另外有３００萬人逃難到省外。隨後，有幾十萬河南農民被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運送到征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草，修築公路，和開挖一條３００英裏長的巨型反坦克壕溝——最後證明這是完全無用的。將近１００萬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黃河的堤壩。對於這樣的勞動，農民得不到工錢，他們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備飯食。
１９４４年春，他們深沉的忿懣變得表麵化了。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麵前撤退時，農民們凶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５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該書下冊第十二章第十四節中說：“從政治上看，一號作戰對國民黨人也是一場災難，因為不論是在重慶還是在戰場上，不稱職和腐敗（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戰鬥）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幾達半年之久。
沒有比一號戰役開始階段這場災難更令人觸目驚心的了，當時正遇上了１９４４年春季河南的大饑荒。無論重慶政府，還是河南軍政當局，對這場饑荒都毫無準備，盡管災情的發展已能明顯地看出。當饑荒襲來之時，當局遠沒有提供任何救濟，橫征暴斂一如既往。投機活動極為普遍。
當中國軍隊麵對一號作戰逃跑之時，長期受壓的農民奪取他們的槍支並向他們射擊，然後歡迎日軍。”該書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中說：“１９４３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鄉民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鄉民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
本國老百姓冒著生命危險給敵國軍隊送慰問品，這在中國曆史上實在鮮見。國民黨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的地步，這個事實令人心酸。我們不能否認這些農民也當了賣國賊，但主要原因是他們對本國軍隊的痛恨超過了對敵人的痛恨。本來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當漢奸的。他們是被逼的。誰逼的？就是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軍隊！
醜聞之五：抗戰後期日本放蔣介石一馬
那些反複強調國民黨抗日有功的蔣粉絲們，最喜歡說的就是：如果沒有國民黨軍隊的正麵抗戰，中國就會被全部占領，中國就滅亡了。但事實並不如此，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殘喘、勉強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馬。讓我們來看有關檔案資料。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五節中說：“到１９４４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為什麽呢？侵華日軍的華北方麵軍是這樣看的：“華北方麵軍則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見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一書，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而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１９４２年５月的一次談話更令人驚訝：“攻占重慶後，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估計，攻占重慶就隻不過是極端危險的投機……”（出處同上）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依照自己對侵華戰爭局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
他認為，徹底擊敗國民黨軍隊，未必就能戰勝中國。與中國“精英”們拚命鼓噪地“敵後戰場中共武裝是依賴正麵戰場而存在”的觀點不同，日本這位第一部長認為，失去正麵戰場後，中共武裝不僅不會被消滅，而且“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一節也談到日本這方麵政策的變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日本人隻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隻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到１９３９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別力了。
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共產黨武裝袖手旁觀。日本人對非共產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據日軍統計，在１９３９年年中到１９４０年年末之間的１８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７萬人從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諒解’。”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的《華北治安戰》一書中，把中共威脅說得更具體：“１９４１年底治安地區為１０％，準治安地區為４０％，未治安地區為５０％”，導致１９４１年華北日軍出現糧食接濟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滿蒙、華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內，即使調用現有庫存糧食，並且嚴格執行配給及調整消費，米到１９４１年底，小麥到第二年青黃不接時，估計就要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
到１９４４年秋，“在方麵軍占領的３個特別市和４００個縣當中，治安良好的除３個特別市以外，隻有７個縣（占總數的１．４％）。有１３９個縣（３１．５％）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相當於６６．９％的２９５個縣屬於中間地區。在該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貫徹執行。其中大部是以縣城為中心，隻將兵力分駐幾個鄉村，民心多傾向共產覺。”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不同於國民黨。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幾乎沒有收到任何外國援助。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軍隊仍然能將敵占區攪得雞犬不寧。如果抗戰的中國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獲得像國民黨那麽多的外援，對日軍來說意味著什麽是可想而知的。
拿著小米加步槍尚且如此厲害，如果再獲得外國援助的機槍大炮，這對日軍來說，其後果不堪設想。曾經在八路軍根據地生活過多年的英國教授林邁可，１９６７年就毫不客氣地對一個前日本軍官斷言說：如果八路軍有越共得到的那樣數量充足的外援，“他們就會在一年內把你們趕出中國。”（［英］林邁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曆的記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這就是現實。國民黨軍隊得以堅持到抗戰結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沒有下定決心消滅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毀它，原因是如果徹底消滅國民黨，“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這對日軍來說是個“極端危險的投機”。因此，“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精屎王滬寧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就是資本家入黨，知識精蠅掌權，外加《特色》之後，輕鬆將工、農、兵排除在外，複群資本主義之後，同世界上的資本主義搞“人類命運共同體了嗎？
做賊心虛欲蓋彌彰的另外一個證據是：
“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日前主持十九大主席團會議，醞釀高層人事名單。外傳獲得備選名單的媒體熱炒中南海首席智囊王滬寧為‘入常’大熱門。值此敏感時期，多維新聞記者查詢發現，王滬寧活動官方報道集遭遇不明原因的大麵臨刪除，甚至清空。”（《蹊蹺！“入常大熱門”王滬寧突遭大麵積“清除”》，永遠繁忙，13:05:16 10/23/2017，華嶽論壇）
顯然現在走資派賣國派統治的大格局沒有改變。上層賣國派勢力很大，而走資派習近平太糊塗，把值得懷疑的王滬寧等當成心腹。
習近平主觀上雖然不想亡黨亡國，但是因為把王滬寧、劉鶴等賣國派知識分子當成心腹，所以亡黨亡國，成為曆史罪人的可能性客觀存在。
網友：你還說到劉鶴，以前提醒過習近平嗎？
作者：從2010年開始多次提醒過，請看最新一次提醒：“這個發號令的劉鶴就是習近平倚重的大紅人，很可能是中國的雅可夫列夫。”（《以順風快遞為例證明錯誤路線是割肉飼虎自掘墳墓兼談印度入侵》，《社會主義繼續革命論》續七三九，2017-8-25，紅色中國網）
網友：習近平的思想心腹王滬寧、經濟心腹劉鶴都是“雅可夫列夫”，看來亡黨亡國是大概率事件了？
作者：是的，不解放重用薄熙來，沒有二線，亡黨亡國的概率非常大，盡管習近平大權獨攬並且不想亡黨亡國。戈爾巴喬夫不想蘇聯解體，不是還是解體了嗎？
四、十九大告訴我們，改變私有化殖民地化錯誤路線的可能性不大。
網友：不說王滬寧、劉鶴了。十九大告訴我們，習近平已經比較牢固地掌握了方向盤，我承認。
走資派習近平和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大會結束不久就參觀一大舊址中重溫誓詞，在南湖紅船旁沉思曆史；習近平剛剛親自訪問社會主義國家越南老撾。這些是不是證明中國就大有希望了？
作者：這些事情令人欣慰，表示習近平主觀上不忘共產黨消滅私有製解放全人類的初心。但是並不代表中國就大有希望了。為什麽？因為改變私有化殖民地化錯誤路線非常困難。我以新黨章為例論證這個論點。請看總綱：
㈠“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評論：把眾所周知消滅私有製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消滅公有製的鄧三發謬論混在一起當然“假作真時真亦假”。從此官方理論魚目混珠，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盡管不敢讓走社派發言批判，但還是不能“掌握群眾”，不能“變成物質力量”，意識形態大廈垮塌了，共產黨變成了一盤散沙，像前蘇聯共產黨一樣成為“泥足巨人”，遇大風一刮就會倒。
㈡“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評論：這是典型的“似是而非、模棱兩可、非驢非馬、非禽非獸的謬論”。事實無情戳穿了此謬論。現在工人階級已經成為資產階級創造剩餘價值的工具。
殘酷的現實是：“現代的工人隻有當他們找到工作的時候才能生存，而且隻有當他們的勞動增殖資本的時候才能找到工作。”
可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的錯誤路線竟然是造成這種悲劇的原因，而且至今死不認錯。
不僅是“勞動增殖資本的時候才能找到工作”，而且動輒被解雇。請看：
《上海一名ofo巡視員因為接受采訪被當場開除》（觀察者網，2017-11-15 13:19:43，來源：新聞坊）
你看這像社會主義國家嗎？
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建立完善的宏觀調控體係。”
評論：這也是典型的“似是而非、模棱兩可、非驢非馬、非禽非獸的謬論”。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就是小政府自由資本主義；政府起決定性作用又分成社會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兩種情況。現在的論述明顯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忽悠。
㈣，“全黨要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基本路線統一思想，統一行動，並且毫不動搖地長期堅持下去。”
這一段不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了，即赤裸裸告訴我們改變私有化殖民地化錯誤路線的可能性不大。
㈤，“反對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因為右傾機會主義長期統治，現在筆杆子已經被國內外資產階級控製，隨時可能亡黨亡國了。請看我在文章：《慶父不死魯難末已續一》（《社會主義繼續革命論》續七二六，2017-4-15，紅色中國網）裏寫的內容（兩條直線之間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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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共產黨已經到了死亡的邊緣，請看：
“一位朋友與飯局，恰騰訊高層某總在座，酒酣之際應賓客要求，某總說今年的新氣象新事物，某總得意地說起湖北省作協方主席《軟埋》如何被他一手捧熱的。”
“某總還不無得意地說起，他不僅及時地糾正方方的傻大姐性格偏差，這部小說出台之後，是他親自在幕後操盤，各大門戶網站、財經網媒同時跟進，像財新網什麽的，都是很積極跟進的，係統地炒熱了小說，最後成為一個重大的事件，連黨建網也積極跟進了，在2016年的網絡上，很短時間就紅遍了天。”
“某總還說，說實在的，要不是顧忌共產黨還有軍隊什麽的，輿論戰完全不是我們對手，一周之內就可以打得他們繳械投降。”
“我手下原先有個冷言冷語的老編輯，說什麽方方的小說是反共救國軍文藝，不能吹得太過，要避嫌，老子一句話就讓他滾蛋了，估計這個傻×不可能再在大門戶網站找到職業，我都打了招呼的。”
“我打了個招呼讓微信刪他媽的，至少要刪三次，結果有個特積極的員工，把有的評論刪了八次。這下子，那些人應該知道天下是怎麽回事了，還以為是以前那種土共產黨的天下，還革命革命，革他媽個頭。”
“某總最精彩的評論是這個，他說老子的親戚就是叫革命被斃的，連鄧小平的親人都被槍斃過，反共救國軍怎麽了，鄧小平溫總理跟他媽的一致，還是跟我們一致？這都是些不識數的蠢貨，不知道現在是什麽年月了，還真以為方方的作協主席那麽容易當上坐穩的，宣傳部為什麽扶持她。鄧上台以後，就專門啟用那些跟毛澤東和土共有仇恨的人，杜潤生這些有曆史汙點的為什麽重用，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為什麽重用，文革挨整的幹部為什麽重用，右派為什麽都重用，要不是這樣，今天的局麵是怎麽來的。”
“體製內不少人都覺得最後清算的時候要到了，不需要有什麽顧忌，這個時候還畏首畏尾，在未來的潮流中間肯定落伍，文藝什麽的標準要靠後，政治和曆史性的顛覆主旨更重要，在臨近變革的時期更是這樣的。張賢亮公開說他的小說都是政治小說，中國今天又到了政治小說最缺乏的時候了。”（《騰訊高層某總的酒後真言，看了讓人茅塞頓開》，網絡文摘，11:37:08 03/15/2017，華嶽論壇）
請注意最關鍵的話：“說實在的，要不是顧忌共產黨還有軍隊什麽的，輿論戰完全不是我們對手，一周之內就可以打得他們繳械投降。”
“那些人應該知道天下是怎麽回事了，還以為是以前那種土共產黨的天下，還革命革命，革他媽個頭。”
“體製內不少人都覺得最後清算的時候要到了，不需要有什麽顧忌”
這些話習近平聽到了嗎？認識到亡黨亡國的危險了嗎？采取有效措施了嗎？不清除黨內賣國派行嗎？不解放重用薄熙來和走社派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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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肆無忌憚汙蔑毛主席等老革命家和革命烈士。
還有否定土地革命，挖共產黨大樹樹根的居心叵測的《軟埋》小說等等。
王滬寧在1988－1989年美國愛荷華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學者。大家想想1989年前後是什麽大氣候？“1988－1989年美國愛荷華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學者”有可能出現什麽可怕的情況？是不是令人不寒而栗？
“點檢一下王滬寧的履曆不難發現，正是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王滬寧去了一趟美國，在一所培養美國統治階層的‘常春藤’學院進修半年多。又去了一趟台灣。他是得了別人的真傳，還是銜著別人的使命而為之？又是否因為已經有了中共首腦和首腦係統的卵翼保護而有恃無恐？”
“事實上，早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前，王滬寧就一直與一幫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如今蟄居國外的‘民運人士’打得火熱。他是王軍濤、高渝主持的《經濟學周報》的熱門撰稿人，是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的當紅小生。政治學界廣泛流傳的‘北嚴（嚴家其）南王（王滬寧）’，更說明了兩人在販賣西方政治製度和政治學說方麵沆瀣一氣、此呼彼應。他還是李銳、鮑彤、李慎之、曹思源等思想極右人士看好的‘新銳’。至於王滬寧與上述人等的秘密活動及往來，亦應有人證事證。所有這些，一個負責任的中共幹部部門是不難查出的。否則就很難解釋，為什麽當時複旦大學黨委書記和國家教育部負責人，都堅決反對把王滬寧調入中南海？”
毛澤東時代有“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優秀代表”，如張春橋姚文遠等。是因為無產階級的接班人五條標準的第一條，就要求知識分子應該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中國共產黨代表裏有“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優秀代表”極為重要。而現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統治階級裏就根本沒有這樣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優秀代表”。
現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統治階級裏的三代走資派軍師王滬寧，他是頂禮膜拜資產階級憲政製度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實際上，王滬寧的所有文章者證明他是癡迷資產階級憲政製度的，就連一個共產黨員的資格他都不夠。
但是，王滬寧是改革開放後的1984年才入黨，沒有絲毫真正共產黨的社會實踐和理論學習。王滬寧除了是“三朝帝師”外不知道他有什麽貢獻。應該基本不算是馬克思主義者。王滬寧喜歡看書，但是據網上列出的大量書單中可以看出，王滬寧讀的書中竟然沒有一本是馬列毛澤東等的共產黨人革命著作。
當年毛主席重用知識分子陳伯達，但毛主席是正確使用陳伯達，不被陳伯達左右自己。而走資派江胡習是錯誤使用王滬寧，被王滬寧左右自己。現在的江胡習修正主義謬論其實準確說應該是王滬寧謬論。實際上江胡習都是沒有自己主見的草包。實際上都是王滬寧謬論。
走資派習近平的十九大告訴人們，走資派、賣國派統治的中國特色政府的大格局沒有改變。
有革命者愛國者認為王滬寧可能是美帝安插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特洛伊木馬，是中國的雅科夫列夫。
請看：《“王氏三部曲”將把中國引向何方 ？》（紅色中國網，2017-10-27 04:52，帝國代理，來自紅旗網）
《一個政治殺手的自白——談談王滬寧》（luwei1234，23:28:15 10/25/2017，華嶽論壇）
《關於王某人的一些資料》（軻南，16:27:33 10/30/2017，華嶽論壇）
《在紅中網搜索“王滬寧”的結果》（龍翔五洲，紅色中國網，發表於 昨天 04:40，我閱讀的時間是：2017/10/28 12:15）
《1994年的王滬寧日記》（紅色中國網，2017-10-25 23:00，王滬寧，裏麵還有《王滬寧1994年書單》，值得習近平看看）
你以前批判過王滬寧嗎？作者：批判過，請看專門批判他的文章：
《可怕的王滬寧（完善無產階級憲政製度才能拯救中國和全世界之結論）》（《社會主義繼續革命論》續四九四，2013-4-13，華嶽論壇）
文章提出：“最可怕的人是修正主義‘理論家’。”指的就是王滬寧。
（因為此文重要，故列為附錄）
為什麽王滬寧會平步青雲？因為傳統社會主義製度沒有解決接班人等問題。特別是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的改革開放錯誤路線下的近親繁殖，使得領導人一代不如一代。最可怕的是打倒薄熙來後，現在上層沒有明顯的走社派，卻有了毛澤東時代不存在的賣國派。
為了提拔王滬寧，做賊心虛，這次竟然在簡曆上進行了欲蓋彌彰的篡改，蓄意隱瞞了他的留美經曆，請看現在官方的簡曆：
“王滬寧同誌簡曆
王滬寧，男，漢族，1955年10月生，山東萊州人，1977年2月參加工作，1984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國際政治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曆，法學碩士學位，教授。
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1972－1977年 上海師範大學幹校外語培訓班學習
1977－1978年 上海市出版局幹部
1978－1981年 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國際政治專業碩士研究生
1981－1989年 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教師、副教授、教授
1989－1994年 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主任
1994－1995年 複旦大學法學院院長
1995－1998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組組長
1998－2002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2002－2007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7－2012年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2－2014年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4－2017年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2017－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第十六屆、十七屆、十八屆、十九屆中央委員，十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
說他留美了，有證據嗎？
當然有。請看2012年官方的簡曆：
“王滬寧同誌簡曆：
王滬寧，男，漢族，1955年10月生，山東萊州人，1977年2月參加工作，1984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國際政治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曆，法學碩士學位，教授。
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1972－1977年 上海師範大學幹校外語培訓班學習
1977－1978年 上海市出版局幹部
1978－1981年 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國際政治專業研究生
1981－1989年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教師、副教授、教授
（其間：1988－1989年美國愛荷華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學者）
1989－1994年 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主任
1994－1995年 複旦大學法學院院長
1995－1998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組組長
1998－2002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2002－2007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7－2012年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2－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第十六屆、十七屆、十八屆中央委員，十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大家想想1989年前後是什麽大氣候？“1988－1989年美國愛荷華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學者”有可能出現什麽可怕的情況？是不是令人不寒而栗？
有革命者愛國者指出：
“點檢一下王滬寧的履曆不難發現，正是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王滬寧去了一趟美國，在一所培養美國統治階層的‘常春藤’學院進修半年多；又去了一趟台灣。他是得了別人的真傳，還是銜著別人的使命而為之？又是否因為已經有了中共首腦和首腦係統的卵翼保護而有恃無恐？”
“事實上，早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前，王滬寧就一直與一幫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如今蟄居國外的‘民運人士’打得火熱。他是王軍濤、高渝主持的《經濟學周報》的熱門撰稿人，是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的當紅小生。政治學界廣泛流傳的‘北嚴（嚴家其）南王（王滬寧）’，更說明了兩人在販賣西方政治製度和政治學說方麵沆瀣一氣、此呼彼應。他還是李銳、鮑彤、李慎之、曹思源等思想極右人士看好的‘新銳’。至於王滬寧與上述人等的秘密活動及往來，亦應有人證事證。所有這些，一個負責任的中共幹部部門是不難查出的。否則就很難解釋，為什麽當時複旦大學黨委書記和國家教育部負責人，都堅決反對把王滬寧調入中南海？”
（《一個政治殺手的自白——談談王滬寧》，luwei1234，23:28:15 10/25/2017，華嶽論壇）:
顯然上層賣國派蓄意隱瞞了這段容易露餡的訪美經曆。
西藏問題解決了。台灣問題暫時不能解決，問題是美國霸占著。金、馬、台、澎問題是我們的內政，你們管不著，唯一的問題就是請美國搬家，美軍從台灣滾回美國去。
再談談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暫時不能解決，問題是美國霸占著。
台灣人民很不喜歡美國人，也不喜歡蔣介石。但是要蔣介石好呢，還是不要他好?現在要他好，他是親美派，但他還想自己統治。另外一批人也是親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國。
現在的一個具體問題是，蔣介石明年還做不做總統。美國不想讓他做，但我們認為他應該做。他想要有自己的軍隊。你們知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灣人民打爛了美國“使館”。美國人懷疑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搞的，他們認為蔣經國不可相信，因為他去蘇聯住了十來年，娶了蘇聯老婆。
去年打金門，那裏沒有美國軍隊，隻有美國一個工作組，十幾個人。這個地方和美國沒有條約關係，而台灣卻和美國有條約關係。我們打金門是內戰問題。杜勒斯的方針是叫我們和蔣介石都不打。我們說，你們管不著，這是我們中國的地方，我們打不打是我們的事，你們不要多管；我們和你們美國隻在一點上有關係，就是要求你們從台灣撤軍。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在日內瓦、華沙同美國談判。美國要簽訂一個聲明，要蔣介石不打我們，要我們也不打蔣介石。我們說不行，金、馬、台、澎問題是我們的內政，你們管不著，唯一的問題就是請你們搬家。
看來我們和美國還得談下去。它不讚成我們，我們也不讚成它，談多久我們不知道。已經談了三年半，恐怕還會談十年，這是世界上最長的談判。你們不要怕我們會打台灣。我們打金、馬是為了幫助蔣介石，因為美國想把金、馬讓給我們，自己占據台灣。我們放棄金、馬，都給蔣介石。蔣介石一困難，我們就打金、馬，美國就可以讓蔣介石繼續做總統。
美國有“戰爭邊緣政策”，主要是為台灣問題而想出來的。去年我們也采取“邊緣政策”。我們打金、馬和蔣介石的增援船隻，蔣介石就請美國幫助。美國人來了，但隻在十二海裏以外。我們光打蔣介石的船，不打美國船。美國船升起國旗，叫我們不要打它。美國一炮也沒有打我們，我們也沒有打它。
所以大家都在戰爭邊緣上。
美國空軍很守規矩，它總是和我們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離。有一次我們打下一架美國飛機，因為它越了境，但美國不做聲，不要我們賠。美國是強國，霸占的地區太寬，它的十個指頭按著十個跳蚤動不了啦，一個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難辦了。
關於西藏問題和台灣問題（節選）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1）展現政治誠意
跑到印度的萬把人，我看是要分化的。一部分會堅決反對祖國，一部分會感到沒有出路，希望回來。當然，這是需要時間的，比如十年後，其中年紀輕的、被欺騙的，就會要回來的。對他們，要采取歡迎態度。
（毛澤東的政治主動。）
（2）群眾路線、鬥爭策略
我們有兩個問題沒有解決，西藏問題和台灣問題。現在開始解決西藏問題。西藏麵積不小，有一百二十萬平方公裏，相當於十二個民主德國。可是西藏地區的人口隻有一百二十萬。有人問中國共產黨為什麽長久不解決西藏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我們黨過去很少與藏族接觸，我們有意地把西藏的社會改革推遲。
（毛澤東的實事求是。）
過去我們和達賴喇嘛達成的口頭協議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後再對西藏進行民主改革。過早了條件不成熟，這也和西藏的農奴製有關。西藏勞動群眾占百分之九十五，剝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說有六萬人是剝削者。我們要分化他們，爭取一部分。
（毛澤東的團結多數，孤立少數）
現在條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這就要謝謝尼赫魯和西藏叛亂分子。他們的武裝叛亂為我們提供了現在就在西藏進行改革的理由。叛亂分子拿起槍來打我們，這樣就可以看清，他們誰是站在我們這邊的，誰是搞叛亂的。
（毛澤東的以退為進，引蛇出洞，成功掌握政治主動權。）
（3）西藏力量的發展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萬，而是三百萬。一百二十萬在西藏，一百八十萬分布在川西、甘南、雲南及青海北部。這一百八十萬人中也有過叛亂，我們進行了平叛，現在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問題。外國人武裝了藏族反動統治者，很多喇嘛廟都曾經是叛亂者的根據地。現在在這一百八十萬藏民聚居的地區建立了黨組織，進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農奴，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過去喇嘛不參加生產，現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參加生產了。人民組織了武裝自衛隊。
（毛澤東的廢除剝削製度，建立獨立自主的人民的黨組織、經濟力量、武裝力量。）
（4）對西藏各階級的具體區分
現在西藏問題好解決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農奴主的土地分給農奴，第二步再組織合作社。六萬農奴主中約有一萬人逃到印度了，其餘沒有走的可分為左、中、右三派，我們將根據他們不同的政治態度來區別對待。對有些人，還要看他們究竟如何，我們可以在鬥爭中觀察他們。總之，我們要爭取多數人，使他們讚成改革。
（毛澤東的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
（5）不斷在西藏擴大革命影響
我們在西藏的農村和城市中建立了黨組織。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勞，和人民解放軍一起同叛亂分子鬥爭，很快就能組織起來。我們已培養了近萬名藏族幹部。過去十年中，我們培養了青年藏族幹部，他們學了漢語。在西藏工作的漢族的幹部也學了藏語。在西藏，馬列主義者和勞動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毛澤東的擴大政治軍事經濟影響，走好群眾路線。）
《關於西藏問題和台灣問題[1]》全文
作者：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我們有兩個問題沒有解決，西藏問題和台灣問題。現在開始解決西藏問題。西藏麵積不小，有一百二十萬平方公裏，相當於十二個民主德國。可是西藏地區的人口隻有一百二十萬。有人問中國共產黨為什麽長久不解決西藏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我們黨過去很少與藏族接觸，我們有意地把西藏的社會改革推遲。過去我們和達賴喇嘛[2]達成的口頭協議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後再對西藏進行民主改革。過早了條件不成熟，這也和西藏的農奴製有關。西藏勞動群眾占百分之九十五，剝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說有六萬人是剝削者。我們要分化他們，爭取一部分。現在條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這就要謝謝尼赫魯[3]和西藏叛亂分子。他們的武裝叛亂為我們提供了現在就在西藏進行改革的理由。叛亂分子拿起槍來打我們，這樣就可以看清，他們誰是站在我們這邊的，誰是搞叛亂的。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萬，而是三百萬。一百二十萬在西藏，一百八十萬分布在川西、甘南、雲南及青海北部。這一百八十萬人中也有過叛亂，我們進行了平叛，現在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問題。外國人武裝了藏族反動統治者，很多喇嘛廟都曾經是叛亂者的根據地。現在在這一百八十萬藏民聚居的地區建立了黨組織，進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農奴，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過去喇嘛不參加生產，現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參加生產了。人民組織了武裝自衛隊。
現在西藏問題好解決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農奴主的土地分給農奴，第二步再組織合作社。六萬農奴主中約有一萬人逃到印度了，其餘沒有走的可分為左、中、右三派，我們將根據他們不同的政治態度來區別對待。對有些人，還要看他們究竟如何，我們可以在鬥爭中觀察他們。總之，我們要爭取多數人，使他們讚成改革。
我們在西藏的農村和城市中建立了黨組織。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勞，和人民解放軍一起同叛亂分子鬥爭，很快就能組織起來。我們已培養了近萬名藏族幹部。過去十年中，我們培養了青年藏族幹部，他們學了漢語。在西藏工作的漢族的幹部也學了藏語。在西藏，馬列主義者和勞動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再談談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暫時不能解決，問題是美國霸占著。
台灣人民很不喜歡美國人，也不喜歡蔣介石。但是要蔣介石好呢，還是不要他好?現在要他好，他是親美派，但他還想自己統治。另外一批人也是親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國。
現在的一個具體問題是，蔣介石明年還做不做總統。美國不想讓他做，但我們認為他應該做。他想要有自己的軍隊。你們知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灣人民打爛了美國“使館”[4]。美國人懷疑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搞的，他們認為蔣經國不可相信，因為他去蘇聯住了十來年，娶了蘇聯老婆。
去年打金門[5]，那裏沒有美國軍隊，隻有美國一個工作組，十幾個人。這個地方和美國沒有條約關係，而台灣卻和美國有條約關係[6]。我們打金門是內戰問題。杜勒斯[7]的方針是叫我們和蔣介石都不打。我們說，你們管不著，這是我們中國的地方，我們打不打是我們的事，你們不要多管；我們和你們美國隻在一點上有關係，就是要求你們從台灣撤軍。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在日內瓦、華沙同美國談判[8]。美國要簽訂一個聲明，要蔣介石不打我們，要我們也不打蔣介石。我們說不行，金、馬、台、澎[9]問題是我們的內政，你們管不著，唯一的問題就是請你們搬家。
看來我們和美國還得談下去。它不讚成我們，我們也不讚成它，談多久我們不知道。已經談了三年半，恐怕還會談十年，這是世界上最長的談判。你們不要怕我們會打台灣。我們打金、馬是為了幫助蔣介石，因為美國想把金、馬讓給我們，自己占據台灣。我們放棄金、馬，都給蔣介石。蔣介石一困難，我們就打金、馬，美國就可以讓蔣介石繼續做總統。
美國有“戰爭邊緣政策”[10]，主要是為台灣問題而想出來的。去年我們也采取“邊緣政策”。我們打金、馬和蔣介石的增援船隻，蔣介石就請美國幫助。美國人來了，但隻在十二海裏以外。我們光打蔣介石的船，不打美國船。美國船升起國旗，叫我們不要打它。美國一炮也沒有打我們，我們也沒有打它。
所以大家都在戰爭邊緣上。
美國空軍很守規矩，它總是和我們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離。有一次我們打下一架美國飛機，因為它越了境，但美國不做聲，不要我們賠。美國是強國，霸占的地區太寬，它的十個指頭按著十個跳蚤動不了啦，一個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難辦了。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同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代表團談話的主要部分。
[2]達賴喇嘛，即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見本卷第46頁注[4]。
[3]尼赫魯，當時任印度總理。
[4]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駐台灣美軍士兵雷諾將路過美軍住宅的中國人劉自然槍殺。二十三日，雷諾被美軍顧問團軍事法庭宣判無罪釋放。二十四日，台北等地數萬民眾舉行反美示威遊行，要求懲辦凶手。示威群眾衝擊並搗毀美國駐台“大使館”和新聞處，包圍美國軍事顧問團總部和台北市警察局。
[5]見本卷第23頁注[2]。
[6]指美國和台灣當局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一九五○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公開宣布武裝幹涉朝鮮內戰的同時，命令其海軍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美國為使侵略中國領土的行為“合法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與台灣當局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該條約規定：美國幫助台灣當局維持並發展武裝部隊；台灣遭到“武裝攻擊”時，“美國將采取行動”，對付“共同危險”；美國有在台灣、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陸、海、空軍的權利，還可擴及到經雙方協議所決定的“其他領土”。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條約生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政府就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發表的聲明宣布，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將予以終止。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該條約正式廢除。
[7]杜勒斯，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任美國國務卿。
[8]指中美大使級會談。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總理在亞非會議八國代表團團長會議上聲明：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雙方就舉行大使級會談達成協議，並於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內瓦進行首次會談。此後由於美方缺乏誠意，會談中斷。一九五八年八月對金門炮擊開始後，美國政府公開表示準備恢複會談，雙方隨即於九月十五日在波蘭華沙恢複會談。迄至一九七ˉ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共舉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於美方堅持幹涉中國內政的立場，會談在和緩和消除台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上未取得任何進展。
[9]金、馬、台、澎，指金門、馬祖、台灣和澎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