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世界各地的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有一條網民評論：“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就是對世界的最大貢獻”。
中國東方衛視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持續熱播：“中國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國家，我們現在每年出境人次是1億多。“並提出，有別於線性發展的西方政治邏輯與曆史經驗，獨特的中華文明締造了現代中國這一“文明型國家”。這個“文明型國家”的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世界各地的中國人，或是說，人類中的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幾千年的舊中國絕大多數人口都生活在農村，基本上是自生自滅的封閉社會、宗法社會，一個村子一個姓。中國曆代皇帝天高皇帝遠，高高在上忙於宮庭爭權鬥爭及後宮三千娘們，哪來功夫問問民間疾苦。
到1840年鴉片戰爭的時候，當時中國是被打敗了，但是中國人還沒有真正意識到這個危機。因為大清輸給的是西方強國，也割讓了土地，賠了銀子。
真的給中國人帶來更大震撼的是1894年的甲午戰爭，泱泱大國居然敗於一個被中國人過去看不大起的“小日本”。
《馬關條約》簽訂後，1895年5月嚴複第一次專門寫了文章，喊出要“救亡”，然後全國朝野上上下下開始喊出“保國、保種”。然後嚴複又翻譯了《天演論》，提出了大家都知道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即國家之間的競爭是非常殘酷的。
甲午戰爭的時候，普通老百姓感覺是個“朝廷的戰爭”，甚至有人稱它為李鴻章“一個人的戰爭”。
到了中國人《義勇軍進行曲》喊出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們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
抗戰，中國人最終把日本侵略者逐出國土，一掃中華民族的百年屈辱。毛澤東1949年10月1號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中國人，在朝鮮戰爭抗美援朝勝利後，彭德懷說：“帝國主義在東方架起幾門大炮就可以征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曆史，一去不複返了！”。
一個覺醒的、高度團結的中國人的國家誕生了。
在這期間，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有中國人血統的海外華僑華人們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從孫中山喊出“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開始，孫中山放棄了收入不錯的醫生工作，投入到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來。海外的很多華人華僑出錢出力成立同盟會，來到中國南方廣東進造反以反抗清軍。最後推翻清政府最後一個皇帝。
為什麽1840年鴉片戰爭的時候，雖然中國清朝政府的GDP總量比英國大，但是被英國打敗了？就是中國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官員腐敗無能，民眾一盤散沙。
再看今天的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腐敗無能，民眾一盤散沙。
走資派的專製導致腐敗，腐敗導致無能，這是必然的結果。這種專製不是那種君王專製獨裁。是一種普遍性的等級製的專製，是每一級的官僚對下級的專製，是一種絕對對上級服從，對上級負責的專製，從來不對下級負責，從來不為人民負責的專製。這種專製所有人都絕對服從官僚，所有人都為官僚貴族富人服務。國家的一切都屬於官僚貴族資本家的私有化，勞動人民也屬於官僚貴族資本家的私有化勞動工具，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丟掉賣掉。我說的是這種專製。
真正的民主是所有權力都接受人民民主監督的製度。這種製度需要用毛澤東的全民素質教育提高國民素質，隻有整體的高素質的國民才能保證這種民主能產生最高效率最好效果。
專製官僚是一種權利專製壟斷，資本家壟斷生存資源也是專製壟斷。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任何專製壟斷都是產生混亂產生問題的病根。官僚專製權力產生社會問題，腐敗，道德淪喪。資本家專製壟斷生存資源產生經濟危機的混亂。
中國的封建社會其實是一種等級奴隸專製社會，這種社會的人們分成了很多等級的奴隸，不同等級的官就是不同等級的專製奴隸主，同時也是上級的奴隸。
中國古代社會為什麽會成為這樣一種等級奴隸專製社會？這就是儒家創造的等級思想文化的功勞。儒家思想把中國人分成了很多等級，君臣父子絕對的專製關係。每一級的官僚的等級專製關係，家庭家族中也是分了很多輩分，按照輩分大小等級實行專製服從的關係。/
儒家的這種等級思想在中國社會中的影響是全麵的，每個中國人不用上學學習，都是祖傳的，人人相傳的。這就形成了一種全社會的儒家等級思想文化。這就是一種腐敗文化。中國人有權就搞特權腐敗，中國人當官就搞特權腐敗。中國人都喜歡搞特權專製腐敗。
如今走資派中國特色政府有一種腐敗文化。這種腐敗文化已經成為一種社會性的普遍性的文化。這種腐敗文化的侵蝕腐蝕。治理不好就被腐蝕爛掉失敗了。
中國人有非常嚴重的奴隸主官老爺專製思想，而且當官就想永遠當官，或者當官就成為貴族永久的享受貴族待遇。看看那些建國後的有功大官們不是也有很多想當永久的官老爺嗎？這就是幹部終生製。就是中國的老百姓也認為他們那些有功之臣應該當永久的當官。被罷官了就等於被迫害了，有功勞就不應該被罷官了。而且最不能容忍被平民百姓罷官。毛澤東讓他們接受人民民主監督都非常的不情願。他們說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民主不適合搞建設。他們不想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他們想一切為了官僚先富，他們想一切依靠官僚精英專製。
毛澤東是從舊中國的嚴重官僚腐敗現象和中國人的當官做老爺的社會文化看明白了中國必須實行人民民主監督製度。毛澤東多次搞運動整風就是因為這種嚴重的官老爺作風官僚作風。多次搞運動整風也是治理不好。中國人的官老爺思想極端的頑固。現在有些人誇獎讚頌幹部終生製被廢除了，但是，《文革》被否定了，走資派當官的不當永久的官了卻當了永久的貴族了，而且他們的子女也成了永久的貴族了。還是有特權。
事實證明了中國的幾千年曆史中隻有毛澤東時代的《文革》才真正治理了腐敗問題，也隻有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在革命鬥爭時期是官僚主義受到嚴格控製治理的。這就是毛澤東多次發動運動整風文革的功勞。其實中國的革命鬥爭主要就是對這種奴隸主官老爺思想的鬥爭。
國民黨管理不好這種腐敗文化，所以就非常嚴重的腐敗，所以失敗了。所以說，在中國能否管理治理好這種奴隸主官老爺特權思想文化是發展成功的最重要的政治。管理治理不好就會導致腐敗，就導致無能奸賊當道。最後隻能因為無能而失敗。走資派腐敗，所以那些無能的奸賊都當了大官，有實幹能力的人不善於表演忠誠，所以很難升官。所以走資派的失敗是必然的。
中國人的等級思想是一種專製文化，這種專製文化在很多地方都能產生專製特權現象。這種專製特權思想文化使中國的官僚最霸道，中國的地主資本家最惡霸。這就是走資派中國當代社會也會產生奴隸工的根源，也是當代中國的資本家製造出來那麽多的有毒食品的根源。
這種文化是最極端的自私自利思想。中國人本來就在儒家思想的毒害下非常的自私自利一盤散沙。
在毛澤東時代大力提倡大公無私和鬥私批修的教育下，中國人才有了一些公平公正合作的思想。就是這麽一點進步思想還是被那些儒家頑固派給否定了。他們否定大公無私思想，他們宣揚個人自私自利成功思想。他們宣揚依靠個人的自私自利積極性促進國家的整體進步。他們說個人的自私自利積極性產生最高效率。
這種儒家自私自利思想正好符合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自私自利思想。那些腐儒跟迷信資本主義自私思想的洋奴才們聯合起來攻擊否定大公無私思想。其實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並不是極端自私的，他們很有社會公德。隻是那些洋奴才沒學來，隻學來了亞當斯密自私思想。因為那些書呆子洋奴才隻會崇拜洋權威，背誦洋權威的理論。不會在社會社會實踐中學會有用的好東西。
其實他們根本就不懂最高效率是依靠集體公平合作才能激勵所有人的主動積極性，他們不懂得公平的合作能產生一種凝聚起來的創造力，這種凝聚起來的集體創造力才是最高效率的動力。那種自私自利思想是導致中國人《一盤散沙》的根源，是產生等級奴隸專製思想文化的根源，是產生特權腐敗的病根，是產生奸賊當道導致無能政府的根源。
官僚主義作風就是專製，也是腐敗，也是產生無能的根源，因為他的支持者都是無能的馬屁精。這種官僚主義在全世界每個國家都存在。很多有權力的人喜歡接受一些人的建議，主要是因為這些人的建議讓他們感到舒服，而不是因為這些人會讓他們認真思考。那些真正對政策有影響力的人通常是最會拍馬溜須的人，而不是最好的分析師。
一個合格的分析師，但肯定不是一個稱職的拍馬屁師。看來全世界的官僚都是喜歡馬屁精的，所以當代中國都是馬屁精當了精英經濟學家。官僚用了無能的馬屁精當智囊團，這個官僚政府肯定是個無能的政府。美國的無能官僚政府喜歡那些吹捧市場經濟的馬屁精經濟學家。所以發生了經濟危機 。因為美國的民主是馬屁精精英做主的民主。不是人民民主監督的民主。
在中國建立人民民主監督子製度是非常艱難的，因為那種等級專製思想文化是一種現實的社會文化，是一種祖傳的人人自然傳播的文化。
中國人對“官“有一種從眾心理的服從懼怕，中國人是最怕官，也最喜歡自己當官讓別人怕。
有點權勢或者依仗權勢也會搞特權腐敗仗勢欺人，人人喊反腐敗，幾乎人人參與腐敗。當然幼兒不能腐敗。
中國人在2000多年的曆史中隻有在毛澤東時代，在毛澤東的保護下才有了膽量監督官僚，罷免官。
中國老百姓隻有在毛澤東時代的二十多年裏才真正的做了國家主人。
可以說中國人隻做了二十八年有人權的人。
是在毛澤東的保護下才獲得了人權，獲得了監督官僚的權利做國家主人。
所以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雖然貧窮但是有非常強大的力量，那種力量就是凝聚起來的力量。中國人不是一盤散沙的力量。
國家的強大不是富裕有錢就強大，而是一種全民團結公平合作的主動信仰凝聚力。中國人不是一盤散沙的強大力量。
人們的幸福也不是因為富裕有錢，人隻有在有人關心的情況下才能感到幸福，有錢隻能獲得快樂，快樂不是幸福。
有錢的人不一定有真心關心你的人。也許都在算計你的財富想掠奪。
隻有公平的和諧合作的社會才會有更多的人人互相關心。
人們都學雷鋒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這才是最幸福的社會。也會是最團結的國家，也會是最強大有力量的國家。團結才會最有力量，不是最有錢有最先進武器最有力量。
農村人民公社工業化：農民在農村《造城》，縮小城鄉差別。而不是如走資派們讓農民《進城》，而荒了農田。
在農村人民公社多功能綜合發展的設計中，開辦工業企業（“草根工業”，即社隊企業），既是題中之意，也是其發展之翼。毛澤東的設想是，通過公社工業化，就地轉移勞動力，縮小城鄉差距，從而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的中國農村現代化之路。
麵對農村發展中存在的資金薄弱、技術落後、規模狹小等問題，毛澤東提出：“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產資料，就必須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即機械化和電氣化）。”
同時，人民公社工業化也是國家工業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公社工業的發展不但將加快國家工業化的進程”，也“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
這段時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反複強調“公社要工業化”，旨在通過農村的小型工業企業，以增強整個國家的工業能力，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速度。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在批複輕工業部《關於人民公社大辦工業問題的報告》中確定：“人民公社和縣聯社必須貫徹執行工農商學兵結合和農林牧副漁結合，特別是工農業並舉的方針，在切實抓緊農業的同時，還要大力舉辦工業。”
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人民公社必須大辦工業”，廣泛實現國家工業化、公社工業化。由此，農村工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
到1959年，社辦工業企業發展到70多萬個，產值超過100億元，占當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0%。
農村人民公社工業化決策的出發點之一是將農村剩餘勞動力就地轉移。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許多國家尤其是經濟文化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難免經曆大量農民失去土地、盲目流入城市，或成為雇傭工人，或流落街頭，或死於貧困饑餓的痛苦。
在新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上，毛澤東力圖擺脫以城市現代產業的發展來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漫長而痛苦之路，以農村人民公社辦工業的方式，就地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
1955年，他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就指明：“多餘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勞動力向那裏找出路呢？主要地還是在農村。”
毛澤東多次強調，不要擁人城市，就在農村大辦工業。
毛澤東的思路，不是農民進城，而是農民《造城》。
1958年12月，由毛澤東主持起草並經他仔細斟酌修改後頒布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指出：人民公社大辦工業，將“逐步把一個適當數量的勞動力從農業方麵轉移到工業方麵”。
毛澤東說：“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裏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
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怎麽才能使城鄉生活水平一樣甚至更好呢？“
有了人民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
每個人民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
毛澤東認為“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裏。”
為此，毛澤東建議，國家在十年內向公社投資幾十億到百多億元人民幣，幫助人民公社發展工業。 人民公社工業化的根本目的還在於發展農村經濟，縮小工農差別，最終實現城鄉共同富裕。
毛澤東認為，人民公社與農業社不同，首要的是，人民公社不是單純的農業生產組織，也不隻是農林牧副漁五業，而是要同時舉辦工業，逐漸消除城市和鄉村的界限、農業與工業的差別。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一旦獲得政治上的統治權，就應“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
新中國成立後，正如邁斯納所說，“中國正如其他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一樣，沒有什麽社會問題比先進城市和落後農村之間存在著差別的問題更急迫了”，而“人民公社的最初目的，不僅是要解放群眾的生產力，而且還要使工業和農業相結合，縮小城鄉之間的差別”。
在毛澤東看來，發展鄉村工業、實現農村工業化，打破傳統的城市工業、農村農業分工格局和工人務工、農民務農的社會角色分工，是從根本上改變農村貧困落後麵貌和城鄉差距的有效途徑。
毛澤東一再提醒，蘇聯集體農莊不辦工業，無法消滅城鄉差別。我們的農村工業化，是要“把農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使農村生活不低於城市，或者大體相同，或者略高於城市。
毛澤東說：作為社會主義的新人，應該能文能武，亦工亦農，“進廠是工人，下地是農民”，“拿起錘子能做工，拿起鋤頭、犁耙能種田，拿起槍杆子就能打敵人，拿起筆杆子就能寫文章。”
因此，中共中央在《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中肯定地寫明：“公社工業的發展不但將加快國家工業化的進程，而且將在農村中促進全民所有製的實現，縮小城市和鄉村的差別。”這是一條使農民、農村擺脫貧窮、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道路。
顯然，毛澤東的思路是十分明確的：借助於人民公社舉辦工業企業，將龐大富餘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就地轉移吸收，通過建造農村城鎮以解決農村發展問題，最終實現城鄉共同富裕。
這充分體現出他對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的一種設想和價值訴求。曆史發展表明，毛澤東當時的看法是有國情依據的，也是有遠見的。然而，由於政治運動的衝擊和複雜國際局勢的影響，又缺乏有效的運作機製，成效並沒有充分顯現出來。改革開放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成為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一支力量，不少地方便是從當年人民公社體製下簡陋的社隊企業起步，靠自身積累滾動發展，形成加工一條龍、產品係列化、一業帶著百業興的局麵，較顯著的有江蘇江陰的華西村，河南臨潁縣的南街村，河北晉州的周家莊等等。
觀察當下廣大農村我們可以看到，大量農民“進城”（而不是毛澤東所設想的就地“造城”），農村勞動力向非農領域轉移帶來了許多問題：
一方麵，這些進城的農民大部分由於沒有技術而僅靠出賣苦力掙些微薄收入糊口，同時缺乏各種社會福利保障，還失去正常的家庭生活，影響到孩子的成長。
另一方麵留在農村的勞動力多為老弱者、年齡稍長的婦女及因特殊原因不能外出打工者，農村因勞力不濟而使農耕粗放、土質劣化甚至拋荒耕地的現象已經出現，並且日益嚴重。麵對這些問題，反觀毛澤東當年的種種設想，就不難理解其深遠的價值訴求了。
農村人民公社曾經是中國農村最重要的組織形式、製度體係和中國鄉村社會的存在方式。當年毛澤東極力“推廣”人民公社並將它設計為一種獨具特色的製度模式，凝結著他對中同農村發展的深遠思考和價值訴求。這種訴求在於，通過全新的製度安排，集工、農、商、學、兵於一體，統籌農、林、牧、副、漁，建立一套較完整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機製，尋求一條既能避免資本主義弊端，又能改造傳統小農社會，使廣大農民共同富裕起來的、中國自己的農村現代化乃至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道路。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國民文化素質的要求是不言而喻的。毛澤東在賦予農村人民公社的“五位一體”綜合功能中，十分重視“學”，即公社辦學。在他看來，在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奠定了新中國發展所必需的政治秩序和經濟基礎之後，接著要進行的是技術和文化方麵的“革命”。農村人民公社大辦文化教育，以“能者為師”，開展識字掃盲，辦業餘紅專學校，辦幼兒園、小學、中學特別是農業中學，乃至辦農業大學等，使人人有書念，不僅提高了廣大農民科學知識水平和文化素養，而且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
農村人民公社辦學的內容與形式。
首先，開展識字、掃盲運動。為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農村發展的需要，毛澤東提出要組織農民學文化，在農村開展掃盲工作，並要求在教學內容、形式和時間上都要切合農民的實際。農業“四十條”提出：從1956年開始，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12年內，基本上掃除青年和壯年中的文盲。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在三年到五年時間內，全國基本完成掃除文盲的任務。據此，各農村人民公社號召在校學生和一切識字的人都參加掃盲工作，培訓民師，組織誌願掃盲工作隊，突擊編寫、印刷、出版掃盲識字課本，大力開展掃盲運動。
1951年至1961年的十年間，山東省共掃除青壯年文盲370萬人，1965年全省共有掃盲班學員261.5萬人，摘掉文盲帽的有21.3萬人。盡管當時存在急於求成、浮誇等問題，但掃盲力度之大，普及麵之廣，可以說是達到了教育下移、教育平民化的目的，幾乎讓所有農民，無論青少年文盲，還是中老年文盲，都獲得了不同程度的受教育機會。
其次，開辦幼兒園，普及小學，舉辦初中。毛澤東強調．：農村辦學應當采取多種形式，除了國家辦學以外，必須大力提倡群眾集體辦學，允許私人辦學，以便逐步普及小學教育。
據此，人民公社開辦了大批農村小學、幼兒園和托兒所，並盡可能舉辦初級中學，使農村人口受教育機會大大增加，適齡兒童大都被送進學校接受教育。
山東掖縣（今萊州市）西由公社1963年兒童入學率比1958年前增長了30%．基本上普及了小學教育；學生總數由1958年時的88名增至556名。
安徽霍丘縣夏店公社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兩條腿走路的方針，1958年秋辦起民辦小學32所，吸收了1570名學生入學，普及了當地的小學教育。
湖北省荊州地區高坪、黃龍兩個公社通過建立教育網，並“把學校辦到了貧下中農的家門口”，在147個生產隊都開辦了幼兒班，上幼兒班的3-6歲兒童達3040名。
此外，許多地方還興辦了耕讀小學。如江蘇句容縣大卓人民公社，1964年辦起了47所耕讀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85%。同年，江西南昌縣也興辦了許多耕讀小學，使90%以上學齡兒童入了學。
再者，興辦農業中學。
1957年3月，毛澤東分別同各省市委宣傳部長和七省市教育廳長談教育工作問題，毛澤東說：中學辦在農村是先進經驗，農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學，畢業後可以回家生產。
1958年9月，毛澤東進一步指出：人民公社辦學校，勤工儉學，或者半工半讀，學習和勞動就結合起來了。這是一大改革。動員群眾力量辦農業中學，使不能進普通初中的小學生畢業生都能升學，至今看來仍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毛澤東：“農業中學可以把幾十萬幾百萬小學畢業生，訓練成工農業生產所需要的技術力量”。
由此，大多數農村人民公社都舉辦了農業中學。如江蘇省在1958年春季辦起了6000多所農（職）業中學，入學的學生達30多萬人。這些農業中學大都是依靠群眾解決校舍設備問題，如獻工獻料，送農具、校具等。
農業中學在創辦之初，便顯示出對於農業生產、推動技術改革方麵的促進作用。全省農（職）業中學共種38844畝高額豐產試驗田，開辦各種小型工廠12340個。學生邊學習邊勞動，在掌握了某項技術後，馬上向社員推廣，農業中學成了農村革新農業技術、推廣先進經驗的重要平台。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肯定了農業中學的重大作用，要求采取各種有效方法培養農業中學的師資、因地製宜學以致用地編寫教材，並且明確指m農業中學是一種職業學校，與普通中學擔負著不同任務，兩者發展並重。
最後，建立業餘紅專學校和農業大學。紅專學校是為掃盲畢業學員升入高一級學校而設立的一種政治、技術、文化“三合一”的學校，屬成人教育、工農業餘教育的一種形式，縣、公社、大隊都辦，學製有長短，由學校自行掌握。
學校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集中生產、食宿，白天勞動，晚上學習，實際是生產專業隊性質。
二是基本上半工半讀，學員文化水平不一，辦學也不正規。
三是縣辦的較正規的農業學校，半工半讀，多數與縣初級農校、農場、拖拉機站合並，學員文化水平多在高小以上。
公社舉辦的大學一般為業餘大學，如人民公社辦業餘大學的“開路先鋒”——河南省孟津縣的翟泉紅專大學，吉林省延邊朝鮮民族自治州的黎明農業大學等。
據《光明日報》報道，到1958年10月1日，廣大農村中的紅專學校和紅專大學已達34.9萬餘所，有2000餘萬人在這些學校裏學習。
山西省辦起業餘紅專學校和文化技術學校共23653所，入學人數達200萬人，紅專大學7478所，入學人數近129萬人。
1959年冬，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強調，“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以適應農業機械化的要求。誠然，在辦學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如不顧客觀條件限製一哄而起、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等，但從效果看，當時的紅專學校和業餘大學在提高群眾文化和思想水平、推動農業生產方麵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別是其既勞動又生產、就地取材、能者為師的做法是適合當時實際和需要的。
農村人民公社辦學負載的價值。
首先，“靠文盲建設不起社會主義”。
新中國成立之初，文化教育十分落後，“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據統計，各級各類學校在校生僅占全國人口的5.6%，學齡兒童入學率隻有20%左右。
毛澤東在會見斯諾時談到：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
所謂“白”，就是文盲還沒有完全消滅，不但是識字的問題，還有提高科學水平的問題。毛澤東借用列寧的話說： “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我國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後才去開始進行”。
因此，普及和加強文化教育，是社會主義建設大業當中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也是人民公社的題中之意。各人民公社的章程或簡章中，對於文化教育都作出相關規定，如七裏營人民公社章程草案第五十四條規定：16歲以下的男女兒童必須在學校學習，要使社員普遍受到中等教育。喳岈山公社試行簡章也作了類似的規定。
其次，農民“迫切地要求學文化”。
正如毛澤東所分析的：在過去長期的封建製生產關係當中，地主階級不僅掌握主要的生產資料，而且還壟斷了教育與文化。
因此，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在文化教育方麵翻身，要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教育。
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就有這種可能了。
而現在農民有了合作組織，有了人民公社，就更“因為經濟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學文化。”
這種經濟上的需要諸如：
要合理建立生產隊賬冊、搞好集體經濟的財務，就要懂簿記、會計。
有了電，就要有人會操作和掌控。
要消滅農作物的病蟲害，就要有人會使用農藥，等等。
並且，由於人民公社是多業同展的較大規模組織，其經營管理需要各類人才。
再者，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
人民公社的建立，為農業機器的使用提供了組織條件。
而農業機械化的實施需要大量的技術人員。拉水機、拖拉機、運輸和加工機器等等，從這些農業機械的操作、維修到改進和研製，都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學技術知識。
並且，在人民公社組織當中，要提高管理水平、實現科學種田以及實施農村計劃生育、移風易俗、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等，都需要文化。
而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教育是基礎，這就對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因此，農村人民公社辦“草根教育”，是毛澤東思考農村問題的十分重要一環。
再次，教育事業是公社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毛澤東不僅對公社辦學寄予厚望，並對公社的教育發展作了規劃：“在教育方麵來說，每個基層單位將有自己的初等學校、中等學校和高等學校”。
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推薦的《楂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案）》，對公社的教育發展作出了更詳盡的設計。
簡章草案指出，人民公社的任務是管理本社範圍內的一切工農業生產、交換、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務。
為此，必須多快好省地發展農業、工業生產和文化教育事業，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逐步縮小鄉村和城市的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
毛澤東對發展教育的規劃是：公社實行與勞動密切結合的普遍義務教育。要普遍地設立小學和業餘的補習學校，逐步做到所有的學齡兒童都能夠入學，所有的青壯年都能夠補習到高小程度。
毛澤東要逐步做到每一個大隊建立一個業餘農業中學，使所有的青壯年都能夠補習到高中程度。在條件具備的時候，建立適合公社需要的專科學校或者大學。
農村人民公社辦學的成就。
人民公社的“草根文化教育”在掃除文盲、提高廣大農村人口的文化技術水平等方麵，取得了顯著成績，在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方麵獲得了很多寶貴經驗。人民公社時期中國的教育水平，或者說是農村教育水平達到了同等經濟水平國家中少見的高水平。
據統計，1980年中國小學入學率為94%，初中入學率為73%。同期印度小學入學率為83%，初中入學率為30%。73%的初中入學率大約低於發達國家（通常在93-80%之間，但意大利當年為70%），低於同期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通常與西方發達國家接近或者更高些，比如蘇聯達到96%居世界第一，其次是日本93%）。但除了韓國(78%)，中國高於所有現在所謂新興市場國家（大約在30-50%之間），更高於一般發展中國家(15 -30%)。
可見，中國在人均GDP並不高的時候，教育水平是超前的。與印度相比較，印度的高等教育優於中國，但民眾受教育程度遠遠落後於中國，中國有著識字率較高的民眾群體。在有著龐大農村人口且受教育水平相當低的國度取得這樣的成績，這不能不說與當年人民公社辦學緊密相關。
穀歌中國籍男子在美國被之指控殺妻，據報道妻子頭部被打傷致死，是被男方一拳一拳打死的，現場慘烈。這是美國媒體的報道。
夫妻二人是清華大學的同學，同一年入學，學的都是電子信息工程，隨後他們出國留學，在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獲得計算機碩士學位，畢業後先後進入穀歌。雖然不能說是青梅竹馬，可也是多年兩小無猜，既有感情基礎，又有共同事業，更有光明前途，為什麽會發生如此慘案？
國內圍繞案件產生不少張冠李戴的內容，信息不對稱以訛傳訛。有的說因為被穀歌裁員，有的說男主因為影響申請綠卡行為失控，等等。
現在事情基本清楚了。兩個人都是27歲，結婚隻有一年多。男生是個極端控製狂，據說猜疑女生出軌——控製狂都有疑心病，即便是完全子虛烏有，哪怕妻子跟某個男人有眼神交流，他也會醋性大發，把自己想象成帽子變綠。
穀歌有不少清華人，大家聚會時就發現有問題，男主形影不離跟著妻子，公開場合就吃醋，搞得氣氛尷尬，後來甚至跟閨蜜們逛街也不允許。女主耐心磨合大半年，實在彌補不了，提出離婚。這應該是招致殺身之禍的理由。
男子這種偏狹的性格，女孩婚前沒有看出來？甚至相識這麽多年，都沒有蛛絲馬跡？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她是沒能察覺。一個人在婚前婚後的確有反差，但是不應該這麽巨大。
作為女生，擇偶時一定要學會分辨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這是“渣男”中的戰鬥機。
1、瘋狂的占有欲。
一個朋友講過她的親身經曆，征得她同意後放在這裏。多年前她剛剛認識了一個男生，兩人在外麵閑逛了一小時，然後到新天地喝飲料咖啡。男生上洗手間，鄰座一個男人看到她一個人，和她搭訕了幾句，隻不過是極其平常的聊天。這時候男生回來了，突然大怒，質問她“為什麽跟其他男人說話”。鄰座的男人驚呆了，女生極為尷尬。
女生拎起包就走，男生追上來，拉拽她的胳膊，她趕緊甩開，攔了一輛出租車開門上去，沒想到男生居然追過來拍車門。她對整件事情的最後一個記憶是：她從包裏翻出一百塊錢，搖下車窗朝他扔過去，大聲說“你不要煩我，我不欠你什麽，神經病”，一邊喊司機快開走。這樣的人，越早離開越好。
有個電視劇《不要跟陌生人說話》，男主馮遠征就是這個類型，他愛梅婷到了瘋狂獨占的地步，跟別人說句話都不行。
2、極端的控製欲。
與上一種稍有不同的是，這一種側重精神控製，代表人物是曹禺《雷雨》中的周樸園。他的妻子蘩漪明明沒病，但是他命令她一定要喝藥，對繁漪的不馴服不服從，他絕對不能容許。在這個富有的家庭裏，什麽都不缺，唯獨缺一樣東西：自由。
周樸園就是專製社會的產物，中國古代所有的暴君，都是這個特點，他認為這種專製是對你好。他理解不了，為什麽我宵衣旰食，夜寐夙興為你操碎了心，你卻不領情？
這種事我們也經常見到，母親對兒子關懷備至卻害了孩子。她不是沒有愛，她是愛到過分，愛到畸形，愛到包辦孩子的一切，她那種愛，是把兒子捆起來，然後喂飯給他吃，以至於兒子上了大學，還不會係鞋帶，不會疊被子。然後兒子繼承了她的一切，成為另一個暴君。
3、絕對的個人為中心。
哲學家說，個人主義有兩種，一種是個性主義，另一種是極端的自私主義。社會尊重人的個性，發展人的個性，但是任何一個社會都譴責極端自私主義。
代表人物就是詩人顧城。沒人能否認顧城的文學才華和詩歌成就，但他不是一個好伴侶，他隻可以仰觀，當作眾多少女的崇拜對象，但不可以成為一個丈夫。新西蘭那個島嶼，被他當作世外桃源，但這個島矗立在現實中，他成了島上唯一不會英語的人，作為漢語的詩歌失去了根基。顧城生活在一個幼稚的烏托邦裏，他這個天真的“孩子”認為全世界都拋棄了他。
謝燁能想到嗎，她絕對沒有可能改變顧城，隻能和他一起走向毀滅。
4、我得不到的東西，別人也休想得到。
代表人物是金庸《天龍八部》裏的康敏。這是一個自私主義集大成的心理變態：愛她的男人她瞧不起，這些男人沒一個好東西；不愛她的男人如蕭峰她恨之入骨，所有的男人都神魂顛倒，你蕭峰竟然不看我一眼，視我為無物。她唯一滿意點的人物是段正淳，可是段正淳沾花惹草，動不動就出軌，康敏說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言：我得不到的東西，別人也休想得到。
金庸塑造的人物是瞎編的嗎？生活中分明有康敏的影子。她把鄰居女孩的新衣服剪爛，這和清華大學朱令被下毒，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僅僅因為你美，我就要毀掉，沒有別的理由，而且不需要別的理由，我這個理由就是正當的！
人性至此，真的是令人想象不到的惡。
穀歌中國工程師殺妻案的唯一意義就在這裏，他是一個反麵教材。小男生小女生在擇友的時候應注意辨別。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有黃蓉那樣的眼光，一眼就發現了大智若愚又始終如一的郭靖，但是找一個厚道人、情緒穩定對你負責的人，這是最基本的要求。
一方麵對農村：一學校宿舍發生火災，13個小學生遇難。一個受傷。（此次火災的英才學校一間宿舍住30人左右）。“撤點並校”實施20年（從2001年到2020年），全國的小學校數從491273所減少到162601所。20年間，小學數量縮減了三分之二，平均一天消失45所小學。
遇難的均為小學3年級男生，沒想到，現在3年級的孩子，也就八九歲，都開始住校了。出事宿舍疑似為教室改建，宿舍裏的床還都不一樣，除了上下鋪的鋼製床外，還有部分為木製床，宿舍內住著小學三年級的30多名男生。沒想到他們的住宿條件這麽差。出事的獨樹鎮硯山鋪村英才學校，是一家私立學校。
很多私立學校，都是封閉式管理，學生住校。這意味著更嚴格、更高壓的管控，相應的，成績也就自然而然的出類拔萃。英才學校就是這樣的學校，什麽“先進單位”，什麽“文明學校”，密密麻麻的獎狀，貼滿了一牆。當家長不得不背井離鄉，把孩子留給爺爺奶奶，不如交給學校：封閉式的管理，為他們解決了後顧之憂。而能提升成績，又滿足了家長們望子成龍的殷切期盼。
成績，是私立學校的生命線，沒有成績，私立學校就沒有立足之地。於是，學生成了學校提高成績的工具。至於你的情感需要，你的精神狀況，甚至你的物質需要，都會因為耽誤成績，而被家長和老師刻意忽略。
另一方麵對權貴：貴族學校，國際學校如雨後春筍。2010年至2019年，這十年中預計建校346所，其中公立學校國際部131個，民辦國際化學校193所，外籍子女學校22所。這是中國國際學校遍地開花的10年。公立學校的教育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父母對於中國應試教育的切身感受使得他們更渴望改變下一代的教育成長路徑，於是對於國際化教育的需求變得尤為強烈。公立國際班，民辦國際學校如《雨後春筍》般開始在中國大型城市生根發芽。
河南南陽，一學校宿舍發生火災，13人遇難。在幾天前，河南還發生了一起事故，平頂山天安煤業股份有限公司十二礦發生一起事故，遇難人數也是13人，另有3人失聯。
轉發《13名小學生火海遇難背後,是農村撤點並校的難與痛》
離放寒假僅剩一周，離過年不到一個月，一個周五的晚上，14名三年級小學生，在學校的宿舍裏遭遇一場無情的大火，13名孩子遇難，1名孩子受傷。
這起火災事故背後錐心的傷痛，完全不敢想象這些孩子在火海之中的絕望掙紮……
20年前，我也曾是農村學校的寄宿學生。當時我讀初一，整個學校400多名學生裏有大約50人寄宿，學校抽出兩間大教室分別給男生女生作為宿舍，高低床也沒有，搭的通鋪，一間屋裏住20多個孩子。防火設施，根本不存在的。
20年後的今天，仍然有孩子因為上學路遠而隻能寄宿，而且還是生活自理能力不足的小學生……。
這一現象的背後，是一場全國範圍內持續了20多年，至今仍在推行的農村中小學撤點並校行動。那些原本在學生步行範圍內的農村小學、初中，因生源持續減少或政府教育規劃調整等原因被撤銷，學生被集中到鄉鎮中心或縣城裏更大的學校上學。
以南陽市和方城縣為例，在寄宿製鄉鎮中心學校已經比比皆是的基礎上，市縣兩級政府仍然在大力推動農村中小學撤點並校。
方城縣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優化教育資源布局，推動農村小學撤點並校、中心化、寄宿製，初中高中向縣城集中，每個鄉鎮建設1-3所寄宿製學校。這也是為什麽南陽的這所英才學校會讓3年級不到10歲的孩子寄宿。實際上，不止是南陽，全國範圍內的撤點並校一直在高速推進中。
據教育部網站公開信息，“撤點並校”實施20年（從2001年到2020年），全國的小學校數從491273所減少到162601所。20年間，小學數量縮減了三分之二，平均一天消失45所小學。
地處鎮中心的英才學校離農村的家太遠，這裏上學的孩子沒法每天回家，甚至沒法每周回家，所以學校采用的方案是每10天給孩子放假4天用於回家團聚，所以才會出現周五的晚上孩子們還住在學校宿舍的情況。
這和高中寄宿學校的學業緊張不一樣，和自主擇校去上寄宿製貴族學校也不一樣，這些小學生隻有這一所“最近的”學校可選，而“離家最近”的學校也隻能兩周回家一次。
造成13個孩子不幸遇難的火災事故原因還有待調查，管理責任當然也會被追究，但全國範圍內還有數百萬因撤點並校被迫寄宿的中小學生，他（她）們的處境大概很難因為這起事故的教訓而有所改善。
據《中國農村住校生調查報告》發布的數據，2015年全國農村共有3276萬名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寄宿，其中寄宿製的小學生高達1100萬人。最新的數據我沒查到，但當下的農村寄宿小學生至少也在500萬以上。
撤點並校導致的寄宿學生，是比農村留守兒童更嚴峻的社會問題。
留守兒童父母在外打工，家裏起碼有老人照顧溫飽，打理衛生，孩子身體上有點不對勁的地方能及時被發現，身邊每天能見到至親之人，心理上的安全感總歸還有個依托。
可是寄宿學生，連這些基本的身心健康保障都很難擁有。
四年級的男孩，手上長了凍瘡，指甲裏全是黑泥，你猜他會不會向老師求助？你猜，一個人要管50個孩子的生活老師能不能發現得了？
六年級的女孩，月經初潮弄髒了內褲，你猜她會不會去問老師自己這是怎麽了？你猜，她的羞愧、恐懼、好奇、煎熬心態要怎麽排遣？
這還隻是基礎的身心健康保障，更嚴重的情況是寄宿學生遭遇重大挫折時身邊沒有家長可以求助。
被同學霸淩、孤立，學習成績大幅下降，在宿舍裏被大孩子猥褻，甚至被教職工性侵……這些對孩子來說不啻於“天塌下來”的事情，如果每天都能見到家長，精神狀態的異常大概率會被家長察覺到。如果是發生在寄宿學校期間，一周甚至10天才能回家一次的孩子，要獨自承受多大的壓力和痛苦？
不到10歲的孩子，又怎麽可能安然無恙地經曆這一切？
農村寄宿學生還麵臨更長遠的價值觀道德觀扭曲問題。
女生怎麽樣我不知道，但一群10來歲的男生日夜相處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裏，脫離父母和老師的視線，他們會通過那幾個“最像大人的孩子”接觸到怎樣的觀念衝擊，形成怎樣的風氣，我是完全能夠想象的。
不誇張地說，把十幾個中小學男生安排到一個封閉的宿舍裏，天然就會形成一個“壞蛋培訓班”，和少管所不會有本質的區別。
更加殘酷的現實是，此次發生火災的南陽獨樹鎮英才學校，在全國數以萬計的農村寄宿學校裏還算是硬件條件比較好，管理相對不那麽拉垮的。在那些硬件與管理都更糟糕的寄宿學校裏，孩子們度過的會是怎樣一個烏雲密布的童年？
那麽，不搞撤點並校，讓每個農村孩子都能就近上學可行嗎？很遺憾，也是不可行的。
各級政府與教育部門力推農村中小學撤點並校，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原因是農村空心化，農村生源向鄉鎮和縣城大量轉移。
我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讀小學的時候，我所在的自然村覆蓋大約2000人口，孩子們都在村裏上小學，6個年級加起來200多名學生。而現在，村裏的常住總人口已經不足200人，我曾讀過的小學在十幾年前就已經改成了村委會辦公樓。村裏的孩子，要麽被家長帶到縣城裏讀書，住在縣城，要麽在鎮上寄宿讀書，一周回家一趟。這樣的現狀，在全國絕大部分農村都差不多。
即便政府不強行推進撤點並校，一個村裏剩下十幾二十個小學生，也不可能撐得起一所學校。即便我們抱著“隻要還有一個學生就必須把學校堅持辦下去”的觀念，教師資源的配置會形成極大的浪費，教學質量也不可能得到保障。
南陽這13名小學生在宿舍遇難的底層原因是農村小學的撤點並校，但在現實中，撤點並校是不可能停止的。
可以考慮的改善方向，隻有國家大幅增加基礎教育經費投入，讓農村寄宿製學校的孩子能住上消防與安全設施都合格的4人間（此次火災的英才學校一間宿舍住30人左右），讓每20個孩子能擁有一名全職的生活老師。
然而，我們都知道，在當下的經濟形勢與財政狀況下，這也是不可能實現的。真的是太難、太痛了……。
附：農村人民公社時：
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推薦的《楂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案）》，對公社的教育發展作出了更詳盡的設計。
簡章草案指出，人民公社的任務是管理本社範圍內的一切工農業生產、交換、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務。
為此，必須多快好省地發展農業、工業生產和文化教育事業，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逐步縮小鄉村和城市的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
毛澤東對發展教育的規劃是：公社實行與勞動密切結合的普遍義務教育。要普遍地設立小學和業餘的補習學校，逐步做到所有的學齡兒童都能夠入學，所有的青壯年都能夠補習到高小程度。
毛澤東要逐步做到每一個大隊建立一個業餘農業中學，使所有的青壯年都能夠補習到高中程度。在條件具備的時候，建立適合公社需要的專科學校或者大學。
人民公社的“草根文化教育”在掃除文盲、提高廣大農村人口的文化技術水平等方麵，取得了顯著成績，在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方麵獲得了很多寶貴經驗。人民公社時期中國的教育水平，或者說是農村教育水平達到了同等經濟水平國家中少見的高水平。
據統計，1980年中國小學入學率為94%，初中入學率為73%。同期印度小學入學率為83%，初中入學率為30%。73%的初中入學率大約低於發達國家（通常在93-80%之間，但意大利當年為70%），低於同期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通常與西方發達國家接近或者更高些，比如蘇聯達到96%居世界第一，其次是日本93%）。但除了韓國(78%)，中國高於所有現在所謂新興市場國家（大約在30-50%之間），更高於一般發展中國家(15 -30%)。
可見，中國在人均GDP並不高的時候，教育水平是超前的。與印度相比較，印度的高等教育優於中國，但民眾受教育程度遠遠落後於中國，中國有著識字率較高的民眾群體。在有著龐大農村人口且受教育水平相當低的國度取得這樣的成績，這不能不說與當年人民公社辦學緊密相關。
中國人一盤散沙的基因就是複仇內鬥，更直接地說，中國人中的一部分複仇內鬥分子，借助外人甚至借助中國人的共同敵人，來幫他們這一部分中國人複仇鬥倒另一部分中國人。即造成中國人一盤散沙的。
中國人成一盤散沙，正是中國人的敵人們所期盼的。正如美國人基辛格就講過，上帝把所有最好的東西都給了中國人，包括最適合人類居住的自然環境和最聰明的大腦，憑借這些最優越的條件他們本來能夠統治世界，幸虧上帝給了他們內鬥內耗這個缺陷，由此而拯救了其他所有國家。
有學者：“目前美國等西方帝國主義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一半，他們已經把中國人分成了三大塊，捍衛毛主席的人民大眾，反對毛主席的漢奸右派，堅持對毛主席三七開的官僚集團和知識精英。按照這個邏輯接下來還會分為越來越多的碎塊，最終根本不需要美西帝國主義大動幹戈，單憑這種內鬥內耗和內部仇殺，就足以讓中國人亡國滅種。“
《內鬥》，其實不隻存在於中國人之間。各國各群人中都存在。
例如：美國的川普和拜登可謂是內鬥得“你死我活“的。但有兩點是不同於中國人的內鬥的。
其一，內鬥歸內鬥。在對外，尤其是對待敵人時，是一致的。當了總統之後，前任的對外政策也是一致對外，而且是延用前任的。
其二，雙方內鬥。雙方各自都不會借用或求助或以投降投誠又或以出賣本國利益，以乞求或以“賣身“敵方來換取幫助，以至達到內鬥取勝對方。
再例如：美國人美國情報機構泄密者斯諾登，因泄密被美國政府追剿而逃。美國人愛德華·斯諾登，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前技術人員，也是美國情報機構監聽公眾通訊的泄密者。他在脫離美國之後到的第一站是香港，在當地一家酒店藏身，目前居住在俄羅斯。
曾經在香港采訪過斯諾登的記者表示他是個“非常安靜、聰明、平易近人和謙卑的人，也是電腦高手。在回答他為何要離開美國時，斯諾登說：“我不想生活在一個做出這樣的事情的社會……我不想生活在一個我的一言一行都被記錄下來的世界。”
而斯諾登被美國控告盜竊政府財產、國防信息和故意傳播保密情報。每一項指控最高可判刑10年。
美國人愛德華·斯諾登，逃離美國之後，沒有高調召開記者會或發聲明罵美國，沒有控訴抹黑美國的任何一位高官。更沒有尋求保護國來向美國複仇。隻是說：“我不想生活在一個做出這樣的事情的社會……我不想生活在一個我的一言一行都被記錄下來的世界。”之後，更沒有成為一個專業的反美人權鬥士。安靜地生活著。
早些年代，美國人寒春，1921年10月20日生於美國芝加哥，芝加哥大學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女核物理學家，是曼哈頓計劃中少數的女科學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試驗室做費米的助手。二戰美軍為加快戰爭結束進程，拯救正處於被日本法西斯殘酷血腥奴役的淪陷區和平居民，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戰後寒春思想產生巨大變化，她於1948年3月來到中國，投身中國革命。他們稱自己是“解放全人類的世界公民”。
寒春的兄弟威廉·H·欣頓於1937年首次前往中國，戰後返回中國。在經曆了多年的障礙之後，他於1966年出版的《反身：中國鄉村的革命紀錄片》一書描述了他對西北占領區的土地改革的觀察。
1948年3月，寒春前往上海，在宋慶齡的幫助下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聯係。1949年，寒春搬到延安，在那裏與自1946年以來一直在中國工作的陽早結婚，經宋慶齡安排到在延安從事農牧業技術工作，奶牛飼養和農具革新等。
1952年，世界和平會議在華召開，寒春在會議上慷慨陳詞，她譴責核襲擊，呼籲消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此時，她已與丈夫陽早找到了為之奮鬥畢生的事業——發展奶牛培育研究。
離開美國後，也沒有進行任何的《反美活動》。
再說中國人之內鬥。
汪精衛，早年投身革命，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汪精衛任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衛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宣傳部長等職。與蔣爭權內鬥。1939年5月，汪精衛等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賣國交易。
汪精衛降日投敵，建立傀儡政權之後，大力宣揚和推行源自日本的“東亞聯盟”理論。他以所謂“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的“東亞聯盟”四大綱領，作為粉飾其賣國投敵行徑的理論依據，妄圖作為抵擋世人唾罵的擋箭牌，並以此賣國理論作為毒化奴役淪陷區民眾，瓦解抗日陣營的思想武器。汪精衛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來作為分化抗日陣營，摧毀抗戰意誌的重要思想武器。
比汪精衛小的就有很多了。最多的是幾十幾百萬的偽軍。可謂是中國一大特色。
說到特色，在走資派改革開放的特色政府治理下的《洋奴才》可多了。遍布於中國大陸各行各業各級政府的領導機關中。也遍布於世界各地的華人華僑中。成為了中國人鬥中國人，中國人反中國人的內鬥，借助內鬥的基因。也是中國人《一盤散沙》的基因。
轉發：《張宏良：能否找到克服中國人內鬥內耗的統一形式將是決定中華民族崛起或者毀滅的最關鍵因素》作者：張宏良
其實關於中國人的內耗問題並不是馬斯克講的，而是自北宋以來幾乎所有入侵者對中國人的共同看法。基辛格就講過，上帝把所有最好的東西都給了中國人，包括最適合人類居住的自然環境和最聰明的大腦，憑借這些最優越的條件他們本來能夠統治世界，幸虧上帝給了他們內鬥內耗這個缺陷，由此而拯救了其他所有國家。
關聯視頻：《馬斯克：如果中國人沒有內耗早就超過了美國》截圖
在目前世界重新大洗牌過程中，中國能不能免遭北約等西方帝國主義聯軍的滅絕，以及最後能否勝出，關鍵就取決於中國人能不能克服這個內耗缺陷。如果能夠克服這個缺陷，中國人將和世界所有國家一起走向大同，如果克服不了這個缺陷，中華民族將到此為止，被徹底淘汰，成為人類曆史上最後一個滅亡的文明古國。
毛主席最偉大的地方就在於他讓中華民族克服了內鬥內耗這個致命缺陷，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鐵拳，無論砸向任何一個地方，都將無往而不勝。這就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前中國打不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而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國人卻能夠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根本原因。
我們懂得這一點，我們的敵人也懂得這一點。他們知道能夠把中國人團結成一個拳頭的是毛澤東;同樣他們也知道隻有通過毛澤東才能把中國人重新變成彼此互相仇殺的一堆碎塊。他們知道中國人民離不開毛澤東，隻要把一部分人變成反對毛澤東的人，那麽中國人就會像伊斯蘭中的遜尼派和什葉派那樣彼此互相仇殺，永遠團結不起來。
目前美國等西方帝國主義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一半，他們已經把中國人分成了三大塊，捍衛毛主席的人民大眾，反對毛主席的漢奸右派，堅持對毛主席三七開的官僚集團和知識精英。按照這個邏輯接下來還會分為越來越多的碎塊，最終根本不需要美西帝國主義大動幹戈，單憑這種內鬥內耗和內部仇殺，就足以讓中國人亡國滅種。
那麽中國人怎麽辦?還是馬克思到毛主席創造的那個老辦法，通過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用99%消滅或改造1%，率先實現國家內部的團結統一，把精神上和政治上已經分裂的中國重新統一起來，以99%的階級力量逐步向其他國家99%進行階級大聯合，用99%的大眾政治文明取代1%的精英政治文明，用99%的國際主義取代1%的民族主義，最終實現全世界99%的普遍解放。
除此而外，中國絕沒有其他出路，如果中國人民不想死，中華民族不想絕，就隻有走國內外99%大聯合的大眾政治道路。而今天的互聯網也為實現國內外99%的大聯合創造了充分的物質條件，99%的人民大眾完全可以憑借互聯網這個最強大的曆史紐帶，形成以工農兵為主體的大眾民主運動和大眾政治革命。
以工農兵為主體而不再像以往那樣僅僅是以工農為主體，是毛主席留給21世紀網絡時代最偉大的革命理念，是最適合網絡時代的革命組成力量。如果說農民的結合是農業社會的革命組成形式，工農相結合是工業社會的革命組成形式，那麽工農兵相結合就是網絡時代的革命組成形式，也就是街頭革命取代暴力革命的新的曆史形式，網絡時代革命形式的升級換代。
把40年來再次變成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重新組織起來的曆史任務，就寄托在了當今這一代社會主義革命青年的身上。隻要這一代革命青年能夠在世界重新大洗牌的前夜警醒過來，中國的崛起和人類的解放就不可阻擋;如果他們在世界重新大洗牌的大幕已經拉開後仍然處於躺平狀態，那麽中華民族將隻能退出曆史舞台。
願天佑中華!讓這一代青年快快覺醒，率領中華民族大踏步地走在大眾政治文明這個世界最先進政治文明的大道上。
八年國殤涅槃——中國靠全民之戰擊敗凶悍日本法西斯。
沒有槍，他們就用長刀、弩箭、砍刀甚至鋤頭、木棒、石頭等原始武器打擊敵人，有些民族還拿出了對付野獸和水底套殺的方法，讓日本人驚恐萬分。
一次反攻中，一個景頗族女救護隊員，看因山路陡峭，用擔架運送傷員不方便，幹脆解開自己的筒裙和綁腿，把傷員兜在背上抄近道，跑得比男人還快。
“這些特殊的戰爭形態，是橫斷山南部地理環境中各民族各階層生存、戰鬥方式的延展。”耿德銘說，“他們的出現讓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在世界戰爭史上也令人稱奇。”
早在１９３５年日本製造華北事變時，中國共產黨就明確提出了“抗日救國”。當年１２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不久，中國兩大政黨——共產黨和國民黨結束敵對狀態，為民族存亡合作抗日。
在盧溝橋事變爆發一周年的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毛澤東發表了以“論持久戰”為核心思想的著名演講，指出中國能夠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幾個條件，強調全民族抗戰的重要性。
“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毛澤東說。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強大感召下，從延安到重慶，從東北鬆花江到西南邊陲山嶺，從農民到商賈，從國內學生到歸國華僑……，當時的中國湧動著不可遏止的抗日熱情。而在整個全民族抗戰中，中國共產黨成為“中流砥柱”。
“身著中式對襟褂的中國女人右手拽著雙拳緊握的小男孩，受傷的左臂打著繃帶，女人和孩子身後是一位扛著槍的八路軍戰士，三人目光堅毅地往前走”——這幅由美國人繪製的宣傳畫創作於１９４４年，是當時中國人全民抗戰的生動寫照。
“八路軍的抗戰士氣甚為旺盛，共黨地區的居民，一齊動手支援八路軍，連婦女、兒童也用竹簍幫助運送手榴彈。”日本第一軍參謀朝枝繁春這樣回憶他在著名戰役百團大戰中看到的情景。
麵對日寇這一中華民族的共同敵人，中國老百姓再也不是被孫中山悲斥為“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真正實現了“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日本侵略者占中國的地，殺中國的人，屠中國的城市，對準整個中華民族而來。使這個民族第一次沒有階級之分、沒有地域之隔、沒有統治與被統治之嫌，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金一南撰文指出。
這是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的較量，旅居海外的８００多萬華僑全力支援祖國，不少華僑和台灣同胞回到祖國投身抗戰，還有來自十多個國家的支持中國抗戰的國際人士，他們以各種形式投入到中國的抗日戰爭中。
其中，在由蘇聯空軍、美國飛虎隊，以及朝鮮、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蘭、波蘭、丹麥等國反法西斯戰士組成的“國際部隊”中，有一支特殊的隊伍——“日本八路”，這是一支先後由１０００多名日本戰俘組成的“覺醒聯盟”，他們加入到中國抗戰的陣營，成為“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
中國的全民族抗戰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有力支持，它也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作用。
日本投降那天，在保護了２．３萬猶太難民的“東方諾亞方舟”上海，一段猶太難民營隔離外牆上，被慶祝勝利的人們畫上了中、美、英、俄四國國旗。
這印證了美國牛津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拉納·米特在《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中的評價：“中國２０世紀三四十年代參與的那場艱苦卓絕的戰爭，不僅僅是為了國家尊嚴和生存，還為了所有同盟國的勝利。”
嚴複這段話點出了中國至弱之源。兩千多年封建製度統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觀念的影響在中國根深蒂固。當西方各國從17世紀中葉紛紛開始構建現代民族國家之時，中華民族大大落後了。以血緣和姓氏為核心的封建王朝統治者，隻對姓氏、家族負責，不對民族負責。表麵上說保江山社稷，實則保“大清皇權”四個字而已。就如《清史》記載的《南京條約》簽訂消息傳到北京時，道光皇帝那句感歎“我如何對得起列祖列宗”。他們不覺得對不起天下勞苦大眾、對不起生他們養他們的這塊土地，隻覺得對不起自己的祖宗。家天下而已，僅僅對祖宗負責而已。
這種狀態，怎麽可能要求百姓與你“萬眾一心”。
舊中國一盤散沙。《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再造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喚醒千萬民眾，喚醒四萬萬中國人，團結起來。
苦難的舊中國，國不知有民，不知有家。國人隻知家族而不知民族。孫中山先生曾講過一句話，“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甲午中日戰爭失敗的原因說明，要了解一個民族首先要了解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被統治階級閹割後的儒家道統，孝子太多，忠臣太少，因此成了一盤散沙。
於是，文官貪財、武官怕死。北洋海軍船不可謂不堅，炮不可謂不利，然而清軍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沒有守住一座該守的城池，沒有攻下一個該攻下的陣地，沒有擊沉一艦日本軍艦。
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中，關東軍隻有1.9萬人，而東北軍19萬。中國軍隊10倍於日本，然而兩個多月就丟了東北三省。
常常為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遇害痛心疾首，可它是清軍入關時的“楊州十日”的翻版。據史料記載，該城百姓幾乎全部慘遭屠殺，僅被和尚收殮的屍體就超80萬具。
魯訊先生為何《呐喊》，是因為他在日本留學時看的一部日俄戰爭電影深深剌激了他。當時一名中國人替俄國人做間諜被日本抓去砍頭示眾，而旁邊站著“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他們“顯出麻木的神情”。
從此，魯訊先生決定棄醫作文。他在《自序》中寫道，“因為從那一回起，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
一掃兩百年來中國人的那種麻木、貪生怕死、展現出一種全新的全新麵貌的，是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是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為什麽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是抗日戰爭的中堅力量？對比一下國共兩黨就很清楚。國民黨以副總裁汪精衛為首，20多位中央委員投敵當了漢奸，58位將官投敵。而中國共產黨內的高官投敵的少。
開國領袖毛澤東說，“造就最強大的首要條件不在於造槍炮，而在於能夠造就其國民的堅定信仰”。
曆代統治者認為人民是羔羊、是奴隸。而毛澤東認為人民是上帝是靠山。爬雪山過草地，曆經九死一生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抗日戰爭的最偉大成就，就是再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喚醒千萬民眾，結束了1840年以來屢戰屢敗、割地賠償的恥辱曆史。這成為民族複興的重要精神支撐點。
從此，中國不但了打敗了世仇日本，而且還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與武裝到牙齒的美軍血拚，將他們趕回到三八線；然後，才有了美軍在越南戰爭中害怕激怒新生的共和國，中越邊境40公裏連廁所都不敢轟炸，才有了1972年的尼克鬆訪華和1979年的中美建交。
新中國為何從一窮而白發展成社會主義大國，就是因為共產黨把為人民服務放在第一位，從而具有強大的動員組織能力，使全國人民團結一起，勁往一處使。曆史一再證明，隻要中國人民萬眾一心，沒有什麽人間奇跡不能創造。
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城樓上的洪亮聲音在耳邊回響，“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它不但指中華民族從此把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手中，更指中華民族在精神上的強大和自信。有了那麽一股精神，麵對動蕩不安的周邊環境和強權政治的威脅，中國人民必將萬眾一心，展現民族的血性和狼性，打敗任何形形色色的來犯之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