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文革中教改是史無前例社會實踐
上個世紀70年代出現的《工農兵大學生》，應當看作是一次史無前例的針對中國的教育曆來是資產階級的又是私有化教育的一次革命的社會實踐，也是一次需要認真總結的《工農兵大學生》這個新生事物的新嚐試。雖然隻持續了10年，也隻招生了六級學員，有94萬《工農兵大學生》，卻影響著中國之後幾十年，而且至今仍在受影響。
為什麽會有《工農兵大學生》，這需要全麵對毛澤東思想中對舊教育製度進行改革脈絡作一疏理。1968年9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毛澤東同誌為《從 上海機械學院兩條路線鬥爭看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一文寫的編者按。編者按指出大中學畢業生必須接受“貧下中農工人階級的再教育”。這導致了老三屆和20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但大學還要不要辦呢？這是一個問題，也是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相聯係的一個問題另一麵。毛澤東此時考慮十分成熟，他的回答是，“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從有實踐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人民日報，毛澤東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１日的指示）。毛澤東同誌這一思想，與他多年的觀點， “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書讀多了害人，的確害人“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提出“關於工程技術人員的來源問題：“他們認為除了繼續從工人隊伍中提拔技術人員外，應該由基層選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兩三年或四五年勞實踐的初、高中畢業生進入大專院校學習。”“挑選這樣的青年進入大專院校的好處是：政治思想基礎比較好；有一定的實際工作能力，有生產勞動的經驗；一個初中、高中畢業生，經過幾年勞動，大約在二十歲左右，再經過幾年學習，二十三四歲就能獨立工作。而培養一個大學畢業生到工作崗位後，還要經過多年實踐才能獨立工作，因此選拔有實踐經驗的知識青年到大學培養符合多快好省原則。
上海機床廠培養程技術人員的道路，完全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所作的探索，得到毛澤東同誌高度認可，並在報告上做出重要批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個批示被稱為“七二一指示”。
“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這是毛澤東幾十年一以貫之的認識。毛澤東作為中國社會改造大師，用了不到30年實踐，成功地對中國社會進行了顛覆性的改造，實現了曆史性的改朝換代。在毛澤東看來，很多學問實際沒什麽用處，很多大師實際也沒有什麽學問。
上海機床廠的經驗和毛澤東指示發表後，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1968年9月，上海機床廠創辦了“七二一工人大學”，這所大學的學員由車間推薦。課程設置為毛澤東思想、勞動、軍體及專業課等。專業課結合本廠的典型產品或科研課題組織課程，自編教材，自選教師，按生產順序分階段進行教學。學員全脫產學習,但參加工廠的政治運動，定期回車間勞動，畢業後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七二一工人大學”的經驗很快推廣到全國各地，大、中型企業紛紛辦起了自己的“七二一工人大學”。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報告》中有關“學生條件”的規定為：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製。此外,還要注意招收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招生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分配的原則為，學習期滿後，原則上回原單位、原地區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據國家需要統一分配,等等。
《工農兵大學生》生源來自五個方麵：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青年幹部和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文化程度隻需要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上即可。工人、農民中有豐富實踐經驗的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製。也就是說，低於初中文化，小學甚至半文盲也是可以接受的。
上述五方麵生源，後來也有一些變化。特別是青年幹部，後幾屆幾乎不見蹤影。解放軍戰士，主要集中在部隊院校，地方一些醫學院校也占有一定比重。但多數高校，這一比例逐漸下降。知識青年，在後幾屆這一比重則逐漸提升。
1970年10月15日，國務院電報通知各地。部分高校開始試點招收《工農兵大學生》，入學文化條件是“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文化程度的限製；當年共計招生41870人。自此直至1976年，全國前後共招七年收6級學員，總計約94萬人。一些高校到1980年初學員才畢業。時間跨度前後十年。這是嚴格按照毛澤東同誌指示進行的一次史無前例的社會實驗。
張鐵生事件是這場社會實驗的重要插曲。由於強調政治表現和豐富的基層實踐，文化程度一開始就被放在無足輕重的地位，初中學曆的生源成為工農兵學員的主體。1971年北京7所院校所招學生中，高中文化程度占21%，初中占78%，高小占0.6%。武漢大學招收的新生中，文科有45名是初小程度，理科有30%是高小程度，甚至還有加減乘除也不認得的文盲。為什麽會這樣？新中國建國時很多是文盲，至70年代初的20年內不斷掃盲辦學校，中國人的普通學曆都低。
1973年鄧小平複出，對兩年前開始的推薦辦法進行了修訂，增加了“文化考試”內容。這一年，高等學校招生除需經過評議推薦及審查、複查外，還要進行語文、數學、理化三科的書麵文化考查，地、市命題，縣（市）主持，采取開卷形式。
1973年6月30日，遼寧興城縣知青張鐵生在參加大學招生考試時，在試卷背後給“尊敬的領導”寫了一封信，交了一份被視為“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隨後，全國各地報刊紛紛轉載，一夜之間他成了名噪全國的反潮流英雄。張鐵生在最後一場理化考試中，整張試卷題他隻會做3道小題。成績公布：語文38分，數學61分，理化6分。雖然成績差，但足以說明他當時並未交白卷。
他自知理化成績不好，就在考卷背麵給“尊敬的領導”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如下：“本人自1968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於自己的本質工作。每天近18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複習。我的時間隻在27號接到通知後，在考試期間，忙碌地翻讀了一遍數學教材”。
信中又說“幾個小時的書麵考試，可能將把我的入學資格取消，我也不再談什麽，總覺得實在的有說不出的感覺，我自幼的理想將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這是我唯一強調的理由”。
“今天的物理化學考題，雖然很淺，但我印象很淺，有2天的複習時間，我是能有保證把它答滿分的”。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白塔公社考生張鐵生。 ”
張鐵生這封信，實際是一種情緒抱怨：自己很忙，平時沒有時間複習，希望能夠給予機會。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張鐵生信，另加編者按語：“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紅旗》雜誌轉載時發表評論，說搞文化考試是“舊高考製度的複辟”，“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
高考結束後，張鐵生順利地被鐵嶺農學院錄取，1975年1月，張鐵生當選四屆人大常委。1975年11月29日，當教育界大刮右傾翻案風時，張鐵生再一次以“反潮流精神”揮筆上陣。
“四人幫”被走資派們篡權下台後，1983年3月23日，遼寧錦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公審張鐵生反革命案件。在法庭辯論時，他說自己在複雜的路線鬥爭中，犯了該寬容和諒解的“錯誤”。法院判處他有期徒刑15年。1991年10月6日，張鐵生刑滿獲釋，一年後，張鐵生在妻子和朋友的鼓勵下開始了他的經商生涯。
1976年10月文革結束，最後一屆《工農兵大學生》1976級12月入校。
1977 年，鄧小平做出了恢複高考的決策，《工農兵大學生》隨之停招。
1980 年年初，最後一批《工農兵大學生》走出了校門，《工農兵大學生》從此成了曆史。
1993年國家人事部、國家教委聯合下發教學廳字[1993]4號文件。其中規定，對於1970－1976年進入普通高等學校的大學生（當時規定普通班學製暫為2至3年），學習期滿畢業時已由學校頒發了畢業證書，國家承認其學曆為大學普通班畢業。該時期進入高等專科學校的則為專科畢業。
94萬《工農兵大學生》，雖然基礎不一，水平參差不齊，但接受三年及以上教育後，他們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亟需人才。他們是承上啟下的一代，他們在各自崗位上不斷努力，參與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複辟資本主義的所謂改革開放，為中國社會40多年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複辟資本主義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這一群體中，有一些基礎厚實、誌向遠大的學員。三年或三年半的學習，實際是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平台。他們努力抓住，並勤奮努力。在北京大學，季羨林、馮友蘭等大家都曾給學員執教。因此，有心學習、自製力強的學員是有機會得到難得的教育。有些人不但積極參與了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複辟資本主義的所謂的改革開放，還積極地參與了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更加積極參與了顛倒黑白造謠說謊抹黑文革。
特別是1975年和1976年入學的同學，他們在校期間，國家曆史掀開了新篇章，大學學習氛圍愈益濃厚，更促使他們勤奮學習。1976年級學員更甚。走向社會後，他們抓住一次次發展機會為改變自己的命運努力爭先富發私財，或報考研究生，或出國深造移民國外，或當官發財從政抓權官商勾結貪腐撈錢找情人包小三。同樣走出了一些著名的科學家、思想家、國務活動家等。他們也積極參與了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複辟資本主義的所謂改革開放。
例如在科技領域，有在疫情防控中表現優異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李蘭娟院士（浙江醫科大學，1970至1973年）；有既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也是副國級領導人陳竺（江西省上饒地區衛生學校，1975年至1977年）等。更有一批擔當大任的領導人，包括省部級、副國級，甚至正國級領導人。例如正國級領導人張德江（延邊大學，1972—1975年 ）、王歧山（西北大學，1973－1976年）、王滬寧（上海師範大學幹校，1972-1977年）等，他們是當代中國發展的一部分，並影響了當代中國發展。雖然這些工農兵大學生在改革開放後被走資派特色政府所用於複辟資本主義，盡管這些人不認可這段經曆，但也否定不了他們是94萬《工農兵大學生》中的一員的曆史存在。
中國是一代人一代人前赴後繼建造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曆史使命，也有一代人的局限。當年工農兵學員作為社會實驗樣本是個人不能左右的，雖然曆史已經證明這項社會實驗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複辟資本主義的所謂改革開放強行廢除了。但這是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為工農兵的在文革中進行的教育改革，是中國幾千年曆史上的第一次又是史無前例社會實踐。《工農兵大學生》這一群體每一個人積極努力，大多數在不同的起點上為中國現代化做出貢獻，值得後人銘記。《工農兵大學生》和各時代的中國人一樣，同樣是中國的建設的參與者，這94萬《工農兵大學生》是否定抹黑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