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製和私有製下工人之區別

公有製和私有製下工人之區別

從五十年代末起，走資派就屢次企圖用臨時的合同工，來取代全民所有製裏工人的終身製，也就是要打破工人的“鐵飯碗”。走資派除了企圖改變全民所有製下工人的終身製之外，他們還不斷地想出辦法，用物質刺激來提高工人的生產。在資本主義的企業中，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要獲得更高利潤就隻有增加企業的收入和減少企業的成本這兩條路。而社會主義的《鞍鋼憲法》是要工人在參加工廠管理中，走向工人治理工廠的目的。

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差異，公有製和私有製生產目的的不同，工人在公有製和私有製的工廠中地位的不同。在資本主義私有製下，工人是雇傭工人，雇傭工人對資本來說，是供資本榨取剩餘價值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就是要廢除雇傭工人，是朝著工人治理工廠，成為工廠的主人的方向在努力的。劉少奇所致力提倡的“合同工”來取代工廠裏工人的終身製。1964年8月22日，劉少奇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幹部會議上講話，講話的題目是“實行固定工和合同工並存的勞動製度”，在這篇講話中，他大力推崇這種固定工和合同工並存的好處。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幾年，走資派為將在全民所有製下工人的終身製改變為合同工(臨時工)作了很大的努力。走資派除了企圖改變全民所有製下工人的終身製之外，他們還不斷地想出辦法，用物質刺激來提高工人的生產。物資刺激的具體作法之一，是用獎金作為報償，要工人為了爭取獎金而彼此競爭。物質刺激的另一個辦法就是實行計件工資，做過工的人都知道計件工資對工人最不利，因為管理者用生產最快的工人每小時能夠完成的數量來製定生產每件產品的工資，也就是把每一件的工資壓到最低，用這樣的方法來增加工人工作的速度和拉長工人工作的時間，以便增加積累。雖然人的勞動速度是有彈性的，可以加快，也可以減慢，但是不可否認，工作速度變快，工作時間拉長，人都會疲倦的，長久的疲倦對人的身體和精神都會產生負麵的影響。資本主義為了提高生產就把人能承受的工作壓力提高到極限，這就是為什麽福特用流水線來增加工人工作的速度，把工人能夠承受的勞動速度和強度推到極限。當工頭把流水線的速度不斷加快時，有的工人體力不支暈倒在地，工頭就把他拖走，丟到工廠門外。這就是為什麽當工會成立後，工人要求中的一條就是流水線的速度不能由工頭隨意更改。

《中國革命的道路》第二部分:全民所有製下的兩條路線鬥爭

作者:  金寶瑜

從五十年代末起，走資派就屢次企圖用臨時的合同工，來取代全民所有製裏工人的終身製，也就是要打破工人的“鐵飯碗”。他們在一些企業中，雇用合同工作為試點，在另外一些企業中，實行終身製和臨時工並存的試點。1962年1月國務院製定《關於國營企業使用臨時工的暫行規定》，以便用劉少奇所致力提倡的“合同工”來取代工廠裏工人的終身製。1964年8月22日，劉少奇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幹部會議上講話，講話的題目是“實行固定工和合同工並存的勞動製度”，在這篇講話中，他大力推崇這種固定工和合同工並存的好處。但是，在1965年3月製定的《關於改革臨時工、輪換工的通知》，把大部分臨時工、合同工都改為固定工(“我國勞動合同實踐的曆史回顧與啟示”看準網上一篇很短的報導。)報導中提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幾年，走資派為將在全民所有製下工人的終身製改變為合同工(臨時工)作了很大的努力。

走資派除了企圖改變全民所有製下工人的終身製之外，他們還不斷地想出辦法，用物質刺激來提高工人的生產。物資刺激的具體作法之一，是用獎金作為報償，要工人為了爭取獎金而彼此競爭。物質刺激的另一個辦法就是實行計件工資，做過工的人都知道計件工資對工人最不利，因為管理者用生產最快的工人每小時能夠完成的數量來製定生產每件產品的工資，也就是把每一件的工資壓到最低，用這樣的方法來增加工人工作的速度和拉長工人工作的時間，以便增加積累。雖然人的勞動速度是有彈性的，可以加快，也可以減慢，但是不可否認，工作速度變快，工作時間拉長，人都會疲倦的，長久的疲倦對人的身體和精神都會產生負麵的影響。資本主義為了提高生產就把人能承受的工作壓力提高到極限，這就是為什麽福特用流水線來增加工人工作的速度，把工人能夠承受的勞動速度和強度推到極限。當工頭把流水線的速度不斷加快時，有的工人體力不支暈倒在地，工頭就把他拖走，丟到工廠門外。這就是為什麽當工會成立後，工人要求中的一條就是流水線的速度不能由工頭隨意更改。

全民所有製下廢除雇傭工人的努力，改變了工廠內工人與生產工具(機器)之間的關係。從上麵所舉的汽車廠內流水線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生產中工人和機器之間的對立關係。從人開始使用工具到資本主義之前，工具都是為了協助工人生產的，一個鞋匠用刀來切皮革作鞋底，用針來縫鞋麵。刀和針對這個鞋匠來說是他手的功能的延長，做人的手不能做的事，來幫助鞋匠完成製鞋的工作，刀和針也是被這個鞋匠控製的生產工具。換句話說，鞋匠這個活勞動控製著他所用的工具中的死勞動。但是到了資本主義生產工具私有之後，人和生產工具的關係，倒了過來。生產工具中的死勞動(資本)反過來控製工人這個活勞動。在汽車的生產中，這個改變有一個過程，福特最早期的工廠裏並沒有流水線的裝備，那時汽車的製造是在一大間屋子裏，屋子的中間有一塊地方空出來，作為工人把汽車零件裝備起來的地方。而汽車每一個部份的零件則由工人在這間屋子的四周進行製造，那時汽車的零件沒有很精密測量，當各個零件湊在一起裝備時，常會有不能吻合的地方，這就要靠工人敲敲打打才能將汽車裝備起來。

在流水線生產之前，汽車工人是技術工人，汽車的零件是靠他們製作的，這些工人在工作中，有時候會停下來休息一會兒，或是跟其他工人聊上幾句，他們總是有一些自己可以支配的時間。工頭看了這種“推延時間”的事會不高興，會心裏著急，但是卻沒有辦法可以對付工人。那時的技術工人有他們自己的工會，可以提出要求增加工資或其他的要求，談不攏時也可以罷工(技術工人的工會和後來產業工人的工會不同)。福特就是在這樣的壓力下，想出了流水線的這個妙招。

對資本來說，汽車工廠使用流水線生產有兩項好處：一是代表資本的工廠管理者可以通過流水線來控製生產的速度;二是流水線的設計把本來複雜的需要工人技術的部份，變成不需要技術就可以完成的簡單工作。換句話說，流水線把生產程序仔細分工後，變成最簡單的不需要技術的操作，由此把原來工人的技術從中抽走。流水線的生產不再依賴技術工人。因此，福特的流水線的生產方式對資本主義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哈瑞.布雷佛曼 (Harry Braverman) 是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寫的《勞工和壟斷資本，二十世紀對工作品質的貶低》(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3]這本書中，他對資本主義的生產程序做了極為明確的分析。在書中，作者用實際的例子說明資本家在生產技術革新時，必然會考慮到這個新的技術是否會有利於他們對工人的控製，也就是說任何新技術的采用都和資本與工人之間的鬥爭有著密切關係。70年代初，美國工人的工資和福利都達到戰後的最高點，但是工人卻非常不滿工廠對他們的各種管、卡、壓。他們用曠工、遲到和辭職等各種方法來抵抗。工人的各種反抗降低了生產效率，增加了生產成本，這就是為什麽資方不得不改變福特製的流水線的生產方式。

到八十年代，日本的汽車生產超過美國，日本豐田的生產方式開始享有提高生產效率的聲譽，於是美國和歐洲的汽車公司開始向日本學習“豐田製生產方式”，各大汽車公司用豐田製取代了福特製，所以豐田製也被稱為後福特主義。豐田製最著名的一點是它的瘦身管理。瘦身管理就是盡一切可能來降低生產所需要的資源，即勞動力、原料的庫存、機器和能源的使用等等。

本文的附錄一對豐田製的瘦身管理有比較詳細的說明。不管是福特製還是豐田製都是資本主義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減低生產成本的工廠管理策略，也就是資方用來對付工人的伎倆。很不幸的是，中國的管理學家崔之元竟然把豐田製等同與中國社會主義在工廠管理改革中提出來的《鞍鋼憲法》。崔先生寫了一篇《鞍鋼憲法與後福特主義》，在這篇文章中，崔之元是為鞍鋼憲法辯護的。他反駁汪丁丁的看法，汪丁丁認為中國必須先搞“福特主義”生產，才能再搞“後福特主義”生產。崔之元在文章中說明，福特式的生產太過於僵化，他認為福特這種以垂直命令來實現廠內分工的辦法已經過時了，已經被“後福特主義”的“豐田生產方式”取代了，他還說，“豐田生產方式”不再是用從上到下的垂直命令，而是注重“團隊合作”。他認為“團隊合作”裏有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者，因此就是“鞍鋼憲法”中的三結合。於是，經過這位教授幾次等同之後，“鞍鋼憲法”就變成了“後福特主義”中的豐田製的生產方式，這是極為荒謬的事。

崔之元的錯誤就在於他認為，《鞍鋼憲法》僅僅是一種工廠管理製度，而這種工廠管理製度既可以適合於社會主義，也可以適合於資本主義，他不去分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本質上的區別。在資本主義的企業中，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要獲得更高利潤就隻有增加企業的收入和減少企業的成本這兩條路。而社會主義的《鞍鋼憲法》是要工人在參加工廠管理中，走向工人治理工廠的目的。因此，後福特主義下的豐田製和《鞍鋼憲法》根本扯不上任何關係。《鞍鋼憲法》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要對《鞍鋼憲法》劃時代的意義有所理解，就必須理解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差異，公有製和私有製生產目的的不同，工人在公有製和私有製的工廠中地位的不同。在資本主義私有製下，工人是雇傭工人，雇傭工人對資本來說，是供資本榨取剩餘價值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就是要廢除雇傭工人，是朝著工人治理工廠，成為工廠的主人的方向在努力的。(請參考本文附錄一：《鞍鋼憲法的劃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