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兵知道為什麽要去打仗嗎?

美國兵知道為什麽要去打仗嗎?

作者:  金寶瑜   簡介：台灣著名學者,  Bryn Mawr College 經濟係博士學位。曾任台灣東海大學經濟係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客座教授，是台灣著名的進步學者，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批判論述頗多，對美國社會有較深的了解，對大陸的社會主義革命亦有研究。近年來，她的較有影響的著作和文章是《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中國農業的發展和問題》、《美國民主政治六講》等。

金寶瑜,  女,   1936年在北平出生，她從出生到小學四年級都住在北平，抗戰勝利之前的那些年北平被日本占領，她父親因為不要給日本人做事所以閑待在家裏。她父親是滿清皇族的後裔，她的祖父曾經做過清朝的戶部尚書和熱河的總督，也曾是大清銀行的行長。祖父家在1911年革命後就沒落了。她的外祖父家裏非常富有，滿人進關時非常凶悍地騎馬打仗，但是進關統治中國兩百年後，大多數滿洲人都失去了之前的戰鬥力，皇族更是如此。每個皇族生下來就領皇餉，所以他們不用從事生產，住在宮裏的皇族請老師教他們寫詩和畫畫，或者拿著鳥籠各處溜達。（當然滿洲平民不能過著這種生活。）長期不事生產的結果，是皇族的後裔喪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就連日常生活上的事都無法處理。你看過溥儀寫的《我的前半生》嗎？這本書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在接受改造之後寫的，在他改造的過程中，第一步先學自己係鞋帶。在1911年革命之前她的祖父母就都過世了，她的父親最小排行第六，就跟著他的大哥過日子，她祖父留下的一些古董和值錢的東西都被管家拿走了，他們兄弟六人，隻有她的四伯父和後來她父親作過正式的工作，因此過著很貧困的生活。她父親考上清華大學後，學費和生活費是靠遠方親戚來接濟的。1950年她的父母申請離開大陸，她母親家裏太有錢，她很怕共產黨。他們離開中國大陸到香港。後去了台灣。

 

金寶瑜：關於美國民主問題的講座（一）

中國的民主有待改進，這是事實。在外地，底層民眾想到北京上訪，申訴一下不法官員給他們帶來的冤屈和困擾，也都會被阻擋而不能成行。跟一些工人接觸，他們也不認為中國民主。特別美國之音這樣的廣播總是在說中國沒有民主。可是，民主能解決什麽問題呢？美國民主到底是怎麽回事？好像了解的人不是很多。
    
這次西藏事件發生，美國媒體就說中國是集權政府，所以壓迫西藏，壓迫少數民族，也壓迫漢人。這次西藏事件，美國媒體的宣傳很厲害，把照片拿出來，說中國怎麽樣壓迫西藏，西藏的文化怎麽樣被損毀。Google上有很多資料講西藏要求獨立，美國情報局怎樣幫助達賴喇嘛和他的兄弟，怎樣拿CIA的錢幫助西藏獨立。最近看到好幾篇英文文章很確定地說，西藏從來沒有獨立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承認過西藏是獨立的，西藏一直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而且還很清楚地講，當初中國解放以後，並沒有將西藏政權強奪回來，而是逐漸地一步一步地將其收回，整個西藏的解放是農奴的解放。這些文章把事實都說出來了。可是一般情況下，美國的大眾完全不知道這些事情。
    
和我的那篇文章（即《美國“民主政治”六講》）相聯係，以前美國很多媒體輿論是中央情報局給錢的，現在是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簡稱NED），但美國大眾根本不知道有這樣一個組織。
    
為什麽把美國的政治稱作民主政治呢？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張選票。可是，選出來的人是否能代表你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假如不行，你就不能達到自己參與政治的目的。所以，選票的意義正是我們應當仔細考慮的。著名經濟學家熊彼得很坦白地說，美國的選舉製度就像賣商品一樣，大量的“廣告”貼出去，你隻是在候選人裏選出一個人來，但這個人是否能代表你的利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為什麽說不能代表大眾的利益呢？我舉幾個例子。例如大豆等轉基因食品，美國80%的人希望其包裝上能貼出是否有轉基因的標識，但政府卻做不到。一些大的食品公司對政府行為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威脅到自身利益，這些大公司就盡量使政府不要去做這樣的規定。比如MonSanto這個公司，他生產一種很有名的殺蟲劑（除蟲除雜草），叫RoundUp，這種殺蟲劑對大豆生長有影響。結果MonSanto後來把大豆基因改了，這個轉基因的大豆不怕殺蟲劑，它的種子就可以賣好價錢。本來農業多年來都是經過大家的知識累積、培育、選擇好的種子，這叫做common property，即“大家所有的財產”，不是你有或者我有的關係，而是所有人的辛苦培育出來的種子。但MonSanto把它的種子每包賣到5塊錢，漸漸的變成如果你不再買它的種子就沒辦法繼續種，因為這種種子隻能繁殖一代。它的目的就是怎樣能賺錢，這種子果然賣得很好，MonSanto的股票大漲。但MonSanto這樣的大公司它不希望食品消費品包裝上寫有“轉基因”這樣的標識，因為一般消費者還是不喜歡買這類產品的，MonSanto有能力使政府不要規定在包裝上標明“轉基因”。
    
如此，很多對老百姓生活上有益的政策就完全沒辦法推行，又比如醫療保險。美國沒有實行全民健康保險，美國1/3左右的人沒有健康保險。如果大家看過Michael Moore（即《華氏911》的導演）的新電影叫《Sicko》，講的是在美國，很多人沒有保險，而有保險的人自己卻又要支付很多錢，要把自己房子賣掉才能看得起病。911的時候有一個人自願去救人，吸入很多灰塵結果他的肺就壞了，沒有氧氣就不能維持呼吸，但他沒有保險所以不能看病，這個Michael Moore就帶著他還有其他有病不能治的人到古巴去了，古巴很好的幫助他們治病。這在美國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最近連《華爾街報》都說了，有一個婦女得了癌症需要治療，但必須自己先拿出4萬3千塊的現金，太不合理了。如今困擾許多美國家庭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負擔他們的醫藥費用，美國這樣一個富有的國家有近五千萬人沒有健康保險，他們生了病無法看醫生，小病拖久了變成大病，最後隻有等死。另外，有保險的家庭中有很大一部份，如果生了大病，保險公司多半不負責， 就連中等收入的家庭都會因為生了大病而傾家蕩產，有時連住房都得賣掉來還欠醫院的債。還有就是一些人長期生病，保險公司認為醫藥費過多了，就將他們退保。保險公司隻保健康的和不生大病的人，因此是賺錢的好生意，但是卻苦了一般老百姓。美國的遊說公司，在華盛頓注冊的就有4萬個，他們受雇於美國的大醫療公司，就去說服政府使它不照顧老百姓的醫療保險。再比如這次國會有人提議，想通過法律使老人買藥能夠省錢，結果那些大的醫藥商就派遊說團，說有政府的保險，我們不能要求消費者繼續向其買藥、去向政府報銷，於是藥價依然高居不下。美國這麽富有，又花了這麽多的錢在醫療上——像日本GDP的6%是花在健康、醫療上的——而美國有百分之十幾，卻還有這麽多人看不起病。在所有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美國是唯一沒有全民健保的國家，為什麽美國那麽富裕，花10%以上的錢在醫療上，還是有那麽多人看不起病。這麽多年來，美國國會不能通過立法建立一個大家都可以去、又有預防性的的健康醫療製度，使人不要等到大病又花不起錢，美國國會甚至通不過一項益於國民健康的法案。這就說明一般人的利益沒有辦法通過法律過程來實現。其實美國的立法過程相當民主，這是很有意思的，他們有民主黨、共和黨，每個議員都能提出法案，再經過多數通過，通過了總統又可以進行否決，但議會如有2/3的人支持的話仍然可以通過。其實美國是相當注重不要一黨專政、不要總統專政、不要一個部門的權力太大，但它就是沒有辦法選出能夠代表老百姓的人、能通過法律實現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在美國一般人的政治參與率非常低。總統4年選舉一次，參議員每6年，眾議院是每2年選一次，總統選舉每次投票率隻有1/2，參議員的選舉投票率隻有1/3。一般人認為，投不投票實在是沒有意義。2006年民主黨勝，其實主要是因為伊拉克戰爭花錢太多，又死了很多美國人，大家反對得不得了。開始打的時候是謊稱伊拉克有殺傷性武器，跟911有關係，實際上完全不是這樣。於是，大家現在就反對戰爭，選民主黨，希望民主黨改變政策。但民主黨上台以後一點用都沒有，反而是一上台就征兵、增加預算，現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事，一個月的花銷就要110億美元。
    
所以在美國，沒有錢的人說話就像是在嗡嗡的說悄悄話，而有錢的人則是大吼大嚷，因為有很多渠道讓它說話，電視、電台、報紙都反對醫療社會主義化。這些說明，隻要經濟上不平等的話，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
    
伊拉克戰爭誰賺錢呢？像美國陸軍包給哈裏伯頓的子公司KBR為士兵建軍地的住房、供給士兵夥食、給士兵洗衣服等等。因此一旦打仗，哈裏伯頓的生意就興隆起來。在美國對伊拉克開戰後，KBR的收入從2003年的第二季度的三億美元增加到第四季的二十億美元，上升了快七倍。隨著戰爭不斷的延續，哈裏伯頓的收入也繼續增加，至今已經超過八十億，還可能再升到一百八十億美元。在美國入侵伊拉克的第一年中，KBR建了六十四座食堂，供給了四千萬頓夥食，洗了一百萬捆衣服。處理了一百五十萬立方公尺的垃圾，和遞送了八百萬包的郵件。KBR在伊拉克有七百輛大卡車專門為美國軍隊運送這些供給。所以哈裏伯頓在政治上就有影響力，而一般士兵卻沒有。
    
士兵回來以後卻是好慘的。中國去援朝，去的人都知道為什麽要去打仗，但去打伊拉克的士兵就不清楚，他們回來後精神上都很錯亂，比越戰老兵的情況還要糟糕。但這些人也根本找不到代表替他們說話。這次有個有利於他們的法案就被否決了。窮人的聲音很微弱，有錢人的聲音很大，影響很大。今天的中國也是一樣，大家看是誰有聲音呢，誰可以去改變政府的政策呢？是農民有，民工有，還是下崗的工人有聲音？有沒有選票並不是最重要的，如何影響政治才是最需要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