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公社辦學人人有書念村村有文化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國民文化素質的要求是不言而喻的。毛澤東在賦予農村人民公社的《五位一體》綜合功能中，十分重視《學》，即《公社辦學》。
在毛澤東看來，在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奠定了新中國發展所必需的政治秩序和經濟基礎之後，接著必須要進行的是技術和文化方麵的《革命》。
農村人民公社大辦文化教育，以《能者為師》，開展識字掃盲，辦業餘紅專學校，辦幼兒園、小學、中學特別是農業中學，乃至辦農業大學等，使人人有書念，不僅提高了廣大農民科學知識水平和文化素養，而且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
農村人民公社辦學的內容與形式。
首先，開展識字、掃盲運動。
為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農村發展的需要，毛澤東提出要組織農民學文化，在農村開展掃盲工作，並要求在教學內容、形式和時間上都要切合農民的實際。農業“四十條”提出：從1956年開始，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12年內，基本上掃除青年和壯年中的文盲。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在三年到五年時間內，全國基本完成掃除文盲的任務。據此，各農村人民公社號召在校學生和一切識字的人都參加掃盲工作，培訓民師，組織誌願掃盲工作隊，突擊編寫、印刷、出版掃盲識字課本，大力開展掃盲運動。
1951年至1961年的十年間，山東省共掃除青壯年文盲370萬人，1965年全省共有掃盲班學員261.5萬人，摘掉文盲帽的有21.3萬人。盡管當時存在急於求成、浮誇等問題，但掃盲力度之大，普及麵之廣，可以說是達到了教育下移、教育平民化的目的，幾乎讓所有農民，無論青少年文盲，還是中老年文盲，都獲得了不同程度的受教育機會。
其次，開辦幼兒園，普及小學，舉辦初中。
毛澤東強調．：農村辦學應當采取多種形式，除了國家辦學以外，必須大力提倡群眾集體辦學，允許私人辦學，以便逐步普及小學教育。據此，人民公社開辦了大批農村小學、幼兒園和托兒所，並盡可能舉辦初級中學，使農村人口受教育機會大大增加，適齡兒童大都被送進學校接受教育。
山東掖縣（今萊州市）西由公社1963年兒童入學率比1958年前增長了30%．基本上普及了小學教育；學生總數由1958年時的88名增至556名。安徽霍丘縣夏店公社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兩條腿走路的方針，1958年秋辦起民辦小學32所，吸收了1570名學生入學，普及了當地的小學教育。
湖北省荊州地區高坪、黃龍兩個公社通過建立教育網，並“把學校辦到了貧下中農的家門口”，在147個生產隊都開辦了幼兒班，上幼兒班的3-6歲兒童達3040名。
此外，許多地方還興辦了耕讀小學。如江蘇句容縣大卓人民公社，1964年辦起了47所耕讀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85%。同年，江西南昌縣也興辦了許多耕讀小學，使90%以上學齡兒童入了學。
再者，興辦農業中學。
1957年3月，毛澤東分別同各省市委宣傳部長和七省市教育廳長談教育工作問題，毛澤東說：中學辦在農村是先進經驗，農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學，畢業後可以回家生產。
1958年9月，毛澤東進一步指出：人民公社辦學校，勤工儉學，或者半工半讀，學習和勞動就結合起來了。這是一大改革。動員群眾力量辦農業中學，使不能進普通初中的小學生畢業生都能升學，至今看來仍不失為一個好辦法。“農業中學可以把幾十萬幾百萬小學畢業生，訓練成工農業生產所需要的技術力量”。
由此，大多數農村人民公社都舉辦了農業中學。如江蘇省在1958年春季辦起了6000多所農（職）業中學，入學的學生達30多萬人。這些農業中學大都是依靠群眾解決校舍設備問題，如獻工獻料，送農具、校具等。農業中學在創辦之初，便顯示出對於農業生產、推動技術改革方麵的促進作用。全省農（職）業中學共種38844畝高額豐產試驗田，開辦各種小型工廠12340個。學生邊學習邊勞動，在掌握了某項技術後，馬上向社員推廣，農業中學成了農村革新農業技術、推廣先進經驗的重要平台。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肯定了農業中學的重大作用，要求采取各種有效方法培養農業中學的師資、因地製宜學以致用地編寫教材，並且明確指m農業中學是一種職業學校，與普通中學擔負著不同任務，兩者發展並重。
最後，建立業餘紅專學校和農業大學。
紅專學校是為掃盲畢業學員升入高一級學校而設立的一種政治、技術、文化“三合一”的學校，屬成人教育、工農業餘教育的一種形式，縣、公社、大隊都辦，學製有長短，由學校自行掌握。
學校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集中生產、食宿，白天勞動，晚上學習，實際是生產專業隊性質；
二是基本上半工半讀，學員文化水平不一，辦學也不正規；
三是縣辦的較正規的農業學校，半工半讀，多數與縣初級農校、農場、拖拉機站合並，學員文化水平多在高小以上。
農村人民公社舉辦的大學一般為業餘大學，如人民公社辦業餘大學的“開路先鋒”——河南省孟津縣的翟泉紅專大學，吉林省延邊朝鮮民族自治州的黎明農業大學等。
據《光明日報》報道，到1958年10月1日，廣大農村中的紅專學校和紅專大學已達34.9萬餘所，有2000餘萬人在這些學校裏學習。山西省辦起業餘紅專學校和文化技術學校共23653所，入學人數達200萬人，紅專大學7478所，入學人數近129萬人。
1959年冬，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強調，“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以適應農業機械化的要求。誠然，在辦學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如不顧客觀條件限製一哄而起、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等，但從效果看，當時的紅專學校和業餘大學在提高群眾文化和思想水平、推動農業生產方麵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別是其既勞動又生產、就地取材、能者為師的做法是適合當時實際和需要的。
農村人民公社辦學負載的價值。
首先，“靠文盲建設不起社會主義”。
新中國成立之初，文化教育十分落後，“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據統計，各級各類學校在校生僅占全國人口的5.6%，學齡兒童入學率隻有20%左右。
毛澤東在會見斯諾時談到：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所謂“白”，就是文盲還沒有完全消滅，不但是識字的問題，還有提高科學水平的問題。
毛澤東借用列寧的話說： “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我國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後才去開始進行”。
因此，普及和加強文化教育，是社會主義建設大業當中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也是人民公社的題中之意。各人民公社的章程或簡章中，對於文化教育都作出相關規定，如七裏營人民公社章程草案第五十四條規定：16歲以下的男女兒童必須在學校學習，要使社員普遍受到中等教育。喳岈山公社試行簡章也作了類似的規定。
其次，農民“迫切地要求學文化”。
正如毛澤東所分析的：在過去長期的封建製生產關係當中，地主階級不僅掌握主要的生產資料，而且還壟斷了教育與文化。因此，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在文化教育方麵翻身，要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教育。
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就有這種可能了。而現在農民有了合作組織，有了農村人民公社，就更“因為經濟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學文化。”這種經濟上的需要諸如：要合理建立生產隊賬冊、搞好集體經濟的財務，就要懂簿記、會計；有了電，就要有人會操作和掌控；要消滅農作物的病蟲害，就要有人會使用農藥，等等。並且，由於公社是多業同展的較大規模組織，其經營管理需要各類人才。
再者，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
農村人民公社的建立，為農業機器的使用提供了組織條件。而農業機械化的實施需要大量的技術人員。抽水機、拖拉機、運輸和加工機器等等，從這些農業機械的操作、維修到改進和研製，都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學技術知識。
並且，在人民公社組織當中，要提高管理水平、實現科學種田以及實施農村計劃生育、移風易俗、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等，都需要文化。而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教育是基礎，這就對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因此，農村人民公社辦“草根教育”，是毛澤東思考農村問題的十分重要一環。
再次，教育事業是公社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毛澤東不僅對公社辦學寄予厚望，並對公社的教育發展作了規劃：“在教育方麵來說，每個基層單位將有自己的初等學校、中等學校和高等學校”。
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推薦的《楂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案）》，對公社的教育發展作出了更詳盡的設計。簡章草案指出，人民公社的任務是管理本社範圍內的一切工農業生產、交換、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務。
為此，必須多快好省地發展農業、工業生產和文化教育事業，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逐步縮小鄉村和城市的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對發展教育的規劃是：公社實行與勞動密切結合的普遍義務教育。要普遍地設立小學和業餘的補習學校，逐步做到所有的學齡兒童都能夠入學，所有的青壯年都能夠補習到高小程度。要逐步做到每一個大隊建立一個業餘農業中學，使所有的青壯年都能夠補習到高中程度。在條件具備的時候，建立適合公社需要的專科學校或者大學。
農村人民公社辦學的成就。
人民公社的“草根文化教育”在掃除文盲、提高廣大農村人口的文化技術水平等方麵，取得了顯著成績，在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方麵獲得了很多寶貴經驗。
農村人民公社時期中國的教育水平，或者說是農村教育水平達到了同等經濟水平國家中少見的高水平。
據統計，1980年中國小學入學率為94%，初中入學率為73%。同期印度小學入學率為83%，初中入學率為30%。73%的初中入學率大約低於發達國家（通常在93-80%之間，但意大利當年為70%），低於同期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通常與西方發達國家接近或者更高些，比如蘇聯達到96%居世界第一，其次是日本93%）。但除了韓國(78%)，中國高於所有現在所謂新興市場國家（大約在30-50%之間），更高於一般發展中國家(15 -30%)。
可見，中國在人均GDP並不高的時候，教育水平是超前的。與印度相比較，印度的高等教育優於中國，但民眾受教育程度遠遠落後於中國，中國有著識字率較高的民眾群體。在有著龐大農村人口且受教育水平相當低的國度取得這樣的成績，這不能不說與當年人民公社辦學緊密相關。
請你永遠記住這位偉人——毛澤東！
美國軍事評論家：請你永遠記住這位偉人——毛澤東！
拉瑞斯約本.海黙（美國軍事作家，評論家）：是誰能夠使一個貧瘠的國家，在短短幾年時間裏，迅速崛起於世界強國的行列？
喬治?華盛頓是美國第一位總統。他以貧弱的美國北方軍，經過多年苦戰打敗了先進的南方殖民軍，使美國獲得了統一與和平。但是，在東方一個大國----中國，他的一位優秀的領導者毛澤東先生，領導了他的人民，在貧困，饑餓的壓力下，卻取得了遠遠超越喬治?華盛頓的偉大成就。
1949年毛先生建立了他領導的中國紅色政權，同時也開始了中國人覺醒的時代。1950年我們的可愛的總統大人，他覺得北韓十分不聽話，同時他更加厭惡這個新生的紅色大國。為了滅絕赤色，他決心先打掉北韓從而占領亞洲大陸一端，再謀求最終消滅這個赤色中國。隨即他調兵遣將，以18國集團為核心，聯合國安理會為民意。
總計出兵51萬3000人，坦克2400輛，戰機4000架，各型火炮50000門，同時動用了原美國海軍第1，3，4，7四隻龐大的航母艦隊群，以排山之勢殺向北韓。在他看來，這樣的現代化的龐大的軍群，任何一個國家，哪怕是當時的蘇聯也不敢與之交手。然而，他似乎忘記了毛先生的偉大的軍事戰略膽量。毛在前蘇聯猶豫遲疑下，悍然單方麵出兵抗擊美國聯軍。於是一場驚人的戰爭就此爆發了。
100萬中國士兵，在沒有遠程炮火支援，沒有空中火力掩護，沒有地麵集群裝甲突擊的情況下，依靠著火器兵器時代最原始的卡賓槍（衝鋒槍），手雷，打敗了美國聯軍。這也是人類現代曆史上，首次由一個國家單獨擊敗了世界力量的先例。當然，中國人也遭受了525000人的慘烈傷亡。但是，對於一個幾年前還在被日本軍隊肆意侵略蹂躪的國家，在幾年後，突然間打敗了世界上當時最強的軍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樣的奇跡除了毛先生敢於創造，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
美國就這樣丟下113000名陣亡士兵，帶著84000名傷員，以及換回來的45000名被俘人員，邁著沉重的腳步，蹣跚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前蘇聯的偉大人物赫魯曉夫先生，上台了。他覺得中共的毛太不懂的什麽叫----尊重蘇聯，竟敢違背他的指令。因此，他發動了一場更加荒謬的戰役－中蘇珍寶島戰役。
蘇軍以1個遠東集團軍的1個坦克旅，3個摩托化步兵團，總計約20000人，在沒有事先警告情況下，對中國采取了軍事行動。戰爭初期，蘇聯對於中國的軍隊裝備幾乎是比自己的還清楚。他在韓戰前後，送給了中共毛先生4個坦克師，10個步兵師，3個防空炮師，3個機械化師的全套裝備。而中國當時最強的主戰坦克就是T59型也就是前蘇聯的T54A。戰鬥全重隻有36噸。如果與前蘇聯最新的T62型坦克對比，可以說對方無需開火，使用自身就可以把T59撞翻。
他打了！毛先生在接到邊防軍告警電報後，也做出了最快決定：打！就把他打疼！結果蘇聯人丟下了約1個團的裝備以及成批屍體，氣惱的回家去了。赫魯曉夫接到失敗電報後，召開了緊急軍事會議，先後撤職了隸屬於蘇聯遠東集團軍1位元帥（坦克裝甲諸兵種元帥），3名大將，4名中將，24名上將、少將。抓捕了遠東紅旗134師（主力師）營級以上全部軍事主管。
在毛先生對外戰爭曆史中，還有一場值得提起，那就是中印邊境之戰：麥克馬洪線之戰。其實在印度背後有輸了韓戰無處撒氣的華盛頓，有已與毛交惡的格林姆林宮，有企求可以撈足好處的大英帝國，等等。他們幾乎出現了從所未有的合作！蘇聯低價貸款給印度尼赫魯，裝備了7個印度陸軍師。華盛頓給了尼赫魯大批戰後物資。英國把自己的那些老式火炮都給了出來。一時間印度成了當時世界2大集團的寵兒。
但是，短短30天時間，印度軍隊全軍潰散。在第2師做戰術指揮教導的洛克弗菲希爾準將說：你見過非洲的斑馬群奔跑嗎？但是它們不如印度軍隊潰逃更快。 8940名印度軍人葬身山穀，1370名士兵被俘，1名準將被擊斃，亞洲第一美國旅：“錫克”旅完了。英國全資資助的“廓爾柯”營完了。而毛先生在他的官邸中南海戰前就曾說：不管你是印蘇聯軍，還是美印聯軍，即便是再來一次八國聯軍，我們中國也要與你打！打出一個真理來。
毛先生的英明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擊潰了印度聯軍，打擊了美國與蘇聯的再一次恐嚇。這就是毛先生。毛先生一貫堅持自力更生。由於他的英明，中國建立了自己的核武器工業，製造遠程洲際彈道導彈，打造了核潛艇戰略部隊，研製了以TU16（當時較為先進的中型轟炸機）為主的中程核武器空中投射能力。
但是在那個時代，中國沒有現在的改革成就。國家資金薄如白紙。但是他依舊搞了這些在今天華盛頓嚴重感到最難以承受的軍事工業。他叫一個貧弱無力的中國從此站立起來。不怕蘇聯。更加不懼怕我們。在他那個時代，隻有那個時代。我們空軍在靠近北越領空時候，戰鬥機就會自動報警。因為那裏有中國派駐的34支火炮與導彈防空營。
我的國家：美國！
請你永遠記住這位偉人：毛澤東！
共產黨執政權是工人農民賦給的。“人賦人權”表明，共產黨必須要自覺做到“權為民所用”。 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用好權的同時，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
“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 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廣大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
如今走資派為資本家服務了。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了，就不合法。
管理權是人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它的權力同樣是人賦的，這個“人”就是人民大眾，這是毛澤東的一貫觀點。
1968年10月毛澤東再次強調：“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 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廣大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
執政之後，毛澤東一再提醒全黨，共產黨是代表人民執掌政權的，如果代表得不好，人民就會收回這種權力。那麽，怎麽樣才算“代表得好”呢? 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用好權的同時，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
一方麵，因為共產黨的管理權是人民所賦予的，所以必須履行為人民服務的義務。正如毛澤東所說：“人民要解放，就把權力委托給能夠代表他們的、能夠忠實為他們辦事的人，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我們當了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
其一，毛澤東始終把人民的利益作為最高的價值標準。
早在1925年，毛澤東在回答“為什麽要革命”時，就講到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上的幸福。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又提出“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
在毛澤東眼裏，為人民服務，歸根結底就是為人民謀利益。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其二，毛澤東始終把符合人民利益作為共產黨員的道德準則。
毛澤東甚至認為，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這就不但把人民利益標準作為共產黨人的人生價值的標準，而且引申為生死觀的標準，具體化為可以操作的行為準則和評價標準。
其三，毛澤東始終把符合人民利益作為工作判斷的最高標準。
毛澤東說，“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毛澤東說，“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
即是說，共產黨人所做的各項重大決策，必須符合人民的利益。同時，符合人民的利益絕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必須關注民生問題。
其四，毛澤東始終堅持“革命功利主義”。
毛澤東認為，“世界上沒有什麽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裏，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隻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
另一方麵，為保障共產黨的管理權的正確行使，必須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
毛澤東認為，人民能將權力賦予給共產黨，也能將權力收回，如果共產黨蛻變成一個特權階層、腐化集團，那麽人民也應當毫不客氣地將其“革掉”。
所以，“政治工作要走群眾路線，單靠首長不行。你能管的了那麽多嗎? 許多事你們是看不到的，你隻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發動群眾，人人負責，人人開口，人人鼓動，人人批評。”
1945年毛澤東同黃炎培關於“曆史周期律”的對話，既表現了他對共產黨能夠使用好人民賦予的權力的高度自信，也是對全黨的一個警示。
為此，在建國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鄭重提出了“兩個務必”，警告全黨要注意拒腐防變。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說，並又反複強調：“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基於這種認識，毛澤東在《文革》中特別注意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
《反走資派》不是借著歌頌毛澤東來反走資派，而是聽毛主席話要反走資派。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四月十四日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是一次在我黨曆史上有深遠影響的代表大會。
我們這次代表大會，是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召開的。這個偉大的革命風暴，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複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大大地加強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大大地加強了我們的黨，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為這次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規模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
毛主席曾經用簡潔的語言說明了這場大革命的必要性：“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為了充分認識毛主席這個科學的論斷，我們應當深刻理解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
毛主席同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毛主席全麵地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正反兩個方麵的曆史經驗，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文革》是什麽？文革就是階級鬥爭。是毛澤東共產黨同蔣介石國民黨鬥爭的繼續。武裝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看似結束了。
但蔣介石國民黨留下的無數的右派分子還在，而且還有無數的新的產生。每個人腦子裏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每日每時都在產生資產階級思想。他們聯合起來瘋狂地反對共產黨，逼共產黨下台。他們在共產黨內找到了代理人《走資派》。
鄧小平篡權上台所做的一切證明了這個事實。文革就是階級鬥爭。工人下崗了，被砸了鐵飯碗。農村人民公社解散了，農民又一盤散沙。官兵又不一致了。資本主義私有化後的一切醜陋社會現象都變本加利地複辟了。睜眼看不見嗎？
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階級鬥爭，資產階級還存在，小資產階級還大量產生，社會上的形形式式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使必為反映到中國共產黨內來，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試圖複辟資本主義。所以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必定成為走資派。文革就是階級鬥爭的繼續，而使用的方法是文鬥而不是武鬥，使用的是《東方民主》，即無產階級民主也稱大民主。
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衝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鬥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製度本身來解決，而隻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
毛澤東說：“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指出：“就我國內部來說，階級還沒有最後消滅，階級鬥爭還是存在的。這兩點必須充分估計到。同階級敵人作鬥爭，這是過去政治的基本內容。”
毛澤東提出了“打擊官氣、尊重群眾熱情、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號召群眾大規模廣泛參與社會管理和勞動、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利用一切人類先進技術實現大規模飛躍”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毛澤東指出：“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從來是很豐富的。過去是在舊製度的壓抑下，沒有解放出來。現在解放了，開始爆發了”，“我們現在的方法是揭蓋子，破除迷信。讓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都爆發出來”。
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實現從集體所有製經濟向全民所有製經濟過渡的基層載體構建方麵，毛澤東開創了集體公社理論——集體公社實行工農商學兵合一、政經合一、全民皆兵，大力發展政治經濟和民兵力量，作為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向社會主義發達階段過渡的載體。而且，毛澤東創造性的指出，兩大所有製並存條件下，一部分生產資料也是商品，例如買給農民的生產工具。
毛澤東指出：“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結構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基層單位。公社在現階段同時又是基層政權的組織。”
公社是實現農村自主工業化、發展鄉村的社會生產力、實現鄉村有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經濟過渡的載體。
毛澤東說：“現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現的社會主義大集體所有製，也就係小全民所有製，要逐步地發展為全麵的全民所有製。”
毛澤東說：“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產資料，就必須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即機械化和電氣化）。”
毛澤東說：“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長期並存下去，總有一天不能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生活對農業生產越來越增長的需要，不能充分滿足工業對農業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而要滿足這種需要，就不能不解決兩種所有製的矛盾，不能不把集體所有製轉變為全民所有製，不能不在全國單一的全民所有製的基礎上來統一計劃全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和分配。”
關於公社的自主工業化，毛澤東深刻指出：“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裏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
毛澤東開創的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取得了極其輝煌的實踐成就——不到三十年，我們就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化體係、國民經濟體係、國防設備體係，擁有了自己的“兩彈一星”。
毛澤東敢闖新路，提出了一整套前人沒有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並變為現實，取得了國際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曆史上迄今為止最輝煌的成就。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最全麵、最有創造性的繼承和發展，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是迄今為止最全麵、最豐富、最科學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實現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效率最高的實踐成就。
新中國剛成立，中國一窮二白（1949年建國之初，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裏的中國當時的工業產值還不如比一個僅僅三萬多平方公裏的比利時），經濟嚴重基礎薄弱，人口平均壽命僅僅三十五歲。
但是，在毛澤東領導下，人口平均壽命從三十五歲增長到六十五歲，全國糧食也增長近一倍。
起點於一窮二白、工業基礎極度薄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新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取得了人類曆史起點極其低、條件極其差但是最高效率的現代工業建設成就。.
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開始了從兩千多年的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現代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開展了大規模的交通基礎設施和水利工程建設，用二十七年實現了西方社會近兩百年才實現的工業基礎現代化，讓中國從一窮二白的農業國發展成為自己擁有《兩彈一星一潛艇》的社會主義工業大國。
《要捍衛》《人權》？權貴們的《人權》《要捍衛》嗎？《人權》掌握在《權貴們》的手中。《要捍衛》《人權》的是低層的無權無勢無錢無貴的平民百姓。
“人賦人權”表明，首先要捍衛人民大眾的人權。
毛澤東曾說：“為什麽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回答“為什麽人”的問題，首先必須把握人民概念。毛澤東人民概念呈現出一些獨特之處。一是具有曆史性。毛澤東根據中國不同曆史時期的矛盾狀況，界定了不同曆史時期人民的範圍;二是具有階級性。階級性是毛澤東人民概念的本質特征。三是具有群眾性。毛澤東認為，人民的範圍極其廣泛，不論在哪個曆史時期，均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由此出發，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既帶有鮮明的階級性，又體現出鮮明的群眾性。
一方麵，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具有強烈的階級性。毛澤東認為隻有帶階級性的人性，沒有不帶階級性的人性。同樣是人權，因時代、地區、國家、民族、階級的差別而有不同的表現，這種具體表現就是個性、特殊性，在階級社會主要是階級性。毛澤東很早就注意到強權者的利益和被壓迫者的利益不一樣，舊中國的受教育權並沒有惠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等等。他說：“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
可以說，毛澤東早在青年時期就有了“人民大眾的權利”這樣的意識，他一生都在為實現和保障人民大眾的人權而努力。五四前後他已經看到，曾經令他激動不已的“中華民國”並不是真正的“人民的國家”，這使毛澤東萌發了用“民眾的大聯合”推翻少數人的統治、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的最初意識。
在《湘江評論》的二號刊上，青年毛澤東說，天地間的權利和自由本來是人人都可以到手的，但卻成了少數“惡賊”的專利，這“惡賊”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者。有了明確的階級意識後，毛澤東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首先要爭取的就是本階級的人權，指出共產黨就是要爭取人民大眾的權利。
毛澤東非常讚賞孫中山“近世各國所謂民權製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的民權主張。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到“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精神。
毛澤東始終站在農民運動前列，指導著運動前進。
毛澤東指出：中國社會中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製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他對封建宗法思想和製度的批判是極為深刻的，遠遠超過了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
1941年11月毛澤東再一次解釋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民權和民生就是為全體一切抗日的人民謀利益，全國人民各得其所，“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
毛澤東一生都把人民大眾的權利放在首位，把“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產的權利。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作為共產黨和他個人的革命目標。
另一方麵，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是把人權的普遍性與階級性結合起來的楷模。在毛澤東那裏，工農一直是人民大眾的主要部分，但並不是全部。
《民眾的大聯合》就旗幟鮮明地宣傳了廣大受苦受壓迫的民眾，占了人口的大多數，是國家、民族和社會主體的思想。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人權都不是隻由工農專有的，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以及開明紳士都是人權的主體。
比如，他認為每個時期人權主體的變化應與該時期“人民”概念的變化相一致。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階級和階層包括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和資本家都與工人農民共同享有各項人權、財權和政治權利。
毛澤東在《論政策》一文寫道：“應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民有同等的人權、財權、選舉權和言論、集會、結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權”。
解放戰爭時期，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及其總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的各項權利都應當得到保障。過渡時期，一切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和工農享有同樣的權利。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作為人權主體的範圍更是空前廣泛，國家的一切權利都屬於這些人。
再比如，毛澤東始終堅持了“優待俘虜”的一貫主張。因為，革命的目的是消滅剝削階級，麵對整個敵對階級，隻能用鬥爭的方法而不能用人道原則。
但對於不同階級中的具體個人，卻可以和應該采用人道原則。放下武器的敵人，他們更多地是作為個人而不是作為階級與人民對立。而且，敵人營壘中的士兵，如日偽軍以及國民黨反動軍隊中的士兵，多是被強征入伍的，屬於勞苦大眾而不屬於剝削階級，從這一點來說，也應該用人道原則去保護、爭取、團結他們。
“人賦人權”表明，必須追求人的個性解放與全麵發展。
人權內容涉及麵很廣，但作為一個以改造社會為己任、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澤東特別強調人的個性解放與全麵發展，這一點在毛澤東早年的“新村”藍圖中就有所體現，在後來的人民公社運動中也可見一斑。
一方麵，毛澤東提倡人的個性解放。
1926年毛澤東在起草“上海互助團”的“啟事”中指出：西方的個性解放值得提倡，專製主義的最大罪惡就是壓製、摧殘個性。青年毛澤東的理想社會是“由少數階級專製的黑暗社會，變為全體人民自由發展的光明社會”，在其中“個人有無上之價值，百般之價值”，“故凡有壓抑個性、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
這裏，毛澤東宇宙觀的唯我論錯誤是明顯的;同樣，他主張個性解放的反封建革命性也是異常鮮明的。膾炙人口的“萬類霜天競自由”的詩句，反映了青年毛澤東追求自由、向往自由的心境。1939年3月，毛澤東提出：“我們共產黨人是永遠站在爭自由與爭平等的人們一起的。”
1944年，他還說：“解放個性，這也是民主對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被束縛的個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1947年1月1日《新年祝詞》飽含熱情地寫道：“自由的陽光一定要照遍祖國的大地。”晚年他在閱讀《聊齋誌異》《小謝》時批注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個性解放的強烈要求，人與人的關係應當是民主的和平等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頁)毛澤東理解的人的個性解放具體講包括以下主要內容。
一是政治解放。
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是毛澤東人權思想的核心內容。毛澤東深刻認識到，“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著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要求獨立，中國如果沒有獨立就沒有個性，民族解放就是個性解放”。因此，實現民主獨立和人民解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首要曆史任務，也必然是中國人民個性解放和全麵發展的前提。
二是經濟解放。
生存權是最基本的人權。個性的解放，人格的獨立，均以個人經濟的獨立為基礎。毛澤東指出：“在中國的封建製度下，廣大人民也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原因是他們沒有財產權。獨立性、個性、人格是一個意義的東西，這是財產權的產物”。因此他認為，解決農民、工人生存權的唯一正確的辦法，就是徹底改變地主、資產階級的私有製，使生產資料歸工農勞動人民所掌握。
三是思想解放。
毛澤東自稱“性不受束縛”、“好獨立蹊徑”。他反對迷信，反對盲從，提倡“人人依自已真正主張以行，不盲從他人是非”。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毛澤東最早了舉起反對“本本主義”的大旗，教育全黨從教條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他還提出社會主義建設要“以蘇為戒”，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思想條件。正是毛澤東大力倡導了思想解放運動，為中國人民的全麵發展，從思維方式上開辟了一條嶄新通道。
另一方麵，毛澤東提倡人的全麵發展。毛澤東認為，人不僅要生存，還要發展。人的發展權是人權的重要內容，人的發展應當是全麵的。
其一，普及文化教育。
在毛澤東看來，要使廣大民眾享有文化教育權利，就必須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實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建國前，毛澤東不但親自創辦農民夜校和農民運動講習所，而且針對“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裏麵，最大多數是農民”的社會現實，指出：“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發出了“為消滅文盲而鬥爭”的號召。
抗戰時期，僅陝甘寧邊區1937年至1941年就有農民夜校和學習班組2萬餘個，參加學習的農民23萬餘人。建國以後，毛澤東提出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是普及與提高相結合，二是全日製與半工半讀、業餘教育並舉。在毛澤東的重視下，人民群眾的受教育權得到了根本改善。
1957年毛澤東總結到：“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提倡在整個教育體係培養德智體全麵發展的人。
毛澤東倡導人民藝術，1942年5月，毛澤東係統闡述了“兩為”方針;建國後又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式定為黨的科學與文化事業的一個基本性長期性的方針，確保了文藝為人的全麵發展服務的正確方向。
其二，注重人民體育事業。
早年毛澤東在《體育之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千百年沿襲下來的“重文輕武”、“羞恥短後”的陳腐教育觀，毛澤東認為，所謂德智體全麵發展，德育是靈魂、是根本;智育是知識、是核心;德育、智育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載知識之“車”，寓道德之“舍”，也是枉然。“體強壯而後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隻有“體育一道，配德育與智育”，才能達到“身心並完”的目的。
因此，毛澤東極力倡導“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這個思想是超前的並且言中了當時國人與教育界的弊端。1950年毛澤東對教育界人士又談到：你們辦學校應該注意一個問題，就是要重視青年學生的體育鍛煉。我認為有誌參加革命的青年，必須鍛煉身體，不鍛煉身體的人，就不配談革命。1952年，毛澤東寫下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光輝題詞，成為社會主義人民體育事業發展的總方針。
其三，人的全麵發展取決於生產方式的實現程度。
毛澤東認為，隻有生產力發展了，才有可能使人民群眾擴大自己的活動領域，實現全麵發展。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鬥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的近代化而鬥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
其四，勞動與教育相結合是實現人的全麵發展的途徑。
1921年，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組織》中就指出：“本大學學友為破除文弱之習慣，圖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並求知識與勞力兩階級之接近，應注意勞動。”顯見，毛澤東是把勞動視為人的全麵發展的基礎及實現手段的。
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人權必須靠爭取得來。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既帶有鮮明的階級性，又體現出鮮明的群眾性。人權內容涉及麵很廣，但作為一個以改造社會為己任、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澤東特別強調人的個性解放與全麵發展。
眾所周知，青年毛澤東曾接受過當時中國流行的許多西方政治思想，在人權觀上一度還深受“天賦人權”思想的影響，但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他就轉而樹立了“人賦人權”的思想，以後有過許多相關的精辟論述。認真研究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具有重要的意義。
“人賦人權”表明，人權的取得在人不在“天”。
作為一種理論，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觀由來已久，係針對神授王權而言的，它在曆史上起到過巨大進步意義。但是，它的世界觀是唯心主義的，其理論基礎是抽象的人性論，理論內核是“自然權利說”。
“天賦人權”說，僅從常識上來說都是不可能的。
一方麵，如果說“天”是上帝，常識告訴我們，時空中根本不存在上帝這個實體，當然就不可能存在上帝賦予的權利。
另一方麵，如果說“天”是自然，常識同樣告訴我們，自然雖然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它卻不是自覺的主體，因而同樣也不可能賦任何人予任何權利。
因此，“天賦人權”說，不管這個“天”是上帝還是自然，都是不能成立的。
盧梭堪稱“天賦人權”說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有關的基本論點具見《社會契約論》一書的第一卷。這些基本論點並未展開深入的發揮，而且本質上全屬形而上學的先天觀念，根本就沒有什麽事實的佐證。比如，該書開宗明義就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所以人就應該打碎自己的枷鎖，奪回來自己已被剝奪了的權利。即使是盧梭本人都承認，所有這一切觀點全都是想當然耳，是一種無須加以實證的唯心想象。所以他聲明：“我是探討權利和理性，而不是爭論事實。”而這恰恰是“自然權利說”的致命理論缺陷所在。
與資產階級的人權觀不同，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提出了“人賦人權”思想。
關於“人賦人權”思想，毛澤東曾有過許多的精辟論述。
1945年8月毛澤東說：“去年有個美國記者問我：‘你們辦事，是誰給的權力呢?’我說：‘人民給的。’如果不是人民給的，還有誰呢?”
1965年12月毛澤東又說：“什麽‘天賦人權’? 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 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的，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
毛澤東批判“天賦人權”，認為人權的取得在人不在“天”，從理論上講理由在於：
第一，這一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基礎的。人的權利雖則是天然的，但是國家、政權、社會、風尚、秩序等等卻不是天然的，而是人為的。這一點是天賦人權和人賦人權的基本區別所在。凡是人為的東西，就必須經過人的同意，而這裏的人隻能是“人民群眾”。所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群眾史觀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提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既然人民群眾創造了曆史，那麽在曆史中所形成的財富、民主、自由和權利理應由人民群眾享有。這一點，在毛澤東很多著述中都有所涉及。
第二，這一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人權理論為基礎的。人權既然是人的權利，就隻能從人自身尋找存在的根據。人是什麽?馬克思主義認為，現實人的本質實際上就是人在一定社會關係中的活動，而且這種活動最基礎最原初地表現為人的社會勞動。個人是社會的產物，人的本質決定人權，最基礎地可能理解為，人權決定於人的社會勞動。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4年在《神聖家族》中就充分肯定了黑格爾關於人權是曆史的產物的觀點，他們說：“黑格爾曾經說過，‘人權’不是天賦的，而是曆史地產生的。”他們進而對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說進行了批判，指出人權是由人的本質決定，是曆史的產物、社會的產物。“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任何權利都不可能脫離現實社會而孤立地存在。
第三，這一思想是中國人民追求現實人權的體現。“人賦人權”的出發點和現實目的，就是為了喚起中國廣大人民不要再做奴隸、不要再當牛馬，而要挺起腰杆做人，維護自己的尊嚴、捍衛自己的權利。正如1938年7月，毛澤東在同世界學聯代表團談話時所說的那樣：“共產黨的主要任務，一句話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民主的國家。”“在這個國家內，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種優秀人物的天才都能發展，科學與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國沒有文盲。”這也是毛澤東一生都在奮鬥和追求的最終動力。
“人賦人權”表明，在階級社會人權隻能靠鬥爭取得。
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提出“天賦人權”，鼓吹他們的人權是“普遍的人權”、“超階級的人權”。
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為資本家所占有，資產階級以“天賦人權”、“個性解放”為主要口號，其實質是為了確保資本主義私有製發展的權利。事實上，就是宣揚“天賦人權”的資產階級，他們所享有的一切人權既不是上天所賦予的，也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經過與封建統治階級進行艱苦的鬥爭所爭來的。
美國的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的艱辛、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多次反複、英國的君主立憲製——資產階級向封建勢力妥協的見證物，這一切無不說明人權的來之不易。
人權既然是“人賦”而非“天賦”，那麽，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自由和權利呢?對此，恩格斯曾經指出：“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人權、平等、自由、民主，它們都是具體的，屬於一定階級的。”
毛澤東則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英國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他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於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於人民則是獨裁的。”
所以，毛澤東認為，在階級社會中，人權不可能天賦，要靠鬥爭得來。
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說：“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麽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應該爭得這種自由。”“權利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世界上有一個‘爭’字，我們的同誌不要忘記。”
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人權必須靠爭取得來。
在《民眾的大聯合》中，毛澤東已經意識到，被壓迫被剝削階級隻能自己去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我們種田人的利益，是要我們種田人自己去求，別人不種田的，他和我們的利益不同，決不會幫我們去求。”向強權求人權的方法有兩種：一是激烈的; 二是溫和的。
毛澤東最初也有過“愛的囈語”，主張“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以無血的革命，減少權利實現的代價。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毛澤東領導了湖南人民的“驅張運動”。
驅張等人權實驗失敗以及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更多的接觸之後，毛澤東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時他認為和平的主張，在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卻不能有效地為人民爭來人權。“共產黨人非取政權，且不能安息於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權?”
溫和的方法行不通，就應該采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手段。
革命時期，在城市，毛澤東告訴工人們學會使用“階級鬥爭”這個武器，爭取自己的應有權利，並為安源煤礦工人提出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罷工口號。
在鄉村，毛澤東發動農民及農村婦女起來反對封建主義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帶領農民提出“一切權力歸農會”、“平均地權”等口號。
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提出“槍杆子裏出政權”的思想，帶領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頒布各種法律、法規，一麵不斷擴大人權，一麵保障已得的人權。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努力建立、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不願意當亡國奴的所有中國人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維護民族的人權和國家的主權。
抗戰勝利後，為了避免中國人民再次陷入戰爭的災難之中，保護人民的生命權和財產權，毛澤東力爭用和平的辦法建立新中國，在和平的方法不能達到的前提下，提出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法，不放棄用戰爭的方法去爭取真正的和平、民主、統一。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更加直接地提出了“人賦人權”的命題，依靠鞏固的政權來保障和改善人權。
文革中，毛澤東要求共產黨人堅持繼續革命，因階級和階級鬥爭還存在，必須用階級鬥爭來防止共產黨內的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
然而，許多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不到這一嚴重危機，自以為工農兵們掌權了，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了？
當毛澤東逝世後，沒有人“看老百姓群眾的臉色行事了“。不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了。這些掌權的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夥同右派分子要自己“先富了“。於是工人下崗了。農民成農民工了。走資派夥同右派分子們都成資本家權貴階級了。
走資派四十多年的社會實踐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是要複辟資本主義。更證實了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存在的，而且階級和階級鬥爭間的貪富差距越來越大，階級鬥爭越來越激烈。反證了當年《文革》是對的，是必須的。《文革》的正麵教育，走資派右派分子們的反麵教育，對工農兵及其一切有共產主義信仰的後來者們都是經驗教訓。
在階級社會中，低層人士如工農兵和人民群眾的人權隻能靠自己去鬥爭中才能取得自己應有的人權。
有些烏克蘭人參軍打仗了，是《炮灰》嗎？
有些烏克蘭人不去參軍選擇出國了，是《逃兵》嗎？
===《一個達到參軍年齡的人選擇出國，這表明國家的生死存亡與其無關，然後他又想接受這個國家的服務，這是行不通的。》
===《保護海外烏克蘭公民的權益一直是且仍然是外交部的優先事項，但在目前情況下，主要優先事項是為烏克蘭的生存而戰。》
《國家的生死存亡與其無關》？
《一個達到參軍年齡的人選擇出國》？
《然後他又想接受這個國家的服務》！
是《逃兵》，還是選擇回國去當《炮灰》？
附：《不上戰場就停止服務，海外烏克蘭男性迎來噩耗》
文章來源: 天下事
烏克蘭《鏡報》4月22日報道，烏克蘭將“暫時中止”對18歲至60歲海外烏克蘭男性公民的所有服務，這意味著他們隻有回國後才能辦理證件。在新動員法於5月生效之前，烏克蘭將暫時執行上述措施。
對此，烏克蘭外長庫列巴在社交媒體“X”上表示，“現在的情況是：一個達到參軍年齡的人選擇出國，這表明國家的生死存亡與其無關，然後他又想接受這個國家的服務，這是行不通的。我們的國家正處於戰爭狀態。”
庫列巴指出，保護海外烏克蘭公民的權益一直是且仍然是外交部的優先事項，但在目前情況下，主要優先事項是為烏克蘭的生存而戰。
烏克蘭議會近日在官網發布消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簽署關於加強兵役、動員和兵役登記的動員法修正案，該法令將於5月16日生效。對征兵年齡的限製在25歲到60歲之間。
英國天空新聞台報道，就在這項新法令4月11日在烏克蘭議會獲得通過前，有數千名烏克蘭人為了逃避征召，試圖通過西部邊境逃往鄰近的歐洲國家。
據悉，最近一段時間，烏克蘭相關部門都會在邊境抓捕這些試圖逃跑的人。
===《一個達到參軍年齡的人選擇出國，這表明國家的生死存亡與其無關，然後他又想接受這個國家的服務，這是行不通的。》
===《保護海外烏克蘭公民的權益一直是且仍然是外交部的優先事項，但在目前情況下，主要優先事項是為烏克蘭的生存而戰。》
《國家的生死存亡與其無關》
《一個達到參軍年齡的人選擇出國》
《然後他又想接受這個國家的服務》
是《逃兵》，還是《炮灰》？
毛澤東時代農村人民公社《五保戶》與《赤腳醫生》和《農村合作醫療》的特點是人民公社的社員們即今天所講的農民們或是農民工們人人都會得到：老有養，弱有扶，病有醫。孩子們都有學上。
在毛澤東的農村人民公社中，農民的福利和保障得到足夠重視。通過普遍實行《五保》供養、合作醫療、社會救濟和優撫等政策，建立敬老院等福利機構，旨在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依》的大道之欲求。
（一）農村人民公社的“五保”供養製度
五保，即保吃、保穿、保燒以及保教和保葬的簡稱。
五保供養製度是農村人民公社對缺乏或完全喪失勞動力、生活無依靠的老、弱、孤、寡、殘社員設計和實施的一項福利保障製度，享受這種照顧的家庭或人員被稱為五保戶。
人民公社組織承載了毛澤東對弱勢和困難農民生產生活保障的更大寄托，1962年當李雪峰說胡開明認為農村的黃金時代是互助組和初級社時期時，毛澤東說：他隻講到勞動力問題，沒有講四屬戶、五保戶。
言中之意，人民公社比以往集體組織能更好地解決五保戶、困難戶的問題。
毛澤東在不同時期多次講（談）話中都提到要保證五保戶的基本生活。在強調反對分配中平均主義的同時，毛澤東認為還是要“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這一點平均主義還要。”
在困難時期的政策大調整中，關於供給製問題，毛澤東主張“五保戶得保，困難戶得補助，必須采取這個辦法。”
毛澤東說，“五保戶有的是完全失去了勞動力的，有的有各種原因，要保證他們的生活”，“除了包五保戶、酌量照顧困難戶，其他通通是按勞分配。”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人民公社六十條》）把扶助救濟貧弱社員作為人民公社的一項製度給固定下來。
各地農村人民公社將五保戶和困難戶的生產生活安排照顧委托給生產大隊和生產隊負責。一般做法是：
(1)照顧農活。對於有一定勞動能力的五保戶，安排他們從事力所能及的生產勞動，諸如養豬羊、看場院等輕巧農活，適當給予工分，保障他們的生活相當於一般群眾的水平。
(2)補助勞動日。對於喪失勞動能力的五保戶，補助其全社一年的人均勞動日數，與其他社員一同參加分配。
(3)補助錢物。即按照政策規定和民主商議的吃、穿、燒、教等標準計算出五保戶所需要的錢款和物資數，從提留的公益金中直接分給現金和實物。如吉林省規定，從人民公社可分配的總收入3%-5%的公益金用於五保戶和困難戶的補助。
(4)對年老體弱病殘人員、日常生活自理有一定困難的五保戶，安排專人照顧其日常起居。
(5)五保戶的費用和具體照顧由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分擔，對於窮社隊和遭受自然災害嚴重、負擔五保供養確有困難的社隊，國家給予必要的補助。
廣西區委在關於1961年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後的分配問題的規定中提出，包“五保戶”有兩種辦法：一是全部由大隊包；二是大隊包用錢，生產隊包實物，死後埋葬，由生產隊負責，其遺產由生產隊處理。
孤兒必須撫養好，其費用，一般由生產大隊開支，對有親屬族房撫養的孤兒，大隊可將孤兒的照顧費用，交給撫養人；產婦補助、病號照顧，應該由生產隊負責。
1962年，在強調繼續維護集體經濟，認真履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政策，應該做到既調動最大多數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又要確保軍烈職工家屬、五保戶、困難戶都能吃到一般標準的口糧。
據統計，1958年全國農村享受五保的有413萬戶、519萬人。絕對大多數五保戶對於生活安排照顧感到滿意。
隨著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為了解決一些老幼無人照料的問題，一些地方開始試辦托兒所、幼兒園和敬老院（幸福院），對五保對象實行集中供養。
毛澤東認為這也是人民公社優越性的重要體現，並且認為幸福院不應當孤立地辦，而要大中小結合，否則僅僅老人們住在一起，見不到自己的兒女，沒有中小，“隻有陰陽，沒有五行”，幸福院就不幸福了。
1958年12月，中央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規定：要辦好敬老院，為那些無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戶）提供一個良好的生活場所。此後，敬老院迅速在全國各地發展起來。據1958年底統計，全國辦敬老院15萬所，收養300餘萬老人。
人民公社依靠農村集體經濟的力量，使兩百多萬五保戶得到了較好的供養。盡管五保製度在發展過程中經曆了許多挫折和起伏，製度的保障水平不高甚至還有缺陷，但它的建立與發展對於解決我國農村中絕大多數鰥寡孤獨殘疾人的生活問題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這其中蘊含著毛澤東對於農村社會保障的思考，其實踐結果彰顯了中共和政府對農民群眾的關懷。
（二）農村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製度
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多重功能設計當中，一項與廣大農村的民生息息相關的製度，就是合作醫療。當時，在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後、國民經濟實力相當薄弱的情況下，如何解決龐大農村人口的醫療問題，是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需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也是一項艱巨任務。毛澤東的設想是，以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為主要經費來源，通過社員的互助共濟，以滿足廣大農民的基本醫療需求。
當時，新中國的醫療情況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培養的衛生工作者、新建起來的醫療設施以及國家醫療衛生資源，都集中在城市和城鎮，而廣大農村卻缺醫少藥。這種情況引起了關注農村醫療衛生需要的毛澤東的不滿。
1965年6月26日，他在頤年堂同身邊醫務人員談話中，開始嚴厲批評衛生部的城市偏向，說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部、老爺部或城市老爺部好了。
因而他強調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提出醫療衛生工作人員大量的應放在農村，城市隻放些畢業一二年的大夫，把好的都放在農村。這就是給農村醫療衛生狀況帶來重大改善的“六·二六指示”。
8月15日，毛澤東同衛生部長錢信忠談話，再次談到農村醫療衛生工作。他說：過去農村衛生工作是無人管的，衛生廳也不大管。你說的半農半醫這辦法好。醫務人員下去三分之一，任務一是醫療，二是訓練農村醫生。農村衛生員應給點工分。
9月3日，衛生部向中央提交《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轉向農村的報告》，提出“今後要做到經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醫藥衛生技術人員和行政人員在農村，大力加強農村衛生工作。”9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轉衛生部的報告，強調必須把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認真組織城市衛生人員到農村去，為農民服務，培養農村衛生人員，建立和健全農村基層衛生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解決農村醫藥衛生問題。此後，衛生工作中的重點及人力物力財力逐步放到農村，農村衛生工作迅速改觀。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各大中城市、各高校和解放軍，迅速組織醫療隊去山區、牧區、林區農村巡回醫療，開展合作醫療衛生工作。據統計，1965年上半年，全國城市共組織了2.8萬多人下農村。到1975年，全國城市和解放軍醫務人員先後有110多萬人次下農村巡回醫療。城市對農村的醫療衛生支援，不僅把文化衛生知識和醫療技術帶到農村，而且培育了大量鄉村醫生（“赤腳醫生”），直接加強了農村衛生工作的力量，促進了當地缺醫少藥狀況的改變，推動了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的建立和發展。
衛生部在1959年《關於人民公社衛生工作幾個問題的意見》中提出：“根據目前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群眾覺悟等實際情況，以實行人民公社集體保健醫療製度為宜。”
到1965年時，全國已有山西、湖北、江蘇、福建、廣東、新疆等1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部分農村實行了合作醫療製度。如湖北省麻城縣13個公社有10個公社實行了合作醫療製度，參加合作醫療的人數占全縣總人數的84.1%。
1968年12月，毛澤東批轉了關於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合作醫療製度及經驗的報告。報告介紹了湖北省長陽縣樂陽公社“創造了一種新型的合作醫療製度”，看病吃藥花錢少，“成功地解決了貧下中農看病吃藥、確保健康的問題”，並稱讚首創者當地赤腳醫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醫生”。
當天，該報記者還發表了一篇座談會紀要，反映京郊兩個公社就樂陽經驗召開座談會的情況，說與會者一致認為“合作醫療是農村醫療工作的方向，是一種好辦法”。由此，全國絕大多數農村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辦起了合作醫療，與縣一級醫療機構共同形成三級預防保健網。
至1976年，全國農村實行合作醫療製度的生產大隊達90%，由合作醫療擔負的衛生保健服務覆蓋了全國85%的農村人口，從而基本解決了農村人口在醫療保健方麵缺醫少藥問題。1978年，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把“合作醫療”列入其中。1979年12月15日，衛生部、農業部等聯合下發通知，發布《農村合作醫療章程（試行草案）》，要求各地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參照執行，到1980年，全國農村約有90%的行政村（生產大隊）實行合作醫療。
合作醫療製度和“赤腳醫生”製度的推廣，使農村人口在收入普遍較低的情況下得以用較低的花費獲得衛生防疫和流行病防治方麵的服務，使中國用不到發達國家1%的醫療衛生支出，解決了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農民群眾的醫療保障問題，有效地減少了農村人口因小病不治而喪失健康和勞動能力的風險，對提高農民群眾的健康與生活水平發揮了重大作用，取得了“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如果考慮到中國曆來是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對多數、衛生保障能力嚴重不足的農業大國，這一成就的取得更加來之不易，令人欽佩。
1980年代以後，隨著農村合作組織形式的變化，加上市場化取向的改革不斷深入，農村醫療保障製度因逐漸失去集體經濟支撐和製度支撐而受到極大衝擊並隨之瓦解，合作醫療為私人診所取代，“赤腳醫生”也消退了。廣大農村地區再度出現看病難、看病貴，因病致貧、返貧等現象，尤其偏遠落後農村的農民，“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著見閻王”。
為此，1990年代，政府曾嚐試重建農村合作醫療製度，但由於指導思想不明確，成效並不顯著。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從資金籌集、管理機構等方麵規劃了農村衛生工作的目標和方向，提出要積極組織引導農民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製度，重點解決農民因患傳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現的致貧、返貧等問題。
從2003年起，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全麵推行。可以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或多或少地能夠從傳統合作醫療的興衰中汲取一些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