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

《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

 

 

 

在香港居住了五十四年的英國人香港著名社會活動家和政治家杜葉錫恩女士出版了一本書﹕《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英文原著書名 《Colonial Hong Kong In the Eyes of Elsie Tu》，香港大學出版社。中文版隋麗君譯，香港文匯出版社，對香港正式回歸前五十年──包括回歸前夜的回憶，表現殖民地香港英國人極少見的正氣﹑執著﹑誠實和理想。

英國是老牌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實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高唱“民主”﹑“自由”﹑“平等”三百年。英國又是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有長期的殖民地統治技術上的經驗。一般都說英國殖民方策很“現代化”﹑開明，殖民地官僚和當地親英國化精英合作，以現代文官官僚統治，廉能而公正。然而作者卻告訴人們，一九五一年後她到香港之後所見，是貪汙腐敗和賄賂公行，無處不在，像病毒一般蔓延，感染了殖民地香港社會的全構造！

當時的香港公安政法機關，和當地黑社會“三合會”共生，魚肉人民。五﹑六〇年代香港公共交通施設不足，私人為生活“非法”經營小巴﹑小客車者眾多，這些升鬥小民，自然成為“三合會”勒索敲詐的對象。在警察環伺下，三合會在車站站點公開收取保護費，警察卻視若無睹，因為三合會收的錢，會和警察分贓。此外，舉凡開店﹑擺攤要上牌﹑取得許可，都必須直接或通過三合會賄賂。甚至於要辦學﹑在醫院要求照料，找一份差事，取得“公屋”居住權，公職職位買賣，郵寄包裹﹑批發場的交易，都要給某一個或多個關節賄賂打點。更糟的是，賄賂層層分贓，非但貪得無厭，整個公安﹑官僚機關的權力反而成為殖民地香港巨大貪瀆結構的保護體。任何人向公檢機關舉發，往往收到“查無實據”的回函，甚至召來三合會份子毆打﹑打砸。於是“政法加三合會”的罪惡﹑黑暗結構變成了肆無忌憚的大吸血蟲，附著在香港廣大升鬥小民身上，盡情吸食其膏血，而殖民當局曆任總督竟視若無睹。到了一九六〇年代，香港幾乎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貪瀆機器，終於引爆了一九六六年和六七年香港市民的《反英抗暴》反抗運動。並得到大陸民眾的支持,  並稱“港英政府行為是民族迫害，鎮壓群眾是野蠻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

一九六六和六七年香港受到眾多市民對港英殖民政府的《反英抗暴》反抗運動,   主要的影響是來自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當然隻是港民反抗運動的外因，更主要的是內因,   那時的底層港民受到多方的壓迫和剝削被迫反抗。在港民的反抗下港英當局在一九七四年推出了“廉政公署”，基本上打擊了殖民地香港腐敗結構。然而據本書作者指出，由於“廉政公署”沒有起訴權和審判權，不免有為而無作為之處，更使殖民地高層白人貪官享受殖民政策下對白人﹑英人官吏的“治外法權”，讓他們秘密辭官，帶著貪瀆積累的巨富“退休”回到歐洲。

該書作者在書中多次著重指出，老牌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英國，終一百五十年對港統治，從來沒有在香港施行過民主，總是以保證香港的“穩定”﹑“繁榮”為借口,  尤其是一九六六﹑六七年的香港市民稱它為《反英抗暴》的反抗後，港英當局又以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快要回歸中國在即，已經沒有足夠時間進行民主改革為托辭，斷然拒絕在區議會和立法會安排幾個本地港民由民選的議員。談何普選或雙普選?

該書作者是英國人,  是香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和政治家。自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五年在香港任市政局議員，一九九五年任立法局議員，一九九七年至九八年被選入保證香港和平回歸過渡的“臨時立法局”議員。除了一九九〇年代中後經由民選擔任公職，也有由港英當局指定的任期。這樣的港英當局，在一九九七年，為了聯合在港親英反中的精英，破壞香港和平有序的回歸，達成滯留港英殖民勢力，破壞中國將香港和平回歸的既定﹙依中英協議的“基本法”﹚政策，在彭定康策動下，突然在一九九七年主張直選立法局議員和區議會的“突然民主化”政策，使作者感到港英殖民者的偽善與險惡。作者披露，當英國確定其對香港的“租期”將於一九九七年結束，“香港突然冒出一類新政客”，其中有人與美國關係密切，自稱“民主派”。但這些人在殖民地香港腐敗統治下荼毒港人的時候從來不曾對社會不正義過問過。作者指出他們根本不是什麽“民主派”，而是一群親英﹙美﹚﹑“反中的積極份子”。他們和殖民當局一道，力圖為香港的回歸設置障礙。他們先是要求主權歸還，治權歸英國，隻在香港升中國五星紅旗。遭到中方拒絕後，又提出“延長”英國治港三十年，又遭峻拒。中國堅決主張一切依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在一九九七年回歸。

一九九二年，英國當局突然陣前換將，將原定留任到一九九七回歸時的衛奕信總督撤下，換上了殖民主義者彭定康，帶著一籃子阻撓和平順利過渡的計劃來港履任末代總督。其來港行前，還在英國首相府，與首相共同會見兩個今日香港“著名”的“民主派”，打算不惜違背《基本法》規定改變市政局﹑區議會﹑行政局和立法會的結構與功能，結果經曆了鬥爭，被中國打銷，回到《基本法》的方針上來。

作者杜葉錫恩對英國殖民主義體製深惡痛絕，對香港終能回歸中國深為高興與祝福。在書中，他對古巴﹑北朝鮮和中國革命表達了同情和理解，但她卻絕不是一個共產黨的革命派。她出身英國工人階級。一九四八年來中國傳教，不久就對在華西方教會的民族歧視和信仰上的偽善心生厭惡。四九年大陸解放，五一年隨教會撤到香港。一九五五年她因長期來親眼見到教會裏的偽善﹑種族歧視和令人窒息的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宣布離開教會，繼而從事為香港社會深為貧困和不公義所苦的弱勢者的利益奔忙的工作，飽受打擊和挫折，卻隻能使她逾戰彌勇。長年為民眾奔波使她得以躋身區議會和立法會議員──雖然她坦白自己承認是因她的白人背景才能使她免於受到打壓或遞解出境的報複。

她不相信形式上“一人一票”的普選能保證“民主”。她認為花大錢﹑媚俗煽動，接受企業“政治捐款”的“競選”隻能欺騙選民，強化權力與﹙企業﹚金錢的苟合。在她看來，民主﹙democracy﹚是真正使人民群眾﹙demos﹚作主的製度，是挑選真正能“為人民服務”，心中常存人民的疾苦﹑深入民眾和他們的生活中，調查和研究深重的民眾，從而提出具體針對的改革立法和方案。她批評高高在上的英國殖民當局﹑立法會議員，都不了解香港和港人的真實問題和實際狀態，尤其是那一幫跟著彭定康“突然”登上政治舞台的一些“突然出現的‘民主派’”。在她看來，他們是親英反中的急先鋒，“相信其中有人和CIA關係密切”。

但她也不相信革命。在一切改革﹑改良陷於明明白白的絕望，人們容易選擇革命。“但革命也帶來令人惋惜的負麵結果”。在基本上，作者是一個誠實﹑身體力行﹑堅定不移的改良主義者。而她的改良主義也確實成就了許多在香港的卓著的政治和社會改革。她明白的說，在殖民地香港，隻有英國人統治階級和在港白人﹑以及極少數親英華人豪商享有“民主”。而她正是利用了殖民地白人享有的“民主”，為被殖民地非理生活所迫﹑所苦的港人呼號改革。她不主張當下企圖擾亂香港的﹑一步到位的“直選”民主。她讚揚中國堅守一國兩製，恪守《基本法》不動搖的漸進﹑有步驟的民主工程。

作者還指出，帝國英國，曾為了加強自己的霸權，而不擇一切手段達成富國強兵﹑統製宇內﹑奴役他人的目的。希特勒的帝國，二戰時的日本都做過相同的迷夢，但無不在戰敗和衰落中結束。二次大戰之後，美國做為新興大國崛起，自恃其無可匹敵的財富和巨大殺傷性武器，戰後五十年來，不斷發動侵略戰爭，任意施加經濟封鎖，殃及無數老幼婦孺，發動政變，蹂躪民主和人權。美國並且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貿易組織”，做為幹預他國財經政策，為其跨國公司謀利，進一步擴大世界範圍內嚴峻的貧富差距，業已引起第三世界國家忿怒的反撥。美國，像曆史上的大帝國一樣，深信自己有統治和征服世界的“道義責任”。

作者杜葉錫恩女士更認為“二次大戰後的法西斯主義”正在興起。在冷戰體製下，美國支持各地從反共獨裁國家進行了以清除共產黨人為名的﹑組織性的人權蹂躪運動，殺害了數百萬人。美國以販毒﹑走私﹑武器買賣支付全世界反共親美戰爭與政變，設立國際性恐怖訓練學校，秘密培訓酷刑拷打強暴逼供的“科技”。作者也側重指控了美國及其包括英國在內的“聯軍”對伊拉克絲毫不顧及國際正義和法律的恣意侵略，對無辜的伊拉克老弱婦孺造成重大傷害，而對世界輿論的譴責不屑一顧。總之，作者把這種以重武裝﹑跨國大企業﹑國際金融工具為手段幹涉和控製世界以滿足帝國霸權利益者，為“經濟殖民主義”。

關於“殖民地現代性”的分析，思想家馬克思早在距今一百五十多年前就作過非常科學的分析。他在論及英國對印度斯坦的統治時，就說殖民主義對殖民地同時表現破壞性作用和“建設性作用”。破壞性──掠奪﹑壓迫﹑榨取﹑種族歧視和壓抑，使殖民地政治社會﹑經濟和心靈附庸於宗主國，破壞傳統文化……而這些作用，是為宗主國獨占資本的肥大化所必要之蓄意的行為。至於其“建設性作用”──基礎設施，少數殖民地精英的教育培養﹑並不普及的下﹑初級教育﹑以殖民者社區為中心的公共衛生設施，鐵路公路的鋪設﹑傳統封建宗法製度的破壞和利用各地封建宗族階級歧視製度﹑發展殖民地商品農業，使傳統農民為農業無產階級和債務奴隸……凡此，都是為了殖民者利益，發展殖民資本主義必要的配套，是非蓄意的行為，總體上是增進殖民地的庸屬化和奴隸化，絕不是現代化和文明開化。而被殖民各族人民，隻有通過革命的批判，才能將殖民者非蓄意的“建設性”遺產，為我所有，供我利用。

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被決定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歸後，突然出現的一批親英﹑親美﹑親西方，反共反華的“突然民主派”，和以彭定康為代表的舊殖民者百般勾結，處心積慮破壞香港依中英協議的《基本法》順利結束香港殖民地製度，回歸中國，並以殖民統治為“現代化”和“文明開化”，倡言“香港意識”，甚至以英國人自居自詡的殖民地遺老遺少精英階級感到十分詫異。本書作者談到這一小撮假英國人﹑“民主派”語聲沉痛不屑，令中國讀者讀之汗顏，從而深刻地感受到前殖民地在“解放”後，有意識﹑有目標﹑有步驟和有政策地展開“脫殖民”運動，是事關民族團結與自立，事關去奴性化的千秋大業，絕不可等閑視之！在走資派的“韜光養晦”下結下了今日之香港港獨騷亂之惡果。

然而，這本書又絕不是寫給“民主派”看的書。在卷末，作者表露了對年輕香港學生和青年一代的關心，希望年輕的一代人能明辨是非，看見偏執宣傳的迷霧背後的曆史真相與前行的正確方向。高齡八十二歲的外國老太太，作者杜葉錫恩女士對中國和中國新生代青年的寄望之殷﹑關懷之切，真情流露，力透紙背，讀之動容。而凡中國人，多麽應該懷著深深的自省和感謝，通讀這本充滿道德力量﹑真知洞見又勇於實踐精神的好書。

[luck86]

寫得很客觀，真正是為勞苦大眾呐喊的心聲，偽善的政客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