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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真怪,國民黨欠我們的工資,共產黨來還!”

(2017-07-24 04:12:07) 下一個

“共產黨真怪,國民黨欠我們的工資,共產黨來還!”

===在私有化的進程中,數以千萬計的職工失業下崗,幾千萬農民盲目流入城市成為打工仔,這些工農群眾已經進入“弱勢群體”。在崗的職工中,多數人已從“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變成了老板們雇傭的打工仔。這是改革嗎?這不是改革!這是造反!是造工人農民的反!===

=== 經濟上的私有化,帶來了腐敗的泛濫,還使大批中小學教師和基層公務員不能按時領到工資,生病報不了醫藥費,大批退休的幹部和職工不能按時領到退休金。

拖欠公務員和教師工資,是晚清政府、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的痼疾、頑症。新中國成立後,一舉解決了這個問題。在四川,解放不到三個月,就按時給教師和公務員發工資,而且補發了國民黨政府拖欠的工資。我親眼看到教師們歡呼雀躍,拍著手喊:“共產黨真怪,按時發工資!”“共產黨真怪,國民黨欠我們的工資,共產黨來還!”解放第5個月每月的工資都改為月初發放。教師們高喊:“世道變了,共產黨的政策是先發工資後幹活!”從那以後的幾十年間,包括三年困難時期和“文革”的混亂時期,都是按月發工資,從沒有拖欠過。===


[轉載]全國政協委員喻權域:

這不是改革,這是造反,是違憲,是搞官僚資本主義 

 


 2005年兩會前夕,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喻權域先生應邀到北京大學參加改革開放縱橫談的沙龍活動,期間他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受到現場聽眾的熱烈歡迎。
喻權域說:“在中國,我是最早宣傳改革開放的人之一。早在1978年11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就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等大報上發表文章,提出改革經濟體製的主張,因此而從四川被調到中央機關來。現在,有些人把我說成是‘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問題在於什麽是‘改革’,什麽是‘造反’,什麽是‘破壞’?”
   喻權域說,“改革”就是“改進”、“改良”、“改善”。經濟體製改革就是革除原有體製中的缺點、弊端和不適應新形勢的某些具體的規章製度;通過改革,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更加健康地向前發展,而不是把社會主義改變為資本主義。“改革”就像醫生治病,醫生給病人打針、吃藥,使病人恢複健康,更加強壯。如果醫生不給病人治病,而是把病人砍成幾大塊賣了,或煮來吃了,那就不是醫生,而是殺人犯、劊子手。
    喻權域說,1992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占48%;商業中,國有商業占30%。那年製定的《憲法》第六條規定,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製度是“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憲法》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可是,1992年以後,國有經濟不僅沒有得到“鞏固和發展”,反而是直線下降。到1997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所占比例下降到隻有 25.5%;商業中,國有商業所占比例下降到隻有10%。
   1997年鄧小平去世後,私有化進程大大加快,大批的國有企業被賤估出賣給私人,或者半賣半送。從 2000年到2003年,連續四年的“兩會”上,喻權域委員提出,要求主管經濟、財政的領導人向“兩會”報告:在我國經濟中,公有製經濟是否仍占主體?這些年賣了多少國有企業?賣得多少錢?這些錢用到哪裏去了?
    喻權域委員激動地說:“我是按照《憲法》提出這些要求的,可是主管領導人不理,不肯報告他們貫徹執行《憲法》的情況。”2003年,主管經濟的部門派出四名局級幹部找喻權域委員談話,向喻權域委員施加壓力。喻權域委員要他們在大會上報告或解釋,他們不肯報告。這說明《憲法》第六條、第七條遭到破壞,公有製經濟已經不占主體地位,我國經濟中的私有製經濟已經占了主體地位,我國的經濟基礎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
   喻權域問:這叫改革嗎?這不是改革,這是造反,是造社會主義的反!
在私有化的進程中,數以千萬計的職工失業下崗,幾千萬農民盲目流入城市成為打工仔,這些工農群眾已經進入“弱勢群體”。在崗的職工中,多數人已從“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變成了老板們雇傭的打工仔。這是改革嗎?這不是改革!這是造反!是造工人農民的反!
    經濟上的私有化,帶來了腐敗的泛濫,還使大批中小學教師和基層公務員不能按時領到工資,生病報不了醫藥費,大批退休的幹部和職工不能按時領到退休金。
喻權域說,拖欠公務員和教師工資,是晚清政府、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的痼疾、頑症。新中國成立後,一舉解決了這個問題。在四川,解放不到三個月,就按時給教師和公務員發工資,而且補發了國民黨政府拖欠的工資。我親眼看到教師們歡呼雀躍,拍著手喊:“共產黨真怪,按時發工資!”“共產黨真怪,國民黨欠我們的工資,共產黨來還!”解放第5個月每月的工資都改為月初發放。教師們高喊:“世道變了,共產黨的政策是先發工資後幹活!”從那以後的幾十年間,包括三年困難時期和“文革”的混亂時期,都是按月發工資,從沒有拖欠過。
    喻權域說,小平同誌去世這些年,由於搞私有化,地方財政困難,許多地方長期拖欠教師、職工和基層公務員的工資,我這個共產黨員感到非常痛心!這是“改革”嗎?喻權域問。1997
還有個學費問題。從新中國成立之前到新中國成立之後,凡是共產黨辦的學校都不收學費。我們改革開放以後,連義務教育階段也收學費,使大批農村孩子中途輟學,初中沒畢業就流入城市打工。大學生每年交的學費最低也要五千元,加上住宿費和雜費要七八千元。普通的工農家庭交得起嗎?這不是“教育改革”,這是“剝奪工農子弟的受教育權”。我們共產黨領導教育工作是不應收學費的,更不應搞“高學費”。即使是社會民主黨,也不收學費!我到過西歐、北歐一些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他們也不收學費。
    有些人鼓吹,人都是自私自利、各人顧各人的,公有製經濟、國有企業就搞不好,隻有私有化。喻權域念了一大串數字,從1952年到1978年,我國經濟每年遞增6.5%,比世界平均增長速度快一倍,比美、英、發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增長速度快兩倍。
   喻權域還拿出聯合國的統計、世界銀行的統計、美國《財富》雜誌的統計說明,從1952年到1998年,我國國有經濟的效率和經濟效益大大高於資本主義國家。根據90年代的調查,我國各類企業中,國有經濟的效率最高,利潤率最高,大大超過“世界500強”。
喻權域委員激動地說,這些年,許多國家企業虧損、破產,是那些打著“改革”旗號搞破壞的人搞壞的,目的是把國有企業搞跨賤賣給私人,搞私有化。
資料:
    原《真理的追求》主編之一喻權域同誌於2010年8月14日8:30在家中不幸逝世,享年75歲。
喻權域,1935年出生於四川省榮昌縣(今屬重慶市)。1950年3月高中肄業,多報三歲參加革命幹部隊伍。先在新繁縣橋鄉剿匪、組織農協會、搞減租退押,然後在新繁縣政府、縣委工作,參與創辦四川第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新民社。1954年發表通訊《快樂的女社員》,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名報告文學集。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調成都任新華社四川分社記者。
1979 年12月任《半月談》雜誌主編;1982年後,曆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總編輯等職。1989年9月調任《人民日報》編委兼總編室主任。1993年9月調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任秘書長,組建中國人權研究會,任副會長,參與國際人權合作與人權輿論鬥爭。1996年9月調中國社會科學院專職擔任(以前是兼任)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1998年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第九屆、第十屆委員,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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