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土豪分田地》的著作權應歸華北的農民

《打土豪分田地》的著作權應歸華北的農民

 

 

《轉載》《中國震撼世界》第二十八節《奴隸反抗了》

 

 

"編者按":   八年的抗戰，十年的文革。正如作者所說的“一切社會革命，與宮廷政變不同，都具有真正的創造性”一樣，本文的記載提供了農民群眾豐富的實際創造。

 

文革說，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應該來源於抗戰後的農民群眾自己起來與漢奸偽軍們鬥爭的形式和方法，並提高之。

 

當時日本鬼子投降了，敵偽區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農民群眾自發起來鬥漢奸地主，積二千年以來的苦恨仇怨，但還能做得相當的節製（文中有描述）。

 

所以文革的傷痕文學所說的以及什麽決議所講的“浩劫”之詞完全是假的。

 

乾坤重顛倒，清算是必然的。

 

隻是《打土豪分田地》當時由於客觀的抗戰及解放戰爭的爆發，沒有多少地主漢奸的代理人代表者出來說控訴文學罷了。改開後零散有些控訴。

 

《奴隸反抗了》文中還提到農民群眾對“知識分子”的態度，知識分子如果天生地自以為是，想對群眾運動指手畫腳，群眾是不買帳的，知識分子這樣是要跌跤子的。這也是毛主席要反對的“本本主義”和“經驗主義”中提出,  在情況不明的條件下，知識分子還是安安心心做調查研究，走“群眾路線”的為好。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哪裏壓迫得極端一些，哪裏就反抗得暴烈一些。這是真理。

 

不要扯上什麽“人權”，自由，平等。階級社會下從來就沒有什麽平等，更沒有勞苦大眾的“人權”。

 

“封建主義”是什麽，關鍵是土地。文章最後的分析，共產黨的決定徘徊了一年之久。

 

從八年抗戰的民族統一戰線曆史上的轉彎，的確得麵臨著國內國際各方的壓力。

 

但毛澤東共產黨毅然決然地要端掉“封建主義”，聯合的政府實現不了，那就向著社會主義政府的方向開進吧。

 

讀了此節，不禁要和文革聯係起來。文革還有堅強黨中央的掌舵。也不禁要和現在聯想起來。 毛澤東帶領的真正的共產黨人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有多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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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隸反抗了》

 

 

奴隸們通常隻是在以下兩種境況下才起來反抗他們的主人，一是實在活不下去了，非造反別無生路；二是看準了成功的時機。

　　

日軍投降並撒出華北以後，原淪陷區的廣大貧苦農民正處於上述兩種境況之下，於是便起來造反了。國家權力機構的暫時消失，給予了他們成功的時機；無法忍受的悲慘生活，迫使他們非打倒地主不可。

　　

他們的反抗雖然受到了來自解放區的革命思想和鬥爭方法的影響，但或多或少仍帶有自發的性質，並無更大的政治目標。造反的農民沒有認識到必須奪取農襯的政權，甚至也沒有想到要推翻封建土地製度。他們想要做的隻是清算那些賣國投敵的漢奸，其中多數往往就是本村的大地主。

　　

不僅是貧雇農，甚至連富農和小地主也參加了清算鬥爭漢奸的運動。由於需要救濟生活困難的貧苦農民，才在運動中觸及分配土地的問題。特別是那些佃戶雇農們，他們苦大仇深，與地主階級更是不共戴天。地主不僅奪走了他們的糧食，甚至把他們留的種子也搜括一空，拿去供奉日本鬼子。鍋碗盆勺、農具家什，統統被洗劫。說是日本人征用，實際上一半進了地主的倉房。地主的“狗腿於”假借“皇軍征用”的名義，闖進家門，搶去了他們僅有的被褥裏的棉絮。我曾聽過河南一個農民訴說，一個當了偽軍隊長的地主管家如何把他關進監牢，揚言隻有把他的女兒送給那個隊長才放他出獄。一個中農的妻子哭訴了地主是怎樣霸占了他家的十畝地，為了滅口殺害了她的丈夫，並把屍首扔進野外的煤坑裏。還有一次，竟有一百四十多個受迫害的農民同聲控訴魯西的一個地主。為了替日本人修工事，這個地主逼迫他們往山上運送石料，地主的狗腿子手拿棍棒跟在後麵監工。在這次苦役中，有的人被砸斷了胳膊腿，有的被壓折了腰。戰爭使窮人更加貧因。饑餓和失去土地的苦痛，使他們更難容忍地主老財的驕奢淫逸。最先起來進行鬥爭的往往是那些最貧窮的村莊。那裏的群眾發起的“清算大會”，為共產黨提供了一種新的鬥爭形式。許多村子裏，一開鬥爭漢奸的大會，農民群眾壓抑在心頭的滿腔怒火立即爆發了。他們強烈要求把漢奸地主的土地和財物分給他們，以彌補他們所遭受的苦難。被地主強行霸占去的一切財物都必須物歸原主，少一文錢也不答應。十月裏一個涼爽的早晨，在魯西一個名叫李官屯的村子裏，手拿棍棒鋼叉的農民挨家挨戶動員老幼鄉親出來參加鬥爭地主毛順邦的群眾大會。會上，一個怒不可遏的農民站出來控訴：“二月初三，你搶走了我三百塊錢。那年月印把子不在咱們手裏，咱不敢吭一聲。你幹的壞事誰個不知?你還幫日本鬼子搶咱們的棉花。現在就要你還！“人群也呼喊起來：“非還不可！非還不可！“另一個佃戶擠到台前說：“俺家好幾口人命都死在你手裏。眼下俺們還在挨餓。你把搶走的東西統統還給俺們!“這個地主被迫交出了五百四十畝地，七棟房屋，有百十來棵櫟樹的一片樹林，以及家具等物。群眾給地主留下了三十畝地和一棟房屋。這個漢奸運氣還不壞，總算保住了自己的腦袋，可是也並非處處皆如此。在曾經被日軍占領過的山西省某山區，農民清算地主的方式就暴烈得多。在抗戰期間，這一帶山區和附近的平原地區部未曾進駐過八路軍，地主對農民的奴役根深蒂固，地主利用土地盤剝農民特別殘酷，這一帶農村的貧困狀況也尤為明顯。日本鬼子一撤走，反奸清算運動立即風起雲湧般開展起來。這裏發生過一些恐怖行為，在群眾越是落後的地區，他們的行動也就越是暴烈。

　　

在山西省某地，群眾召開了訴苦大會，曾經在抗戰期間殺害過十八個農民的某地主三兄弟被押進了會場，會場上頓時群情激惱。群眾怒不可遏，將到會的幹部擠到了一旁，把這三個地主吊在大樹上。在太行山區一個名叫竇馬莊的村子，群眾抓住了一個地主的狗腿子，硬是用石塊把他給砸死了。在與竇馬莊毗鄰的一個村子，大夥把一個曾經當過偽軍隊長的地主抓來，給他套上一掛犁，用鞭子趕著他犁地。人們一邊趕一邊喊道；“過去你把咱們當牲口使喚，現在也讓你嚐嚐這個滋味！”村子裏新來了一批青年學生，都是懷著美好的理想從北平跑到解放區來的。他們根本不了解農民所經曆的苦難之深重，想要把這裏的農民運動納入既定的軌道。然而農民卻認為他們多管閑事，根本不理他們那一套，還說：“你們這些知識分子懂個屁!“連新從外麵來的八路軍戰土們也無法使激憤的群眾平靜下來。在冀中的一個戰土告訴我：“

 

有一天，我們四個戰土押送一個漢奸到縣裏去。半道上路過一個村子，村裏的老百姓聞訊後一下子跑過來把我們的大車給圍住了，不大功夫就圍上了百十來人。他們問道：‘你們把他帶到哪兒去2’我們回答說：‘送到縣政府去。’他們說；‘不行!不許走！’好家夥！群眾有一百多人，一個個橫眉立目，滿臉殺氣。我們呢，才四個人。他們嚷道：‘把這個漢奸交給我們，要不你們就別想走得了！‘他媽的，有啥辦法！“農民動輒威逼地主，因為他們知道，把地主的傳統權力打掉一些，並不違反政府的法規。當日本人撤退時，大批偽職人員也逃之夭夭。在這一帶沒有任何政府機構。當時八路軍正集結在國民黨占領區的邊界一帶，除進駐了幾座較大的城鎮之外，尚未深入到廣大農村。邊區政府機構有限，對於大部分農村，一時也來不及接管。農民協會控製了民兵武裝，但並無司法機構，共產黨一時鞭長莫及。

　　

當時，大部分幹部都還缺乏經驗，尤其是某些非黨幹部，對農民不服從政府的領導，更是憂心仲鍾。而縣的幹部則擔心被指責為包庇地主。在冀中地區，那些不顧群眾的反對，硬要把被鬥爭的漢奸從他所在的村子帶走的幹部們，受到上級領導的嚴厲批評：“你們絕不能這樣幹，這種幹法是不得人心的。我們應該遵從群眾的意願。“然而要真正遵從群眾、特別是那些最貧窮也是最積極的農民的意願，卻遠非易事。他們有如脫韁的烈馬，橫衝直撞，迅猛異常。鬥爭漢奸的群眾運動勢如燎原之火，從一個村莊延焰到另一個村莊。不僅是貧雇農，往往連中農甚至小地主也都投入了鬥爭。因此，這場運動具有廣泛民主的特點。這既是它的長處，同時也是它的弱點。中農看到漢奸大地主被鬥倒，貧苦農民被霸占的財物得到了償還，他們便急不可耐，也想分享一份。但漢奸大多欠債累累，即使傾家蕩產，也難以還清。小地主和富農便產生了疑慮：這樣下去，何處是一站？於是轉而采取了觀望的態度。而那些最積極的貧苦農民，一旦投入清算漢奸的運動，卻越幹越帶勁。有些地方的大地主跟隨日本人逃跑了，無法對其進行清算鬥爭，群眾就沒收其財產。成群結隊的男女農民，尤其是那些家無隔夜糧的貧苦農戶，衝進地主的宅院，攆走地主的管家，把糧食牲畜分光，然後在大門上貼封條。在山東農村，當農民群眾打開地主的倉庫時，發現裏頭有大批財物原屬他們自己所有，這些財物都是被地主以供日軍征用的借口掠去的。我還聽說過這樣的事，有一個地主的女兒，看不慣她父親欺壓窮苦農民的行為，毅然站到農民群眾一邊，幫助他們分她父親的財物。農民群眾認為，分地主的家財有理，他們說；“過去他把咱的東西都搶定了，現在咱隻是把它奪回來。

　　

但農民群眾也並非是毫無節製的。中華民族也絕不是野蠻人。雖然不少華北農民具有韃靼民族的血統，但同時他們也擁有悠久的文明傳統。中國人一向以他們的通情達理而自豪。在中國，製止一場爭吵最常用的辦法是說：“咱們來講講道理。所以俄國革命的許多特點在中國農村甚為罕見。混亂的局麵，確實有過，搶劫的行為，也的確發生過。但卻並未發生過大肆搗毀房舍、砸門翹窗、洞屋穿牆的暴行，更沒有亂伐果樹的破壞行徑。因為群眾想要把這些東西保留下來收歸已有。至於打死人的事，那是農民群眾為了報仇雪恨。也不見得單純是報私仇，這是群眾共同的仇恨，同仇敵愾的呼聲發自全村群眾的肺腑。因為當時尚未建立司法機關，所以農民群眾隻好自執其法了。以上涉及到的僅僅是清算運動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農民群眾並不是對所有的漢奸地主都進行清算，被清算的僅是其中罪大惡極者。鬥爭的矛頭還不是針對整個地主階級。那些罪惡昭彰的大漢奸雖被處置了，但其幕後操縱者卻仍然迢迢法外，依舊作威作福，欺壓人民。在抗戰期間，地主往往指派一幫地痞流氓充當村長，投靠日本人為害鄉裏。如今，這些地痞流氓也許已經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可是幕後的地主卻依然握有勢力，繼續玩弄種種陰謀詭計對抗群眾。在山東省的範莊，有一個地主將日本人撤走時留下的一萬五千斤糧食私吞了一萬斤，而隻將剩下的五千斤分給農民群眾。當大家表示不滿時，他就威脅說：“少廢話！

　　

區公所裏可有咱的人。“一句話就把老鄉們給嚇住了。從他們一生的經曆中，農民群眾深知，你要是在區公所裏沒有沾親帶故的人，去告狀也是白搭。生活世故使他們誤以為八路軍的政府與其它政府都是一丘之貉。

　　

那些不法地主一麵在幹部和群眾之間進行挑撥離間，一麵采取高壓手段迫使群眾敢怒而不敢言。當時，大多數村子都尚未進駐八路軍，地主就乘機對農民群眾進行威脅，說什麽誰要想召開清算大會，就會遇到嚴懲。他們不光是進行威脅，有時公然綁架苦主，甚至雇人放“黑槍”暗殺積極分子。

 

這樣的形勢給共產黨增加了很大的壓力。當某個漢奸被憤怒的群眾清算之後，其家屬往往也就失去了生活著落。這種狀況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勢將帶來無政府主義，並引起普遍的不滿情緒。另一方麵，地主正在極力壓製農民，而農民又急需土地，他們對土地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對於這些受到地主威脅的農民，如果不及時采取措施為他們撐腰，他們就會陷入絕望之中。

　　

農民對土地的要求，使共產黨處於進退維穀的境地。他們實行了八年的改良方針，現在客觀形勢的發展要求他們采取革命的方針。在政治上改變方針，不象足球比賽中交換場地那樣方便。如果他們滿足農民的要求，就必然會使一部分抗日地主離心離德，這些地主在抗戰期間分別擔任了地方政府甚至邊區政府的領導職務。同時，他們也會因此失去國民黨統治區民主人土的同情，乃至失去國外人士的普遍好感。他們在國外一向被視為是開明的民主主義者和俠義之士。可是，如果他們不滿足農民的要求，他們就會失去廣大群眾的支持。其時，馬歇爾的和平調解瀕臨失敗，內戰迫在眉睫。對於共產黨來說，沒有農民的支持而打一場戰爭是不堪設想的。然而，要向已經存在了兩千多年的社會形態進行挑戰，則有可能脫離除農村的貧雇農以外的各階層的人，作這樣的決斷又談何容易。

　　

共產黨暫不作決定，而是先召集各地幹部總結經驗，研究情況，討論下一步應該怎麽走。一九四五年的秋天過去了，農民要求得到土地的迫切願望與日俱增。整整一年未作出決策。一九四六年的春天來臨，耕耘播種的季節到了，該是迅速作決策的時候了。共產黨仍然按兵不動。這一拖延，使邊區軍民愈加感到蔣介石的軍隊兵臨城下的危機。共產黨在此曆史性的決策之前，徘徊再三，就象是一個等待著衝鋒陷陣的戰士。這一著的進退，將決定全局的勝負。老是等著等著，叫人心煩意亂，神經緊張得受不了，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麽，真想豁出去看看。共產黨有如處身於過去與未來的交界線上，等在那裏。

 

後退一步—與地主階級言和；前進一步—向封建主義開戰。這一決策實在事關重大。一九四六年夏天，黨中央終於向各個縣委下達了平分土地的指示。決策已定，義無反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