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學生運動
1931年9.18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在國民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侵占了東北和熱河。1935年7月國民黨政府代表何應欣又與日本駐華派遣軍代表梅津美治郎，簽訂了投降賣國的“何梅協定”，撤銷河北省黨部和河北省政府，中央軍和東北軍設在北平的軍分會也取
消，而成立了以宋哲元為首的半傀儡似的冀察政委會。為適應日本華北特殊化的要求。此時日本又策動漢奸進行所謂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漢奸殷汝耕竊據冀東二十縣，組織了防共自治政府。“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危急的形勢激起了北平各階層人民的極大憤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六千多人走向街頭，在東長安街一帶遊行示威，喊口號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特殊化的口號。12月18日又爆發了更大規模的學生示威遊行。天津學生在北平“12.9”學生運動的影響下，也行動起來。12月18日，天津學生在地下黨的領導下，在東馬路、大徑路一帶遊行示威，高呼“停止內戰、立即抗日、反對華北特殊化“等口號。我在這次遊行示威中擔任糾察隊員，負責維持秩序。
事後天津學聯派我和另外一位同學以天津學聯的名義到北平找華北抗日救國會負責人楊秀峰同誌，匯報天津學生的愛國熱情與呼聲。楊秀峰同誌聽了匯報後很高興，表示支持天津學生的愛國行動，並立即以平津學聯的名義，發動平津15個學校聯名通電全國人民，揭露並聲討反動派的這一賣國罪行。
1935年11月日偽李守信部侵犯綏遠省東北部。傅作義部英勇抗戰，收複了綏東的百靈廟，振奮人心。地下黨發動天津學生紛紛走出校門向廣大市民募捐。南開大學在天津中國大劇院組織義演，由各校學生出節目，並將義演的收入作為慰問抗日將士之用。
在全國抗日運動的推動下，天津南開大學在1936年4月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組織（簡稱民先），這是一個地下黨領導的、半公開的群眾性組織。1936年9月開學後，我參加了南開大學的“民先”組織，同時我也被選為南開大學學生會的宣傳委員。為了在社會各界人士中進行廣泛的聯係，“民先”組織動員一些隊員同天津的“洪門會”成員交朋友，以便團結社會各界人士參加抗日救國的活動。當時我和同學沈士傑、蘇征祥都參加了“洪門會”。
根據地下黨“學生運動必須與工農群眾結合才能堅持下去”的指示，“民先”組織決定利用暑假發動各大學學生到農村中舉辦義務學校，以“民先”隊員為主充任農民義校的老師，其中就有南開的程宏毅同學（解放後他曾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南開的學生們去到津南王蘭莊，除了辦農民義校、教識字外，還辦壁報、演話劇和做時事報告等，一時很活躍。我記得有一次“民先”組織動員了很多人，在王蘭莊同時舉辦了三個農民義校，這對宣傳、組織農民參加抗日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後來王蘭莊成了抗日打遊擊的一個據點。1985年天津召開12.9運動五十周年紀念大會時，天津特為王蘭莊立了一塊紀念碑。
1937年“七.七”事變後，學校正放暑假，我被留校的同學們推選為臨時學生會主席。有一天，同學們正在開會，有兩個自稱是記者的人來到南大指名要找學生會的活躍人物馬大輝談話，我覺得情況不妙，就跟了出去，看見一個特務早已抓著馬大輝的一隻胳膊。我急忙抓住馬大輝的另一隻胳膊往回拽。當時氣氛十分緊張，我強烈要求他們放人，並高聲責問：“你們為什麽要抓人？你們是幹什麽的?”這時同學們紛紛跑了出來，紛紛揮起拳頭高聲喊了起來：“特務要抓人啦！”樓上樓下一片腳步聲,學生們像潮水般地向特務們湧來。我一手緊緊地抓著馬大輝不放。同時揮起另一隻拳頭向特務打去。兩個特務見勢不妙，慌了手腳，匆匆逃跑了。
這場與特務麵對麵的鬥爭，雖然我們勝利了，但也給我們敲了警鍾：與敵人鬥爭也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於是南大的民先組織決定分散活動，為了縮小目標，避免不必要的損失，經研究決定隻留下我一人在校內做學生會的聯絡工作，其他隊員分赴各地進行抗日救國活動。
1937年7月下旬，日寇侵占天津海光寺，並轟炸南大圖書館。我方保安隊奇襲了海光寺。日軍惱羞成怒，進行了瘋狂的報複，用飛機大炮猛轟保安隊。當保安隊撤退後，局勢越來越緊張，留校的同學們再繼續留在學校已不可能。我經校方同意，丟下自己的行李，帶著
學生會的印章和僅有的五元活動經費，撤離了南開大學。馬大輝的家裏對他的這次遭遇十分擔憂，阻止他繼續參加抗日救亡的活動，後來又將他送到美國留學，並從此在那裏定居。80年代初，馬大輝去國多年後回祖國訪問，我們還在北京相聚敘舊，此是後話。
在我離開學校的第二天，海光寺的日寇派隊伍進入了南大，先放火燒毀了圖書館。然後將全校付之一炬。同為民先隊員的老同學蘇征祥，通過他在天津租界永利公司的關係，幫助我於7月30日由天津乘船，於8月10日到達上海，臨時住在我四舅家。為了廣泛聯絡在滬的學生們，團結各方麵的抗日救國力量，開辟新的抗日救國戰場。我一到上海立即著手籌組“駐滬學生界抗日救國聯合會”。消息一傳出，很多同學主動來到我的臨時住所找我，以商量盡快成立“救國會”的事宜。學生們抗日救國的熱情給了我莫大鼓舞，使我對鬥爭充滿了希望和信心。這時日本飛機又開始轟炸上海。我四舅怕我給他惹禍，就把我的提包扔到了大門外，把我轟出了他的家門。這沒有動搖我進行抗日鬥爭的決心。我就到了南京，住在南開大學駐寧辦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