瀟瀟雨軒
追夢是瀟灑，憶夢為綺麗，圓夢最燦爛！當心弦被撥動，人間正是滄桑！我的夢想加園！
每年的母親節，兒子和女兒通常一早就準備好了賀卡、禮物和蛋糕，一家子開開心心地給我過母親節兼生日（這兩天往往緊挨在一起），令我這個做母親的心裏感到特別的踏實、滿足和幸福。也是在這個日子裏，我特別思念天堂裏的一個人，那個生我養我、以她的善良堅韌深深影響我人生觀和價值觀的農村老太太，她就是我深愛的母親。
我的母親出生在粵北山區一個風景秀麗的小山村，外公是解放前國民縣政府的一個財稅官，經常要下到各鄉鎮裏去巡查，工作可說是十分繁忙，因此他在老家鄉下購置了良田大宅，用來安頓家小。外公外婆那時已結婚多年，先後生下了五六個孩子，但僅有母親存活了下來。由於外公長年在外，外婆和母親在鄉下相依為命，日子過得平平淡淡。在母親11歲那年，外婆又懷孕了，全家人都很開心，小心翼翼地期待著新生命的降臨。有一天，久未回家的外公突然被一頂轎子送回了家，原來外公不幸得了重病，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天，他強撐著命人送他回家見妻女的最後一麵。正值壯年的外公很快就撇下妻女，還有那未出世的兒子離開了人世。
自從失去了外公這個頂梁柱，這個小康之家就迅速走向了衰敗。為了養活一對兒女，外婆在幾年的時間內被迫把外公留下的田地和房子都先後賣了，但生活仍然捉襟見肘。雖然年齡不大，但身為長女的母親不得不外出打工掙錢，幫人插秧、割草、放牛，晚上一回到家，就幫著外婆照顧小舅舅，以期盡量減輕外婆的負擔。
五十年代中期，年輕的母親經人介紹，去給當時的縣委書記（也是我們縣的首任縣委書記）做保姆，主要是照顧他們家的四個孩子。母親提出不要工錢，隻希望允許她的幼弟和她同住他們家，並在縣城當地的小學上學，書記同意了母親的這一請求。從此，母親每天起三更睡半夜，悉心照料縣委書記一家人的起居飲食，接送他們的四個孩子和小舅舅上下學。身居要職且工作繁忙的縣委書記，沒有當官的架子，倒十分尊重母親，有空時還會指點一下舅舅的功課，這使得母親非常感動。雖然在書記家做保姆的時間不太長，但勤勞、善良、能幹的母親，仍然贏得了書記夫妻倆及孩子們的信任，並和他們一家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在後來的文革運動中，縣委書記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常被造反派批鬥關牛棚，那時他們家大的孩子已陸續下鄉去了外地，最小的孩子則還在上小學。當時已回鄉結婚生子的母親，看到書記兩夫妻整天被人揪去批鬥，年幼的孩子忍饑受餓，無人照顧，感到十分心痛，因此母親不時帶一點鄉下的番薯芋頭和豆子等，偷偷送到城裏老書記家，順便給孩子做一頓簡單的農家飯菜。
文革的中後期，縣委書記一家被下放到了農村，進行勞動“改造”。在那個人人自危黑白顛倒的年代，周圍的人都對這個“反革命分子”家庭避之不及，恨不得馬上跟他們劃清界線，但是母親，這個沒有多少文化的農家婦女，硬是從家裏不多的口糧裏摳出一點吃的，偷偷送給家徒四壁三餐不繼的書記夫妻和他們的孩子，母親說她還曾帶著三、四歲的我，走遠路去探望老書記（可惜我全不記得了）。母親就這樣以她特有的質樸的方式，幫助著與她僅有短暫“保姆之緣”的老雇主一家。
文革結束後縣委書記得到平反官複原職，再後來又升職調去了省城，但他對母親在他們家最困難時期給予的幫助十分感激，80年代末他回到我們縣裏“省親”，還特地把母親和舅舅（他當時已是縣裏的一名幹部）請去敘舊。90年代中期，母親來省城幫我帶孩子，老書記聞訊後，特地找了一天叫齊他的四個孩子，並派他的警衛員開車來到我家，把母親接去省部委他的家裏“團聚”。據母親回來說，已近耄耋之年的老書記夫妻倆見到母親，顯得十分激動，他們的孩子也很高興能再次見到當年的保姆“姐姐”，小四子說永遠都記得母親當年煮的那些番薯粥、芋頭餅，是他人生中吃過的最美味最可口的佳肴。
那是母親跟縣委書記一家最後的一次見麵，不久後我就出國了，母親也回到了鄉下老家，在日複一日的勞作中，母親繼續平凡而卑微地生活著。母親這一輩子永遠都在為他人著想，她善良、堅強、有擔當，極富同情心，母親就象一支小小的蠟燭，點燃自己，照亮他人，在沉沉的黑暗中透出一絲絲溫暖和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