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十四

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十四
原創 思目（jocole）

十四、不了了之的“整頓”

華東局對山東幹部的整治，主要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集中打擊地方幹部——其時山東軍隊中的團以上幹部大都是來自外省的紅軍，地方幹部則基本為黎玉進入山東後培養的。而且主要打擊的對象，是渤海區及膠東區的幹部。二是分工明確。鄧子恢負責對渤海區的幹部“整頓”；饒漱石負責對黎玉和膠東幹部的“整頓”。
從具體過程能夠看出，由於得不到當地老百姓等的支持，鄧子恢的率先發難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不得不於1947年10月暫時停下。在向中央報告並得到康生等的大力支持後，對渤海區景曉村等幾個主要領導幹部的整肅得以順利完成。依照現今可見的文獻資料及親曆者回憶等史料記載，無論是黎玉還是景曉村等山東領導幹部，除了思想上因不理解而產生的抵觸情緒之外，並未在行動上有任何不當舉動。
1947年12月25日——28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米脂縣的楊家溝召開會議，要求各解放區糾正土改與整黨中出現的“左”與右、尤其是“左”的錯誤。此時，景曉村等被視為不可靠的原區、地、縣的領導雖已被“搬了石頭”，但尚未在組織上給予正式處理。
1948年1月20日，利用處置趙寄舟案的時機，在《渤海日報》上“用頭版大字新聞刊出《華東軍區命令》，內雲‘渤海軍區政治委員景曉村出身地主……表現極端嚴重的家長製度宗派主義與官僚作風……自土改以來，堅持富農路線，包庇袒護地主富農……同時縱容放任部屬，鎮壓群眾土地鬥爭，以致發生了趙寄舟等慘殺村支書的罪惡事件……實屬嚴重錯誤，著將該員撤職，以昭警戒。’”（注1）如此以來，通過處置趙寄舟，坐實了渤海區書記景曉村的“罪名”。
1948年3月6日，毛澤東在《致劉少奇》的信中，深刻分析了各地土改複查中所犯錯誤的原因，並提出“你們及饒陳康鄧似可在三月二十日左右去陽穀，有充分時間討論全部政策問題。”（注2）鄧子恢隨後在新組建的渤海區黨委3月31日召開的擴大會議上，專門作了《階級立場與建黨路線》的報告，宣告渤海區的整黨與土改複查告一段落。此後，鄧子恢被中央調至新成立的中原局擔任第三書記，並於1948年5月上旬，帶領金明等600多名地方幹部離開山東。
鄧子恢離開後，雖然以張曄為首的新渤海區黨委早已建立健全，但中共中央派遣的土改代表團並未撤離，所以渤海區的土改與整黨實際還是掌控在康生手裏。根據原任區黨委社會部長兼行署公安局長的李震回憶，其時他及景曉村等一幹被撤職的渤海區幹部，尚被集中住在何家坊區的黨委招待所。
得知中央已經明確指示要糾正過左的傾向，李震坐不住了，為了那二十幾個莫名其妙被關起來的公安局長找到康生說：“‘渤海的問題，根本不是鋤奸政策上的「左」和右的問題，是軍事政策上的問題。你不該把新解放區的部隊撤走，造成了空子，叫敵人乘虛而入。黨的土改政策，從來沒提過肉體上消滅地主，現在不是實際上消滅了麽？’康生這才懂得不是個‘特務問題’，而是個‘常務問題’。並裝模作樣地說：‘啊，有此事？’這時主席（毛澤東）已經召開了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針對康生的問題，開始糾偏了。康生即派楊帆同誌去處理渤海公安局的問題，把這二十幾個公安局長全部放出來了。”（注3）
大概是由於形勢發展較快，且忙於華東局的政務及膠東的整黨與土改，饒漱石已無暇顧及渤海區的那些“小幹部”的事了。時間轉瞬來到1948年10月——景曉村等一幹被撤職的幹部已在招待所待了一年，康生來到何家坊，找景曉村及他們中間的一些人談話。康生顯然是代表組織來的，隻是說他們的問題已經結束，沒有再提給他們扣的大帽子——但組織下的是何結論也未言及，似乎問題就這樣不了了之。

抗戰時期的景曉村。（圖片截取自網絡）

至於他們的去向和工作分配有些難辦，原來的工作和職位都已被新安排的同誌接替了，顯然想回也回不去了。而且大部分人心有餘悸，不敢也不想再回去了——如原渤海行署副主任王見新，本打算安排他繼續回行署工作，但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最終隻好同意他南下。其時正值濟南戰役以勝利結束，華東野戰軍正準備發起淮海戰役之際，於是大部分人被送去學習準備隨軍南下。景曉村被分配到華東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員，李人鳳則被調入華東局財委，分配到淄博工礦特區工作。
對於膠東區的林浩、曹漫之等人，“饒大將軍”似乎是斷斷不肯放過的！膠東既是山東最富庶的地區，又是華東聯係東北的唯一樞紐，更重要的是被視為是黎玉“山頭主義”、“富農路線”和“宗派主義”的最後領地。因此，“饒大將軍”親自出馬——在由他主持召開的華東局“膠東區土地會議”上，嚴厲批判了膠東區所謂的黨內組織不純和土改中“富農路線”、“宗派主義”的錯誤，點名批判林浩犯了“宗派主義”及“個人包辦”等錯誤，並大言不慚地宣稱：“山東的工作比華中落後10年。”（注4）
隨即在大會上宣布，委托時任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的舒同暫時代理膠東區委書記工作，負責開展該區的土改複查工作總結和生產救災。2月9日又發布山東省政府令：膠東區行政公署主任曹漫之離職、由華東軍區軍工部部長兼政委的汪道涵為代理主任，汪道涵到任前暫由時任山東省政府支前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宋日昌（其時正在膠東區幫助工作）主持膠東行署工作。在此後舉行的華東局擴大會議上，又形成了《關於克服黨內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加強紀律性的決議》，對林浩等人進行了不公正的處理。為了迫使林浩等人乖乖就範，饒漱石等采取了非常手段——“林浩說，那時他們不讓你講話，你要是爭辯就要開除黨籍，為了保留黨籍，隻好作違心的檢查。”（注5）
“膠東區土地會議”結束後，林浩、曹漫之及張修己（時任膠東區各界救國總會會長）未被允許返回膠東，而是繼續被留在五蓮縣的大茅莊——華東局的臨時駐地。直至6月1日，新的膠東區黨委方發出通知：原區黨委書記林浩、軍區副司令員王彬及各界抗日救國會會長張修己等已被調離開膠東，另行分配工作。
林浩先是同景曉村一樣，先是被分配到華東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員，9月被調入中央馬列主義學院學習——還好，總算離開了華東局；曹漫之被調往淮海前線總前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張修己則被留在華東土改指揮部工作。
根據相關史料記載，膠東區新的領導班子組建後，非但沒有糾正“左”的錯誤甚至還有所發展，於是膠東區的土改再次掀起亂打亂殺的狂潮。由於林浩、曹漫之等原區領導幹部的被調離，引起下麵各級幹部思想上極大的混亂。大概是唯恐惹火燒身，大部分幹部采取觀望和聽之任之的態度，而少部分“精明”的則跟著新領導的指揮棒行事。之後膠東土改的亂打亂殺，簡直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根據老同誌的回憶，膠東區土改大規模亂打亂殺直到當年11月後，才算是基本停了下來。
近些年來，隨著黎玉等原山東的冤案被平反後，不少文章及專著都將始作俑者完全推到饒漱石和康生的身上。毋庸置疑，時任華東局一把手的饒漱石當然要負主要責任，但康生卻未必然——畢竟他隻參與了渤海區的整黨與土改，且其時山東幹部的任免當然還是華東局說了算。至於有文章稱，膠東區的土改亂局康生也要負責任則有些言過其實——其秘書淩雲在《康生與山東整黨及其他》一文中說得明白：期間康生僅去過膠東一次，還是去探望許世友的，並沒有染指膠東區的土改與整黨。看過本文前麵的分析及探討就會明白，真正要對膠東區土改亂局負責的，除了饒漱石就是那位素有“書法家”之稱的新領導人。康生充其量，也不過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已。
那麽，康生為何要不遺餘力地支持饒漱石？這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按照某些文章的觀點，康生七大後開始走下坡路，所以要通過支持饒漱石撈取政治資本。但在筆者看來，這個觀點難以成立——來山東之前，康生正以中央土改工作試點團團長的身份領導晉西北的土改，用曾彥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馬克思主義燒了》一文中的說法，康生在山西臨縣郝家坡土改試點中“超左、大左、特左、左得出奇”！
因此推測，鄧子恢等之所以點名請求中央派他來支援，恐怕與康生的“極左”有很大關係，而康生很可能對此恐怕也是心知肚明。但奇怪的是，康生來到山東後除了“搖旗呐喊”之外，更多的是起到“刀筆吏”的作用。據曾彥修的記敘，康生在晉西北土改試點中鬼點子很多，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感到康這人是二重人格，道理他全懂，為了烏紗帽，他隻能做他明知不對的事。”（注6）
筆者以為，康生大概是意識到了他在晉西北土改試點中的某些“不妥”，因此在渤海區土改與整黨中的作為主要就是喊“口號”。根據楊尚昆1949年3月9日的日記，康生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對晉西北土改之‘左’偏，引為自己的責任。”其次，康生之後並未主動對山東幹部采取嚴厲組織措施，可進一步佐證他的狡猾之處。
1948年7月，華東局在益都的閔家莊召開華東局擴大會議，宣布將魯中、魯南及濱海區合並為魯中南區黨委。之所以要成立這個新的魯中南區黨委，主要是為適應即將到來的大規模戰爭支前的需要。同時將冀魯豫邊區一地委（泰西地委），也劃歸這個新成立的魯中南區黨委領導。同時，將冀魯豫的泰西軍分區劃歸新成立的魯中南軍區，部分基幹武裝組成魯中南縱隊，屬山東兵團建製。
饒漱石在大會上，除了說明成立魯中南戰略區的意義之外，還著重強調了由康生兼任魯中南區黨委書記的意義——“他說：魯中南這個地區很重要，中央很重視，本來應當我下去做這個區黨委書記，康生同誌留在華東局。但康生同誌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由他下去任區黨委書記，不僅可以加強魯中南區黨委的領導，還可以給中央取得直接經驗。”（注7）宣布完康生任魯中南區黨委書記後，饒漱石又宣布任命傅秋濤任區黨委第一副書記、高克亭任第二副書記，以及區黨委常委和委員的任命等。
會議結束以後，康生將要到魯中南區黨委赴任。臨行前，康生叫上第二副書記高克亭（傅秋濤因故未出席此次會議），一同前往饒漱石那裏請示工作。據高克亭回憶，“康生對饒講：‘饒政委（饒漱石當時兼任華東軍區政委），我到魯中南工作三不熟，一地區不熟，二幹部不熟，三工作不熟。我想，目前的工作是否抓戰爭支前，生產土改？’饒漱石當即表示：‘你說得對，就這樣安排好了。’隨後又加了一句：‘你去那裏工作我們放心。’康生表示請華東局多加指示幫助。”（注8）
其時康生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而饒漱石隻不過是中央委員而已，按常理說，饒對康應保持起碼的尊重。但品味二人上述對話口吻，卻完全給人一種上級對下級的感覺。康生對饒漱石的趾高氣昂與忘乎所以，心裏自然是非常地不痛快。在返回的路上，其時魯中區黨委駐地位於沂水城附近的武家窪，康生對同車的高克亭說：“‘饒政委現在本事大了。過去他在我領導下工作。’我當時並不明白他們二人之間有著什麽樣的關係，聽了他們的對話及康生的講話，總覺得他們之間有點客套、戒備。”（注9）
康生對饒漱石的戒備，回去後馬上就表現出來。過去，魯中區是一個星期向華東局匯報一次工作，成立魯中南區後康生卻要求每三天匯報一次。高克亭感到三天一次沒有多少大事可匯報的，但康生卻堅持認為還是三天一次為好，並解釋說匯報的勤一點兒能得到華東局更多的指示。後來高克亭才領悟到，實際上康生是要避免饒漱石對他產生不尊重的嫌疑。由此可見，康生對饒漱石的確是有所顧忌。可改為三天一匯報之後，華東局的有關同誌卻有些不厭其煩——“別的區黨委都是一星期匯報一次，就你們是三天匯報一次，讓我們怎麽跟領導反映，整天忙你們的事了。”（注10）
康生來魯中南工作時，自己帶了一部電台和中央直接聯係，與區黨委的電台並不共同使用。饒漱石離開華東局機關期間，作為華東局副書記的康生便回到華東局主持日常工作，但魯中南區黨委的大小事還要向他請示報告，一直到後來華東局南下山東分局成立。對於康生在魯中南區黨委工作的這段時間，高克亭回憶：“我認為他是在‘夾著尾巴做人’，沒有像在延安搞‘搶救運動’、在晉綏搞土改、在渤海區整人時那樣張狂，這也許與他同饒漱石的微妙關係有關。”（注11）
與之相反的是，由於饒漱石對黎玉、林浩等山東幹部無情的頤指氣使，或多或少地對其他與之有關的人士產生一定的影響。據時任魯中南區第二副書記的高克亭回憶，在打下徐州後的一次前後方工作聯席會議上，他剛介紹完後方支前各項工作情況，便遭到時任魯中南區第一副書記兼徐州軍管會主任傅秋濤的責難，而且態度也頗不冷靜。可又沒有講出到底有什麽具體不滿意的地方。
為此一頭霧水的高克亭，隻好態度誠懇地向其解釋說：“你認為哪些工作有問題，講具體點，我們回去好改正。”“但他似乎沒聽進去，但又沒講出什麽具體的意見。這樣就出現了僵局，會議一直開到吃午飯。郭子化同誌對我說：‘克亭同誌，要忍耐，相忍為國麽！’”“大概吃飯的時候，張雨帆等同誌也做了傅秋濤同誌的工作，下午繼續開會時，他的態度有了轉變，承認後方的工作做得好，要什麽給什麽，花費了很大力氣，沒有什麽可責怪的，上午講的話有點過頭了，請原諒等等。”（注12）雖說這事兒就這麽過去了——用高克亭的話說“以後，我和秋濤同誌在工作上，依然配合得很好。”（注13）但傅秋濤這十分突兀的舉動，著實讓人很難理解。

1949年2月下旬，饒漱石等前往河北平山縣的西柏坡，準備參加即將在那裏舉行的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由於早在上年12月，華東局就以“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富農路線”、“宣傳個人”等罪名向中央打了報告，其時山東唯一的中央（候補）委員黎玉已被取消了參加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的資格。所以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饒漱石等提出的“黎玉問題”決議，毫不費力的得以順利通過——隨著黎玉的所謂錯誤被認定，其中央候補委員的身份被正式解除。
此時，心滿意得的“饒大將軍”大概有些飄飄然，按照其《年譜》記載：在3月7日晚上的發言中，說“華東負擔過重，與周恩來發生爭執。”（注14）但此說法，與楊尚昆在其日記裏的記載，卻有所不同：“饒之發言中，又提到華東局處理統一問題過程中的幾個問題，甚為尖銳。從此將涉及寬了，不知書記處對此是何方針。”（注15）但在針對周恩來這一點上，則是相同的：“昨日X發言，實際是對周。周以此深為不安。”（注16）所以饒漱石“與周恩來發生爭執”，並非《饒漱石年譜初編》中所言“華東負擔過重”——而是《楊尚昆日記》中記載的“統一”問題。
關於周恩來所說的這個“統一”問題，楊尚昆在其日記裏有這樣一段解釋：“統觀現勢，目前主觀客觀條件，均要求逐步走上統一；而方針，毛主席早有明確之規定，即‘可能與必須’。我覺得問題就在此。……過去我們處理一些事務，未能好好解決這個矛盾，致發生亂子。就我個人意見：統一就是加以限製，加以管束。要統一就要使若幹人不‘自由’，不舒服。這是必須經過思想鬥爭來克服的，不能有所姑息；……這是兩條戰線上的鬥爭，既要反對亂幹，也要反對‘遊擊主義’。否則，全國革命將無法前進。”（注17）
楊尚昆這段日記足以說明，周恩來所言的“統一”問題，指的是“全黨一盤棋”，並非專指華東局。這是否是事實呢？我們可再來參照一下，饒漱石自己的說法——“許多年後，饒漱石在自己的檢討中也提到了當時的情景：‘在財力和幹部調配上，我往往從華東本身考慮得多，而對中央和其他地區的困難和需要考慮得少……特別有一次我曾對周恩來同誌發脾氣，更是一種嚴重的錯誤行為。這嚴重反映了我是如何過分地強調局部利益，而當它和整體利益發生矛盾時，我又是如何地意氣用事。’”（注18）
通過上述這些史實，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時的“饒大將軍”自我感覺良好——準確地說，是自我膨脹、忘乎所以！最令人詫異的，是他對中央的態度——毋庸置疑，周恩來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發言是中央的意見，如果有意見或不滿，完全可以會後向中央反映。而這位驕傲的“饒大將軍”，卻僅僅因為對中央統一決策不滿意，便在其正式發言中，隨意便對黨中央第三把手的周恩來橫加指責！
如果饒漱石平時是位虛懷若穀有容人雅量的領導，還勉強可用口直心快、不唯上的性情中人來解釋，可從他對黎玉的尖酸刻薄、氣量狹小就會曉得，他並非大度之人！我們可以簡單設想一下，如果其他局的領導也如法炮製會出現什麽樣的局麵！？饒漱石這種為所欲為藐視領導的不當舉動，大有“寧可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氣概。
1948年，中共中央於9月8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九月會議”。會議分析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形勢，高瞻遠矚地指出：“奪取全國政權的任務，要求我黨迅速地有計劃地訓練大批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幹部”。10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了《關於準備奪取全國政權所需要的全部幹部的決議》。《決議》指出：“在戰爭第三、第四兩年內（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軍可能奪取的國民黨統治區域，大約將包含有一億六千萬左右的人口，五百個左右的縣及許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並在這些新的區域建立政權。”由此推算，共需中央局、區黨委、地委、縣委、區委等五級及大城市的各類幹部，5.3萬人左右。
1948年12月，為貫徹中央政治局“九月會議”的決議，華東局在閔家莊召開各區領導人會議，部署抽調幹部隨軍南下工作和研究大軍渡江以後華東局及其所屬各區黨委的組織安排問題。12月25日，在《關於執行中央準備五萬三千名幹部決議的指示》中指出：“我們注意到目前華中的幹部（尤其中級和高級幹部）特別缺乏，因此準備一萬五千幹部規定完全由山東來負責。”《指示》還要求，抽調南下的1.5萬名幹部分為兩期集結：1948年12月底為第一期，抽調3000人；1949年2月底為第二期，抽調1.2萬人。同時要求各級黨委選送的黨員幹部，速到華東局黨校所在地——黃樓鎮的王崗村集結學習。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舉行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的會議決議。10日，前線傳來好消息：曆時六十六天的淮海戰役勝利結束！至此，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已成定局。12日，中央軍委電令華野及中野：由1月15日起至3月31日止，休整並完成渡江作戰的各項準備。
2月，華東軍區機關離開山東，同第三野戰軍（由華東野戰軍改稱）一起南下。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成立新的山東軍區，歸華東軍區領導。隨即山東軍區在青州重建,由華東軍區副司令員張雲逸兼任司令員,康生任政治委員，許世友任第一副司令員,袁也烈任第二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傅秋濤、向明任副政治委員,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
2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電令，要求華東局、華東軍區機構立即前移至徐州，同總前委和第三野戰軍一同工作，集中精力部署南進。華東局隨即指示華東局黨校南移臨城，並要求黨校在臨城接受南下各戰略區的1.5萬名幹部。
11日，中央軍委在同意總前委渡江行動建議的複電中，指令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陳賡參加華東局並為委員。15日，華東局在徐州召開會議，討論貫徹落實中央軍委“把軍隊編為工作隊”、渡江之前工作以及幹部配備等指示。
19日，山東第一期南下幹部3000多人與華東局黨校校部乘同一列火車從駐地出發，經張店、周村、濟南、泰安，於21日晨到達臨城車站。
3月，中共中央根據華東局即將南下的新形勢，批準由康生等九人組成新的山東分局，書記由康生擔任。駐青州的山東省政府委員會改為山東省人民政府,山東省政委會及省參議會推選康生為省政府主席，郭子化任第一副主席、方毅任第二副主席。
3月中旬，從渤海、膠東、魯中南、昌濰特區、濰坊市、濟南市、華東局直屬機關、華東軍區抽調的大批南下幹部，以及從華東局財政部所屬專門學校、華東大學抽調的部分幹部和學生共計1.2萬餘人，分兩批出發，陸續從四麵八方匯聚臨城地區，與先期到達的第一批南下幹部匯合。
至此，從山東抽調的1.5萬名南下幹部隊伍己全部抵達，分布在臨城沙溝鎮及微山湖一帶的鄉村地區。為配合人民解放軍做好渡江作戰的充分準備，中共中央決定從正在臨城集訓的華東南下幹部中抽調一部分提前南下，參加渡江作戰——隨軍籌集糧草。3月下旬，隨軍籌糧幹部集合於臨城沙溝火車站，乘火車沿津浦線向南開去，在夜幕籠罩下到達徐州車站。第二天，火車到達蚌埠，轉由淮南鐵路進抵合肥。

其時山東南下幹部乘火車南下情形。（圖片取自網絡）

3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組成新的華東局：鄧小平為第一書記，饒漱石為第二書記兼上海市委書記，陳毅為第三書記兼上海市市長。以鄧小平、劉伯承、饒漱石、陳毅、康生、張鼎丞、曾山、張雲逸、譚震林、粟裕、張際春、宋任窮、陳賡、劉曉、劉長勝、曾鏡冰、舒同為委員；鄧小平、饒漱石、陳毅、劉伯承、張鼎丞、曾山、粟裕為常委。
同時組成新的華東軍區：劉伯承為司令員，陳毅為副司令員，鄧小平為第一政委，饒漱石為第二政委。統一指揮第二和第三野戰軍以及華東軍區所轄部隊，並另從四野“借兵”(由軍委調撥)——以四野第十二兵團部率領第四十、第四十三軍共約十二萬人，組成渡江先遣兵團，準備“百萬雄師過大江”。
自3月起，華東局各機關分批離開青州，開始隨軍南下。跟隨南下的山東幹部統一整編為“華東南下幹部縱隊”，由劉少卿任縱隊司令員、溫仰春任政治委員，並按準備接管的地區，分為四個支隊。隊伍在合肥住了三五天的時間，經各幹部大隊與華東局支前指揮部聯係，華東局與總前委有關部門決定：各幹部大隊分散編入各集團軍，受譚震林指揮，並擬定了隨軍行動方案。同時，兵團部還派出代表，協理大隊行軍及供給事宜。
4月2日，華東軍區開始啟程離開山東，時至8月華東局機關全部南下。山東那些幹部也紛紛踏上新的征途：黎玉、景曉村、李人風、曹漫之等跟隨華東局南下；郭子化留在山東；李林調往東北；原渤海區公安局長李震，則被曾山安排去了濟南鐵路局。
注釋：
注1：見《沈家營事件的時代背景》一文——沈家營事件的時代背景_前輩_烽火HOME http://www.wphoto.net/qianbei/article/ts/show/articleid/29808/
 注2：見《中共山東黨史大事記（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301頁。
注3：回憶戰時在山東的公安保衛工作（文/李震）_前輩_烽火HOME  http://www.wphoto.net/qianbei/article/ts/show/articleid/17056/
注4、5：均見王文正著“1947年膠東解放區土改複查的問題”，《百年潮》2005年第05期。
注6：見曾彥修著《康生在土改中把馬克思主義燒了》一文。
注7、8、9、10、11：見《高克亭回憶錄》，“難忘魯中南（一、魯中南區黨委的成立）”章節。
注12、13：見《高克亭回憶錄》，“難忘魯中南（三、支援淮海戰役）”章節。
注14：見《饒漱石年譜初編》，第193頁。
注15、16：見《楊尚昆日記（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48頁。
注17：見《楊尚昆日記（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48、49頁。
注18：見閆誌峰著《“全國一盤棋”是怎樣被提出來的》，“曆史背景：財經統一問題擺到共產黨人麵前”，《黨史博采：理論版》，2010年第10期。
注19：見淩雲著《讀<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引出來的話——康生與山東土改整黨及其他》，《炎黃春秋》“讀者來信摘登（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