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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這是原所裏同學轉來的文章，作者原來是我們所裏的研究人員。技物所氫氣爆炸事故以前聽所裏老的說過，（網友匆匆客在這裏好象也提過，那時技術所在複旦校園內），但原沒有這篇文章詳細。從這篇文章也能了解些那時科研人員的工作情況。 -----轉貼者寫
現在可以講了的真實故事
----錢定榕
“現在可以說了”（Now it can be told: the story of the Manhattan Project／Leslie R. Groves —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 1962）是美國陸軍工程兵團的萊斯利?R?格羅夫斯將軍退役以後寫的一本書的書名，這是一本關於由他領導的曼哈頓計劃(製造首批原子彈計劃的代號)的書。在我國曆史上“史無前例”的時期，一個風雪交加滴水成冰的夜晚，我在奉賢縣海灘科技幹校的茅屋裏挑燈夜讀，在“茅屋為‘冬’風所破”的環境裏，看完了這本書。這本書的文筆流暢，情節生動，清楚地再現了當年科學家和工程師們如何在三年時間裏，搶在納粹之前完成了從研究到投擲原子彈的全過程，從而為戰勝法西斯、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寒夜裏我凍得渾身發冷，但看得心頭發熱。這本書發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第17年；我寫這篇文章借用了這本書的書名，回憶51年前我曾經參與過的分析美製U2高空偵察機的紅外相機的過程，那是我青年時代難忘而又悲壯的經曆。我願將此文向我所敬重的同誌們表達我的無限的懷念和深深的敬意。
（一）從天而降的禮物
一九六五年一月的某一天，在人民日報第三版上刊登了一塊豆腐幹大小的消息： “本月11 日我人民解放軍空軍部隊在包頭地區擊落美製蔣機U2高空偵察機一架。”此前，人們曾多次看見過這樣的消息，這已經是第四次擊落U2機，並沒有引起公眾太多的重視。
那些年間，為了打破美蘇兩國的核壟斷，中國正在全力以赴地發展兩彈一箭，即原子彈、氫彈和運載火箭。美蘇兩國對此高度關注，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收集有關的情報。除了公開的渠道，兩國都動用了諜報手段。由於中蘇之間有漫長的邊界線，克格勃通過中蘇和中蒙邊界向中國大量滲透諜報人員，這些人大多是在曆次政治運動和困難時期逃離中國的，經克格勃訓練以後，被派遣到核基地附近按照克格勃的指令熟門熟路地收集各種情報。美國則利用高空偵察機收集情報，包括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Corporation）生產的U2高空偵察機。U2的巡航高度達7萬英尺(2.13萬公尺)，中國的軍機無法達到這樣的高度，對它無可奈何。50、60年代U2經常到大陸上空進行偵察活動，出入如無人境地。1959年5月1日，由美軍飛行員鮑爾斯（Francis Gary Powers）駕駛 U-2飛機飛進蘇聯內陸上空被擊落以後，為避免引起國際糾紛，從此U-2飛機由台灣空軍“黑貓中隊” 接手繼續進行偵察活動。
1964年10月16日中國首次核試爆，威力相當於 2萬噸的黃色炸藥，幾乎是1945年美國在廣島投的那顆原子彈的規模。記得消息傳來已經是夜間，我已入睡。集體宿舍裏突然人聲鼎沸，把我吵醒了，坐起來問同事發生了什麽事，說是原子彈爆炸了；我懵懵懂懂地還沒有反應過來，問是誰的原子彈在哪裏爆炸了，同事告訴我，是我們自己的原子彈在羅布泊爆炸了，這才一陣驚喜，睡意頓消。住在集體宿舍的同事全都激動得無法入睡，幹脆起床，房間裏和走廊裏都是人，身著內衣激動地猜測和討論那次核爆的詳情。與此同時，美蘇兩國也展開了緊張的情報收集和分析行動。很快，美國空軍搜集到了核塵樣本，從原子落塵成分推斷，中國是采用鈾235作為分裂原料，而不是原先猜測的鈹。這結論令中央情報局大吃一驚: 中國到底怎麽弄到足夠供核爆用的高濃縮原料? 推敲之下，最有可 能是在蘭州生產的。於是位於蘭州的氣化擴散廠也就成為偵測目標；鄰近的包頭有一座反應堆，也被認定是製造核燃料的主要工廠。專家們告訴中央情報局，掌握了氣化擴散技術分離生產作業以後，很快就可以具備製造氫彈的能力。U2指揮總部決定一探究竟。於是中情局決定，先以美國本土核能原料場為基準，設定夜間偵測的參考資料，再將U2從中國拍回來的照片資料與之作對比，很快就能推估中國核能原料的生產量。依照計劃，1965年1月10日剛入夜，一架裝備了紅外線夜間攝影設備的U2從台灣某基地起飛，往西北飛越東海、黃海，8點半左右從青島上空進入大陸，夜探包頭。
自從1962年9月9日解放軍導彈二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區首次擊落了U-2以來，解放軍導彈部隊一直在和U2高空偵察機纏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經驗愈來愈豐富。這架U2剛一進入位於內蒙古薩拉齊的伏擊空域，立即被地空導彈一營擊落，飛行員張立義被俘。
U2機被擊中以後，飛機解體，碎片散落地麵。天亮後，上千名民兵被動員起來，在墜落地展開了密集的搜尋，在收集到的飛機殘骸中，有一台損壞了的儀器。經有關專家分析，這是U2的高空紅外相機。
這是從天而降，送上門來的禮品!
（二）接受任務
1965年2月春節剛過不久的一個星期六，我們研究室的主任連誌超先生通知我準備下周出差。
我於1963年從上海科大物理係畢業後即被分配到中科院，從冶金研究所轉到技術物理研究所。研究所的前身是複旦大學物理係和中科院合辦的技術物理研究所，所長是謝希德教授。後來劃歸中科院。研究所裏的研究人員大多很年輕，都住在複旦大學教工第八（集體）宿舍。周六下班以後我和爸爸媽媽在文化俱樂部見麵，我告訴他們下個周末恐怕不能和他們見麵，因為要出差。媽媽問我到哪裏去，幹什麽，我遲疑了一會兒，答不上來，因為我也搞不清楚。爸爸立即替我解圍說。“算了，不要問了，也許是保密的”。
下周一上班以後，連先生告訴我，上個月打下的U2飛機殘骸上發現一台高空紅外相機，上級要求以我們研究所為主，加上部隊的幾個研究所，一同分析這台紅外相機，然後再根據分析結果，恢複並試製我們自己的紅外相機。下午，所有參與這次行動的人員在二樓會議室見麵，除了我和連先生，還有施樹懷（複旦，電子學線路），謝晉康（西安交大，微型致冷技術），唐偉明（浙大，光學設計），總共五人，組長是連先生。連先生原先在中科院半導體所工作，後來留蘇，在納斯留多夫院士指導下取得付博士學位。第二天我們一行人按要求從上海北火車站出發，到國防科委第14所集合。到了14所，很快就在招待所安頓下來。我們五人共居一室，床對床，在二樓。衛生間在門外，公用。然後，我們直奔食堂，我們被安排在小灶食堂。經過一整天的奔波，中午又沒有好好地吃，那頓晚飯大家吃得真是狼吞虎咽。吃了什麽我已經不記得了，因為我心裏還惦記著另一件事。
在去14所問路的時候我偶然得知，中山陵就在附近，這可是我久仰的地方。飯後回到招待所我就提議去中山陵，謝晉康附議。唐偉明猶豫，他說，天黑了，等以後有機會再去。我說，等明天一開始幹工作，誰知道什麽時候還有機會。經我這麽一說，施樹懷和唐偉明也就不再猶豫了。於是我們一夥就風風火火地上路了。那天是晴天，又是滿月，沒有風，真是風清月明，我們走得興高采烈，唐偉明吹起了口哨，嘹亮而優美，我們稱他為“小喇叭”。不久中山陵果然就到了。即使是在月光下，中山陵也是氣度非凡，我們從廣場向陵墓走去，從高高的台階上拾級而上，一口氣直登上了中山先生的陵寢，黑暗中在中山先生的坐像前肅立。
我們沒有電筒，文字碑刻都看不見，月光下遠處四周的景物也都看不清，在上麵走了一圈就打道回府了。回到招待所以後很快大家就都上床了，由於一整天馬不停蹄地奔走，不久就鼾聲四起，都入了夢鄉。第二天一早，窗外的高音喇叭裏傳來了起床號聲，音調不高且緩慢，不驚擾你但也不讓你安睡下去，似乎是在很耐心地對你說，該起來了。原來這裏的作息是由軍號指揮的，昨晚吹熄燈號時我們都已在夢鄉裏了，沒聽見。起身，匆匆忙洗漱完畢，早餐。然後是全體會議。
這天的會議上，我們見到了幾位來自部隊研究所參與紅外相機分析的夥伴。他們是：錢淩賢上尉、於強中尉、吳名權中尉、辛滇雄中尉和馮文清先生。加上參與其它項目的人員，坐滿了不大的會議室。會議由14所的高政委發言開始。高政委大約五十來歲、精幹的個頭，微黑的皮膚，一看就是個戎馬一生的人。他講話不疾不徐，北方口音。要點是這台紅外相機得來不易，導彈部隊和廣大民兵功不可沒。希望大家克服知識分子的缺點，要團結合作，不要互相不服氣，要圓滿地完成任務，做出我們自己的紅外相機。他告訴我們，每次U2機被擊落以後，美蔣方麵都要搜集情報，分析原因，製定對策；同時還想知道有哪些技術資料可能落到了我們手裏。因此，接下來高政委在衣食住行以外，還專門講了保密注意事項。講得幹淨利落，沒有廢話套話，極有針對性，看得出是個幹實事的人。我們還得知，由於這架U2是1965年一月擊落的，所以本任務代號為“651”。然後黨、團員分別開會，成立臨時黨、團支部，其他人員休息。我似乎沒看到非黨非團的其他人員。黨、團員會議結束以後再開全會，宣布臨時黨支部成員，書記是14所的趙家新（中尉），支部委員為某部隊研究所的林鈞挺（著便衣，軍銜不明）和連先生。據說林和連兩人曾經在蘇聯同學。臨時團支部的人選就不記得了，隻記得我們的宣傳委員是14所的一位梳辮子的女中尉，很熱心教大家唱歌。
按照當時的軍隊授銜條例，大學本科畢業生授銜中尉，相當於大學助教和中科院研究實習員。於強、吳銘權、辛滇雄三位中尉和我年齡查不多；錢淩賢上尉曾經留蘇，學士學位，年齡比我稍微大些。馮文清先生所在的研究所沒有授銜。我們大家以後一直都相處得很好。
我們終於看到了繳獲的紅外相機，前不久才由於強和有關部門帶來。我原先以為，從二萬二千公尺掉下來的東西一定損毀得不像樣了。可是一眼看上去，損毀並不嚴重，比我原來預料的好得多，實屬喜出望外。湊近了一看，主要部件都還在，甚至連光路都還能大致追尋得出來。多年後，曆次擊落的U2飛機都集中在北京的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展出。我們看到，那次擊落的U2飛機的兩邊的機翼都斷成數截。這大約和它的翼展太長，因而強度較弱有關。顯然，火箭沒有直接命中機體，但爆炸的衝擊波折斷了長長的機翼。紅外相機是安裝在機腹裏的，為減輕機體震動的影響，安裝處還有減震器，所以在機體墜落過程中被很好地保護著，著地時也沒有直接撞及地麵。後來得知，機翼折斷時，自爆係統的一根導線斷了，所以U2飛行員張立義和機上許多部件都落到了解放軍手裏。
據說U2上有救生係統，飛行員隻要按電鈕，座椅就會被彈射出來。但實際上按電鈕以後啟動的是自爆係統，所有的重要部件包括飛行員在一瞬間全部都會被炸毀。1959年鮑爾斯上尉駕駛的那架U2偵察機在蘇聯上空偵察時，蘇軍防空軍先是出動數架米格-19截擊機進行攔截，但是飛機無法達到U2的高度，隻得返航。然後由剛生產的蘇-7前往攔截，但是蘇-7沒有帶任何的武器，飛行員是奉命撞擊U2同歸於盡的。一架蘇-7飛速接近目標的時候，飛行員又接到了快速撤離的命令，原來這時防空導彈已經發射了。當蘇-7飛行員加速離去的時候，他看到了導彈擊中了另一架蘇-7，而不是U2；也巧，這架飛機爆炸後的碎片擊中了U2。U2的飛行員鮑爾斯上尉是個老油子，知道救生係統的貓膩，他沒有按座椅彈射電鈕，而是設法及時地打開了座艙，迅速爬到艙外機翼上跳傘，撿了一條命。
我們一麵認真地觀察，研究，測量，又一麵想。我們所有參與這項任務的人員都是大學剛剛畢業不久，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隻有高政委、林鈞挺和連先生超過三十歲，這從天而降的禮物對我們真是絕好的樣品和教材。
紅外探測器是紅外相機的心髒，也是我最感興趣的部件。但是紅外探測器必須在低溫下工作，那麽U2是怎麽提供低溫的呢？這個問題不僅我和部隊研究所來幾位的夥伴以及連先生感興趣，謝晉康也極有興趣。謝是西安交大致冷專業畢業的，年紀不大，被我們稱為微型致冷技術專家。“小喇叭”指點 我們，一同追蹤光路，漸漸猜到了焦點位置，在焦點附近看到一台由內齒輪皮帶驅動的帶有鍍膜窗口的機器，可以斷定這就是為紅外探測器提供低溫的微型致冷機，紅外探測器就在裏麵，為此大家都很興奮。商量結果，由謝晉康動手，把微型致冷機拆解下來，謝晉康不負眾望，順利地完成任務。然後大家把微型致冷機翻來覆去地看，一邊聽取謝晉康的分析，一邊查找製造廠家銘牌和型號。這台機器顯然是樣機，找不到銘牌和型號。我們看到，有一個外方內園的鍍膜窗框由四個螺絲安裝在微型致冷機頭部，裏麵就是紅外探測器了！
仔細分析還看到，透鏡是由著名的萊卡公司研磨製造，解像能力在當時屬於超高性能。照相機大小為45.7×45.7厘米，同時以2個膠片以立體攝影方式工作。照相機的偵察攝影膠片以柯達公司開發的超薄聚脂樹酯(強化聚脂薄膜的一種)為基礎，解像度高。
施樹懷的收獲也不小。那個時候集成電路和運算放大器還沒有工業化生產，印刷電路板上全是分立元件。凡是沒有損壞的印刷電路板，他都描下了電路圖。
我被分配到技術物理所以後，在一室輸運組研究半導體中的輸運現象，一室還有一個組研究半導體中的雜質光電導現象。可是我們一直在做基礎理論研究，並不確切知道如何做紅外探測器，看到U2送來的探測器，我們高興萬分。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認為這是從天而降的禮物。我們沒有遇到什麽困難就打開了這個紅外探測器，憑外觀就可以斷定是半導體鍺。下一個問題是確認摻雜元素。
我們是第一次到部隊研究所，在14所新鮮事很多。有兩件事讓我印象最深刻。盡管我們對在14所的生活條件很滿意，但是總還有點美中不足的小事。例如，我們雖說是吃小食堂，但炊事員都是服兵役的義務兵，手藝不行。不知怎麽被高政委知道了。在一次上午的例會上他說，他對大家在這裏的生活還關心得不夠，如果有不盡滿意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來，能做的一定做到。聽完以後我沒怎麽在意。不料就在當天午飯時，14所的趙家新書記就來到食堂，逐個地看我們的飯菜，詳細地詢問我們飯菜是否合口胃以及有何建議；問完了我們，又到夥房去詢問炊事員，並和他們一起吃飯。此後夥食確有改善，照顧了南方人的口味。還有一件事。幾天後氣象預報將有寒流來襲。當晚，隻見趙書記在我們招待所一個一個地詳細察看我們的棉被和所帶的衣服，記下了他認為需要禦寒衣物的人名。寒流來襲的前晚，他捧著一大堆衣服來到我們招待所，給了我一件棉軍大衣。我問哪來的，他說是向14所的同事們借來的。我問，那些同事們怎麽禦寒。他說，他們還有棉軍裝。從這兩件事，我至少看到了兩個好作風：上級一句話，下級聞風而動；對人員的關心具體而細致。我想這恐怕就是戰鬥力的來源。此外，我還看到部隊研究所和科學院明顯的不同。我們大學畢業以後即將分配工作之前，國防科委先派人到各大學挑選他們需要的學生，等他們把政治條件合格、學業優秀的畢業生挑選完畢以後，才開始分配我們這些剩下的人。所以部隊研究所擁有在政治和業務兩方麵都很優秀的人才。但是他們的工作方法和組織機構和我們不一樣，課題規定得很嚴格，互相之間的交流隻限於和課題直接有關的範圍。他們強調保密和進度，還有紀律，機關味很重，彼此都以老張老王相稱；我們強調交流，重視學術空氣，比較散漫，還像學校，彼此都直呼其名。
紅外探測器要在低溫下工作，測量紅外探測器確認摻雜元素也要在低溫下進行。14所既沒有低溫條件，也沒有必要的測量儀器，我們必須回技術物理所去開展工作。經黨支部批準，我和吳名權先帶紅外探測器回技術物理所。一經決定，我們就在當天坐夜車回滬。在火車上，吳名權把放有紅外探測器和保密本的軍用手提包合抱在胸前，正襟危坐，一晚上的姿勢都沒有怎麽變。我坐在他的對麵，看著他，也幾乎沒有合眼。當天正值寒潮期，整天陰沉沉的，到了半夜更冷。要是沒有趙書記給我的那件棉軍大衣，那一整天我會很難熬的。到上海時是清晨，我先帶吳名權到位於大世界附近的部隊招待所安頓下來，然後拿了那隻軍用手提包再乘車回到技術物理所，將手提包存放在實驗室。大功告成。這才感到疲倦了，我需要回宿舍去睡覺。從技術物理所到我住的複旦大學教工第八宿舍要經過大操場，看到許多同事早起在鍛煉，才幾天不見，似乎已經多時不見了。我穿了一件棉軍大衣他們都沒有認出我。
睡了一覺回到所裏，才知道一室的黨支部對這次的任務非常重視，人員上又增加了吳作良（上海科大，物理）、俞書隆（中國科大，物理）、張素英（女，中國科大，物理）三員大將，我們都是同年畢業的，本來就在同一個研究室。此外，還給我們一間帶套間的412實驗室。一室黨支部書記陳劍輝還特意關照一室的同誌要盡可能地給予我們一切可能的幫助，同時還要注意保密。從此，盡管同事們對U2的紅外探測器極有興趣，但是從未有人向我們打聽過任何細節。
吳、俞、張立刻被派往14所，熟悉任務。我一個人留在實驗室準備熱電偶（銅-康銅和金-鐵熱電偶）：退火、用幹冰一毫米一毫米地檢查金屬導線上的殘存應力，然後用電弧焊接熔點相差很多的兩根金屬導線，做成熱電偶。整整忙了三天。三天以後吳、俞、張三位以及部隊研究所來幾位的夥伴以及連先生都回來了。錢淩賢和馮文清住在我們集體宿舍，和我們朝夕相處；於強、吳名權、辛滇雄住在部隊招待所，每天往返上下班。隨後不久，還有一位部隊來的參謀，配合我們工作。
按照規定，每天結束工作以後，紅外探測器和記錄數據的保密本必須放回軍用手提包，隻能存放在412實驗室裏間的一個櫥裏。這是我的職責。事後來看，這樣規定是很正確的。
我們的目的是要確定U2的紅外探測器是什麽半導體材料和摻了什麽雜質。確認半導體材料並不困難，有經驗的人光憑肉眼就能辨認。困難的是確認摻了什麽雜質。有兩種手段可以達到目的。一是光學方法，二是電學方法。我們首先選擇的是光學方法，為此我們需要兩個條件：低溫源和杜瓦瓶。第一個條件不難，我們研究所在校園裏離開大樓較遠的地方有個低溫（401）車間，生產液態氮（77K）和液態氦（4.2K），液態氮的溫度不適合我們的測量，因為在這溫度下，僅僅熱激發就會相當程度地掩蓋雜質光激發，液態氦的溫度又過於低。於是液態氫（20K）就成了首選。生產液態氫比較困難，要消耗大量的液態氮，而且還要鋪設回收氫氣的管道、閥門。但是低溫車間的幾位年輕人石安民，石瑩（女）和蔡建立很爽快，他們說，什麽時候要液氫，提前三天通知就夠了，此外再也沒有任何要求。第二個條件就難了。杜瓦瓶（Dewars）是類似熱水瓶的有真空夾層的低溫恒溫器（Cryostat）。我們要的杜瓦瓶非常複雜，不僅市場上買不到，就連做杜瓦瓶的人也找不到。我們研究所有位玻璃工潘師傅，平時為科研人員做過一些簡單的光學杜瓦瓶，現在也隻好勉為其難地請他試試。他不反對，而且立刻動手試做。同時，我們還想到了複旦大學物理係蔡祖泉的玻璃工廠, 那裏有高手。
我們入學後的前兩年是在複旦大學物理係唸的。開學的時候正值大躍進，不讀書先勞動。我被分配到玻璃工廠勞動了一個月，學習玻璃工手藝；然後又到電子工廠。玻璃工廠和廠長蔡祖泉因為在電光源方麵的出色工作，在全校和全市都很有名。廠裏的工作氣氛很融洽，偶而聚會時蔡祖泉還會表演幾套魔術，不管好壞總能把大家逗樂。廠裏有幾個從朝鮮複員回來的前誌願軍戰士，班長是位高大英俊的重機槍手，幾年以後班長成了老師傅。那位部隊來的參謀和我去玻璃工廠為杜瓦瓶尋求幫助，他看了我們的設計圖紙，眉頭緊鎖，麵有難色，參謀隻好以實相告，說我們有個從U2上打下來的元件要分析，是羅總長（羅瑞卿大將，時任總參謀長）交代的任務，請他務必幫忙。他聽了抬眼看看我們，歎了一口氣說：“好吧，讓我試試。”聽了這話，我高興地拍了一下他結實的肩膀說，你還是重機槍班長！他看著我們憨厚地笑著說:“那都是哪輩子的事了!”
與此同時，吳作良、俞書隆和張素英一直在緊鑼密鼓地準備測量係統，校準單色儀，安排光學係統和測量儀，工作量很大。他們和所有人一樣，除了吃飯睡覺，整天都在實驗室忙碌。我們研究室的同事都很年輕，住在集體宿舍，都是白天在實驗室工作，晚上在實驗室看書，似乎還在學生時代。這也是後來出事故以後，那麽多的人受傷的原因。
連先生是我們室僅有的幾個已婚的人之一，家在很遠的徐匯區。大部分時間他都住在集體宿舍，後來幹脆在辦公室放張行軍床，睡在那裏。他已有兩個孩子，接受任務以後，和我們一樣，沒日沒夜地幹，家裏的事大小全由夫人曹小定擔當。曹小定也是留蘇的付博士，在上海第一醫學院工作，研究針刺麻醉生理。她和連先生在蘇聯相識、相戀、結婚。曹小定也是個大忙人，但是對連先生的工作還是毫無保留地支持。
不久，玻璃工潘師傅做了一個小的簡單的玻璃杜瓦瓶。穿過真空夾層的窗口在燒製過程中會形成很強的應力，到了低溫下這應力可能炸裂杜瓦瓶。雖然退火可以消除應力，而且現有的退火已經能夠經受液態氮溫度，但我們沒有經驗它是否還能經受得住液態氫溫度。這需要做實驗。此外，已經做好了的熱電偶在使用以前還要標定，液態氫是重要標定溫度之一，也需要做實驗。
於是第一次液氫實驗就定下了。
生產液氫的過程很長，因為先要生產大量的液氮，我們總要等到傍晚才能拿到液氫，從401把儲存液氫的杜瓦瓶抬到技物所大樓，然後通宵做實驗。做實驗那天，人事科的王蔚蘭下班以後一直坐在我們四樓的412實驗室外間，連先生陪她坐了一會，見時間不早了，建議她先回家；她似乎有點緊張，不放心，連先生開玩笑地說，不要緊張，大不了炸一下，她聽了嗔了他一句“怎麽這樣講，瞎說！” 王蔚蘭是位老幹部，還保留著樸素和平易近人的作風。盡管不放心，她坐在那裏一點也幫不了我們的忙，在連先生不斷地催促下，很晚了才走，臨走時還千叮嚀萬囑咐。
存儲液氫的金屬杜瓦瓶內有兩個容器，中間的容器存液氫，它的外麵包圍著存儲液氮的容器，為液氫容器提供較低的溫度環境，降低液氫的蒸發率。但是兩個容器互不接觸，而且都在真空裏。金屬杜瓦瓶頂端有液氫和液氮的輸液口，也是蒸發以後的氫氣和氮氣回氣口，蒸發的氫氣由一根連接在氫氣回氣口上的長塑料管通過打開的窗戶引導到室外。在低溫車間裝滿存儲液氫的金屬杜瓦瓶以後，我們幾個人用手抬著從401走到所大樓四樓，後麵還緊跟著一個人拿著氫氣回氣袋。標定熱電偶的工作不需要光學杜瓦瓶，可以用存儲液氫的金屬杜瓦瓶做，我們就在四樓的412實驗室外間工作。夜晚很安靜，無人打擾，可以專注工作，累了就哼歌曲。將近天亮時，標定熱電偶的工作順利完成，收拾完了以後，天已經大亮，我們就回宿舍休息了。
午後回到實驗室，立即和吳作良、俞書隆、張素英討論昨晚的測量結果，連先生也在場。我們要的液氫比較多，以便測量結果不令人滿意時還可以再重測一次。討論結果，昨晚的測量結果被接受，不需要再測了。這天剩餘的時間我都在圖書館閱覽室整理測量數據。傍晚時回過實驗室一次，見玻璃工潘師傅在實驗室的裏間用明火修理真空係統，我大吃一驚，因為存儲液氫的金屬杜瓦瓶還在實驗室外間。但是因為一切都太平無事，隨即又安下心來，心想液氫大約所剩不多了。隨後我做了三件事。一是關上了從實驗室外間到裏間的門，並且關照潘師傅要隨手關門；二是檢查了存儲液氫的金屬杜瓦瓶並把它移到了靠窗口的地方；三是添加了液氮。存儲液氫的金屬杜瓦瓶內有兩個容器，中間的容器存液氫，它的外麵包圍著存儲液氮的容器，為液氫容器提供較低的溫度環境，降低液氫的蒸發率。兩個容器互相不接觸，都在真空裏。這個外圍的液氮容器要定時添加液氮，否則無法為液氫容器提供較低的溫度環境，液氫就會迅速大量蒸發。
整理測量數據的工作持續到次日，四月九日。到了晚上，測量數據已經整理完畢，結果很不錯，於是我回到實驗室，在外間整理已經標定過的熱電偶，收拾測量儀器。大約晚上七、八點鍾的時候，門衛顧寶林上樓來叫我去門衛室接聽電話。我下樓一聽原來是吳作良，他說我媽媽剛才打電話來第八宿舍找我，因為爸爸得了急性肺炎，來勢很凶，一直在第六醫院急診室，今天晚上要我去陪夜。我聽了答應立刻前往。掛了電話急忙上樓，把實驗數據和計算結果放入軍用手提包，然後進入412實驗室裏間，我看見連先生手拿著那隻小的玻璃杜瓦瓶，紅外探測器就裝在裏麵，看來他們已經用液氫試過潘師傅做的小的玻璃杜瓦瓶了。在場的還有吳銘權、馮文清。我把軍用手提包放進櫥裏，轉身告訴連先生說我爸爸得了急性肺炎，現在在第六人民醫院急診室，我要立刻去陪夜。連先生聽了關切地說：“啊，急性肺炎，要發高燒的。”囑咐我快去，而且路上騎車要注意安全。我走到外間，看了一眼放在窗邊的存儲液氫的金屬杜瓦瓶，打算關窗，轉念一想從我們拿到液氫已有兩晝夜，不管還有多少液氫，還是開著窗安全，於是我拉動窗簾，半掩窗口，離開412實驗室了。我匆忙下樓，門衛老顧見了問我什麽事，這麽急，我答道：“爸爸病了，我去第六醫院急診間。”沒想到這句話為事後的人員搜救工作省了很多事。
到了第六醫院急診間，見到了愁雲密布的媽媽和滿臉倦容的袁家毅先生，爸爸躺在臨時病床上，仍然處於半昏迷狀態，對我的到來沒有反應。前天晚上媽媽在這裏陪夜，昨天晚上由爸爸的助教袁家毅先生在這裏陪夜。媽媽交代完畢有關事項以後，由袁家毅先生陪同，回家了。第六醫院急診間不大，橫七豎八地擺了不少臨時病床，病床上全是病人，時間已經很晚了，護士和醫生們還在各臨時病床間來回忙碌。我坐在爸爸床邊，見他昏睡不醒，起身去找醫生。我被告之，由於使用了抗生素，由急性肺炎引起的體溫升高以及伴隨的咳嗽都已經控製住了，病人現在很虛弱，需要休息；如果今晚病情平穩，明早就可以出院了。我因為連日忙碌，缺乏睡眠，回到爸爸床邊坐下不久就感到疲倦，可是在急診間嘈雜的環境裏又無法入睡。鄰床有位女病人因為疼痛大聲呼叫，爸爸醒了，睜開眼看到我，我叫了一聲“爸爸！”他看著我，欣慰地笑了一下，正要開口和我說話，忽聽得護士大聲叫我的名字。我起身走到護士辦公室問什麽事，原來有人打電話找我。我心想大概是連先生。拿起話筒一聽，傳來一個焦急的聲音，不是連先生，是吳作良，他問道：“你是錢定榕嗎？”我答：“是的。” 原來是吳作良給我打電話，想核實我是否離開了實驗室；當他在電話中得知我確實在第六醫院急診間時，如釋重負地說了一句：“好啊，你還活著！”
（三）液氫爆炸了
吳作良的這句“好啊，你還活著！” 聽了讓我莫名其妙。接著，我還沒有來得及說什麽，吳作良又說：“出事啦，液氫爆炸了。” 一聽這話，我的腦袋嗡的一聲，也像爆炸了一樣，不由自主地“啊!”了一聲，什麽話也講不出來了。吳作良還說了什麽我已經聽而不聞了，見我沉默，吳作良在電話裏急切地喊:“你聽見沒有，你聽見沒有?” 這時，除了“啊，啊!”我已經不知道該說什麽了。他還問了我什麽時候離開412實驗室，離開時都有誰在實驗室。最後聽見吳作良說：“許多人受傷”，他講了幾個名字，又補充了一句：“連先生也受傷了。已經送長海醫院……”我腦子裏一片空白，不知道談話是如何結束的。長海醫院是第二軍醫大學的附屬醫院，位於北郊，離我們研究所不遠。
我回到爸爸床邊，坐下，他問我是不是媽媽打來的電話，我是說所裏打來的，工作上的事。他閉上眼睛不再問了。我替他把被子掖好，調整了一下椅子，坐下，做出一副準備休息的樣子。過了很久，爸爸的呼吸逐漸均勻起來。
吳作良和我是大學同學，畢業以後又被分配到同一研究所，同一研究室。五年大學和兩年半工作期間，很多時候我們都住同一寢室，他為人誠懇正派，很用功，我們像兄弟一樣彼此信任。我毫無睡意，心裏像翻江倒海一樣。他剛才在電話裏報的傷員名單中，有幾位並不在412實驗室。所有的實驗室一到晚上，門都是關著的，我不明白，那瓶不起眼的液氫為什麽有如此巨大的威力，能夠危及關著門在其它實驗室裏的人。想到我的朝夕相處的同誌們，現在不知怎麽樣了， 我真是如坐針毯。
過了一會，我輕輕地起身，又來到護士辦公室，查到了長海醫院的電話號碼，撥通了急診間的電話。接電話的是一位男醫生，我急切地問，技物所送來的傷員之中有一位名叫連誌超的，傷情如何。他聽了說，請等一等讓我去查問一下。過了很久，他回來了，回答隻有兩個字：“死了。”像晴天霹靂，我腦子裏一片空白，很久說不出話來。盡管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醫生是不會隨便亂說的，但我還是問了一句：“真的嗎？” 回答還是兩個字：“是的。” 我又問：“還有誰嗎？”聽到一個半生半熟的名字：“黃鑫源。” 真是晴天霹靂，五雷灌頂，離開實驗室才兩小時，竟然出了這麽大的事情。我回到爸爸床邊，在椅子上坐下，一動不動；可是心裏卻是翻江倒海。出了這麽大的事情，我應該回去，回到現場，和同誌們在一起。可是看到躺在急診間的衰弱的爸爸，似乎漸漸地睡著了，隨著呼吸口裏向外吐氣，我怎麽能忍心扔下他不管呢。我又睏又急，六神無主，真不知道這一夜是怎麽過的。這時我想到伍子胥過文昭關，一夜急白了頭發的故事，我相信這是真的。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了，等早班醫生一到，我立刻請他檢查爸爸的情況。他檢查了心肺和體溫，告訴我可以出院了，還叮囑了服藥和康複注意事項。我飛快地跑到藥房，買好藥。然後出門到街上叫了輛出租車，扶著爸爸上了車，一路直奔家裏。爸爸晚上睡了一覺，看上去精神還好，我告訴他，到家以後我要立刻去上班。到家後，媽媽見了爸爸高興地連聲說：“好多了，好多了！”，隨後接過我買的藥，和我一起安排爸爸躺下。爸爸隨即叫我放心地上班去。
（四）四月九日晚上發生了什麽？
以下是大家回憶的四月九日晚上發生了什麽。
潘師傅做的小的玻璃杜瓦瓶已經通過了液氫低溫的試驗。我走以後，連先生他們一定在試圖打開這個玻璃杜瓦瓶，取出紅外探測器。玻璃杜瓦瓶的最外層和裏麵的其它部分是通過磨砂口套接的，內外兩個磨砂口都塗上真空矽油脂密封。因四月初的氣溫還很低，室內又沒有暖氣，到了晚上更冷，矽油脂的粘度很大，要用很大的力才能分離內外兩個磨砂口，脫去玻璃杜瓦瓶的最外層，可是脆弱的玻璃上又不能大力使勁，他們一定試了很久都未能打開。隨後，他們到其它實驗室請教有經驗的人，被告知用熱水加熱磨砂口可以分解開磨砂口。為了燒熱水，顯然他們使用了明火，而且並不認為還有任何殘存液氫，因為前一天潘師傅就已經在實驗室的裏間用明火修理真空係統了。如今想來，一定是存儲液氫的金屬杜瓦瓶裏還有殘存的液氫，當它的外麵的液氮的容器中的液氮消耗殆盡以後，液氫開始大量蒸發，雖然這些蒸發的氫氣被塑料管引到了窗外，但是窗沒有關，一陣風就可以吹開窗簾，把窗外的氫氣和空氣混合氣體吹進來。特別當他們打開412實驗室的門到其它實驗室請教如何打開玻璃杜瓦瓶時，這種對流就更加強烈。當室內氫氣的體積占混合體積的４％－74.2%（爆鳴氣）時，一旦有了明火，氫氣就有足夠的氧氣支持燃燒，產生的熱量引起空氣劇烈膨脹，就發生了爆炸。根據事後的回憶，有人聽見兩次爆炸聲，因此爆炸的範圍甚至有可能不僅僅局限於室內，因為窗外也有爆鳴氣。412實驗室的窗朝北，存儲液氫的金屬杜瓦瓶就放在靠窗的牆邊，爆炸不僅摧毀了四樓的412實驗室的北牆，連五樓的北牆也都一同被摧毀。這可能是內外一起爆炸的結果。爆炸的散落物甚至飛到了200公尺以外。連先生的胸腔被爆炸物擊中，當場身亡；吳銘權穿的是部隊的皮鞋，仍然被爆炸物切去了左腳三個腳趾；馮文清被爆炸衝擊波震昏，失去知覺。爆炸衝擊波炸開了與412實驗室隔著走廊相對的實驗室的門，正在裏麵工作的留蘇生趙文琴被擊中雙腿，和她一同工作的談德明左臂骨折。此時，正在技物所南麵100公尺以外的複旦物理樓裏的物理係教師、黨總支委員黃鑫源和物理係學生沈元華聽到爆炸聲，飛奔前往救助。王洪波想到在412實驗室上麵的508實驗室裏有氧氣鋼瓶，怕引起再次爆炸，高喊“還有氧氣鋼瓶”，黃心源和沈元華隨他一起上了五樓。正在他們搬動氧氣鋼瓶時，腳下的樓板坍塌了。黃心源和王洪波被甩出樓外，黃心源當即身亡；王洪波在墜落過程中被牆外的管道阻擋了一下，落在泥地上，重傷。跟隨在後的沈元華和唐國雄用手抓住坍塌的樓板中暴露的鋼筋，隨即被人冒著生命危險拉了上來，幸免於難。黃心源和王洪波墜落以後，還有大大小小的墜落物不斷下落，下沉的樓板還擊傷了其他八個人。但是許孝寬師傅和馬述侃顧不了自己的安危，居然把黃鑫源和王洪波安全地搬出了現場。後來知道了現場的情況以後，我深切地感到，一個人的人品和覺悟，就表現在危急關頭的那一瞬間，不在平時的調門高低。
爆炸以後，技物所大樓南麵駐守的解放軍某部教導團聞聲而動，緊急集合趕來，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把技物所大樓圍得水泄不通，穩住了局麵，也為隨後趕來的消防官兵提供了方便。判明出了事故以後，傳達室的老顧立刻打電話報警。長海醫院接到報警電話以後因為傷員人數不明，立即作了全院總動員，所有的醫生護士全體到崗，連理發班也全體集合。另外還有大約二百名二醫大和護校的學生，在血庫外排成長隊，等候無償自願獻血。
不久救護車陸續趕來，接走了所有的傷員。傷員們到了長海醫院以後的情況我不清楚。但我聽說吳銘權被爆炸物切去了左腳三個腳趾非常痛苦，醫生在清理傷口時有些猶豫，他對醫生說，我是軍人，願意配合你們，該做什麽請你不要猶豫。也就在此時此刻，吳作良在電話裏欣慰地對我說道：“好啊，你還活著！”隨後上海市消防處，公安局，勞動局的人員也陸續趕來。在確認了全體人員都已撤離轉移，沒有遺漏的傷員以後，搶救工作告一段落。大樓封閉，僅留下值班人員。整座大樓隻有412實驗室裏那根為了燒熱水加熱磨砂口而點燃的煤氣管口噴出的火苗沒有熄滅。搶救時留下了它照明，隨後一整夜，那搖曳的孤零零的火光在晚風裏怎麽也吹不滅。兩小時以前的場景已經不在了，但是它繼續忽明忽暗地照亮著麵目全非的現場。
（五）告別戰友
我乘坐73路公共汽車到複旦老校門下車。穿過了邯鄲路，一進老校門就直奔技物所大樓。一路遇到三三兩兩回家的同事，有的睜大了眼睛看著我，驚奇的眼神似乎在說著和吳作良同樣的話：“好啊，你還活著！”。半路上遇到吳一彥。他原是我們輸運組的組長，後來調到計劃科。他一見我，二話不說，緊緊地握著我的手，回身和我一起快跑，這緊握的手有一種無法用語言傳達的感情，既是關懷也是安慰。
進了所大樓，來到二樓所辦公室。我一眼就看到了連先生的遺物，一件滿是血跡的藏青色的絲棉襖。還有一件衣服想必是黃鑫源留下的。看見遺物，睹物思人，思緒萬千，幾個小時的時間裏一切都變了。我回想起，黃鑫源是我在複旦物理係的學長，我入學時他已經四年級了，電子學專業。他很熱心於社會活動，開運動會要裝高音喇叭，電子學講座等場合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接著還見到所長兼黨委書記韓誌青和人事科長王蔚蘭等人，簡短地交談以後，我提出要去現場看看。韓誌青所長說危險，不同意，但我堅持，並希望他理解。於是千叮囑萬關照，由人事科派人陪同，讓我去了四樓看了一眼。盡管我早有思想準備，到了現場仍不免感到震驚。這根本不是我熟悉的412實驗室，北牆已經不存在了，一半的天花板塌了，另一半的天花板沒有了，門也沒有了。從走廊北望，院牆、小河、鐵路、公路以及葉家花園（肺結核病院），由近及遠一覽無遺。昨晚的一瞬間，我周圍的人和事改變了多少啊！我真正體會到什麽叫做麵目全非，恍如隔世。
隨後的幾天日子過得恍恍惚惚，許多事情都不記得了。這次事故因為發生在四月九日，後來被稱為“四九事故”。這次事故成了所長兼黨委書記韓誌青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因為他要對此負領導責任，除非被證明有階級敵人破壞。一年半以後的文化革命中，我室的陳學勇果然就被懷疑為這次事故的製造者。有人揭發陳學勇在事故以後一次用液氖的實驗結束以後為加快液氖的蒸發速度，短時間打開了我們自製的金屬測量杜瓦瓶上夾住真空橡皮管的真空夾，向真空夾層裏放入了少許空氣，目的是要等溫度回升以後，放入真空夾層的空氣膨脹時，炸毀杜瓦瓶。韓誌青聽說後立即補充道，低溫實驗室旁邊還有鋼瓶儲存室，杜瓦瓶爆炸會引起鋼瓶爆炸，又是一起嚴重事故！我聽了心想，這是不可能的事。這個金屬測量杜瓦瓶是我們自製的，陳學勇做的事是實驗結束以後我們經常做的事。至於溫度回升以後，金屬杜瓦瓶爆炸，則更是不可能。我清楚地知道，氣壓達到可能是三個大氣壓時真空橡皮管一定會爆裂。再說，四月九日經曆了強烈的液氫爆炸，接著樓板坍塌，五樓的氧氣鋼瓶墜落地麵都沒爆炸，一個金屬測量杜瓦瓶爆炸根本不可能引起401低溫樓外麵的鋼瓶儲存室裏的鋼瓶爆炸。在隨後的一次小組會上，我小心翼翼地談了我的看法，我說金屬測量杜瓦瓶上有個薄弱環節即真空橡皮管，不會爆炸的。以後這事就再也沒人提起了，韓誌青也不再堅持己見。這事陳敏揮還記得，稱讚我說了老實話。還有人揭發，四月九日當晚用熱水加熱磨砂口來分解開磨砂口的辦法是陳學勇建議的，目的就是要用明火來引發爆炸。老實的陳學勇承受不住巨大的壓力，嚇得渾身是汗，次日清晨就跳樓自殺了！這是第三條人命。
（六）追悼會以後
事後，在為連、黃二位申請烈士的時候，有人說連誌超是因為事故而死，不能評為烈士。我聽了深有感觸，想起一句話：“曆史是傻子創造的。” 我們沒有使用液氫的經驗（連先生過去隻用過液氦），既沒有液氫液麵探測器，也沒有氫氣探測器。如果我們堅持要等一切條件都具備了才開始工作，那幾乎就等於是拒絕工作。加之連日的加班加點，做事難免有考慮不周。當然，這次事故的損失是巨大的，對我們粗放式的工作方法是一次嚴酷無情的懲罰，教訓也是非常深刻的。但是有些事情是那些準時上下班，頭腦永遠清醒，從不逾越任何規矩的人無法理解的。軍人們常說的一句話是：“最先倒下的往往是最奮不顧身的人。” 幾十年來，經過曆次政治運動，我對那些一貫事後正確的人，非常佩服！
追悼會以後大家最關心的就是那隻好不容易得來的紅外探測器。吳一彥問我紅外探測器是什麽樣，我描述了以後，他歸結為：“一頭是銅的，一頭是銀的”。根據這個線索，所裏曾經組織過許多人在大樓四周仔細地搜查，都沒有找到。所以它很可能就在大樓裏麵。施工隊剛把坍塌的樓層支撐牢固，還沒有開始清理爆炸廢墟，所長就組織了搜尋工作。參與搜尋工作的人員排成一列縱隊從412實驗室門口直到二樓所長辦公室，把清除出來的重要物品都傳遞到所長辦公室。我進了412實驗室，首先找到那隻大櫥，取出櫥裏的軍用手提包，打開一看，保密本在，紅外探測器不在。關上手提包，傳遞出去。然後從煤氣管找到了噴燈，潘師傅做的那個小的玻璃杜瓦瓶應該就在附近了，但是附近就是找不到玻璃碎片。這時我想，強烈的爆炸衝擊波一定是把杜瓦瓶掃到牆根了，於是我轉而搜索牆根，扒開廢墟很快就看見了玻璃碎片，逐步擴大尋找範圍，終於發現了玻璃杜瓦瓶殘骸，這時心頭一緊，抓起來一看，裝紅外探測器的下半部卻被炸飛不見了，但我堅信它就在附近不遠。我趴在地上，扒開地上的爆炸碎末，一寸一寸地搜索，突然看見，紅外探測器就埋在裏麵，原來它已經被炸出杜瓦瓶了。紅外探測器找到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隨後，吳作良、俞書隆、張素英徹底地清洗了紅外探測器，從外表看居然沒有發現嚴重損傷！這紅外探測器經曆了摔和炸，居然還完好如初。
（七）再接再勵
大樓的修複工作正在進行，我們的隊伍又重新集結起來。中國科大畢業的學低溫物理的徐紹績加入了我們隊伍，吳一彥被任命為我們的組長。在遠離技物所大樓的低溫樓（401）二樓，我們有了一大間實驗室。液氫不能用了，我們改用液氖（27K），有關的改建和設備工作全都由401的年輕人，石安民、石瑩（女），蔡建力和他們的主任謝晉康承擔。氖氣是稀有氣體，大氣中的含量僅僅隻有百萬分之十八（18 ppm），低溫車間的年輕人四處尋訪，多方設法，終於獲得足夠的氖氣。然後經過多次調試和改進，成功地改造了原有設備，生產出液氖。他們還在我們實驗室裏安裝了氖氣回氣管。石安民就住在二樓，隨時都處在工作狀態。
鑒定紅外探測器最直截了當的辦法就是測量雜質光電導，但是要有光學杜瓦瓶。潘師傅做的那個小的玻璃杜瓦瓶已經炸掉了，複旦玻璃工廠的玻璃杜瓦瓶困難重重，遲遲不能交貨。事故以後他們更是顧慮重重。我們不能再等待，隻好改用電學方法，測量紅外探測器的電阻率隨溫度的變化。由於不需要透光的窗口，測量設備簡單一些，比較容易做。
徐紹績的經驗對我們幫助很大，他和我們一起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製作有關的設備，我們經常和本所金工廠的師傅們一起幹活，得到工人師傅諸的多幫助。經過多次失敗，終於製作並調試成功我們自己的測量紅外探測器的電阻率隨溫度的變化的設備。
轉眼就到了初夏。經過多次試驗和修改，我們已經有了結構合理，能用的金屬杜瓦瓶，也掌握了控製溫度和測量溫度的實驗技術。我們新獲得的實驗室和低溫車間在同一座樓裏的二樓，搬運金屬杜瓦瓶比過去方便多了，實驗室裏還有回收蒸發以後的氖氣的管道，不用再操心漏氣。隻要我們做實驗，石安民總是日夜不停地檢查回氣狀態，一發現問題毫不客氣地就來檢查，要求我們立即改正。每次我們要安排實驗，低溫車間總是有求必應。終於，我們測得在很寬的溫度範圍裏（30K-500K）紅外探測器的電阻率隨溫度變化的平滑的曲線。接下來，我把從理論組那裏借來的半自動電動（機械）計算機搬到石安民在401二樓的房間裏，采用最小二乘法，用理論值去擬合測量所得探測器的電阻率隨溫度變化，同時還考慮並修正了不同散射機構隨溫度的變化。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在那裏關門計算，得到的結果是:“價帶以上0.089±0.005電子伏特的地方存在（受主）雜質能級。”從文獻中可以查到，汞在鍺中的能級是價帶以上0.087電子伏特，我們的測量結果在誤差範圍之內。全組的人經過認真討論，認同了這個結果。我們的結論是：“從U-2 上繳獲的紅外探測器為鍺摻汞探測器”。
時間到了六月底，屈指數來，我們到14所領受代號為“651”的 任務已經三個月，在南京的其它各組也完成了對從U-2 上繳獲的高空紅外相機的所有部件的全麵的分析工作。我去了一次南京，和組長吳一彥一同匯報了紅外探測器的分析工作和我們的結論，也聽取了其它各組的匯報。時間不算長，但是各組的進展讓人刮目相看，似乎對這台相機都有了透徹的了解。接著，我們被要求修複這台相機，達到原來的工作狀態。
我們已經測量了U-2 的紅外探測器的電學性質，知道它是鍺摻汞。從南京回來以後，大家都關心的事情是：它還能工作嗎? 為此我們必須測量。準確的定量的測量應該用光學杜瓦瓶，那是一個用金屬做的可以把鍺摻汞紅外探測器冷卻到低溫而且能夠測量它的紅外光電導響應的杜瓦瓶。但是它做起來太費時間，我們隻能先做了一個簡單的設備，用於回答“它還能工作嗎?” 這簡單的設備沒花多少時間就做成了。測量的那天夜晚當鍺摻汞紅外探測器冷卻並穩定到工作溫度時，我們把黑體（紅外輻射源）移動到位，立刻看到了紅外光電導響應！在場的人無不興奮。接著我們還觀察到熱震蕩現象。那一晚真是難忘的一晚。這紅外探測器經曆了摔和炸，居然還能工作，實在是出人意外。
過不久，謝晉康和他的同事們把U-2上的微型致冷機也修複了，裝上U-2 的紅外探測器以後，開機幾分鍾就看到了探測信號。又是一次成功！可是，有誰知道為此他們付出了多少辛勞。例如許多金屬材料要到鋼鐵研究所從煉鋼做起，塑料要到有機研究所從合成塑料做起，謝晉康他們一年的加班工時竟高達兩千小時，如果以八小時為一個工作日，相當於兩百多天，很多時候他們是睡在實驗室的。
二室搞光、機、電以及搞總裝配的研究人員日夜加班加點，終於裝配出了一台U-2 的紅外相機。他們一定想了很多辦法，克服了許多困難。二室的研究人員悉心地作了總體調整優化，做了很多實驗，終於修複了這台U-2 的紅外相機。到六五年底時，651的所有項目組都完成了各自的修複任務。
最後，空軍用這台修複了的U-2 的紅外相機試飛，拍攝到了清晰的地麵紅外照片。這些照片清楚地顯示出道路兩旁的樹木因空氣汙染而產生的變化，江河的出口處的水汙染也清晰可見，在特殊條件下，地表以下的水源和礦藏也可以看到。這些紅外照片讓我們大開眼界，原來高空紅外相機還有如此了不起的功能。九個月來我們的辛勞終於有了回報。可以告慰連誌超、黃鑫源二位的在天之靈了。
用修複了的U-2 的高空紅外相機試飛成功以後，我們又馬不停蹄地開始仿製U-2 的高空紅外相機。我們這個組的仿製任務就是做我們自己的鍺摻汞紅外探測器。我們室的材料組有三員大將: 袁詩鑫、沈傑和吳晉泉，經驗都很豐富。還在我們剛剛把從U-2 上繳獲的紅外探測器帶回來的時候，他們就仔細地觀察過這個探測器了，然後從他們掌握的文獻中猜測到這探測器很可能是鍺摻汞，並且不失時機地早就開始著手了準備工作。為生長探測器所需單晶，材料組的工作不分日夜，不計時間。他們實驗室的燈是永遠不滅的，人是永遠不斷的。在我的研究生涯裏，從未見過比袁詩鑫和沈傑更敬業的人。器件方麵，吳作良、俞書隆、張素英都是做鍺摻汞紅外探測器的好手，心靈手巧。吳作良和湯定元先生一起，在鍺銦燒結上做了非常紮實係統的工作。無論事情有多急，他們做事總是按部就班，有條不紊，事情總是穩步前進。
無論是做材料還是做探測器，關鍵的設備都是由研究人員自己設計製作。由於大家都很年輕，缺乏經驗，疏於勞動防護意識，加之勞動防護用品不多，設備性能不盡人意，經常出故障，結果不少人汞中毒，苯中毒，對健康損害很大。例如，清洗真空油脂和密封膠時，我們用苯溶劑；甚至洗手也用苯溶劑。多年以後在一次體檢時醫生了解到我們是如何使用苯溶劑的，大吃一驚：“物理學家竟然對化學如此無知！”
每當做了新的材料或者新的探測器，都必須通過測量判定其性能。我們的金屬光學杜瓦瓶已經做好了，可以用來測量鍺摻汞紅外探測器紅外光電導響應。就在401低溫樓我們實驗室下麵還有一間實驗室，也有液氖回氣管，淩仲賡、劉普霖、陸培德等在那裏利用霍爾效應測定鍺摻汞材料的性能。兩個實驗室每次測量都要使用液氖，測量過程還總是通宵達旦，然後日以繼夜。幾乎每個星期都要測量，人手不夠時吳作良、俞書隆、張素英也參與探測器的測量工作。有時黨支部書記陳劍輝也來幫忙。
到了六六年的年中，我們已經能夠小批量地生產自己的鍺摻汞材料和紅外探測器，少數探測器的探測率可以達到文獻公布的最高水平。我們大家把自己參與過的工作做了小結，寫出文章。記得當時正是“文革”將起，政治風雲滾滾的時候。複旦校園裏擠滿了來看大字報的人。也有賣點心的小販。我每天一大早起來，在校園裏買一包點心，把自己關在401二樓實驗室寫我的小結，那裏有所有的資料。寫累了就用幾把椅子一拚，蓋上工作服睡上一覺。等大家都寫完了小結，打印裝訂成了厚厚一本。因為封麵是綠色的，後來被大家稱為綠皮書。隨後開了一個鍺摻汞材料和紅外探測器的總結會，會上我唸的語錄是中華民族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有一種回腸蕩氣的感覺，這項任務就圓滿結束了。
隨後不久技物所成立了鍺摻汞材料和紅外探測器的中間實驗室，我不再參與其中。
仿製的高空紅外相機不久就試製成功，經過多次地麵試驗，然後是飛行試驗，終於通過了有關方麵的鑒定。以後，在國土資源調查和環境監控方麵發揮了很大作用。這些工作我都不再參與其中，不知其詳。
謝謝分享。那個紅外探測器的材料是什麽呀? 鍺摻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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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說的是鍺摻汞，我覺得應該是碲鎘汞。
謝謝，有人還沒有忘記他。
虎俠士發表評論於 2017-12-16 17: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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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轉貼這篇文章是因為文中提到的好幾位我都認識和知道。
曆史會記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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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