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璞集
先連載陳殿興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兩部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和《罪與罰》，然後再介紹他寫的俄國作家的愛情故事。
憶嶽父劉棟業先生
陳殿興
我跟未來妻子廣琦是1956年下半年在北京認識的。當時知道她是福州人，父親是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省工商聯主任委員，早年曾留學比利時列日大學。
1957年9月初，我已成了等著戴帽的右派，廣琦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決定跟我結婚，共同去迎接生活的考驗。9月7日，我們在北京五道口鄉政府登記結婚，晚上跟我的學生吳保忠夫婦一起吃了一頓飯，結婚儀式就算完成了。
這時我已知曉，嶽父的遭遇跟我一樣，也由於輕信而中了人家的陽謀。
在這種情況下，我自然不能去福州見嶽父，也不敢去。
結婚後，我被降職降薪，戴上右派帽子，發配到學校農場勞動改造。廣琦北京俄語學院畢業後，申請到沈陽工作——因我在遼寧大學工作；但卻被分配到本溪市的一所中學教書。她備受歧視，本該享受調幹工資待遇，卻隻得到大學畢業生的待遇，而且試用期長達三年之久；轉正後比一般畢業生的工資還少兩元，到我“改正”前一直未漲。政治情況和經濟情況都不允許我去看嶽父。
1961年，我摘掉右派帽子以後回遼大外語係教書。生活安頓下來，本來已可以到福州看看嶽父嶽母，可是接著廣琦懷孕、女兒出生，我不敢讓她們去承受長途跋涉的折騰——那時從沈陽到福州火車要走三天兩夜，中途還要換車，而且我們隻能買得起硬座。
當時我在外語係除了教俄語翻譯之外，還兼教中文寫作。班上有個叫李樹遠的女生，覺得自己的名字不美，要我給她起個新名。我想，要起的新名字應該既要有詩意又要跟原來的名字“樹遠”有聯係，而且還要有女性名字的特點。我知道嶽父不僅精通理工，而國學根底也十分深厚，於是我就寫信給嶽父請他給我搜集一些詠花的古詩。沒過多久，他就寄來厚厚一遝用毛筆騰寫的古詩。
1964年的一天，係主任找我，說半個月前嶽父那邊的組織派人來商調我們夫婦去福州工作，借以照料兩位老人，被他回絕了。他說：“我們剛把你改造好，哪兒能放你！”事情已過去了半個月，說什麽也沒有用了，我隻好什麽也不說。嶽父還能得到福建有關領導的這般關懷，我心裏稍感寬慰。
我們的心裏一直想去福州看看兩位老人。機會終於來了。“文革”大串聯不用買車票，廣琦趁機擠火車回福州去了一趟。我留在家裏照管孩子。後來武鬥漸漸消停，我跟廣琦決定全家去福州看看兩位老人。
我們乘的是硬座車，孩子困了，就讓她睡在行李架上，旁邊拴上繩子，免得她跌下來。這樣折騰了兩天一夜，到了上海，稍事休息，便繼續乘火車去福州。我們到嶽父家時，暮色已深。妻子敲門。出來開門的是一位瘦弱老人，佝僂著身子，直喘。見到我們，他臉上的神色由驚恐變成了喜悅。 聽到他叫廣琦的乳名，我知道他就是嶽父。
我們在福州呆了兩個多月。天天跟嶽父見麵，閑談，敘天倫之樂。我們談話都沒有涉及政治問題。當時這是極其危險的話題。一言不慎就可招來殺身之禍。那時我可能無意識地受到大革文化命的影響，也沒有想到跟他學學法語或古典文學。他也沒有跟我談他的過去。後來我知道，他留學回來，曾在北京擔任過中法大學孔德學院教授兼教務長。他教的大概是文史一類課程，因為孔德學院是教授社會科學的。這所大學是蔡元培吳稚暉等文教名流創辦的，那時他跟文教界人士頗有一些交往。《魯迅日記》裏記載，1929年5月27日著名作家張鳳舉請魯迅吃飯，在座的約十人，都是文教界名流，裏麵就有我的嶽父劉棟業（見魯迅日記十八）。他要跟我談，是有很多往事可談的，可是他沒有談，可能跟文革的肅殺氣氛有關係。那時“封資修”帽子滿天飛，一旦被扣上，後果不堪設想。
我當時看到他每天照常去什麽地方上班或者“學習”——“反右”後給他保留了福建省政協委員一職。
雖然蒙受了極大的冤屈，他照樣給黨和政府提建議。我記得看到過他提議建設化肥廠以發展農業的一份建議書。他在逆境中還研究過《易經》，他逝世後留下了一本研究《易經》的索引，現在仍保留在我這裏，可惜我不能繼續他的研究。
當時給他帶來最大樂趣的大概是我們的小女兒願願。她那時才四五歲，天真爛漫，無憂無慮，每天在大廳裏不是唱歌就是戴著用綠色塑料繩編的大辮子扮白毛女跳芭蕾舞（一個月就跳壞了一雙新鞋），給大家帶來很多樂趣。
可是好景不長，上邊號召大聯合搞鬥批改，我們必須回去了。沒有想到，這一別竟成永訣！
臨別時，嶽父送給我他用過多年的一個舊公文包和一隻舊派克筆。當時我們竟沒有想到跟兩位老人拍一張照片！在我們這邊是年輕不懂事，疏忽。可是嶽父會怎麽想呢？他肯定會覺得我們怕跟他拍照！
他1969年於福州去世。那時福州來一封信要四五天，等我們接到信時，喪事已由在福州的他四女兒操辦完了。
他去世前多年來一直體弱多病，我認為跟他的心情有很大關係。他受了那麽多冤屈，連對自己的親人都不能傾訴。長期處在孤寂壓抑的絕望狀態，才使他在病魔麵前失去了抵抗的願望和意誌。我一直覺得，在福州時沒有跟他談談心是終生遺憾。
寫到這裏，我腦海裏浮現出一句詩：“別夢依稀咒逝川。”想起過去，我就要詛咒那個逝去的可怕年代！
1981年，全國右派“改正”已近尾聲，嶽父仍未獲得“改正”。於是我就決定以他女兒們的名義替他申訴。我到遼寧圖書館找到了1957年“反右”時的《福建日報》，那上麵有他幫助黨整風的幾次發言（所謂右派言論）以及批判他的文章。後來我還找到了當時《人民日報》批判他的文章。我發現，他提的意見跟鄧小平的改革主張幾乎一樣，批判他的文章沒有一條能站得住腳。於是我就用鄧小平以及朱德、華國鋒等人的有關言論做論據對批判他的文章逐條加以反駁。積壓在心裏對嶽父的思念和對那場運動的鄙棄全都傾注到申訴信的字裏行間了。我覺得，我一生寫文章從來沒有感到心裏這麽痛快過。這是我為嶽父做的唯一一件事！
1982年初，嶽父終於獲得了“改正”，福建有關方麵還為他開了“改正”大會，邀請家屬參加，副省長和省委統戰部等有關單位領導也都出席了。遺憾的是他沒有看到我們一家後來的幸福生活！
學功嗎？反共反中嗎？這樣的經曆，是這類人的“履曆”，不管是真是假。
但我覺得，作者最後一句話，很坦誠，真實。因此上兩問的答案，應該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