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新年伊始，當各國都在迎接2017年的朝陽時，世界也在全球化背景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新年賀詞中表示，“中國人曆來主張‘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國人民不僅希望自己過得好，也希望各國人民過得好。”並提出真誠希望，“國際社會攜起手來，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把我們這個星球建設得更加和平、更加繁榮。”回顧剛剛過去的2016年，國際形勢可謂風雲變幻，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中，我們應該對哪些新現象格外關注？進而采取怎樣的應對之策？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多位專家學者，通過他們獨到的分析，為廣大讀者撥開迷霧，更深入地把握當今國際形勢。
趙晉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
全球經濟複蘇緩慢
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總體來說，當今國際經濟形勢正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最嚴峻的時期，主要表現如下：一是2015至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為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持續低迷，尤其是國際貿易增速連續5年低於全球經濟增速，跨境貿易對全球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這是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少有的現象。二是從一些主要國家來看，經濟增長明顯分化，總體複蘇緩慢，美國第三季度經濟數據略有好轉，但未來走勢存在較大不確定性，歐盟基本上和預期相近，也沒有出現明顯回升跡象；日本經濟重回通貨緊縮態勢,物價持續下降拖累經濟增長。
在經濟複蘇緩慢的背景下，世界經濟還麵臨著很多不確定因素和風險。如英國脫歐對歐盟和全球經濟產生巨大的下行壓力，其影響已有所顯現，隨著脫歐進程的推進，這種影響還會進一步擴大。這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因素。從麵臨的風險來看，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人們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前景偏於悲觀，他在競選中的政策宣言和主張具有顯著的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傾向，如宣布美國將退出TPP、對貿易夥伴國“不公正貿易”進行調查和采取所有可能的報複性手段、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並采取加征45%關稅等。這些政策如果在他就任後得到落實，將對全球貿易和投資產生重大衝擊，而且這種影響也會拖累全球經濟增長。
目前全球經濟的表現越來越讓人聯想到上世紀2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時期，那次也是因為貿易保護主義導致的國際貿易極度萎縮。從數字來看，1929年全球貿易達到700億美元，危機結束之後1934年全球貿易隻有200多億美元，縮減了三分之二。究其原因，貿易保護主義是造成危機加重和難以從中擺脫出來的一個重要因素。現在，國際金融危機過去了8年，世界經濟還沒有真正擺脫其影響,如果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無法得到優先控製,有可能重新將全球經濟拖入衰退邊緣，這樣的風險是存在的。
在麵臨嚴峻挑戰的同時，全球經濟形勢中也出現了一些積極因素。首先，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有所回升，如OPEC限產之後國際原油價格和國際能源價格有所回升，通貨緊縮壓力有所緩解。大宗商品進入上升階段進而帶來庫存的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帶動經濟增長。如果這種趨勢能夠保持，依據IMF的預測，2017年的全球市場將比2016年有所改善。包括中國，2016年第四季度對外貿易增長有明顯提升。國際市場出現回升的跡象，對我們來說是利好因素。
其次，中國經濟在經過前一段時間的調整後整體上保持比較穩定的增長態勢，這對於提升消費者、投資者信心，對於穩定全球經濟增長形勢有明顯積極影響。
總體來看，主要國家經濟複蘇緩慢，但在國際市場出現一些需求回升跡象，關鍵是各國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共同遏製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才有可能使得目前的回升苗頭保持和延續。對中國來說，需要堅定信心，通過持之以恒的調整和轉型，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果逐漸顯現，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經濟繼續保持“穩中有進”的增長態勢還是有很大可能的。
未雨綢繆應對貿易摩擦
保持定力推進對外開放
第一，麵對當今的國際形勢，我們應堅定信心，對已經確定的部署加緊落實和推進，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全麵轉型升級，以這種態勢來培育我國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第二，對於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趨勢，中美之間貿易投資領域的摩擦預計在今後一段時間會明顯增多，我們應未雨綢繆，采取必要的措施做好準備。同時，要加強中美間的政策溝通，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在中美經貿關係上，今後一段時間應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應對貿易摩擦方麵。繼續推進中美投資協定談判，爭取早日簽署協定，為資本層麵的中美經濟融合發揮積極作用。
第三，2017年，我們還應繼續著力於為企業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幫助企業紓困解難，提升國際競爭力。如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改善企業融資環境，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等。同時要加快對外投資管理製度改革，為企業走出去發展國際化經營創造有利環境；還要加快與周邊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各個領域的合作，構建互利共贏區域合作網絡，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創造更加便利的基礎設施條件和政策環境，提供更多發展機遇。
第四，在TPP麵臨夭折、TTIP談判停滯，以往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經貿規則重構嚴重受阻的背景下，我們推進區域經濟合作的努力不能放鬆。國際上許多人認為在美國將奉行孤立主義政策的形勢下,未來引領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國家應當是中國。麵對逆全球化潮流泛起的嚴峻形勢，習近平主席在秘魯利馬參加APEC峰會時再次發出加快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的重要倡議，得到了亞太許多國家的積極響應。這恰恰是中國未來引領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重要機遇。
第五，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為中國加強和深化與沿線及周邊國家之間的合作創造重要平台。如今很多西方國家對“一帶一路”也表現出很大的興趣，其中美國方麵曾表示未來“一帶一路”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將為中美之間提供合作的機遇，成為合作的“黏合劑”，這是我們需要抓住的機遇。通過不斷推進合作，一方麵讓各國“一帶一路”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另一方麵也是中國拓展新的發展空間、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重要機遇。
總之，當前的國際形勢盡管還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但我們要立足長遠，不僅要采取必要措施，解決當前麵臨的短期性問題，更重要的是要始終保持定力，堅持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既定方針，為中國經濟長期持續較快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
範德尚：北京大學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不斷變化中的世界
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從2008年開始的華爾街次貸危機、西方國家主權債務危機，到全球金融、經濟危機，從阿拉伯世界的動蕩，到查理周刊凸顯出的價值觀念的衝突，從占領華爾街運動到倫敦騷亂，從英國脫歐公投，到特朗普勝選引發的美國遊行示威、社會撕裂，全球化進程中的世界同時又是一個充滿動蕩、不滿、衝突和對立的世界。由宗教文化和社會分化等因素引發的衝突和對立日趨複雜，整個世界政治、經濟形勢風詭雲譎，複雜多變。
與此同時，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科技變革正在對當今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社會階層分化帶來深刻影響。經濟發展方式由工業化大機器生產進入深度融合知識、技術和信息的智能化生產時代。傳統行業在科技變革的影響下或走向衰落或被迫轉型升級，依托高層次人才的新的研發型企業開始出現。科技的變革同時造成社會貧富分化和社會問題。以美國為例，美國汽車製造產業的工人在上個世紀隨著美國製造業外遷開始失去工作。奧巴馬總統上台以後，致力於讓美國的製造業回歸，解決產業工人的失業問題。但現實是，融合了智能、信息和自動化技術的智能機器人永久地取代了美國產業工人的崗位。
從根本上講，全球化和科技變革是推動當今世界變化的兩大根本性力量。在世界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貧富差距問題顯得尤為突出。全球化一方麵使得全球投資設廠的財富所有者因更大投資回報而變得越來越富有，另一方麵使得因製造業外遷而失去工作的產業工人陷入貧困。科技變革在造就少數因專利技術、商業模式創新而一夜暴富的技術新貴的同時，科技創新和新的商業模式使得傳統產業工人、傳統商業領域的服務人員永久地失去了工作。根據瑞信研究院2016年11月22日公布《全球財富報告》，最驚人的發現在於，全球財富金字塔底層的35億成年人人均擁有的財富不到1萬美元，他們擁有的財富僅占全球總財富的2.4%，而3300萬的百萬富翁，僅占全球成年人口的0.7%，卻擁有全球45.6%的財富，這意味著貧富差距在日益擴大。
英國在脫歐公投之後開始了全球化和科技變革時代的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帶來的問題深入反思。令人遺憾的是，英國脫毆公投後的反思和教訓並沒有為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所汲取。從占領華爾街、英國倫敦騷亂，到英國脫毆公投，全球化和科技變革時代失落者曾多次通過示威和數人頭的民主政治表達要求變革的訴求。特朗普的勝出正是因為他“聽到了其他人沒有聽到聲音”，變革的訴求在美利堅土地上再次唱響。
王鴻剛：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所長
解析各國亂象 把握戰略機遇
從國際形勢來看，2016年是金融危機以來積累的矛盾進一步醞釀變化並加速發展的一年，國際上顯得非常“不平靜”，例如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菲律賓“非傳統”領導人當選、韓國政局亂象、巴西總統彈劾等。這些國家、地區之間的衝突，各國內政外交上的矛盾加速發展、矛盾繼續發酵，因此總體來說2016年是“意外”較多的一年。
造成上述這些現象， 直接原因就是金融危機之後的矛盾還沒有得到解決，而深層的原因則是源於冷戰後至今並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政治架構、安全架構，也沒有形成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路徑。金融危機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經濟模式不當的結果，金融危機後舊的經濟模式被打破，新模式沒有建立。與此同時，冷戰後美國的實力有所下降，新興國家實力整體上升，出現了較大的力量轉換。可以說，今天我們看到的國際亂象是經濟的分化引發各國實力的此消彼長，從而引發一係列矛盾的產物。
在這種亂象之下，各國的處境千差萬別。一些 “日子不好過”的國家更容易表現出矛盾和分化。究其深層原因還是“後冷戰”秩序這種不穩定的過渡性秩序，逐漸呈現出一種不可持續的狀態。所以說，我們正處於“舊秩序將退未退、新秩序將出未出”的曆史方位，是一個很大的轉化期，有很強的不確定性。
麵對複雜的國際形勢，我們一方麵要變中求穩，另一方麵要穩中謀進。目前國際形勢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變”，因此我們需要在“變”的過程中保持一種戰略定力，也就是說，自己必須先穩住。當下我們國內在進行經濟上的結構性改革、“四個全麵”戰略布局等方麵的工作，同時在強化思想政治、維護國家安全等方麵作出一係列努力，都是在國際大變局中穩定國家的係列舉措，這種在變中求穩的態度不僅難能可貴，而且也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麵。
同時，在穩的基礎上還應該積極“謀進”。過去幾十年，中國的發展得益於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而未來幾十年，中國的戰略機遇則主要是在國際大變局中捕捉。這方麵，我們也是有很多主動性舉措的。比如對外戰略層麵搞好新型的大國關係，地區層麵搞好周邊外交、積極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在國際秩序、全球治理層麵主動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在國際秩序的重塑、國際規則的重塑方麵積極引領，等等。在世界經濟的結構性改革、安全框架的重塑、大國關係框架的構建、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等方麵，中國都采取了非常進取的做法，這是穩中謀進的表現。
變動不居的國際環境下，中國的戰略風險在增加，戰略機遇也在增加，我們需要在更高的平台上博弈，因此，我們在穩定國內形勢的基礎上，要在國際上積極布局，如更多地參加聯合國層麵的活動，推進海外利益保護體係的建設，等等。未來五到十年，國際大變局中依然有很多新問題需要處理，在這樣一個高風險時代，對於我們來說更應抓住機會更好地展示自己、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國方案，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和引領能力，並使所有這些努力最終服務於我們的“兩個一百年”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這一目標的實現。
陳慶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國際形勢多變 挑戰與機遇並存
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深遠，至今其後續影響還不斷地在政治、經濟、社會、安全等各領域顯現，投射到國際形勢上，也使國際形勢呈現出很多新特點，出現了很多不確定性。政治上，多國出現變局，有些國家和地區甚至出現了政治動蕩。2016年以來，民粹主義、大眾政治則影響著一些國家的政治穩定，一些“另類”的政治人物競相上台執政。經濟上，世界經濟複蘇緩慢，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貿易戰、金融戰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出現。安全方麵，地緣政治競爭出現加劇的傾向，如美國與俄羅斯在中東歐地區競爭加劇，亞太地區如東海、南海問題、半島問題升溫乃至印巴關係緊張等。而非傳統安全方麵的威脅也日漸突出，恐怖主義愈演愈烈，“伊斯蘭國”盡管遭受沉重打擊，但其威脅外溢的風險也不可小覷，一些外籍聖戰分子回流本國並發動恐襲的威脅加大；同時，一些新型安全挑戰，如流行病、異常天氣現象頻發等，都為國際形勢帶來新的安全挑戰。
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下，應看到挑戰與機遇共存。不論是麵對各國政局的動蕩，民粹主義的蔓延，還是貿易保護主義乃至經濟下滑，我們都應看到，挑戰襲來的同時也往往孕育著巨大的機遇。窮則思變，這將成為各國推動深化改革的寶貴契機，也是各個國家加強國際合作、管控危機的機遇。
對於我們國家來說，首先要辦好自己的事情，從各個方麵深化改革，提升綜合國力；其次，麵對複雜的國際形勢要保持自己的戰略定力，把握自己的戰略方向，不要因一時一事而自亂了陣腳；再次，堅持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拓展與他國的利益交匯點，推動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共贏，化解外部挑戰，推動國際關係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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