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蒂斯畫女人
離開紐約的前一天,正逢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的“馬蒂斯:剪紙”特展開幕。馬蒂斯油畫作品的真跡,還有他的雕塑作品,我此前都曾看過一些,剪紙作品則隻見到印刷品,然而與真跡對比一下就知道其間的差異了。印刷品除了顏色不無失真之外,彩紙的拚接痕跡,粘貼所形成的層次感,以及用別針和大頭針固定的方式,都不太容易顯示出來。馬蒂斯漫長的創作曆程的方向就是趨於簡化,這些剪紙作品可謂臻於極境了,但越是簡化的就越受不了哪怕絲毫的失真。
看罷特展,我對同去參觀的F說,這回體會特別深的是馬蒂斯對“形”的得心應手,至於在“色”上的別出心裁就無須多言了。譬如全套四幅《藍色人體》(1952),方法和材料看似那麽簡單,描繪形體與動作卻簡直出神入化,可以說實現了形與色最大程度的和諧。
“藍色人體”
馬蒂斯此前的油畫作品,最能與此相呼應的大概是《舞蹈》(1909—1910)。這幅畫充滿運動感、節奏感,其中每個跳舞的女人仿佛都隻是暫時的存在,似乎看得到她們上一瞬間是什麽樣子,下一瞬間又是什麽樣子,而這連續不斷的運動又構成五個女人的整體運動的一部分,正如有人所形容的那樣,“一直跳到死”。
“跳舞”
馬蒂斯雖然盡量把立體畫成平麵,但卻比別人畫的立體還要形象、生動。舉個例子,我曾在新澤西的大地雕塑公園裏見到一座巨大的《舞蹈》雕塑仿作,給我的感覺卻是五個僵直的女人手拉著手,被禁錮在那個地方了。《舞蹈》已經擺脫了具體的情景,趨向更豐富、更多變化的幻覺空間。《舞蹈Ⅱ》(1932—1933)則有進一步簡化的趨勢,如果說《舞蹈》中藍色代表天空,綠色代表草地的話,構成《舞蹈Ⅱ》背景的黑、藍、紅三色已經沒有了具體含義,而畫中的背景與跳舞的女人就像貼上去的剪紙似的。到了剪紙作品如《藍色人體》,則將背景完全簡化掉了。
回過頭去看野獸派時期的馬蒂斯,在《戴帽子的夫人》(1905)和《綠色的條紋》(1905)中,馬蒂斯夫人的臉上之所以被塗了醒目的鮮豔綠色,是要證明通過色彩能夠實現什麽,旨在宣示繪畫的自由與隨心所欲,然而這仍不過是對作為某種意識、某種趣味而存在的社會——具體落實為將來那個站在畫前的觀者——的應對與挑戰而已。
“戴帽子的夫人”
“綠色條紋”
真正的隨心所欲是非對象化的,而對象化就是社會化。畫《舞蹈》、《舞蹈Ⅱ》等油畫作品,做《藍色人體》等剪紙作品的馬蒂斯,不再挑戰什麽,也不應對什麽,他是得大自在者,生命在其筆下紛紛呈現出本然狀態。這時的馬蒂斯,真正達到了隨心所欲。
在剪紙作品《藍色的裸體》和此前的多幅油畫如《藍色的裸體》(1907)、《躺在紅色沙發上的裸女》(1918-1919)、《舉手臂的摩爾人》(1923)、《藍靠墊上的裸女》(1924)、《有裝飾背景的人物》(1925)、《粉紅色的人體》(1935)等作品中,女人們或坐或臥,總是擺出自己最舒服的姿勢,如一條腿蜷起,另一條腿伸直或稍蜷,抑或是有名的“扭位”。擺出這樣姿勢的女人有時望著我們,但又好像目中無人。非對象化特別體現在這些女人身上。她們不是要擺樣子給我們看,而是她們自己覺得自在,她們樂意這樣。
“藍色的裸體”
這種女人若用“幸福”、“快樂”之類的詞形容總歸要隔一層,因為她們並不按照世界上的現有標準行事,她們根本不想表現她們的“幸福”、“快樂”。我看有時她們或許還有些煩惱也未可知,誰知道呢,這是些自說自話的女人。馬蒂斯在他的畫中,實現了畫家的“我”和畫裏的“她”的雙重自在——她們隨心所欲,他也隨心所欲,而觀者隻不過是恰好看到了這一情景而已。
(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