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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6 10:44:13) 下一個

鄧小平反思“文革”浩劫:老實說對不起人民

2016-05-17 

 

       “文化大革命”是我們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大曲折。應該如何認識“文革”?1980年8月,鄧小平同誌兩次會見意大利記者法拉奇,以坦蕩的曆史胸襟和客觀鮮明的政治態度回答了當時國內國際都非常關注的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同誌和“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

 

      一、“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

“文化大革命”曆時10年之久,名義上是堅持和捍衛社會主義、堅持和捍衛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嚴重損害了黨和社會主義,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文革”結束時的中國,是一副怎樣的圖景呢?

政治上,“文化大革命”嚴重混淆敵我,嚴重踐踏社會主義民主法製,造成冤假錯案堆積如山。據統計,“文革”十年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高達230萬人,占“文革”前夕全國1200萬幹部的19.2%。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被審查的幹部有29885人,占幹部總數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級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達75%。據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統計,僅因劉少奇問題而受株連的“案件”就有2.6萬多件,被判刑的達2。8萬多人。黨和政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於癱瘓和不正常狀態。公安、檢察、司法等專政機關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機關都被搞亂了。

經濟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國國民經濟的巨大損失。1977年12月,據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估計,“文革”十年在經濟上僅國民收入就損失人民幣5000億元。這個數字相當於建國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


“文革”期間,有5年經濟增長不超過4%,其中3年負增長:1967年增長-5.7%,1968年增長-4.1%,1976年增長-1.6%。1978年2月,華國鋒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由於“文革”的破壞,僅1974年到1976年,全國就“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文化上,這場由文化領域肇始的“大革命”,對教科文的摧殘尤其嚴重。無數的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遭受浩劫,一大批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受到殘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先後被列為打倒和審查對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達229名。

上海科技界的一個特務案,株連了14個研究單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殘酷迫害的科技人員和幹部達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殺(《科技日報》2008年3月17日)。從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沒有組織過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學。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表明,當年全國文盲半文盲多達2億3千多萬人。

 

      二、“文革”結束時,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狀況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資生活。然而,從1957年到1976年,全國職工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幾乎沒漲過工資。1957年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進反退,還少了49元(《新中國經濟50年》,第897-898頁)。

 

很多生活消費品供給不足,需憑票購買。糧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稱作“第二貨幣”。

“三轉一響一哢嚓”(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照相機),五大件置備整齊不到600元,但對很多家庭來說,雖個個心向往之卻隻能敬而遠之。服裝從顏色到樣式,單調劃一,藍、黑、綠、灰,是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主色調。住房相當困難。

改革開放初期,上海180萬住戶中,按國家標準,有89。98萬戶為住房困難戶,占了總戶數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戶;父母與12周歲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戶;12周歲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戶;兩戶同居一室的44332戶;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戶。住房大多沒有客廳,進門就是臥室,廚房,衛生間很多是幾家合用。

再看農民的生活。安徽農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萬裏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到任以後,萬裏先後來到蕪湖、徽州、肥東、定遠、鳳陽等地調研,所見所聞,使他大為震驚。

他後來回憶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麽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麽窮!”

據原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統計的數字: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均收入低於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

 

    三、鄧小平打出的沉重“問號”

鄧小平從第三次複出伊始,他就對“文革”這樣的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的這種“優越性”打出了沉重的問號。

1977年12月26日,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和夫人喬伊斯時,他尖銳地提出:“怎樣才能體現列寧講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麽叫優越性?不勞動、不讀書叫優越性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後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

1978年9月,在東北三省視察期間,他說:“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20多年還這麽窮,那要社會主義幹什麽?”

這一連串的“問號”,實際上也是發出了重新探索“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強有力的信號。社會主義絕不能夠再像“文革”這樣搞下去了,中國再也不能像“文革”這樣折騰下去了。
  

四、“文革”已被徹底否定

       如今,“文革”那一頁徹底翻過去了,改革開放的大跨度前進把中國帶到全球化的前沿,我們用一心一意做實事,創造了與外部世界相比的贏局。而把發展放在中心位置,是最基本的曆史經驗。

無論是嚴懲腐敗、依法治國,還是發展民生、縮小社會差距,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努力做世界上最有活力的探索者、實踐者。這方麵,我們理應有“三個自信”。


在最接近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時候,最要緊的是凝心聚力、團結奮鬥,不忘“發展才是硬道理”,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一些幹擾或許很難避免,但隻要我們有排除幹擾的能力,有不為幹擾所動的定力,中國的前進就不會被打折扣。

  我們早就對“文革”說拜拜了,今天可以再說一遍,“文革”不能也不會卷土重來。中國今天的格局中已根本不再有“文革”的位置,關於它是否會重演的爭論,答案是非常明確的。計算機聯網的時代,何須擔憂算盤會不會漲價。

 

中國人的集體思維升華了不知幾個維度,人們絕不會允許“文革”那一套再追上來糾纏我們。

來源:新華社、環球時報 圖文編輯:華山穹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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