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閑話
古稀老翁防癡呆，學習碼字非有才，有話則長無話短，藝術本是開心菜。無病呻吟莫恥笑，偶有得罪莫見怪，君子自有常來客，清茶淡酒敞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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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背後不為人知的那些事
一幅畫，對觀者來說，意味著畫麵上出現的線條、色彩，它們組成的圖形、形象，然後通過它們，去感受畫家所要表達的感覺、情緒或所陳述的故事。
對畫家來說，更多的卻是意味著他孕育了一件作品，一個“十月懷胎”生下的孩子。從“孩子”的臉上，他經常可以重新看見曾發生過的一段生活與經曆，喚起那已然沉睡了的記憶，那鮮為人知的陳年往事。
下麵我想用自己60-80年代前後三幅不起眼的舊畫為楔子，來講講這幾張畫背後不為人知的那些事。
（一）劫後餘生
《團結湖的早晨》作於1960年
1960年下半年，美院二年級，我18歲。任課的是戴澤老師，要求我們在課外結合寫生畫一張風景創作。那時的團結湖（現《團結湖公園》前身）是六裏屯公社的一個廢窯坑，離我住家-英家墳紡織研究院宿舍不遠，我就畫了這麽個景，現在看來明顯是受了俄國列維坦的影響。這幅畫被作為“學生成績”留校了。
美院畢業，分到朝陽區文化館工作，我就住到了文化館，和現在北京畫院的賈浩義合住一間小平房。文化館工作經常下鄉，雖然離家隻有兩站路，也很少回家。文革開始後更是如此。
不久，父親被冠以“地主、資本家兼反動學術權威”遭批鬥，勒令監督勞動，打掃廁所樓道。
有一個周末回家，隻見家中亂七八糟，大件家具都沒了，父母床上的席夢思墊被捅了幾個大窟窿，立在過道裏，木板床鋪上了稻草。
家中隻有母親一人，她見是我，關上門，趕緊把我拉進裏屋，壓低了嗓門，用上海話告訴我“紅衛兵來過了，值眼銅錢的麽事麽，都抄走了，伊拉講儂這點畫，問題斜起大，叫啥封資修，要我拿到院子裏，當著大家的麵，全部燒忒了…”
我記得清清楚楚，她說話時的眼裏充滿了一種無名狀的恐懼。我隻好盡力安慰她：“不是光咱們家這樣，這是一場大運動。畫不重要，人沒事就好。想開些，都是暫時的，一切都會弄清楚的”。
就這麽簡單，我在美院學習五年中畫的所有的畫，一天之內全部變為灰燼。
78年考上了研究生，畢業後留到了美院壁畫係當老師。美院步入正軌後，清理財產，發現了這一幅幾乎已被忘卻了的畫，居然還在美院倉庫中沒被銷毀。老天有眼，我的畫在慘遭文革“滿門抄斬”的浩劫後，終算僥幸地留下了這一“趙氏孤兒”，作為我30歲前作品的唯一見證。
（二）為了爭得畫畫的權利
《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作於1974年
1974年，同是美院排球隊的隊友，畢業後分在中國青年社當美編的美術史係同屆同學肖星（參見“他們未能成全畫家夢”一文照片），突然來文化館找我。
他告訴我：剛從幹校調回來不久，中國青年社接到上級指示，停頓多年的《中國青年》雜誌要在年內複刊，複刊第一期內容大綱已草擬出來，領導要求在雜誌中加一油畫彩色插頁，需要一張反映偉大領袖毛主席關心青年成長的新油畫。但是，現在所有的美術專業單位，像美院等還都在幹校勞動，根本找不著人來畫，時間又非常緊，他思來想去就想到了我。
當時《中國青年》雜誌社就在朝陽區三裏屯，離小莊文化館很近。那兩年朝陽區文化館也小有名氣。當時為了爭取機會畫畫，我們借開展工農兵“群眾美術創作”活動的機會，組織調動社會上的一些業餘美術骨幹在一起搞創作，創作了不少入選市美展的作品，入選數量在北京18個區縣中“名列第一”。（這在當時也是衡量一個區“抓革命，促生產”政績的一項指標）於是他寄希望當時在文化館工作又是搞油畫的我這個老同學，能來幫他解決這一棘手的任務。
其實，他並不知道我當時在文化館的處境並不好，那時的館領導根本不想讓我畫畫，還整了我一堆黑材料，恨不得把我打成反革命。他如果直接去找館領導，這事肯定砸了。我告訴他，你要我辦你忙，隻有一條路：你拿著你“中央要求《中國青年》年內複刊，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任務”的尚方寶劍，直接去找朝陽區委宣傳部長。宣傳部長並不認識我，但是他會明白這是一次難得的取得“政績”的好機會，他不會輕易放過。
果然，肖星去找區委的第二天，宣傳部長便直接把我叫了去，告訴我有一個極為重要和光榮的政治任務交給了朝陽區，問我有沒有決心和能力去承擔。當然，我也照樣要表示一下，我決不辜負黨的信任，一定全力以赴，努力完成這一重要的革命任務 …。
事不容遲，從區委出來，騎車就上了朝陽區兩位畫油畫的中學美術老師家，一個是後來任美院國畫係博導的李少文，一個是後來任北京教育學院油畫教授的李鴻遠。二話沒說，把他們拉到三裏屯中青社，見了肖星，聽他講清要求，住進了中青社宿舍準備出來的一個空單元，便開始“戰鬥”。
第一個戰役是連續兩夜沒睡覺，用了不到三天的時間，畫出了《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的木炭素描大稿，拍成照片，附在複刊首期的所有文稿之後，一起送審。
大約一個多星期後批件下來了，肖星讓我們看了批件。送審文字連同畫稿，經由當時抓青年口的謝靜宜，一直送到中央文革，諸如吳桂賢、紀登奎、姚文元...直至江青，每個人都在頭頁傳閱名單的名字後麵畫了一個圈，表示已閱，這樣畫稿就算是通過了。
接著，要求我們在15天之內將油畫完成，以便及時照相製版，如期複刊。剛畫了不到一個星期，肖星告訴說社領導要來看畫。
說來湊巧，這天下午是北京特有的那種昏黃的風沙天，單元房窗戶本來就不大，呼呀呀進來一幫人，堵在畫前，把僅有的一點亮光也都給檔上了，畫又剛畫到半截… 總之，怎麽看，怎麽不滿意，各位領導們便七嘴八舌的提出種種意見，諸如偉大領袖應該更加榮光煥發，更加光彩奪目之類的話，甚至建議像舞台似的給主席打上一個聚光燈，讓主席光芒四射，放出光來。
領導走了，我們仨，就跟挨了一頓臭揍，無話可說。拚死拚活幹了一個星期，每天睡不了幾個小時，就撈了這麽個結果。一幫不懂畫的領導，提的意見你都沒法回答，怎麽改？這種情況下，沒法接著畫，我就說全都睡覺去，先補一下這些天缺的覺，明天醒了再理會。
一覺醒來，畫全變了。原來李紹文他睡不著，一賭氣爬起來，把畫右角上的書架和女孩畫成了室外的陽光效果 — 就跟印象派似的陽光燦爛。他氣吭吭的說：他們不是要光彩奪目嗎？讓他們來看看好了！
這時我已經冷靜了下來，我分析了所發生的一切：原因不出在咱們的畫上，出在他們不放心我們這三個“非專業畫家”的心理上。因為素描稿已經由這麽多要人畫了圈，畫成油畫後一旦上邊不滿意，怪罪下來，這個“欺君之罪”他們擔當不起。
我對他倆說：現在絕對不能亂了陣腳，咱們沒有退路，這關係到今後咱們在朝陽區還有沒有可能再畫畫的問題。現在就剩下了這麽點時間，不能改，隻能按原草圖，盡咱們最大的努力把型畫準，色彩畫舒服，保證按時間把畫完成。
肖星壓力也很大，兩麵作難。在領導“請專家來看看”的要求下，他把當時正好在三裏屯家中養病的靳尚誼老師給請了來，靳先生和我很熟，我把情況前前後後一說，他把畫和畫稿也都看了，跟肖星說：“我看張頌南他們能畫好，沒問題，用不著我來改。”肖星有了靳先生這番話當回執，總算把領導們的意見給化解了。
其實，這些不懂畫的領導都是瞎操心。畫樣印出來後，隨同《中國青年》複刊印樣送審，又是照樣，在每位首長畫圈之後批了下來，對畫自始至終沒說過一個字。至今我都懷疑，他們是否認真地看過這幅畫。
第二年，我們又重畫了一張（原畫歸中青社所有），入選全國美展年畫展，美術館收藏。人民日報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那天，在彩色版以半版配文發表，全國十幾家期刊予以轉載，三家出版社印成年畫發行，北京知青辦印成年曆發送到每個知青手中...署名是：《朝陽區群眾美術創作組》。
文革結束，四人幫被抓、公審、判刑。中國美術館將此畫撤出收藏，內框、外框都沒了，就是一卷畫布，用繩一捆，退回文化館。被塞進了美術活動室角上一間幾平米放畫板畫架的儲藏室。
80年代初，文化館曾把我作為嘉賓請回去參加一項活動，我去儲藏室看了看，文革期間創作的那些畫都沒有了，美術組也全換了新人，問誰誰不知道，“不知去向”。是啊，除了作者外，誰還會去關心他們呢？
（三）一個被腰斬了的展覽
《誰之罪》宣傳組畫之一 作於1979年
四人幫倒台，***複出。四人幫罪行開始揭發，其中駭人聽聞的罪行之一，是對公開反對四人幫的張誌新割喉處死，其直接負責人應是***。
那時我剛回到美院讀研究生，美院文革後的首屆研究生五個係共54人，來自全國各地，可以說是朝氣蓬勃，充滿了活力，對社會上發生的事也非常關注。當有人捎來消息，說美術館要搞一個《紀念張誌新烈士畫展》時，研究生們都義不容辭，積極參與了這一創作活動。當時，我也根據報上發表的張誌新烈士講過的一些話為題，畫了六幅一套宣傳組畫。
展覽如期在美術館開幕了。形象化的圖畫要比文字更讓人震撼，這一無法無天殺人的罪案，無疑要引起人們更多的質疑和思考:為什麽這類血淋淋的事情，在光天化日下就這樣發生了，誰能講得清，誰敢講得清？
也許是展覽對公眾的震撼太厲害了？也許是張誌新事跡的宣傳觸及了更深層次的政治禁忌？展出剛一周多，接到來自“上級”的指示，展覽被撤了。
這幾張畫是用水粉畫在紙上的，幅麵也不大，比較容易便保存了下來。2012年回國舉辦《70油畫展》，我在妹妹家整理舊畫時又翻了出來。看到後感慨萬千：人命不值錢，張誌新烈士犧牲40多年了，究竟是權大於法還是法大於權，弄清楚了嗎？她的血，難道就白流了嗎？今天的年輕人，他們還會知道或關心誰叫張誌新嗎？這些畫還會有機會再和公眾見麵嗎？我無法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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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國際”網主吳鴻先生在《訪談錄》中講了一句重要和中肯的話：“中國社會現實的未來發展比當代藝術更重要”。
其實不單是“當代藝術”、所有的文學藝術都無法回避這個首要的前提。曆史證明，沒有一個正常發展的社會現實，就不可能有正常發展的文學藝術，生活在這一社會現實中的藝術家都無一例外。
以我自己的經曆，我從心底裏讚同吳鴻說的“中國社會現實的未來發展比當代藝術更重要“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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