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ZT)

張遠宏：告密者

 

那是樁文革舊事，時間大約是1968年~1969年間，當時各地的武鬥已經基本停息，文革已進入了清理階級隊伍和“五七”幹校階段。我當時是在重慶附近南川縣一個叫天星溝的山溝裏當一名建築工人修廠房，那工廠的名字叫東方紅機械廠，是當時三線建設的一個兵工儀器工廠。

一天下班回寢室，忽然看見寢室裏多了一張床。（我們建築工人剛到一新工地時都是住蓆棚，一般十多個人住在一起，床也就是一張涼板，冬天在竹涼板上鋪一個穀草紮的草墊子，上麵再鋪床草席就行了。能住上磚房寢室一般是工程的中後期，這些房屋是修給所在廠裏以後的員工住宿的）指導員和群專組組長也在屋裏。（當時我們修建國防三線廠的建築單位是準軍事管理，施工隊叫連隊，連隊專職的黨的書記稱指導員，“群專”是連隊裏的群眾專政領導小組，一般由基幹民兵的領導擔任頭頭），在他們旁邊有一老者，那老者正緩慢的拾掇著被蓋枕頭，那老者瘦身材、中等個，臉倒白淨，戴一副近視眼鏡，眼睛偶爾在鏡片後從整理的床褥上離開，遲疑的打量著指導員、群專組長和他要居住的新環境。

哦，我所稱謂的老者，不過就五十歲左右，老者姓楊，是重慶市一商業局或是二商業局的一名機關幹部，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可能因為是幹部被整成了“走資派”，被遣送到建築工地來監督勞動改造的。於是，在我們寢室裏，除了我的木工師傅，我木工班的師兄和我，又多了這麽個“老牛鬼蛇神”。

楊老者有文化，沒多久我們就稱他為楊老師了，在寢室裏沒有什麽“牛鬼蛇神”和革命群眾的界限。楊老師原是坐辦公室的，沒什麽建築方麵的技術，因此與他們那批下放來的人一樣，隻能在工地上做些挖地基、挑磚和搬運木料等工作，那可都是些要求出笨力的活計，以他們的身體是極難勝任的。所以，每次下班回寢室，楊老師身上都沾滿了汙泥。

因為是下放勞動，楊老師他們這批人帶的行囊都很少，記得他好像隻有一雙解放鞋，雨後的工地異常泥濘，楊老師的解放鞋被汙泥覆蓋著，連鞋麵的綠色都難看見了。下班回寢室後，楊老師總是坐在涼板床沿，任兩隻腳在床邊呆呆的吊著，眼睛呆呆的望著前方。他從不多說一句話，我們偶爾的交流，也是眼前吃喝拉撒的問題。

幾天下來，楊老師那白淨的臉就開始變得更蒼白了，在昏暗的燈光下，楊老師顯得那麽衰弱，那麽可憐。受晃悠著的兩隻肮髒的解放鞋和兩條肮髒的褲腿的啟發，我師傅的階級立場終於變得溫情脈脈了，他叫我將一個簡易的小木凳送給了楊老師，從此楊老師就可以坐在小凳上，背靠著床沿，這可舒服多了。但他的眼睛依然是呆呆的望著前方，可能是在想著當幹部時的好時光，或許也在思考著怎樣才能擺脫當前的困境，也或許是在思念遠方的親人。

文革期間，最麻煩的是看書。全國幾乎隻有毛澤東主席的書才能買到和閱讀，當時稱之為紅寶書的毛主席語錄和雄文四卷的毛澤東選集四卷本。我們單位裏當權的多是從部隊轉業的農村兵，毛澤東不準我們閱讀“封資修”的書有他的目的，但這些轉業兵不準我們讀書，恐怕隻是因為他們從不讀書。所以他們甚至連魯迅的書也敢禁，因為他們不知道這魯迅是毛主席稱讚的文化戰線的旗手。

在當時極為艱苦的生活條件下，我們的精神生活也極苦悶。物極必反，在當時看所謂禁書反而成為我們內心的一種欲望，看禁書也成了我們的一種“地下工作”。就在那些艱難歲月裏，《安娜·卡列尼娜》《九三年》《白鯨》等書籍在我們手中悄悄流傳，也讓我們記住了巴爾紮克、屠格列夫等名字，那些書籍帶給我們的歡欣成了我們一生中永恒的記憶。

有一天，我從朋友處借到了一本一卷本的《古文觀止》，那可算相當珍貴的珍寶了。平常我們看禁書，總是避開他人，一般是躲在放下的蚊帳中，借著外麵的光線來看，有時甚至得展開被蓋，將書放在被蓋裏麵，那閱讀條件是異常困難的。當時若是有帶短波的收音機，若是敢收聽台灣和美國的美國之音廣播，那更是要當作反革命送進監獄的。
記得一個下午，我因事未去上班，寢室裏無人，我就有恃無恐地坐在床沿上享受起《古文觀止》來。這時，楊老師不知怎麽回事也回到寢室來了，開始我心裏驚了一下，繼後看清了是他，心想他一個老階級敵人，比我們的處境還差，不至於敢把我怎樣。於是依舊大咧咧的享受著，那楊老師在他床邊摸索了一陣子，突然輕聲地問了聲：“什麽書？”“《古文觀止》”我漫不經心的回應了一句，“哦”楊老師閉口沒聲息了，《古文觀止》的文章和文辭繼續充盈和占據著我的大腦。

第二天晚上，隊裏例行學習會完結後，我早早躺進了蚊帳裏，正當我在《陋室銘》和《愛蓮說》中神遊時，蚊帳突然被撩開了。群專組長和兩個基幹民兵直挺挺地堵在我的蚊帳前，我是躲無處躲，藏無處藏，端端的被逮了個正著，《古文觀止》馬上就攥在了群專組長的手上。當我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的句子中返回現實中時，恐怕更多的是驚懼，與群專組長的對話就不用多寫了，嗬斥與恫嚇是正常的續篇，懲罰已難於免除。

不過我還是清楚地記得，群專組長離去時，對楊老師微微地點了一下頭。楊老師也略微哈了一下腰，送群專組長出門。

第三天的學習會就是對我的批判了，並沒有捆綁我，當我被群專人員推到會場的前麵時，還看了一眼台下，楊老師他們那幫“走資派”坐在會場的前幾排，還是那蒼白的臉，眼鏡有會場上燈的反光，看不清他的眼睛。站在我旁邊的兩個基幹民兵命令我低頭、彎腰、宣布了我看“封資修”四舊圖書的罪狀，一百多人開始高呼“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等革命口號，那口號聲在寂靜、黑暗的山穀中低沉回蕩，真還有一點肅殺之氣。

接著是他人的重點發言，指出我們這些出生在非無產階級家庭的子女，拒不改造世界觀，宣傳資產階級沒落的思想，決沒有好下場。說我看《古文觀止》是對抗文化大革命，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等等，足足搞了一個多鍾頭，最後是我的認罪，接受群眾對我的批判，並保證要寫出深刻的認罪書來，一場批鬥大會才勝利結束。才二十來歲的我，腰部已然感到了長久彎曲後的酸痛。

幾天以後，疑惑終於有了答案，據群專組的個別人傳出，果真是楊老師揭發的我。但是“戴罪立功”的楊老師境遇並未有什麽轉變，他依然幹著那些力不勝任的繁重的體力勞動，依然帶著有肮髒的褲腿和鞋回到寢室，依然是那張越益憔悴和蒼白的臉，隻是在呆坐時更加沉默了。因為我，我師傅以及我師兄都更難與他說一句話了。

最令楊老師難受的是與我擦肩進門和出門時，楊老師更是側著身、低著頭，不敢看我一眼，心裏恐怕還有點畏懼，因為他可能擔心我會對他作出什麽報複的舉動。幸好楊老師他們那一批“走資派”在我們工地呆的時間不長，很快他們就返回原單位去了。他離開時，我未在寢室，他還請我師兄告訴我一聲，說他回城裏去了。

在數年後，我還在想，他為什麽要托我師兄向我告辭一下呢？他在揭發我時和之後都會想些什麽呢？我的答案是：當時我與楊老師處境都糟糕，但他比我還要可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時，我曾萌生過要去找他一下的念頭，想要弄清他為什麽要當這個“告密者”？但他究竟是屬重慶市哪一個商業局呢？我也記不清晰了。

向朋友去證實一下當時的具體情況，很多朋友都說記不清了。個別朋友還認為是多事之舉，該忘記的事就讓它忘記吧。而我卻將此事耿耿於懷，總認為那個混沌年頭的事，不該遺忘，因為那些事關乎著社會、人和人性這些重大的問題。最少，我向朋友借的《古文觀止》至今都沒能還給他。

2009年